粟裕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波瀾壯闊的中國人民革命戰爭中打出來的大軍事家。這個從未做過方面軍正式主帥又有著“兩讓司令一讓元帥”的歷史痕跡，被毛澤東欽點為攻臺總指揮和抗美援朝志愿軍統帥第一人選又被廣大軍事研究者和愛好者譽為戰神，創造過“在我的戰友中，有一個最會打仗的人，這個人叫粟裕”的最高認證又掀動新世紀最熱軍事歷史爭議的史詩級人物，顯然不是用一個職務上的謙讓、品質上的謙虛就能夠完整詮釋的，只有走出塵封的卷牘，走進歷史的原形，才能找到粟裕百戰不殆的原始密碼和盛極而衰的沉浮軌跡。

　　一、屬于歷史的軍事家

　　與其他領域一樣，軍事也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可以外延到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多個層級，內涵到軍隊建設、軍事指揮、軍事理論、軍事后勤、軍事情報等各個方面。從歲月的演進和沉淀來看，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軍事家，主要包括軍隊建設、軍事指揮、軍事理論三個方面的建樹，其中軍事指揮是提綱挈領的主旋律，能戰者，方具建軍、論道、備勤、識秘之能，而理論家不一定能帶兵，情報家不一定能打仗，后勤家不一定能用兵如物。

　　以軍隊建設傳世的軍事家很少，通常只存在于時效不長的現實狀態，或者內涵于軍事指揮家之中，比如人民戰爭中的羅榮恒、賀龍等。賀龍帶出了南昌起義主力部隊，起義失敗再回鄉創建第二方面軍主力,羅榮恒把山東八路軍發展到十數倍的規模，也是東野百萬擴軍的重要組織者和指揮者，堪為當代軍事家，但人民子弟兵的靈魂是毛澤東賦予的，羅、賀這些長于軍隊建設的將帥雖然與拉軍隊起家的張作霖、閻錫山、陳濟棠等軍閥有著本質的區別，要擠身未來軍事家的歷史行列同樣是有難度的。

　　以軍事理論名世的軍事家也不多，并且為了區別或突出其理論方面的建樹，通常冠之以軍事理論家或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茨以《戰爭論》蜚聲中外，但這個高級幕僚獨立統兵打仗是不是紙上談兵，不得而知；孫子以兵法立世，其掛帥出征依然是戰場名將，單一個軍事理論家有欠完整；毛澤東寫出了一系列俯瞰天下的軍事巨制，親自指揮三次反圍剿、三大戰役、四渡赤水等永恒經典，更是創建人民子弟兵第一人、用根據地解決子弟兵后勤第一人、用公開發行的報紙指揮打勝仗第一人，謂之軍事理論家、戰略家都太過單薄，他是無庸置疑的人類軍事第一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今后的世界再也不可能提供那樣足夠的戰爭智力平臺。近年來，為了打壓毛澤東抗日持久戰等理論，一些別有用心之徒把蔣百里也奉為軍事家，渾然不知聊一聊、議一議持久戰者在當時的中國不下成百上千，而能把問題說清、說透、說實者唯毛澤東一人也，蔣百里、趙括、馬謖這些人頂齊天算得上軍事學者。

　　軍隊后勤是戰爭、戰役、戰斗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但軍事后勤并非簡單、靜止的物資供應，乃是軍事主帥對供應數量、品種、時效、路徑以及極限損耗、備選空間、部隊耐力等各個復雜方面的綜合評估和把握，是軍事指揮能力的重要標志之一，而專司其職的后勤部、聯勤部和后方保障大員往往是軍事后勤的執行者，所以歷史上鮮有疏于后勤指揮而成功的軍事主帥，更沒有專于后勤保障而成名的軍事家，“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那樣的以偏概全揭示不了戰爭的本質。抗美援朝志愿軍在后勤保障極其緊促的劣勢下打敗了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國內戰爭時期國民黨軍在后勤保障能力遠遠超過對手的優勢下依然一敗涂地，就是關于戰爭與后勤辯證法的最好詮釋。

　　至于康生、李克農、潘漢年這些情報家，基本角色當為軍事助手。軍事情報本身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但其主要價值同樣取決于軍事指揮員的分析、甄別和運用。毛澤東能夠捕捉報紙信息指揮紅軍打勝仗，中央蘇區后期和長征前期的博古、周恩來、李德等面對同樣的情報系統被對手打得一敗涂地，粟裕在淮海戰役第三階段棄用來自敵方國防部的核心情報而成功截圍杜聿明集團等等，就是對近年來居心叵測的情報決定論的有力駁斥。

　　歷史證明，真正的軍事家，經得起大浪淘沙的軍事家，必然是以軍事指揮及其戰場建樹為主要支撐的。說得通俗一些，就是以能不能打勝仗、打了多少勝仗、打過多大規模和技術含量的勝仗為主要標準，這是客觀地而不是主觀地、歷史地而不僅僅是現實地評價軍事人物的基本前提和導向，也是研究和評論粟裕的一條準則。歷史告訴我們，老百姓才是包括軍事在內的一切公共事物的唯一合法評論主體，近年來一些所謂專業和權威對粟裕資歷、指揮等等的利益化解讀，對現實或許還有那么一些影響，但很快就會被歷史所淘汰，今天還有誰置疑霍去病、韓信這些軍事家的資歷？還有誰把演義和自詡當歷史，弄出魯肅孔明指揮赤壁大戰這樣的千古笑話？

　　毫無疑義，粟裕在二十余載以弱擊強、以少勝多的宏大戰場上，以黃橋、車橋、天目山、高郵、蘇中、宿北、魯南、萊蕪、孟良崮、豫東、濟南、淮海、渡江、上海等一系列戰役，奠定了屬于粟裕不可替代的現實和難以逾越的歷史，令一切戰爭實踐者、研究者高山仰止。這些戰役中的任其一例，已足以使粟裕如孫子之于柏舉、尼米茲之于中途島、孫臏之于馬陵道、曼施坦因之于阿登森林一樣名冠軍史，何況十數計經典戰役乎！一百年以后，一千年以后，一萬年以后，一切被利益者解構的所謂歷史爭議都將毫無懸念地煙消云散，最后剩下的就只有這些高聳入云的傳奇戰例及其沉雄深邃的韜謀、嚴謹練達的運籌、奇峻無痕的用兵和酣暢淋漓的指揮。是的，粟裕是為戰爭而生的人，是屬于歷史的大軍事家和軍事大家。戰爭史不滅，粟裕不死。

　　二、譚家橋之悟

　　譚家橋戰役是粟裕作為一個成熟軍事家的啟承點。在此之前，粟裕還是中革軍委、方面軍眼皮底下一個戰術單元或戰術集團的執行者，而此后的粟裕，已然是獨當一面、具有深刻戰爭哲學和獨特指揮風格的赫赫戰將了。1978年，粟裕又一次來到他當年戰斗過的地方——譚家橋戰場，扶挽流逝的硝煙，緬懷犧牲的戰友。他留下遺囑，百年之后要把骨灰撒在這片血火浸涅的土地上（粟裕墓如今靜臥于此），可見小小譚家橋對經歷過無數戰陣的粟裕影響有多深。

　　紅十軍團在譚家橋戰役及其后撤退懷玉山幾近全軍覆滅，成就的遠遠不止粟裕獨立帶出幾百人的部隊，留下紅七軍團和紅十軍團火種的顯著功績，而是由此凝成了影響他戎馬一生的最深刻啟示：

　　第一，戰役策劃的第一要務是領導班子團結。紅十軍團即敗亡于班子傾軋，這個根子在組編紅七軍團時就已經埋下。尋淮洲是當時紅軍最年輕的軍團長，從士兵摸爬滾打到主將，非常英勇善戰，但軍政大權實際掌控在政委樂少華和中央代表曾洪易手中，尤其是留蘇的樂少華，握有當時政委奉行不二的最終決定權，與尋淮洲經常發生沖突。據政治部主任劉英回憶，紅七軍團從中央蘇區出發到閩浙贛蘇區與新紅 10 軍會師，這支部隊就沒有成功開過一次完整的會議，不是誰缺席就是彼此爭吵，甚至在會上大打出手。兩軍會師后，尋淮洲被降為師長，軍團長劉疇西不擅運動戰，軍政委員會主席方志敏多數時候也處于被架空狀態，實權還是在中央代表等人手里，山頭掣肘、軍政脫節造成指揮上矛盾重重、猶豫不決。粟裕身陷其中，深受其害，在其后的軍事生涯中始終把領導班子團結作為戰役策劃之首要，留下了很多處心積慮、殫精竭慮的歷史痕跡。

　　第二、服從上級而不盲從上級。追根溯源，紅七軍團和紅十軍團的班子內耗首在王明集團的微操。紅七軍團的前身是閩浙贛蘇區方志敏領導的原紅 10 軍，第四次反圍剿調入中央蘇區改編為紅七軍團過程中，為防止山頭，對干部隊伍進行大換血，同時派曾洪易、萬永誠、倪樹寶等到閩浙贛蘇區架空方志敏等原班人馬，其實就是王明集團把持的中央不準別人搞山頭而自己搞山頭，硬生生地把紅七軍團、新紅10軍和兩軍整編后的紅十軍團搞得四分五裂，而最高層級的戰略指揮更是不問實際、顧此失彼，無視戰役集團將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的合理機動空間。這些刻骨銘心的慘痛教訓，與紅巖烈士《獄中八條意見》“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等認知有著共同的土壤，這是粟裕在以后的軍事生涯中，一貫敢于“斗膽直陳”的思想源起，而在敵強我弱的長期困局中，上級和同事對生存、勝利的渴望有可能改善一些宗派主義、官僚主義而接受更為切合實際的意見，則是粟裕善于改變上級決策的實踐基礎。

　　第三、用兵之道在于菩薩心腸、霹靂手段。慈不掌兵謬在小慈而非大仁，為戰之大忌。粟裕從南昌起義、三合壩阻擊、湘南起義、井岡山斗爭和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一路走來，在毛澤東統帥下無往不勝，跟隨其他掌舵人打過的敗仗也多以潰散和中小戰術單元被殲為主，而紅十軍團及閩浙贛紅軍累計2萬余人馬至懷玉山全軍消號，乃是中央紅軍戰史上繼第五次反圍剿之后和湘江突圍之前最大的慘敗，是中央紅軍軍團級成建制被消滅的首例，這樣的生死存亡對于粟裕的震撼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原本，依托閩浙贛根據地的紅十軍團有多次絕處逢生之機：在紅七軍團北上途中，面對十余萬敵軍的圍追堵截，采納粟裕和尋淮洲機斷獨行、輕裝避敵、尋機殲敵等主張，完全可以更好地實現中央利用紅七軍團粘住強敵、減輕主力紅軍突圍壓力的戰略意圖，也可以避免半數減員的損失；在譚家橋戰役中，按照尋淮洲提出的打法，并使用比較擅長運動戰、陣地戰的紅十軍團19師替換長期游擊戰且剛剛組建的20師擔負主攻任務，鹿死誰手也未可知；在懷玉山撤退中，軍團長劉疇西顧慮部隊太過饑餓疲勞，兩次拒絕粟裕和方志敏連夜闖過南華山和常山、平樂一帶封鎖線的正確意見，小慈釀大禍，兩次夜宿徹底葬送了紅十軍團成千上萬生命。粟裕領軍之后，養成了用兵果決、運動迅捷的指揮風格，非常貼合華中華東戰場以少打多、以弱打強、孤軍圖存的環境特點和平原丘陵地區大兵團作戰的戰場實際，為日后席卷華東、橫掃中原奠定了深厚的團隊基因，也節減了難以數計的戰爭成本，而這一切與譚家橋、懷玉山是密不可分的。人們只言一將功成萬骨枯，豈知一將功成萬骨生！

　　三、粟裕的指揮位置

　　在南方三年游擊戰和抗戰時期，粟裕先后主軍挺進師、閩浙軍區和新四軍第二支隊、先遣支隊、江南蘇北指揮部、第一師、第六師、蘇中軍區、蘇浙軍區等華中戰略區各部，縱橫馳騁于江淮河漢之間，指揮了包括齋郎大捷、王村口突襲戰、“七保三倉”、“五保豐利”在內的多批次根據地反圍剿和韋崗、橫山、官陡門、車橋、南坎、黃橋、天目山、高郵（隴海線徐海段）等一系列抗日反頑戰斗戰役，獲得過華中戰略區一把手劉少奇“我一師幾年來工作是獲得了最大的成績，在抗戰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勞。在我軍中以第一師部隊作戰最多，戰果最大”等總結評語。1942年底，從新四軍回到延安的劉少奇不吝對粟裕的褒賞，并向毛澤東推薦其兼任新四軍第六師師長，同時指揮兩個主力師作戰，但也正是這樣的器重和推崇，開始埋下粟裕后半生命運多舛的種子。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粟裕擔任新四軍第二支隊副司令員，還是江南、蘇北指揮部副指揮，均居于部隊的主要軍事指揮位置。這樣說的依據當然不是活人寫的死資料，而是比文獻和回憶錄等更具真相的邏輯結論。粟裕打仗如毛澤東寫詩著文，每一篇每一首都刻有非毛澤東莫屬的特殊符號，其他人畫虎畫皮難畫骨。縱觀新四軍第二支隊、江南蘇北指揮部等經歷的主要戰斗戰役，無一不印刻著粟裕獨一無二的指揮風格，不僅第二支隊張鼎丞司令員、羅忠毅參謀長和江南蘇北指揮部主將陳毅沒有這樣的指揮風格，包括人民軍隊的所有將帥，無一具有如此非粟裕莫屬的指揮風格。比如黃橋戰役這種級別的險仗惡仗，大概只有毛澤東、粟裕、韓先楚等極少數人敢下決心，其他將帥當然也可能打得贏，但要贏得如此干凈利落，估計只有從敵人堆里爬出來的頂級戰術大師，并對手里的部隊了如指掌的粟裕才能辦到。至少，陳毅是絕對指揮不了這樣的險仗的，他后來在山東戰場獨立經營的幾仗已足以佐證。

　　解放戰爭是粟裕長期戰爭積累的井噴期，其間天馬行空的指揮藝術，變幻莫測的用兵道法，放進古今中外的任何戰爭史，都堪稱空前絕后，令人嘆為觀止。粟裕的戰爭積累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包括蘇、皖、浙、魯、閩、豫等在內的蘇中、華中、華東以及整個大中原區域的地理熟悉程度。據粟夫人楚青和鞠開、秦叔謹等身邊工作人員交差印證，粟裕不僅癡迷本戰區地圖，也大量研究比鄰戰區和更大范圍的各類地圖，對大比例尺戰術地圖特別敏感，不僅能準確背出河道、樹林、橋梁、山陵乃至等高線，而且對戰地實況明察秋毫，哪里多了一座橋，哪里少了一條路，往往先于專業測繪人員進行修正，堪稱軍中神話。二是對華中、華東部隊大兵團運動戰素質的養成。這些部隊長期處于國民黨和侵華日軍統帥部臥榻之側，面對敵人之多、敵軍之強、敵情之復雜、攻守之頻繁、補給之困難、生存之險惡，粟裕從創造“敵進我進”等游擊戰術入局，以殲滅戰為主旋律，探索出一整套“以最小犧牲換取最大勝利”的養戰原則，“反其之道而行”的攻防原則，“兜圈子”“8字形”等運動原則，“多半選擇小村莊”等宿營原則，磨礪出華東部隊遠超對手和兄弟部隊的運動戰速度、攻堅戰韌度和大兵團機動敏捷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粟裕正是基于對戰場、對部隊超乎尋常的了解，入微其中而超乎其上，才能胸有成竹、當仁不讓地手握蘇中戰場、華中戰場、山東戰場、華東戰場、淮海決戰和渡江戰役的軍事指揮中樞，與毛澤東聯袂導演出中原、東南戰略區氣貫長虹的人民革命戰爭史詩，而華東中原戰場上的劉陳鄧和其他任何將帥均不具備如此深厚的底蘊和自信。據一些未經實證的資料顯示，華野“七月分兵”打了南麻、臨朐等戰役后，陳毅、譚震林等頗有微詞，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印明了粟裕的實際指揮位置，不能說打了平局、打了敗仗算到粟裕頭上，打了勝仗就是陳毅壓陣有力、統纜有方，天下沒這個道理。

　　在三年解放戰爭此消彼長的華東中原戰場上，華中分局、華中局、中原局、華東局、淮海總前委乃至華北局等黨政軍各方面都對戰爭進程做出了不遜于粟裕的巨大貢獻，但包括劉伯承在內的饒漱石、譚震林、陳毅、鄧小平、張鼎丞、鄧子恢等黨政軍首長的貢獻都不是戰役主要軍事指揮位置上的，不是軍事指揮上的主要方面。人民子弟兵打的是人民戰爭而非單純的軍事仗，沒有專門的武器彈藥生產，沒有專門的輜重運輸、工程兵等輔助軍種，兵員補充也是動員制而非拉壯丁，其中任何一項工作都可以決定戰爭成敗，任何一項工作都需要極其龐大的組織指揮和落實，粟裕在這些龐大的組織落實中又反過來不起主要作用，不是貢獻的主要方面，這就叫辯證法，也叫客觀的集體英雄主義而非主觀的個人英雄主義。如果說，這些龐大的決定性的工作多多少少有些差異的話，那就是華東中原戰場上的其他工作載體應該有一定的替代性，而粟裕對華東部隊的了解、地理人文的熟稔程度和大兵團指揮藝術則是不可替代的。沒有粟裕對華中、山東部隊的組織指揮，就不可能打出蘇中、宿北、魯南、萊蕪、孟良崮、豫東、濟南那樣的神仙仗，沒有粟裕對華東和中原兩大野戰軍如履薄冰的居中運籌，淮海戰役的前敵預判和階段轉承就不可能那樣著著搶先、招招入位、開合自如、一氣呵成，華野中野60萬野戰大軍的運動、追擊、阻截、鉗制、包圍、殲滅等戰役動作就不可能那樣變幻如風、凌厲如電、席卷如潮，南線60：80萬機動主力決戰就不可能打成那樣的逆天之局。粟裕打過的仗，說得不客氣一點，能看懂已算有本事，硬要說你指揮的就是自取其辱了。

　　對于淮海戰役特別是頗有爭議的第二階段，粟裕曾講：“華野第二階段作戰任務的變換，并不意味著任務減輕。我在解放戰爭的戰役指揮中有三個最緊張的戰役：宿北、豫東和淮海，而淮海最緊張的是第二階段。我曾經連續七個晝夜沒有睡覺，后來發作了美尼爾氏綜合癥，帶病指揮。”。宿北戰役緊張好理解，華中、山東野戰軍合并第一仗，首戰必勝才能打出團結、打出士氣、打出威信，但粟裕對剛剛接手的山東部隊有些心中無數；豫東戰役緊張也不意外，國共戰史上首次成建制大兵團猬集，首開一次性殲滅近10萬人的大兵團，但這一仗既沒有蘇中戰役那樣逐次攻擊的騰挪空間，也沒有孟良崮戰役那樣圍住一個戰術集團打的專注余地，大兵團硬碰硬來不得半點閃失。而淮海戰役第二階段，按現有文獻和所謂研究共識，是中野主打，華野配合，如此偏軍之將的粟裕有什么可“最”緊張的？在此，我們沒有必要去追溯和甄別其戰役指揮繁蕪而冗長的過程，只簡單羅列一下兵力部署就足以真相大白：至淮海戰役第二階段，華野總兵力為16個縱隊，其中先后用于圍攻黃維兵團的華野部隊為3、6、13縱和蘇北兵團11縱、魯中南縱隊等5個步兵縱隊及特縱大部，總兵力超過12萬，火炮及步兵重武器火力超過黃維兵團，這還未算上長期配屬華野并一手將之從地方部隊打磨成野戰勁旅的中野11縱，雙堆集戰場誰主誰輔一目了然。此外，擔負南線監視和阻擊李延年、劉汝明兵團的華野部隊加預備隊為3個縱隊，擔負北線徐州東南方向先看、后阻、再追、又圍杜聿明集團的華野部隊先后為10個縱隊，這些阻援打援兵力都是淮海戰役第二階段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華野總兵力透支達到16-（6+3+10）=-3。換一種說法，粟裕要在確保雙堆集戰場上劉陳鄧手中握有超過黃維1倍兵力和足夠火力以形成全殲黃維兵團優勢的同時，用華野部隊堵住南北兩個方向最小可能2個救援兵團、最大可能5個救援兵團的兩面對進和夾擊，并在黃維兵團尚未覆滅之前（華野6個增援縱隊無法收回之前），形成對至少一個阻援方向、2個以上兵團的包圍態勢，即粟裕必須通過對華野剩余10個縱隊絲絲入扣的時差調度，精準卡住三戰一體的時空節點，憑空生出3個以上機動縱隊（加預備隊則為4個），才能同時而不同步地實現殲滅黃百韜、圍住黃維、鎖定杜聿明這三個戰場的戰役轉承意圖，把國民黨長江以北最大最強的重兵集團分三個階段就地殲滅（如果李延年劉汝明兩個兵團沒有便捷的逃跑通道還有第四個階段），那么，這個“最緊張”和“連續七個晝夜沒有睡覺”就不會有0.01%的虛妄之言和搶功之虞。另一頭，劉陳鄧手中攥著自轉出大別山以來首次超過24萬的精銳兵力和強大火力，第二次總攻反而少了總前委常委的格局，居然計較起圍殲黃維的主攻位置，不愿意交予咄咄逼人的陳士榘，但陳集中攻擊能力強的華野部隊從南集團一舉突破的意見無疑是正確的，劉陳鄧睡沒睡覺不知道，但眼皮底下的主攻戰場都難插上手了卻是難言的事實。

　　同時，以第二階段為核心，提領淮海戰役三個階段轉承的另外兩個戰場秘密和事實，也水退石見、魚爛刺出了：

　　第一，粟裕首戰黃伯韜兵團17天中，只親自參加了前半時段，完成包圍并進行前兩輪密集村落堅固設防攻尖戰探索，總結出近迫作業和“先打弱敵、后打強敵、攻其首腦、亂其部署”等戰術之后，即將指揮權移交給譚震林王建安。戰役主帥脫離主要戰場和主力部隊，是戰之大忌，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敗在馬謖代其前敵指揮而自己在后邊搖鵝毛扇。顯然，粟裕已經捕捉到了比負隅頑抗的黃伯韜更大的險情和戰機：一是李延年、劉汝明兵團沿徐蚌線北上并有可能得到宋希濂兵團2個軍沿長江水運加強，二是邱清泉、李彌兵團連續猛攻徐東方向，三是黃維兵團已進入戰場敏感地帶，此間戰役的主要矛盾已不是打掉甕中之鱉的黃伯韜兵團，而是轉移到了對第二階段殲敵對象的無縫銜接上。下一步打哪一路？邱、李兵團可以根據黃伯韜的處境于徐州外圍伸縮自如，如華野主力下一步攻擊徐州堅城加邱、李、孫3個兵團，則只能抽出少量部隊加中野全軍阻援東進、北上的黃維李延年劉汝明3個兵團，相當不穩當，打徐州這一大垞顯然還不到火候；中野華野部隊只控制了徐蚌線宿縣及以北地區，南端還是暢通無阻，李、劉兵團同樣可以隨時縮回蚌埠，進可援退可守，也很難打到。也就是說，今天的文獻資料連篇累牘地突出劉陳鄧與軍委討論淮海戰役第二階段打哪一路，要么是子虛烏有，要么是故弄玄虛，實際情況就是除了打黃維，沒有第二個選擇，而此時此刻的粟裕，早已進入第二階段主要指揮位置盯著黃維N多天了，所謂討論對于他無非是逢場作戲式的尊重和團結罷了。

　　第二，打黃維慢不得，打黃伯韜快不得，這絕對不是為華野耗時17天才打掉黃伯韜找借口。粟裕原計劃3～5天殲滅黃伯韜，但打著打著發現這是塊硬骨頭，比預計的難打得多；另一方面，又發現打慢一點反而是戰役轉承所必須的，打快了，把黃伯韜給打沒了，黃維未進至中野設圍地帶必然折返或向蚌埠方向尋求會合，中野7個縱隊在追擊運動狀態下很難圍住這個龐大的重裝兵團，另兩路援軍在無對象可救的情況下收縮更快，淮海戰役分段殲敵構想剛剛開鑼就得泡湯，打成“小淮海”了。最佳戰機選擇，只能是劉伯承從豫西尾追的2個縱隊追到有條件堵住黃維的后路，與前面陳鄧設圍的5個縱隊有“夾”住黃維之勢時，王建安譚震林才能“吃”掉黃伯韜，粟裕也才能夠在“看”住邱清泉李彌、李延年劉汝明兩路的同時，爭取在杜聿明舉棋不定之中逼出徐州3個兵團，完成對戰役第三階段殲敵目標的轉承銜接，這就叫走一步看三步。再說透一點，淮海戰役第三階段杜聿明集團并非完全是自己從徐州撤出來的，很大程度是被逼出來和調出來的：粟裕把甕中之鱉的黃伯韜和困獸猶斗的黃維做成一個指向杜聿明的連環局，杜聿明在守徐州等死、走海路找死、東南撤退送死、兵行西南再向蚌埠方向求生的四個選項中，必須選擇粟裕為其安排的最后一項，即先出西南再迂回南下，無論黃維救與不救，杜聿明集團都要走徐州西南這一條求生通道。這一點，才是粟裕敢于無視軍委敵情通報，判斷杜聿明集團絕不會向其他方向進行軍事投機的客觀邏輯，也是粟裕同時對中央軍委和杜聿明瞞天過海，打著圍殲黃百韜和阻擊救援的旗號預先向北線徐州東南方向陸續增調4個機動縱隊的先手棋。粟裕的自信，在于用敵人的邏輯打自己的仗，外行看叫賭博，內行看叫規律。

　　所以，在粟裕對整個淮海戰役無可辯駁的主要軍事指揮位置上，所謂總前委常委劉陳鄧是加不進去的，與粟裕近在咫尺的譚震林等同樣加不進去，這些搭檔都是戰術性、局部性的，都屬于按照粟裕的排兵布陣各自完成任務的執行性質，唯有遠在西柏坡的毛澤東，無論從戰略戰術層面還是道器層面，均可以在主要指揮位置上分一杯羹。毛粟聯袂指揮了震驚中外的淮海戰役，才是歷史事實和邏輯結論的唯一歸宿。

　　第一，從道器層面說，粟裕手中之“器”，皆為毛澤東原版提供，人民軍隊、人民戰爭、人民后勤、人民情報等等無一不是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產物，粟裕無非在毛澤東原創之上，賦予了部隊一些大兵團素養等華東特色，使之用起來更加得心應手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講，在中國人民戰爭的每一場局部勝利總結之中加一句“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在毛主席和黨中央英明領導下”，看似套話，實非虛言。粟裕敢在蒙陰地區兩倍于已的精銳集團中剜出整編74師予以圍殲，敢在萊蕪戰役中賭20多萬部隊和民工長驅幾百公里而不被發現，敢在徐東平原上以輕步兵血肉之軀擋住邱清泉兵團的鋼鐵洪流，絕非單靠指揮和戰術就可以辦到。再延伸一下，林彪在遼沈戰役指揮圍殲寥耀湘兵團過程中，敢行“越亂越好”之險，也是其深諳毛澤東的兵越亂越有優勢的用兵之道，懵懵懂懂幾十個散兵闖到胡家窩棚就把寥兵團司令部給端掉了，而蔣介石的兵則是缺乏這種政治自覺、沒有這種主人翁文化的文盲和兵油子，閑時吃喝嫖賭，戰時出工不出力，換粟裕、林彪、陳賡、韓先楚、陳士榘這些常勝將軍去指揮同樣無濟于事。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近四十年，壟斷宣傳輿論的文人騷客們，精心炮制了一個人民子弟兵是沒有文化的泥腿子兵，蔣介石的兵才是從黃埔軍校走出來的現代精英的拙劣歷史悖論，他們不懂或裝著不懂，一支行軍路上都背著書本唱著戰歌，每戰必利用戰斗間隙層層總結經驗教訓，每遇困局必層層召開“諸葛亮會”討論戰略戰術，具有最大政治軍事民主和最濃學習氛圍的人民子弟兵，恰恰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有文化、最有知識、最有學問、最有智慧的軍隊，人民軍隊本質上就是用毛澤東文化而不是別的什么東西打敗1000萬國民黨和殖民軍隊的；而風靡現代軍史的所謂黃埔軍校，實質就是一個以師生、裙帶關系為核心的腐敗政治集團，充其量也就算一個中短期軍政培訓班，從里面走出來的以所謂情商和投機取巧為主要標簽的飯桶多如牛毛，真正能打仗的多數集中在共產黨這一邊，那也是人民戰爭實踐的佼佼者，絕非從一年半載的黃埔培訓班學得出來的。

　　第二，再從戰場角度說，毛澤東不僅通過征求粟裕意見、賦予粟裕戰役指揮權等多種方式深度嵌入了華中、山東、華東、中原地區戰略和戰役指揮系統，以數百計的密集電報直接參與了宿北、萊蕪、豫東、濟南等一系列重大戰役指揮，尤以直接指揮決戰中原的淮海戰役為最。毛澤東從“小淮海”升級到“大淮海”，從首殲黃伯韜到搶占宿縣，從逼出徐州杜聿明集團到圍而不打等等，每一步都如臨戰場、拿捏精準，其大本營最高統帥與戰區前敵指揮的默契程度在人民戰爭史上再無二例，在人類戰爭史上絕無僅有，這一點，才是不可思議的淮海戰役勝利之魂！而事實上，毛澤東與粟裕的師生默契，遠不止于淮海，一部解放戰爭史，毛澤東的戰略構思主要就是以粟裕部隊為坐標拾級而上的：粟裕打了蘇中戰役，毛澤東說美械裝備的國民黨軍隊可以打敗；粟裕首開孟良崮全殲1個王牌師，毛澤東說自己和蔣介石兩人沒想到；粟裕打了南麻、臨朐戰役等不勝即敗的平局之后，毛澤東說整個形勢仍是好的（最擅長集中兵力的毛澤東，最明白親自導演華野“七月分兵”的全局性意義，又豈是失利、敗仗這樣妄自菲薄的視力可堪詮釋的！）；粟裕首開全殲一個兵團的豫東戰役，毛澤東說解放戰爭翻過山坳了；粟裕打完濟南戰役，毛澤東說任何國民黨堅固設防的大城市都可攻克；粟裕再創殲滅國民黨最大最強重兵集團的淮海戰役，毛澤東說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這個“第一功”，當為語言大師、政治大師、軍事大師毛澤東最令人玩味的點評：第一功，是首殲黃伯韜兵團嗎？不象，那殲滅更大的杜聿明集團的第三功和實際指揮兩個野戰軍圍殲黃維兵團的第二功怎么算；這個第一功是總前委成員中的第一功嗎？也不象，粟裕只是五成員之一，連常委都不是，欽定第一功會得罪整整一茬大佬，絕非最講團結、最善團結的毛澤東風格；是整個解放戰爭的第一功嗎？還是不象，林羅組軍100萬，從東北一路打到海南，其中以遼沈戰役完勝的關鍵前奏拿到了解放軍橫掃全中國的戰略主動權，這個功也是數一數二吧！那么，就只能從毛澤東對蒙哥馬利“在我的戰友中，有一個最會打仗的人，這個人叫粟裕，淮海戰役就是他指揮的，他是我們湖南人”這樣的貌似閑談中透視真相，這個解題路徑比書蟲們奉若神明的文獻考據準頭大得多。

　　四、經營華中團結

　　解放戰爭初期，華中作為一個戰略區保留下來并打出解放戰爭第一開局，粟裕起到了主導性作用。

　　抗戰結束，按照“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山東八路軍新四軍主力搶占東北，華中新四軍北上填補山東空缺,如此一來，粟裕指揮的蘇浙軍區部隊就形單影只了，中央認為蘇中難以堅持，準備進一步梯度北移部隊，把該地區變為游擊區。為此，粟裕在解放戰爭中第一次向中央力陳，蘇中有長期經營的根據地，主力部隊經歷了充分鍛煉，有許多有利于同敵人決戰的條件。在中央接受粟裕意見決定組建新的黨政軍經營華中時，粟裕又以力呈張鼎丞任軍區司令員為契機，引發鄧子恢建議譚震林或張鼎丞為分局書記、張鼎丞建議粟裕為軍區司令員等一系列連鎖反應，為華中新領導班子團結和藉此打出蘇中七戰七捷等輝煌戰績攢足了豐厚的政治資源。

　　克勞塞維茨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個正確判斷的另一面是，政治一旦完成對戰爭的工具性和目的性賦能之后，戰爭在具體流程上又反過來對包括政治資源在內的一切資源形成反向整合和引流，毛澤東和粟裕就是特別擅長這種反引流的軍政大師。毛澤東是政治文化建軍的首創者和集大成者，一生致力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又特別善于直接抓野戰軍這個戰爭年代的重中之重，以槍支撐黨，以黨指揮槍，比如在王明左傾路線造成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至遵義會議前一系列慘重失敗后，毛澤東并不急于清算王明集團的政治路線，而是著力搞掉“三人團”軍事指揮，批判的武器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只有從機會主義者手里奪回軍權，發揮戰時主導作用，才能為人民軍隊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提供賴以存在的條件，這就是抓軍權的高尚與卑俗之分；粟裕從紅軍時期一路歷練到解放戰爭初期，對黨中央、華中局、華中分局的導航定向體會深切，對華中野戰軍之于華中軍區、華中分局的反向引流作用悟之更透，在蔣介石臥榻之側打不了勝仗，首先面臨生存問題而不是其他問題，而主力野戰軍才是牽引龍頭。為此，自1945年10月新的華中區建置伊始，粟裕就特別注意把政治資源當作野戰軍的首要保障要素來經營，主動置于華中分局和華中軍區的領導之下，用以反向調動華中領導集體對野戰軍全心全意的支持。這個“主動置于”和“組織置于”在效果上是截然不同的。1946年7月底，在蘇中戰役進入第三階段之前，面對李默庵7個旅的窮追不舍，華中野戰軍需要放棄蘇中地區的戰略要點和交通樞紐海安，以換取保存自己和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騰挪空間，如此明晰、緊急的情勢和正確的判斷，前敵指揮員本可以當機立斷，其后再以1:15的巨大戰果向華中同僚作強有力的說明，但謙謙粟裕，竟于戰役打響之前，以摩托車、人力車、自行車日夜兼程150余公里水網地區專程向華中分局匯報的方式，竭盡了粟裕式的尊重和真誠，電視劇《粟裕大將》比較生動地演繹了這一真實歷史過程和場景。正是這樣極富自覺和自信的低調，徹底贏得鄧子恢、張鼎丞、曾山等豪華團隊，為野戰軍提供了地方部隊、后勤、情報、民力等各方面最及時最有力的配合，保障華中野戰軍連續作戰15天，打出了教課書級的7戰7捷，也為華中成為中央軍委直接指揮的獨立戰略區提供了強有力支撐。有為才有位，這個“為”首在粟裕對華中團結的深耕細作，而粟裕的名譽上司陳毅之所以把山東的仗打得怨聲四起，除了其他可循之因外，與饒漱石、黎玉等人的貌合神離當密不可分。

　　戰爭年代不比和平時期，每個人的本事直觀而具體，濫竽充數者很難經得起生死考績的淘汰。鄧子恢、張鼎丞是閩西蘇區的主要創建者，曾山很早就擔任蘇區中央局委員和東南分局副書記，要得到這班軍政兼能的大員認同是一件非常燒腦子的事。粟裕之成在于爭是不爭、不爭是爭，他僅僅把自己對主力野戰軍的實際指揮位置及其主要作戰意圖，作為自己戰爭年代的立足點，凡不影響其打大仗打勝仗的，任何人都能體驗到粟裕式的豁達、包容和謙遜,只有危及自己的關鍵博弈點時，才偶爾露崢嶸，以避免對抗性矛盾為原則，讓上至最高領袖下至悍將梟雄最終接受粟裕式的堅韌執著，以至1958年，老搭檔陳毅批判粟裕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時，送了他一個沉甸甸的“陰”字。能發現別人之“陰”者，必有自己之“陰”。粟裕到底陰不陰呢？當有陰的一面，更有陽的一面，否則他就不可能在波詭云譎的戰爭年代聚集起那么強大的人緣和氣場，手握團結這個最大的本錢，打贏一場又一場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傳奇戰役。

　　一個軍人不追求軍功也是不正常的。粟裕之“陰”的偉岸之處，在于把自己對軍功的追求，與打大仗、打勝仗統一起來，與人民戰爭的運行規律和客觀進程統一起來，在恰當的時間、恰當的地點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戰機，并以常人難以理解的自信加以實踐印證，這樣的陰之于陽，乃光明磊落的動機決定光明磊落的手段，是為光明磊落的陽謀，所以才深得志同道合的同僚尤其是心有靈犀的上級欣賞和支持。1945年10月，臨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堅持任命粟裕為華中軍區司令員，而在華中和山東野戰軍合并為華東野戰軍時，毛澤東比劉更不忌諱，打破常規直接授予副司令員以軍事主帥才擁有的戰役指揮權，可見戰爭年代對勝利的渴望，不僅可以是同僚團結的紐帶，亦是領袖之間消彌分歧實現團結的基礎，粟裕其實是看透和利用了這一點。粟裕接受毛澤東授予的戰役指揮權而拒絕劉少奇的軍區司令員任命，并非對某個人的庸俗政治取舍，而是一個彼時彼地的軍事視角超越政治視角的哲學取舍。得罪陳毅和打大仗打勝仗的選擇相比，對粟裕是不言而喻的，以至后來，粟裕笨拙地上演了一出辭讓華野司令員政委的補償，只能說明他經營團結用功如此，已是黔驢技窮了。而實際上，粟裕在整個華野三野的軍政威望特別是軍事方面的威望遠超陳毅，“陳不離粟”是戰爭使然，“粟不離陳”則是后世研究者的一廂情愿。陳毅不長于軍事，固然可以在司令員位置上大度為懷，樂于政務勤務和吟詩布棋，對粟裕履行實際指揮權有好處，起碼比在樂少華、劉疇西手下好很多，但根本問題在于，只要陳司令員、陳政委還杵在哪兒，對善打大仗、險仗、惡仗的粟裕的消極影響就避免不了，戰機稍縱即逝，不尊重主帥不行，尊重多了更不行，這才是陳毅關鍵時候被調離華野的主要原因。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陳毅到中原與劉鄧搭檔，有利于發揮陳毅的政治和交際長處，有利于中野劉鄧團結和與華野的溝通，這同樣是準備打大仗、打惡仗、打勝仗的毛澤東的不二選擇。

　　同一個道理，就任華中軍區司令員與獲得華中區更有力的戰爭資源配置相比，對粟裕也是不言而喻的。不錯，軍區司令員可以兼任下屬野戰軍司令員，其他戰略區都是這樣的配制，其好處是可以統籌戰區資源減少掣肘，壞處是兼管部隊和政務勤務等容易分散精力不利于突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粟裕在華中野戰軍的指揮位置是不可替代的，他也不想讓人替代，而粟裕對華中軍區的統籌位置則是可以替代的，不僅可以替代，以張鼎丞的履歷，主持根據地武裝建設和后勤工作等，完全能夠比粟裕做得更好，為打大仗、打勝仗提供更強有力的資源保障，這種有取有舍的多贏之局和團結之道，才是粟裕在解放戰爭中出彩出位的武功秘笈，一些遠比與粟裕更有優勢的同時期戰將，比如陳光、周士第等，就失于取舍和團結。周士第是南昌起義主力師長，起步勢頭遠遠蓋過后來的很多將帥，其人生厚度大減，即首誤于三河壩不知取舍，放棄所帶的部隊跑路，成全了朱德陳毅；陳光則先失于115師代師長的近乎私相授受（八路軍僅3個師，其首長無論任命還是代理，只可先軍委后總部而不可相反），其后再失于在山東、東滿、東野等一路不知團結和建國后公器私用培植個人勢力。

　　用團結這個包涵于軍事資源的深刻邏輯，不僅有助于破解粟裕在解放戰爭中的橫空出世，甚至可以推繹出粟裕軍事生涯的一些虛擬延長部分，包括近年來關于粟裕如果打臺海和掛帥抗美援朝等許多話題。歷史當然沒有假設，但歷史有邏輯。

　　如果沒有朝鮮內戰引發的美蔣重媾，根據三野登陸金門島、四野登陸海南島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和對臺戰役一再升級的戰前準備等種種歷史脈絡，粟裕指揮強渡臺海必以勝利告終，不確定的僅僅是勝利的成色。彼時，面對40萬失魂落魄的國民黨潰軍，粟裕手頭有超過60萬千錘百煉、氣勢如虹的正義之師，有沿海解放區可征集的大量船只和購置一定機帆船的空間，有大量潛伏于臺灣黨政軍的地下人員，有蘇聯對新中國海空軍的初步支援等等，最根本的一條，粟裕擁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開國大團結，必窮盡一切可用資源于臺海一役，如若開打，那定然是萬舸競發、千帆殞落、百師洶涌的宏大登陸場面，定然是現代戰爭史上遠遠超過諾曼底登陸的人民戰爭創舉，也是粟裕指揮史上濃墨重彩的全新圭臬。實際上，象二戰末期諾曼底登陸、攻克太平洋島嶼那樣實力碾壓對手十幾倍、幾十倍的較量，并無什么特別之處，NBA球隊打中學生，理所當然的勝利而已，只有象登陸海南島和打臺灣那樣，其裝備和軍種代差以世紀計的戰例，才稱得上真正的教課書。

　　抗美援朝戰爭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粟裕當然會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但粟裕仍然是粟裕，只有從歷史走進現實，才可能推繹出比較客觀的未來標向。粟裕入朝，有高崗、肖勁光、韓先楚、黃永勝、肖華、洪學智等合衷共濟，應該比林彪打得好，比彭德懷打得更好，但不可能好很多，絕對不可能重復蘇中戰役那樣連戰連捷和淮海戰役那樣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故事。

　　第一，團結效應大打折扣。朝鮮半島資源貧乏，民力不豐，本土資源只適應打一場低烈度內戰，無法保障大規模、大烈度的大國戰爭博弈，無論是粟裕還是其他將帥，均不可能實現就地取材和以戰養戰。志愿軍出國作戰，一無大規模地方部隊就近配合，二無解放區后勤及時保障，三無廣大民眾無孔不入的情報覆蓋，一句話，人民戰爭的成功模式在朝鮮局限性很大，創新性不多，單憑李奇微戳破志愿軍“禮拜攻勢”一項就捆住了很多手腳。粟裕無論把自己擅長的團結做得多么好、多么深，都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尤其是志愿軍南推到遠離本土的半島縱深地區后，粟裕的指揮效能必然受到很大的束縛。

　　第二，對戰場的熟悉程度大打折扣。粟裕是戰將不是戰神，他打過的神仙仗，是建立在長期征戰華東，對華東中原地區風土人情了如指掌的基礎上的，離開華東這塊土地，粟裕當然還能打勝仗，但絕對打不了華東那么好、那么神，這就叫唯物主義。朝鮮地域狹窄，縱深淺，機動空間小，易于優勢海空軍封鎖，加上長期處于被殖民狀態，朝鮮人民軍很難提供準確詳盡的大比例戰術地圖，初來乍到的粟裕同樣不可能超越現實，有一個跟彭德懷、林彪等任何將帥一樣對戰場、對部隊、對民情的了解適應過程。

　　可資粟裕運作的戰爭可塑性，大致有五點：

　　第一，首戰即決戰的巨大戰機。這個戰機首先來自于麥克阿瑟的狂妄。1950年10月19日，“聯合國軍”自仁川登陸分東西兩線攻占咸興、平壤后，麥克阿瑟改變原來兩線部隊東西對進、會合北上的計劃，命令東西兩線20萬部隊以師甚至以團、營為戰術單位，分兵多路向中朝邊境急進，以兌現對全世界夸下的海口，其東西線之間敞開80余公里缺口，兵力分散程度完全無視兵家常識。麥克阿瑟是二戰風靡全球軍界的所謂“19顆星”之一，從二戰初期全面潰敗菲律賓，到大肆炒作以若干倍軍力碾壓對手的太平洋島嶼“蛙跳戰術”，再到被炒面加步槍的志愿軍打得威風掃地，其戎馬生涯幾無可圈點之役，整個一個金玉其外的職業貴族，為抗美援朝開局送上的大禮即是又一明證。

　　第二，首批入朝部隊有加強空間。彭德懷是志愿軍入朝前才從西北風塵仆仆趕赴北京受命的，可以說是兩眼一抹黑。而粟裕早在1950年7月7日已領銜志愿軍前身——東北邊防軍司令員兼政委，至7月14日到青島養病，短短7天時間，粟裕做了五件事：一是以華東軍區司令部為班底，選配參謀和通訊人員組建東北邊防軍指揮機構，準備接收指揮權。二是啟動華東空軍對美國空軍實力和作戰特點等全方位調研。三是從戰略和戰術層面思考抗美援朝主要戰場與次要戰場、持久戰與速決戰關系和怎樣對付原子彈。四是主持三野作戰會議，系統評估抗美援朝戰爭。五是提議宋時輪9兵團為東北邊防軍預備隊。如此敏捷、沉遠、嚴謹的節奏，至少可以明晰一點：以粟裕對美軍實力的充分判斷和比彭德懷充分得多的準備時間，入朝第一批部隊至少是黃永勝、宋時輪2個兵團，或者黃永勝兵團（鄧華的綿密穩沉與彭德懷性格互補，黃永勝則更宜于粟裕指揮風格，不會臨陣換將）加另外一支戰、勤兩用的野戰備勤保障勁旅，多至2～3兵團首批入朝也完全合符粟裕的軍事素養和帶兵風格，這就極有可能保證抓住麥克阿瑟巨大破綻的足夠兵力。粟裕指點葉飛兵團打金門，“三不打”招招點在命門上，粟裕謀劃打臺灣，兵力調配從起初30萬、到45萬、再到60萬，足見其沉穩之力與用險之智。面對更加強大的美軍和兩個多月的運謀時間，粟裕絕不可能只帶一個兵團入朝，連起碼的成建制后勤保障部隊都沒有。而且，粟裕統帥的首批或頭兩批入朝部隊也不會有彭德懷那樣的御寒或糧彈窘迫，因為，抗美援朝一、二次戰役發生的冬裝供給等后勤悲劇，并非完全是調兵倉促和美軍轟炸造成的，三易司令員政委，缺乏軍政主帥對包括后勤在內的強有力統籌，亦是原因之一。

　　第三，戰場準備可以更加深入。粟裕掛帥志愿軍有三同三異。一是部隊入朝時間沒有選擇。志愿軍入朝始于1950年10月19日，這個時間是根據新中國保持朝鮮半島現狀和美軍越過38線這兩條戰略底限決定的，聯軍越限后向中朝邊境冒進，其戰略意圖昭然若揭，必須出兵，早了晚了都不利；二是同樣會在龜城、秦川、球場、德川、五老里一線組織向南防御，以穩住局勢，掩護朝鮮人民軍北撤休整和伺機反擊；三是同樣會深入南方刺探情報，及時掌握聯軍動態。三點不同：一是粟裕在龜城至五老里的防線會略有后退，以進一步誘敵深入又不至于把志愿軍壓縮到無戰場可用為取舍；二是東西兩線取攻、守錯位，其中一線至少集中2：1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三是有別于彭德懷輕車簡從倉促入朝，跟隨粟裕先期入朝的一定是一個集偵察、氣象、作戰、后勤等指揮功能為一體的精干班子，象吳瑞林那樣的偵察小組會更多、更細、更全，且粟裕接觸朝鮮人民軍的第一件事主要不是協商指揮權，而是獲取友軍所能掌握的詳盡情報，先打好自己的第一仗掌握主動權，再做團結協作的大文章。千萬不可小覷這些戰役準備階段的小差異，人之能在1%的差距，事之成在1%的功夫。如此，對于同樣背靠祖國、士氣旺盛、糧彈充足且慎重首戰的志愿軍統帥，粟裕深度掌握聯軍動態的概率就比彭德懷高許多，繼而乘強敵深遠運動之機，在朝鮮半島最寬大機動地區和秋冬之交組織一場迂回穿插、各個殲滅的大規模運動戰的概率同樣大許多。

　　第四，前兩次戰役之間的可用轉換空間。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志愿軍入朝還是準備不足或運氣不好，沒能及時掌握聯軍動態，把第一次戰役打成了彭德懷一樣的戰略偵察。那么粟裕的第二次戰役大概率會在清川江以北地區，小概率在清川江地區，完全在清川江以南地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為西線，東線戰場應該在長津湖靠北區域。依據是，抗美援朝的戰略目標是把美軍趕回38線以南，既不是單純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也不是單純攻城掠地，而是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以守住38線，守住38線必須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這是毛澤東軍事辯證法的靈魂。對于前敵總指揮，志愿軍大量殲敵的最佳戰場只能在中朝邊境淺縱深地區，越往北后勤保障、部隊加強越有利于志愿軍，反之越有利于敵人，這是人人皆知的軍事常識。粟裕必然會利用敵人尚未明晰志愿軍大規模入朝的有限窗口期騰挪出更多戰役預備空間，重點解決好阻滯敵人于有利地區、又不能讓其過度推進到中朝邊境使志愿軍身陷囹圄這一對突出矛盾，以首戰即決戰為最大決心，其次才是隱蔽兵力完成戰役轉換，爭取從容打第二仗的問題，這是粟裕戰爭哲學屢試不爽的一貫原理，不可能在更加艱險的環境反而丟了殺手锏。也就是說，如果粟裕首戰朝鮮打成戰略偵察，第二仗必然在西線清川江、東線長津湖以北地區有一場大捷，志愿軍殲敵數至少在二次戰役3倍以上，包括成建制殲滅美軍1個師的奇跡大概率會發生；第二種情況是，粟裕以戰役突然性、戰術陌生性和山區環境等可以抵消一部分武器裝備代差的有利條件，成功抓住了麥克阿瑟圣誕節攻勢的軟肋，一舉完成抗美援朝首戰大捷，震驚國內外，聯軍全線潰退回清川江、大同江以南平壤、元山一線平原丘陵地帶，后面再針對美軍主力打戰略性殲滅戰的機會就少之又少了，麥克阿瑟繼續履職可能還有機會，換上李奇微這樣的頂流軍事家，志愿軍“禮拜攻勢”“月圓攻勢”對陣聯軍“磁性戰術”，基本上就是上甘嶺戰役前后那樣的敵我對熬模式，粟裕擅長的戰術性積累有助于改善一些局部戰役態勢，比如避免180師全軍覆滅，與韓先楚合作打掉砥平里1～2美軍建制團等等，但絕對不可能顛覆戰略性天秤，這個時候無論誰掛帥志愿軍都好不到哪里去，也差不到哪里去，毛澤東才是中美斗法的靈魂人物。

　　第五、戰術組合還有潛力可挖。在此僅以長津湖戰役為例，剔除粟裕入朝若干充分條件，完全遵循歷史原形：其一，仍然是宋時輪兵團20軍、27軍對長津湖地區美軍實施東西兩線穿插分割的排兵布陣；其二，仍然是沿下碣里至興南“長隘路”，對潰敗的美陸1師及第7步兵師圍追堵截的正確戰術；其三，仍然是26軍作為戰役預備隊伺機出擊。唯一的變化是，粟裕會親自督令戰役預備隊于預設戰場一翼實施梯次配置，至少從26軍抽出1個主力師，前出至下碣里附近相應位置待機，形成預備隊主力的機動部隊，這是長津湖戰役最為關鍵的一著，跟淮海戰役在雙堆集東側預置兼有協同支援、監視阻擊和預備隊功能的機動部隊一樣，其作用不僅在于相機襲擾或占領美軍唯一的前線補給基地下碣里，也不僅在于美軍可能潰退時擔負攔追主力或輔助，重點在于預防20軍、27軍分割兜擊美軍不支時，配合預備隊主力從側背解圍或順利時錦上添花，一主兩輔，一箭三雕，再造孟良崮戰役王必成縱隊堵住垛莊的神來之筆，如此配置、轉換和使用預備隊的倍增作用才是粟裕式的，才合符粟裕戰爭哲學和指揮邏輯，絕非事后諸葛亮的假設。如此，全殲美陸1師幾無懸念，重創甚至殲滅美步兵第7師的概率也不小。道理很簡單，早早加持一個志愿軍主力師于“長隘路”預設戰場結合部側翼，不僅極有可能相機俘獲下碣里兩個美軍排守衛的大量后勤物資，而且會極大地遲滯美軍潰退速度，最后糾纏到水門橋也斷然不至于讓美軍暢通無阻，熬到26軍主力趕到，志愿軍3個軍全線圍追堵截，無論水門橋炸與不炸，至少陸1師插翅難逃。此中要害，在于中美兩軍在零下30多度的極寒天氣中對熬，美國老爺兵是無論如何也熬不過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志愿軍將士的。大概率戰況是，在幾十公里長的“長隘路”山間窄道，中美兩軍20多萬人狹路相逢、漫山遍野，那就是另一場圍殲寥耀湘兵團式的混戰，也正是人民子弟兵的強項。冰雕連那樣的嚴重減員主要發生在較長時間的戰場潛伏階段，而志愿軍在運動狀態下的短兵相接，凍傷減員會大大減少，雙方廝殺傷亡會大大增加，最終結局不排除偉大的志愿軍第9兵團減員約一半，美軍1～2個建制師全軍覆滅。

　　五、經營淮海團結

　　對粟裕而言，“小淮海”和“大淮海”各有利弊，前者是中野戰略配合分步殲滅中原蔣軍，后者是中野加入戰役協同推快進程。從華野之前剛剛結束的豫東、濟南戰役和戰后進一步增長的實力算，華東中原地區6～8個蔣軍野戰兵團，平均每輪殲滅1個以上，打殘1～2個，兩輪可掃除徐州外圍機動主力。第三輪可能是長春，可能是陳官莊，也可能是交媾第一輪或第二輪的增強版圍點打援，最后可能也要跑掉1～2個兵團，結果與淮海一戰定乾坤八九不離十，區別在于時間上多那么三五個月，是一個問題但問題不大；如果拉中野以戰役協同身份加入，無論中野顧全大局還是趕鴨子上架，則與陳鄧彌合難度大，政治經營成本高，也有成事不足的戰場風險。所以濟南戰役硝煙未散，粟裕即把“小淮海”擺上了毛澤東案頭，這里面或多或少都有點私心，但對于粟裕個人和華野全軍乃至全國大局，這是公私統一，最為穩妥最有把握的辦法。果然此路不通，再轉而按軍委的意圖與中野協同，亦至今未留下為人詬病的的運作痕跡。粟裕統軍一貫如此，寬處能走馬，窄處不透風，其中的利弊轉換總是處理得天衣無縫。

　　另一面，我們再捋一捋陳鄧在淮海戰役醞釀階段的演變線索。實際上，中野主力既心動眼熱華野攻城掠地，頻頻殲滅區壽年兵團和王耀武集團的大手筆，又十二個不情愿被華野捆綁，所以劉陳鄧前前后后都在向撮合兩軍戰役協同以打開更大局面的毛澤東爭取盡可能長一點的適應期和磨合期，以求在兩軍協同中保留一點老大哥部隊的主動權。這一點，劉鄧轉出大別山之后就有所顯露，1948年11月16日淮海戰役總前委成立前后更加明顯。之前，陳鄧攻下鄭州后與軍委幾經周折，自己定下直出徐蚌線、配合華野殲滅孫元良兵團一部或大部等方案，中央軍委分別以10月11日、22日、25日、28日電予以確認，但中野主力雷聲大雨點小，調動孫元良邱清泉兵團，求殲孫元良或劉汝明兵團大部或一部等任務都建樹有限，這里面有敵情變化等因素但影響不大。可總前委一成立，陳鄧雖有“惟因通訊工具太弱，故請軍委對粟譚方面多直接指揮”的明顯托詞，但中野敢在平原地區以對等兵力包圍美械重裝的黃維兵團，并于12月5日發起誓言3天解決黃維的第一次總攻，入局心態與行動決心已然判若兩人。對于今天的坐而論道者，也許可以奢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至少從豫西趕回淮海戰場的劉伯承不這么認為，包圍黃維已是中野超實力發揮，求殲黃維斷不可以單干，必須求得華野部隊大力加強才是上策，劉伯承就是這樣想的和爭取的。而粟裕被毛澤東推搡到“大淮海”，就不僅要打好華野自己的仗，還得扛起顧全大局并讓中野出成績的政治重托，所做的戰役預案和部署絕對是站在淮海第二階段總指揮視野上的：一是面對杜聿明集團或救援或撤離的兩難選擇，粟裕對之以或阻援或追擊兩手準備，不斷打亂北線攻擊、阻援部隊以迷惑敵人，到軍委通報杜聿明集團東南撤退時，已前后向軍委要求的相反方向即徐州西南方向增調4個縱隊，這是實現淮海戰役第二、三階段轉換的重要伏筆；二是在預設好北線暗道機關的同時，于徐州以南徐蚌線兩側機動布置華野3個縱隊和特縱一部，同樣與北線攻擊黃百韜和南線監視李延年劉汝明的華野部隊實施寬大正面機動和縱深佯動，若即若離，待機而應，就等著劉陳鄧說話。粟裕很清楚，無論毛澤東發不發話，華野主動增兵加入圍殲黃維兵團的第一次總攻不行，不為中野準備第一次總攻可能失利后足夠的支援部隊不行，準備了支援部隊沒有中野的請求或總前委“命令”同樣不行，這就是淮海戰役第二階段粟裕的指揮邏輯和另一處睡不著覺的難言之隱。淮海戰役這樣驚心動魄的大仗險仗惡仗，一半可能是千古罵名，一半可能是千古榮勛，前者只有毛澤東和粟裕回避不了，后者卻是各路諸侯夢寐以求特別是戰后立足立身不可或缺的資本，職業軍人特質的粟裕、劉伯承不能免俗，陳鄧更不可能客氣，不然就不會有1987年“毛主席親口對我說的，我把指揮權交給你…”這樣遲到近40年的烏龍球，以及“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這樣所答非所問的外交詞令。這些后話，道出了陳鄧的心思，反證了淮海的真相。

　　西柏坡大帳里的毛澤東，對中原獵戶和其他各路諸侯的小九九知之甚遠,早在豫東、濟南戰役前后就已經著手包括中原在內的三大戰區的戰略運籌，其中尤其善于發揮政委在矯枉不必過正中的政治閥門作用。遼沈戰區的布局重心是封閉東北境內的蔣軍主力，不使其加入任何關內戰場，而不是東野100萬打衛立煌50萬毫無懸念的單純打贏，“戰錦方為大問題”，羅榮恒發揮了關鍵作用；平津戰區的技術含量同樣不在華北軍區加上東野入關形成的壓倒性優勢，而在于“隔而不圍”“圍而不打”以及調動和殲滅郭景云35軍的戰術指揮，旨在滯疑傅作義不走和安定徐州集團，并努力保護古都北京，“天塌下來有羅長子頂著”，羅瑞卿發揮了攔截35軍的重要作用。中原，在全國各戰略區中最富挑戰性，其他地區都是一支主力野戰軍，其中平津的兩支野戰軍共同作戰也有明顯的主次之分以及充分的歷史淵源和現實融合條件，唯有中原戰場的兩支野戰軍，其中一部分底子自中央蘇區后期即完全分離，另一部分底子從來就不是一個山頭，中野政治資源富足而部隊弱，華野部隊強大而政治上難成強勢，情況相當復雜。

　　中原野戰軍的前身的是八路軍129師發展起來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一度擁有很強的根據地和野戰部隊，在解放戰爭初期邊談邊打的摩擦階段表現得最為搶眼。1947年8月，晉冀魯豫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用半年時間出色完成了牽制國民黨對陜北和山東戰場重點進攻、把戰爭引向蔣管區以扭轉根據地資源枯竭的被動局面、率先揭開戰略進攻序幕等一系列重大任務，至1948年初轉出大別山時，該部已從12萬大軍銳減至5萬多人，進攻型重裝備喪失殆盡，這是孤軍前出、無后方作戰的必然代價，換其他任何部隊都好不到哪里去（粟裕幾個月后力諫不過江，留在中原打大仗，應有此影響）。其后半年多，中野雖經陳謝兵團、11縱等成建制補充或歸建，至淮海戰役開打前總兵力恢復到12萬人，但由于缺少大規模殲滅戰才可以改善的重武器和彈藥補充，威威中野，實際上已喪失逐鹿中原的方面軍體能，甚至連一個進攻型主力兵團也勉為其難。但是，中野作為解放戰爭最困難時期最顧全大局的方面軍，為全國戰略轉變作出了最大犧牲和巨大貢獻，無論從正在進行中的大反攻特別是日后必然藉此建構的政局來看，還是從紅四方面軍、陜北紅軍、晉冀魯豫野戰軍一路走來的歷史邏輯來看，中野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缺席的,包括被動參加或參加比重太少亦不利于即將到來的政治軍事大局。

　　因此，毛澤東唯一的選擇是成全粟裕和華野鼎定中原的巨大戰功，而犧牲粟裕和華野與其巨大戰功相匹配的一些政治安排，各取所長，各施所欲，兼而馭之，否則，中原戰場的兩支野戰軍無論戰略配合還是戰役協同，一定會心思重重，在軍事上燒熟中原決戰這鍋“夾生飯”就差那么一把火—中野戰役兵團功能，政治后遺癥更多。再往后推，如果中原的仗打不好，華野中野多打一年半載本在五年解決蔣介石的規劃之中，影響華北戰區的兵力對比、戰術結構、戰役進程等橫豎也是時間長一點的問題，但如果長江以北運籌失據從中原、華北跑掉6～8個蔣系主力兵團回防江南，解放戰爭的格局和進程就是另外一番模樣了，包括劃江而治這樣蘇、美壓制和慫恿的黨內折衷主義也會蠢蠢欲動。畢竟，在長江后勤阻隔、無根據地作戰和蔣軍以逸待勞等不利條件下，面對國民黨150萬以上的機動主力存量和至少150萬的擴軍增量，很難想象已經被歷史定格的渡江戰役及其后的摧枯拉朽。1948年5月，毛澤東“穩渡長江遣粟郞”，部署華野外線兵團打過長江、嵌入江南，被粟裕“斗膽直陳”和隨后的豫東大捷所遲滯，恰恰證明了毛澤東的更加高明和遠見。華野精銳不過江是攔腰的辦法，必須萬無一失才能爭得過江后的主動；向江南嵌入戰略楔子是鎖喉的辦法，只要華野過江部隊拿到經略江南的通道和地緣，即使百密一疏，日后進攻江南的政治軍事也全盤皆活。

　　作為華野代司令員，粟裕恪守職業軍人的角色，打更大的仗，打更大的勝仗，是其壓倒一切的追求；作為華野代政委的粟裕，第一次被賦予主政一方的政治家角色，而出色的軍事家必然是出色的政治家，區別僅僅在于有所為還是有所不為，粟裕是無志于政治而非無能于政治，這一點陳毅、鄧小平比林彪看得透得多，這也是粟裕命運多舛又平安一生的奧秘。換一個視角，也就是華野政委陳毅被調走了，宋任窮副政委能量到不了位，饒粟譚的團結只能保障華野的其他資源而無力保障兩個野戰軍協同的政治資源，粟鄧兩個政委誰都難以駕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局面，粟裕只好請遠在西柏坡的毛澤東來做中原戰場的政委，紓解鄧陳的心結，釋放華野的格局，從而為自己自下而上運作“兄弟好”和毛澤東自上而下撮合“將相和”兩場大戲提供契機，這一著，才是粟裕作為政治家潛質的嶙峋一見。其后，一系列與蔣介石戰場微操有著天壤之別的戰略微操，抽絲剝繭，點石成金，生成了破譯中原兩支野戰軍協同作戰的原始密碼，為包括決戰淮海在內的整個長江南北地區的軍事、政治奠定了順暢的基礎。

　　第一，毛澤東自上而下成全劉鄧擴大中原局、中原軍區覆蓋范圍的陰陽局，這是淮海團結之“啟”。中原局從1938年始，根據戰爭進程前后設立了三次，到1947年5月16日第三次設立中原局時，北有中央就近提領的華北、晉綏，南有強大而厚實的華中戰略區，并無擴大中原局中原軍區覆蓋范圍的必要性。但中央和軍委毫不猶豫地批準了劉鄧的提議，于1948年5月9日作出決定，除華中解放區現轄區域外，凡隴海路以南、長江以北、直至川陜邊區，均屬中原解放區，直至1949年6月7日新的華中局成立，這個除東北、內蒙、西北之外幾乎囊括了半個北中國的龐大區域才轉由西北局、華北局、中南局、華中局及其對應的軍政分割節制。事實是什么呢？事實是劉鄧赤裸裸爭來的龐大管轄區域其實是個空架子，中原局黨政軍影響不了軍隊和解放區實力比之強大幾倍的華中局黨政軍，對隴海路西端廣大地區也鞭長莫及。劉鄧的根本目的，當然不是擴大自己的地盤，而是壓縮華東的政治空間，這正是毛澤東所需要的和另一個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劉少奇所排斥的，但后者對戰略區首長根據一線情況提出來又被毛澤東認可的意見有口說不出。對于劉少奇，新中國第一屆政府副主席高崗推出過一個“白區黨”概念，其實這個五分真相五分整人的招數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真相，即劉上位后始終都在謀求將新四軍和華東歷史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其重心就是項英犧牲后，最能代表華野、三野軍事政治的粟裕和饒漱石，陳毅代表性不足，恰恰不在其內。南方三年游擊戰時期，游擊部隊大多天各一方，各自為政，陳粟實際差別不大，新四軍前期陳粟分任支隊正副職的軍中影響也各有千秋，皖南事變后新四軍前期主帥是劉少奇、后期主帥是饒漱石，新四軍主力編成華野后的軍事主帥是粟裕，陳毅甚至只在華野呆過11個月，所以無論從歷史底蘊還是實際權威看，劉少奇爭取粟裕和饒漱石都比陳毅明智得多。

　　1943年3月，劉少奇上位書記處和軍委副主席后，逐步形成毛、周、劉三足鼎立之勢，劉有留蘇和所謂白區黨這兩個山頭，他還需要一個軍隊方面的依托。作過政治部主任的紅三軍團，作過書記的北方局部隊，履歷成分變動復雜，毛澤東、彭德懷等影響大，唯有項英犧牲后淵源相對獨立的華東是一個潛力股，而這恰恰是屁股坐穩不久的毛澤東最諱忌的：一邊是從留法團隊、黃埔軍校、特科、南昌起義、中央分局、三人團一路走來的左膀，一邊是背靠留蘇團隊、白區黨、華野三野的右臂，往后的局面就不那么好駕馭了。所以，劉越是拉扯粟裕，粟裕的日子就越不好過；鄧小平越壓縮華東，越往華東滲沙子，就越受毛器重。鄧這個實際上一手操縱中野黨政軍的政治高手，從紅七軍、紅八軍和左右江根據地主要領導人，跑到瑞金做一個小小縣委書記，此中隱情路人皆知，他把復出的寶一路押在毛澤東身上，逆向而動，韜光養晦，很早就拿到了跳出逆境和站到巨人肩上的鑰匙，而粟裕這個與毛澤東淵源不淺的警衛連長卻在頻頻拋來的橄欖技面前無所適從。1948年4月，粟裕去城南莊，毛澤東拋出第一支橄欖，只要粟裕痛快答應做華野司令員兼政委，不僅7年后元帥桂冠唾手可得，逐步上行到軍界魁首也未可知；其后，攻臺總指揮、東北邊防軍統帥、總參謀長等等一連串倚重，既是粟裕軍事才華所至，同樣飽含著毛澤東一次又一次政治取向。對毛澤東來說，人民革命需要一大批屬于工農兵自己的軍事家而不是所謂的職業軍人，毛澤東希望這個戰功赫赫的歷史巨人站到工農兵階級這一邊。粟裕志在帶兵打仗，形為個人志向，實為政治立場，是為誰帶兵、為誰打仗的根本問題，跟專家學者們口口聲聲只求學術不沾政治是一個原理，他們唯一的生存之道恰恰是依附政治，只是不屑于清湯寡水的人民政治而已。粟裕在建國后受到單純軍事思想和個人主義等方面的批判，毛澤東選擇在最后時刻才出手平息，并在有生之年不準任何人動粟裕，根本目的就是對粟裕進行無害化處理。毛澤東以人民戰爭平臺和戰役指揮權成就了歷史的粟裕，又以軍事知己的惺惺相惜安定了現實的粟裕，謂之三生有幸都不足以概括其幸運。粟裕晚年孜孜以求所謂平反并終言“淮海戰役是我指揮的”，實屬多此一舉，靜而未止。在新中國極其復雜的路線斗爭中，粟裕的個人取向之于總參謀部這個政治公器，批一批單純軍事思想和個人主義并無大的冤枉，毛粟聯袂指揮淮海戰役這一個史實更無需畫蛇添足，川渝民諺說：麻雀飛過有影子，淮海戰役不僅有影子，還有步子、印子，何需自詡！

　　第二，粟裕自下而上置身局中，超乎局外，這是淮海團結之“承”。為了把中原局領導班子的重頭戲做足，劉鄧繞了很大的彎子，于1948年4月27日和5月5日兩次上呈一攬子提議，其中包括彭真任中原局第一書記、陳鄧分任第二第三書記，陳毅為中原軍區副司令員兼中野司令員、或軍區和野戰軍第二政委、或軍區第二政委兼野戰軍政委等等，尤以其中粟裕任職中原局排名第7的委員和宋任窮兼任華野副政委等彎彎繞，有攪局渾水之嫌，毛澤東除敏銳地否決了粟裕兼任中野副司令員有可能影響其獨掌華野一項之外，其余皆一一滿足了最有利于劉鄧的選項。問題是，劉鄧4月27日提出加強中原局領導的理由是“轄區甚大，領導力量極嫌薄弱，三部分野戰軍在20萬以上，如粟裕遲出（即不過江），則達30萬，軍區武裝約為20萬，亦須統一指揮和供應…”，按照這個邏輯，恰恰應該加強華中局、華中軍區才對，人家的根據地、野戰軍、地方部隊都比中原局強大一個量級，結果反倒是把陳毅、鄧子恢調任副職，這就成功地把擴大中原局管轄范圍的空架子，向經營中原和東南政治資源的真實企圖大大推進了一步。這個架子對于毛澤東，是捆綁中原兩個野戰軍打勝仗、布局戰后軍政大局的戰略工具；對于劉陳鄧是亦客亦主、反客為主、渾水摸魚的政治手段；對于粟裕，盡管早在1948年5月初城南莊會議上已被中央和軍委任命為華野代司令員代政委，履職整整兩個月后的1948年7月2日，又被中原局書面通知重復任職了一次，并以堂堂主力野戰軍軍政主帥之尊，兼任中原軍區下屬八個二級軍區之一的豫晥蘇軍區司令員，但這樣的軍政亂倫架子非但沒有傷及粟裕對華野的實際掌控，反而為下一步打大仗、打勝仗增添了更多的軍事資源：其上，可通過劉鄧自己編織的“大局觀”和陳毅、鄧子恢這些橋梁發揮中野戰役兵團作用；其中，可與參沙子的宋任窮合法協調中原相關部隊；其下，則可以就近直接指揮中原豫晥蘇軍區部隊加入打大仗打勝仗行列，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這就是站在中原決戰歷史點位上的真實粟裕及其端坐中軍、以靜制動的大智慧。只是毛粟鄧這一波接一波各取所需的戰略微操，憋屈了華東“小饒”，好不容易從劉少奇手中接過華東軍政大權，又好不容易通過黃花塘整風編排陳毅樹立了威信，現在被一幫反客為主的大姥硬生生地剜去了一茬又一茬唾手可得的未來政治空間，是可忍孰不可忍，這應該就是陳毅回到華東后失位軍政委員會主席而毛澤東不干預的歷史溯源，也應該是劉饒分道揚鑣和“五馬進京”后高饒南北聯手的政治原因之一。建國后，華野將士授銜普遍偏低，華野戰功被大量蠶食移植，政治空間直到上世紀末物是人非才有所改善，同樣是這個重要的政治塑型時期留下的后遺癥，饒漱石倒臺，陳毅和稀泥，粟裕大將壓低了華野門坎且不好說話，爹走娘難管，受些委屈自在情理之中。

　　第三，粟裕自下而上再送一份大禮，熱了總前委忐忑的心，這是淮海團結的“轉”。中原局擴充時的粟裕部隊，當然遠遠不止劉鄧4月27日電報中所述“…如粟裕遲出，則達30萬（30萬-劉鄧所言三部分野戰軍20萬=10萬）…”的區區10萬野戰軍，而是除華東軍區10余萬地方部隊之外，粟裕手頭還握有包括華野一兵團（即外線兵團）在內的整整27萬主力野戰軍，到淮海戰役電請陳鄧統一指揮時，華野已成近40萬人的南線絕對主力。淮海戰役第一階段圍殲黃伯韜兵團先后使用了華野5～7個步兵縱隊，粟裕手頭還有超過8個縱隊，一頭阻擊邱清泉、李彌兵團的東援，另一頭監視李延年、劉汝明兵團北進等，隨時為阻擊李劉兵團、監視黃維兵團的5個中野縱隊兩邊兜底。顯而易見，粟裕并非淮海戰役打響整整10天后才發現“此次戰役甚大”，也不是脫離圍殲黃伯韜兵團指揮中樞后才發現需要中野擋一擋黃維兵團這一事實，而是從中野主力未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更早更快占領宿縣的過程中進一步發現了端倪。此前，中野不緊不慢運動到宿縣后，面對國民黨148師僅1萬守軍，從1948年11月12日發起戰斗，前前后后打了6天，到11月16日才完成攻取宿縣的任務，這樣的節奏已經把粟裕驚出一身冷汗——如果李延年劉汝明越過宿縣地區迂回華野側背，或者就近置換徐州守軍爭取時間，以徐州3個以上兵團傾巢出動救援黃百韜，華野圍點打援的壓力就太大了——中野對付西線赴來的黃維如果仍是這樣的節奏，華野的兵力極限就有可能被黃維兵團從阻擊線溜出幾個摩托化師撐破。所以，粟裕選擇中野攻占宿縣同日“請陳鄧統一指揮”，這個時間節點卡得嚴絲合縫。請早了，有可能弄巧成拙，給陳鄧一個假戲真做的干擾空間，淮海戰役打起來就事倍功半了；請遲了，對幾個曾經滄海難為水的大姥沒個態度，本來不多的積極性激發不出來，影響到雙堆集戰場的用兵效率就得不償失了。

　　時間上選得準，措詞上更講究。請陳鄧統一指揮，連已經與陳鄧會合的劉伯承都不順帶請一下，就是告訴毛澤東和對中野軍事負主要責任的劉伯承：淮海戰役眼下的主要矛盾已經轉移到黃維兵團，統一指揮的首要任務是圍住黃維，圍住黃維才有統一指揮的基礎——同時粟裕這個電報也無意中告訴研究軍史的書呆子們，之前所謂的中原局中原軍區是指揮不了華野和粟裕的，否則豈有仗打到這個份上才由下級提出指揮自己之理！——陳鄧回禮是“本作戰我們當負責指揮，惟因通訊工具太弱，故請軍委對粟譚方面多直接指揮”，一邊預訂了淮海戰役成功后的指揮權，一邊又撇開了淮海戰役失敗后的責任方，這已經是偏師偏將能夠掙得的最佳收益了。劉鄧初來乍到，一不熟悉淮海地理，二不了解作為戰役絕對主力的華野部隊，而且就算是“軍神”劉伯承，歷史上也只帶過10多萬人的野戰軍，打過敵我兩方加起來二、三十萬人的仗，一下子升級到指揮60萬野戰軍加20萬地方部隊對陣國民黨80萬重兵集團，是絕對不敢貿然行使指揮權的，而對應的粟裕實際上獨立承負著淮海戰役的主要指揮責任，更不敢循人情世故之私，放棄對整個戰役的指揮權。建國后，粟裕既不融入毛澤東工農兵政治，又不能公開選擇劉少奇新民主主義政治，給了各路諸侯打壓粟裕的政治空間，陳鄧在淮海戰役中被粟裕實際指揮的不爽也到了秋后算賬的時候，此間的粟裕失去了戰爭年代的土壤，又不愿在政治上破釜沉舟，是斷難做出戰爭年代那樣的逆局的。

　　第四，毛澤東自上而下完成江南政治布局，粟裕統帥解放戰爭最后最矚目一役、饒漱石坐鎮東南、陳毅身負滲沙子重任、劉鄧大軍榮歸故里，各路諸侯各得其所，這是淮海團結的“合”。淮海戰役剛結束，1949年2月，中央決定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陳賡為華東局委員；3月，鄧、饒、陳分任華東局第一、第二、第三書記，陳毅復任華東軍區司令員（饒仍為政委）；5月15日，改由劉鄧分任華東軍區司令員和政委，饒漱石、譚震林任第二、第三政委；6月，陳毅、饒漱石再復任華東軍區司令員和政委，直至1949年8月15日劉鄧最后一次參加華東局會議，轉兵西南，形成建國初期東南、中南、西南黨政軍格局。短短半年時間，華東黨政軍領導班子變換之頻繁和重疊交差之復雜，令人眼花繚亂，為建黨建軍以來之最。有專業研究者言，加強華東黨政軍領導，是為了對付可能的美軍干涉，這是現代軍史上最早的春秋筆法和歷史虛無主義。其時，平津戰役期間青島美軍和渡江戰役期間紫石英事件后的美軍表現，包括美國對李宗仁政府和傅作義等地方軍閥的拉攏特別是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的留守，已經相當完整準確地表達了美國亞太戰略新走勢，至少在可預見的一年半載內，美國沒有大規模武裝干涉中國大陸本土的任何可能性。再退一步，即使美國實施海空突襲為主的軍事干涉，有不有二野區別不大，而陸軍大規模登陸，前有強大的三野，后有更加龐大的四野預備隊，二野能有多大作為？唯一結論是，無論毛、周給華東添多少堵，還是劉鄧進入東南后進一步喧賓奪主，都是呼之欲出的新中國政治布局的需要，如果硬要找一點非政治因素的話，也只能是中野、二野實力太弱，下一步經營西南需要華東方面加強的部隊和后勤太龐大，劉鄧以半個主人身份自己拿，總比請求真正的主人自覺給方便順暢一些，共產黨反對本位主義，但本位中的一些合理基因是反不掉的，更何況，解放臺灣比解決西南殘兵敗將的份量要重得多，需要的資源保障要多得多。

　　六、失帥之謎

　　關于粟裕評帥，各色人等有各色人等的說法，但千種萬種說法，抵不過一個最客觀、最全面、最權威說法，那就是毛澤東所言：論功，論歷，論才，論德，粟裕可領元帥銜。

　　遺憾的是，毛澤東這個話是在書記處已經確定粟裕為第一大將之后說的，不是之前說的。從此話的邏輯次序看，毛澤東說這個話的前后時差也就幾秒鐘、幾分鐘，最多十幾分鐘，但也就是這個以分秒計的時差，決定了粟裕與元帥失之交臂。時至今日，還有一些粟粉言之鑿鑿，把評帥歸咎于這個部那個部，這個人那個人，并曬出一貼貼真憑實據，但這些人就是不懂重要的事少數人定的人間常識。評帥這種歷史性現實性的大事，最終就是五大書記拍板，其中毛澤東至少一半決策權。

　　1953年開始醞釀的人民軍隊首次評銜，難在元帥以下的山頭、軍功平衡，元帥評定恰恰最簡單明了。大元帥是毛澤東的，其他元帥是各方面軍軍政首長和總部首腦的，二一添作五，人頭一下子就出來了。加上毛澤東帶頭拒絕大元帥并提議進入黨政系統實職的領導不授銜，十大元帥實際上評無可評。毫無疑義，粟裕必列十大帥，排位不在第六就在第十，其他暫且不論，單就軍委各總部綜合職能最重要、排位最前的總參謀長一項，按照包括蘇聯在內的古今中外軍界慣例，也不可不授元帥銜。彼時，前任總長是元帥，各主要總部首長如總政治部、總干部部、訓練總監部、武裝力量監察部皆為元帥（至于用軍委委員單子等同于元帥單子來揣測歷史，就更加削足適履、牽強附會了）。由此可溯，粟裕辭帥同樣毫無疑義，粟裕位居總參謀長，置身共和國軍事中樞，不可能不知曉經年有余的將帥評敘信息和此中講究，他已戰功等身、軍威齊壽，從群雄逐鹿的戰陣中攫取了無以撼動的歷史地位，元不元帥并無大礙，與陳毅爭這個元帥桂冠更是弊大于利，他會不辭？

　　毛澤東把粟裕領帥的四大理由最后擺上了桌，其實還有一條更重要的沒擺上，即山頭代表性。共產黨講五湖四海，反對山頭主義，但承認山頭形成的歷史唯物主義客觀性。華東這個三年游擊戰爭與北方紅軍遙相呼應、抗日戰爭與八路軍并駕齊驅、解放戰爭鼎定中原的大山頭，比照西北、華北、中原評一個元帥明顯虧欠，比照東北評兩個元帥理所當然。無論評一個還是兩個，粟裕必領華東元帥銜。一論功，以及以軍功為主要考績標準的軍事才能，粟裕至少進元帥榜前三；二論歷，粟裕以中央蘇區時期的軍團領導成員，到實際統帥規模僅次于東北和中南的華野三野，一天都不曾離開過華東，位列第六恰如其分；三論德，粟裕以黨的領導和團結為勝利之本，兩讓司令一讓元帥，怎么排都不過分；四論山頭代表性，粟裕是打滿三年游擊戰爭、新四軍和華東解放戰爭所有重大戰役的唯一軍事統帥，排在劉伯承賀龍之前也天經地義。

　　所謂元帥，主軍而兼政也，有些人說十大元帥中的羅榮恒是政工元帥，這是相當缺乏歷史見識的說法，古今中外從無政工元帥之一說，未來也不可能有，羅榮恒集建軍、指揮、統籌之全能，豈可以政工一為視之！陳毅在華東主政資歷較深，主軍經歷較短，不是不可以代表華東軍事，而是只要有粟裕在，其代表性就不全面。除了前述的其他一些原因之外，僅在華野打豫東、濟南、淮海這些最重大戰役時期均不在列一條，已使其代表性大打折扣。彭德懷在朝鮮停戰前早已卸任司令員，且美方也未對等派出軍界中樞，為什么還要專程前往朝鮮代表志愿軍簽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彭才是打滿志愿軍五次重大戰役的首任統帥，他才最具代表性。同時，陳毅不領帥還有一條重要界線，他已立位政界，包括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譚震林、張鼎丞、程子華、李先念等等都按主席提議免授軍銜，陳毅沒有理由成為例外。

　　那為什么天經地義的粟裕元帥成了粟裕大將呢？根本問題，還是出在劉少奇頭上。劉自新四軍政委任上，對粟裕的政治爭取就一直不遺余力，以至建國不久，劉少奇即到上海親自看望住院的粟裕。戰友之間、上下級之間互相探探病本無可厚非，但唯獨劉少奇結交粟裕或者饒漱石深為毛澤東和周恩來諱忌。劉通過新四軍和北方局的穩健工作，自黨的七大前進入中央書記處，再經過中央工委書記任上獨檔一面特別是建國后提出新民主主義過渡期等政治主張，深得打天下坐天下的新貴之心，在黨、政系統已經羽翼豐滿，如果再植入軍界實力派的支撐，三駕馬車就失去平衡，所以毛周自始至終忌諱劉少奇染指軍界，這是公開的歷史事實和政治邏輯，并無主觀妄議。

　　顯而易見，在評帥這樣涉及重大政治生態的場合，各持一張選票的五大書記是各有心思的。十大元帥，個個都雷打不動，誰來代表華東軍事也根本不是問題，問題是政治因果往往是果尋找因，而非因決定果。毛澤東當然明白粟裕是代表華東軍事的不二人選，但他絕不會對粟裕先言為主，失去這個政治觀察的機會；周恩來明察秋毫，支持粟裕還是陳毅一要看誰提議的，二要看主席的態度；朱德和陳云兩位書記的選票份量輕一些，博弈動機也不強，模棱兩可。剩下一個劉少奇，大概率會第一個說話，從他敢于親自探望粟裕可知，他已經不避諱爭取華東粟裕的宗派傾向了。劉少奇率先開口，粟裕的元帥銜立馬泡湯，這就是政治的深不可測。據有關資料披露，最后定奪粟裕還是陳毅為帥，專門征求過北戴河周恩來的意見，周以蘇聯布爾加寧元帥為例力挺陳毅，這個細節是真是假，還有書記處到底議了一次、兩次、三次才定下來，周恩來參加了其中幾次，這些過程已經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劉少奇支持粟裕，周恩來必然支持陳毅，毛澤東必然順著周恩來就坡下驢，然后毛周必以“論功，論歷，論才，論德，粟裕可領元帥銜”“大將還是要當的，而且是第一大將”這樣的話圓場，朱德和陳云必深以為然，只有劉少奇赤膊上陣又幫了一次粟裕的倒忙，讓陳毅拾了一個元帥。當然，陳毅已經貴為副總理兼外長，跟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一樣，對元帥頭銜已經取舍無恙了，并非他要爭這個元帥，而是毛澤東尤其是周恩來要他當這個元帥。

　　在共產黨的歷史上，有東西南北大小山頭十數個，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最大山頭有兩個，一個是從工農革命具體實際中走出來的獨立自主派，一個是從蘇聯的政治生態中空降下來的國際接軌派。后者第一個政治代表是王明，第二是劉少奇，第三是周恩來，第四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本質，就是毛澤東去世后兩大山頭易位，新民主主義道路最終取代了社會主義道路，并產生了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政治經濟異化。陳毅起步于法國勤工儉學和南昌起義，興于井岡山，政治上不得不皈依大智大勇的毛澤東，立場上卻始終在周鄧派系轉圈圈。如果陳毅活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必然是改革開放最積極、最得力、最重要的決策人物之一，他的后裔稟承其政治血統，亦是改革開放的明星級支持者和受益者。

　　跟陳毅一樣，粟裕也起步于南昌起義，興于井岡山，雖無原版派系背景，但其家庭、教育、志識等文化血統更趨于知識軍人新貴群體，加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易如反掌，走出新民主主義難于登天。建國后天下初定，抗美援朝也打完了，毛澤東再次點將粟裕，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粟裕的軍中威望和中樞地位，為軍隊干部過好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這一政治大關帶個好頭、作個示范。具體一點，就是不僅不能跟著老搭檔們在新民主主義舊轍里留連忘返，還要跟他們斗，斗出無產階級的初心，斗出社會主義的真理，順應廣大工農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切身要求，這是共產黨掌國執政的唯一合法性和領導人民開創人類大眾文明新紀元的唯一途徑所在。

　　主義之爭，實為物質利益的社會表達方式，本質上就是每一個人、每一個群體、每一個階級的身家性命。政客及其文人把這個物質利益的生產分配方式壟斷成意識形態，一為隔離老百姓，二為迷惑老百姓。孟子云，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基于生產社會財富的重要性而言，對于收割社會財富的主體，與《獨立宣言》所標謗的“人生而平等”的“人”一樣，恰恰是與之相反的君為重、社稷次之、民為輕。按照馬克思社會階段劃分，奴隸社會的人和民就是奴隸主，封建社會的人和民就是地主，資本社會的人和民就是資本家，只有社會主義詞典里的人民，才對應最廣大的老百姓，同時也包括改邪歸正的地富反壞右，這是社會主義永遠顛覆不了的合法性和先進性所在。中國老百姓并不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者，時至今日大多數人也不太明白什么叫社會主義，老百姓是在親身體驗皇帝老兒、軍閥混戰、國民黨政權和新中國之后才擁護社會主義的。同理，世界上也沒有無緣無故的反社會主義者，所謂的精英們也是在認清新中國等對人類文明的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之后，才對社會主義懼之如虎、恨之入骨的。所謂民主主義，其實就是資本和買辦新貴團結起來，向清王朝和舊軍閥這一撥老的既得利益者爭權奪利；所謂新民主主義，就是接受了現代民主思想、不甘于國家和個人現狀的成長型群體團結起來，向資本買辦新貴這一撥新的既得利益者爭權奪利。這兩個主義的組織者都是少數人，都必須利用無產階級作為自己爭權奪利的工具，都要象歷次造反者一樣向廣大工農兵作出自己的利益承諾，區別在于新民主主義者不僅作出承諾而且初步兌現了承諾，比如根據地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區土改、資本全民所有制等等，由此調動了比國民黨所依仗的地主資本家買辦勢力強大十倍百倍的力量，摧枯拉朽地掃除了國民黨剛剛建立的新政權。但是，這個初步兌現對于共同奮斗的廣大工農兵，到底是暫時的激勵手段還是革命的本質，檢驗標準就不僅是根據地、解放區和建國初期那一時半會，關鍵還要看可持續的政權性質。經得起人民和歷史檢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革命者，必須經歷兩次革命才能完成，第一次革敵人的命，第二次革自己的命，并且第二次脫胎換骨的自我革命要比第一次革別人的命痛苦得多，艱難得多，也長期得多；同理，真正的人民解放也必須經歷兩次爭權奪利才能實現，第一次向敵人爭權奪利，第二次向自己人爭權奪利，這個自己人就是以工農兵為主體的老百姓所對應的，曾經在一個鍋里吃飯、一個戰壕里打仗的各級領導者和管理者，也叫代議者。只有完成后一個爭權奪利并潛移默化到文化的層面，形成對立于傳統舊文化的新社會主體和新價值主體，才能實現新民主主義所奮斗的天下一人、公權共利、按勞分配、全民所有的社會主義民主，從此終結幾千年造反者打天下坐天下的歷史周期率。

　　所以，新中國27年社會主義自我革命雖然是和平狀態下進行的，但其復雜性、隱匿性、激烈性要遠遠比新民主主義時期國共之間的敵我斗爭深刻得多：

　　第一、投機集團性質有異化。共產黨初創時期，全國范圍內有100多個各類黨派和更多的軍閥、買辦、道行、教會、門閥等勢力，共產黨是其中起步最遲、力量最弱、擴張最快和空間最大的政治勢力，因而在容納了最多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同時，也容納了最多的非無產階級投機家、冒險者和賭徒。在革命進程中，艱苦的戰爭生活和渺茫的前景淘汰了一部分投機者，持續的肅反整風清理掉了一部分，但仍然有相當多數的投機分子滯留混雜在革命隊伍中，并且以其較高的文化素養和所謂情商，占居了絕大多數的領導管理崗位。他們缺乏自成力量的社會基礎和革命勇氣，在面臨生死抉擇的進程中不得不選擇毛澤東和依附其所領導的工農兵階級，因此不能夠象過往的農民起義那樣輕易從中途竊取最高權力和改變革命性質，而一旦立國建政，他們就不是今天的人們所認識的那樣簡單地不安于清心寡欲的生活了，他們要的是改變政權性質、奪取最高權力等等根本政治利益，要的是百年老店和貴族身價，走的是一條利用無產階級革命曲線建政之路，與過去農民起義被劉邦、朱元璋們中途異化后單純的內部爭權奪利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遺老遺少心術有變化。為了平衡和穩定社會，任何新生政權都會吸納一定舊勢力人員，區別在于過去的封建政權、資本政權是帶著順從的遺老遺少們一起過人上人的日子，至少讓他們享用殘湯剩水并保留錦衣玉食的提升空間，所以他們恢復舊秩序的反抗意識很快被消蝕、被同化；而新中國所建立的人民政權，雖然給予了他們遠遠超越社會平均水平的待遇，但對于這些養尊處優的遺老遺少而言，三年五載過渡一下尚能忍耐，被挾裹進新政權長期艱苦奮斗那是絕對扛不住的，由此決定了他們始終與工農兵面和心不和，各有一本賬，只要新中國政權性質不蛻變，他們及他們的子子孫孫所導演的各種形式的地下攻擊、顛覆、滲透、演變就不可能停止。

　　第三，工農干部角色有同化。歷朝歷代的老百姓造反，都始于活不下去，成于等貴賤均貧富，終于打天下坐天下。這種幾千年封建統治浸淫的文化慣性，遠遠不是體制內的所謂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輿論監督等等就可以輕易約束的,非人民大眾的主體參與和日常監督不得改善。在新舊政權更迭中，那些出生入死、戰功赫赫的功臣逐步上位為新貴，一大批中低層工農干部則在唾手可得的體制利益中迅速皈依新貴集團，與包括最高領袖在內的初心不改的少數革命者和廣大人民群眾形成尖銳對立的內部矛盾。這些曾經純樸善良的造反者擔當了兩個新角色：一是社會主義政權的自發反對者，二是被投機集團和前朝余孽利用為反對新政權的槍手，從而空前地加大了階級斗爭的復雜性和長期性。毛澤東之所以不惜最后一搏發動文化大革命，并設想七八年來一次，就是從反反復復的實踐中徹底認識到，人民政權沒有自下而上的階級斗爭這根定海神針不行，大眾文明不從文化建設這個潤物細無聲的根兒入手不行，否則永遠搞不過投機者、蛻變者、舊余孽和殖民者四流合股的修正主義勢力。

　　第四、無產階級成色有誤化。以工農兵為主體的無產階級，在革命和建設中爆發出了世所罕見的磅薄偉力，這個力量嚇壞了人民的敵人，也誤導了無產階級自己。一方面，把最高領袖引領和庇護下的暫時覺悟和團結，誤認為是自己本來的階級組織狀態；另一方面，用斗爭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斗爭，沒有利用最高領袖庇護的有限歷史時機，把重心放在無產階級獨立的思想建設特別是組織建設上面，重蹈了一個早上力拔千均、一個晚上一盤散沙的歷史悲劇。事實反復證明，無產階級如果繼續把自身解放寄托于精英代言及精英組織的上層建筑模式，沒有自下而上的階級覺醒特別是根植于民間的強大的自治組織，比如足以對抗和制約各級體制異化的獨立的黨代會、人代會、士兵委員會、工會、農協等等，那么一盤散沙的無產階級充其量就是一個理論概念，永遠談不上政治層面的階級價值和階級力量。

　　第五、經濟基礎歸屬被虛化。被沒收被贖買的官僚資本和民族工商業，顯然不是資產階級經濟基礎被消滅的證據，這些資本并沒有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而是掌握在所謂代議者手里，但這些從業上層建筑的代議者的性質并不取決他們自己，也不取決于授權人看似數量龐大的個人力量，而主要取決于授權主體的階級整體力量：無產階級具有壓迫性的階級組織和階級力量，代議者就是人民公仆，否則代議者就是一個早上即可以回歸特權階級的不斷更新的敵人。原蘇聯和當今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從人民公仆到人民公敵的蛻變，就是這個邏輯的必然結果。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擺在新中國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劉鄧等所主張的新民主主義過渡期。這是代議者的政治理想，與先富帶后富的悖論一樣，代議者一旦過渡到執政者，斷無再從執政者過渡回服務者的道理，必然重蹈二十二年前國共合作完成北伐之后敵我分離重組的覆轍；另一條是毛澤東所主張的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人民政權開局之路，其核心就是把代議者約束和改造成為人民大眾的服務者，工農兵作為執政主體從此入主共和國政治舞臺。這是新中國27年能夠迅速凝聚站起來的勞動大眾，迅速建成全世界最文明最進步的第一大國和初步建成世界級富國、強國的根本動力和保障，也是毛澤東繼青年時代創立武裝割據農村、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主義勝利道路，把早期共產黨從一個新知識分子沙龍改造成為具有工農革命性質的政黨從而創建了真正意義上中國共產黨之后，從思想到實踐的第二次重大飛越，由此構成了毛澤東思想三大支柱中的基本條件和實踐路徑，而毛澤東思想的壓艙石，則是人民領袖經過二十余載的執政探索和總結，在生命最后一息，先于全球資本集團彈冠相慶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全軍覆滅之前，再一次撥動了人類文明的未來航向，從根本上發現并推動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千古真理，找到了從文化革命這個根子入手，而不僅僅局限和停滯于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現實層面堅守社會主義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而為深陷歷史周期率困惑的無產階級找到了一條建立人民民主、堅守人民民主、發展人民民主的可操作性路徑。這是毛澤東站在更高的人類文明層面完成的比推翻國民黨買辦舊政權、建立人民民主新政權更加深刻更加徹底更加偉大的中國實踐，是毛澤東為中華民族重開社會主義舉行的隆重奠基禮，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對人類文明正本清源的創世紀貢獻，也是瑟瑟發抖的中外反人民反文明勢力極盡污化毛澤東和文革之能事的根本所在。中國工農兵雖然經歷了比其他民族更多的現代政治鍛煉，但大多數老百姓被眼前生計和利益所困，仍然看不透歷史的真相和未來的走向，他們檢驗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一切領袖、一切代議者的標準非常簡單：主席去世四十多年，這個持續近30年的中國第一家庭至今家無資本、人無半官，與曾經的戰友們形成天懸地殊的劇烈反差，這才是毛澤東熱經久不息、越壓越熱的根源所在。而原本，毛澤東才應該是走新民主主義道路的最大動機者，當年的開國領袖威播中外，正值壯年，他完全可以自己導演或利用新民主主義邏輯和改革開放生態，構建屬于自己的極盡尊貴與龐大的家庭和家族，財富齊天，家權蓋地，在戰友和文人們對新中國分而食之和眾星捧月中再造一個千古一帝，這是迄今為止很少有人發現的事實，也是最樸素、最通透、最具檢驗力的事實。人，中青年時代只是手段，老年和死亡才是本質；國家，打天下僅僅是渠道，政權性質才是底牌。

　　毛澤東放棄榮華富貴繼續為人民爭權奪利，就是選擇了孤家寡人和粉身碎骨，他除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把手伸向紅墻之外以緊握他的人民，還迫切渴望戰友特別是具有軍界根基和威望的戰友提供強有力支持，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主席把粟裕放在路線斗爭的重要支點位置上，就是希望和要求粟裕把人民子弟兵帶成一支社會主義的政治警衛隊、文化宣傳隊、經濟建設隊而不僅僅是國防武裝隊，在抑制修正主義膨脹和具體的“三支兩軍”中發揮人民軍隊中流砥柱的政治作用。毛澤東要的兵，也絕不是單純以服從軍事命令為天職的打手，而是象孫玉國、黃繼光、歐陽海、雷鋒那樣以執行黨和人民的政治命令為天職的人民子弟兵，有利于人民沒有命令也要干，有害于人民下了命令也不能干，否則所謂軍隊和軍人，任何時候都不過是現實的或潛在的人民之敵。粟裕在幾年總長任上所表現出來的比較明顯的單純軍事思想，不僅被投機者用作政治擠壓手段，實際上也為人民領袖毛澤東所不容。任何權力，不為老百姓所用，必為老百姓的敵人所用，這里面永遠沒有什么職業軍人之選!

　　粟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貢獻了戎馬半生，指揮了一系列定格于為人民解放而戰的偉大戰役，為人類軍事史增添了無以倫比的大兵團作戰藝術，但自始至終都沒有完成無產階級軍事家的偉大轉變，在求同存異的奪權過程中與工農兵同一條戰壕，在建政立權后新舊力量的斗爭中已然分道揚鑣，與韓信、白起、朱可夫、尼米茲這些古今中外大軍事家殊途同歸。這個“偉大”與“大”的區別在于，只有徹底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全心全意為老百姓爭權奪利，不惜為人民利益而粉身碎骨者，才配得上偉大一詞，圈子內的互封互捧是不著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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