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穆臻|”俄共致延安電報“考證

由于這封讓毛主席勃然大怒的電報，毛主席決定親自去重慶，好好“炫”一把“技能”！毛主席就是厲害，他這一去，還真的把一個被逼到臺上才不得不唱的“死”戲硬是給唱“活”了。毛主席到了重慶，縱橫捭闔，應付自如，談笑之間，空前全面的擴大了中共的國內外影響力！

　　序言：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出現的歷史虛無主義“非毛化”思潮影響下，幾乎只要是毛主席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就遭到了一系列渣滓不切實際的污蔑。

　　例如，毛主席講：“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毛澤東文集》：《論十大關系》)這本來是中蘇雙方都承認的。

　　但是在主席去世之后，一部分歷史虛無主義者幾乎無案不翻，甚至連蘇聯的這個案都要翻。那我就要好好拿出中蘇兩方的材料教訓教訓這樣的歷史虛無主義分子！

　　一、中共方面關于“俄共致延安電報”的相關資料

　　早在中共七大，毛主席就向他的戰友們說明了蔣介石的野心，并做好了應對全面內戰的最困難準備。毛主席說：“我們的政策還要這樣繼續下去，使他不敢輕意地發動內戰，但是我們要準備他發動內戰。”（《毛澤東文集》：《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注意，毛主席在這時候對蔣介石的定義，就是買辦資產階級，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

　　之后，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1945年8月，中共中央“經過反復權衡利弊，決定毛澤東去重慶。在這以前，接到斯大林來電說，日本投降，國共應言歸于好，共商建國大事。如果繼續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5年，五十二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要知道，《毛澤東年譜》所收錄的主席講話以及文件，雖然有些沒完整展現，有些沒有展現，但是展現出來的都是最真實的史料。如果沒有真實依據的，年譜的注釋也會加以說明。例如主席說“一生做了兩件大事”的來源只有葉劍英的回憶，年譜也如實在注釋中說明了。

　　師哲的回憶中提到：“這時，斯大林通過蘇軍駐延安情報組轉來一份電報，內容主要是:中國不能再打內戰，要再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地步等等。這電文引起了毛主席的極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氣。他這樣說:‘我就不信，人民為了翻身搞斗爭，民族就會滅亡?!’”（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

　　胡喬木的回憶也提到：“與我黨這一重大決定有關的一個事情是斯大林在抗戰結束后來電......1960年7月31日,在北戴河會議上,恩來同志回憶:8月22日或23日,那個電報來了。現在不存在了,那時常委們看了,大概燒了。電報沒有使用蘇共名義,而是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中央委員會致中共中央。電報說,中國一定不能打內戰,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就要毀滅。少奇同志隨即補充說:他們說我們的路線是錯誤的路線,要重新考慮我們的路線。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也曾提到這件事。他說:‘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例如簽訂中蘇條約的時候拖了很久，直到英美國家對中共拋出“橄欖枝”后，蘇聯才下了簽約的決定。——引者注。）。’”（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要注意胡喬木這里說的兩點。第一，電報稿被燒了，這也無意的給當下的小人、渣滓提供了詆毀偉人和中共的契機（筆者不得不說這是個巨大的遺憾），但是我在這里會用大量其他史料充分證明這個電報實際上真實存在（這和歷史虛無主義者通過否定“草地密電”真實存在來詆毀主席非常像）；第二，請注意胡喬木說的“沒有使用蘇共名義,而是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中央委員”。三老四少記住這一點，這是可以和蘇聯檔案相互印證的。

　　二、蘇聯方面關于“俄共致延安密電”的解密檔案資料

　　據蘇聯解密檔案顯示，當時蘇聯認為蔣介石屬于“民族資產階級”，對蔣匪幫的認識深刻程度遠遠不如中共。“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明確的,蔣介石既想利用蘇聯,也想利用美國,尤其想利用兩國之間的矛盾,以鞏固國民政府,并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范圍內改造中國。”（《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1945.1-1949.2)》：《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報告:關于蔣經國訪蘇》）可見，當時蘇共認為蔣介石是在國際“左右逢源，縱橫捭闔”的民族資產階級政治家。正是因為蘇共這時沒有徹底認清蔣介石集團的買辦性，低估了蔣介石集團對美帝國主義的依賴程度。他們無疑最希望二戰后中國內部的和平，使蘇聯面對一個相對穩定的“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亞洲。

　　蘇聯方面關于斯大林和蔣經國談話的檔案，真實表明了這封電報的客觀存在。

　　斯大林和蔣經國的談話中，蔣經國的目的很明顯。“蔣經國指出,斯大林大元帥的威望將迫使中國共產黨人遵從他的建議。”（《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1945.1-1949.2)》：《斯大林與蔣經國會談記錄:中蘇關系諸問題》）可見，蔣經國希望斯大林強迫中共接受“招安”。對此，“斯大林同志答道,蘇聯政府并不了解中國共產黨人的情況如何。他們目前并未請求提供任何建議。以前,蘇軍剛剛進入東北并且蘇聯政府尚有3名代表駐延安時,中國共產黨人曾經通過這些代表請求向他們提出建議,于是他們得到了答復:俄共中央認為,中共代表應該去重慶談判。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料到會提出這一建議,于是在共產黨人中引起大亂。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帶著何種計劃赴重慶的,只知道談判已遭到失敗。”（《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1945.1-1949.2)》：《斯大林與蔣經國會談記錄:中蘇關系諸問題》）

　　斯大林這里說的話，和胡喬木的回憶可謂“無縫銜接”。注意，正如胡喬木回憶中提到：“電報沒有使用蘇共名義,而是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中央委員會致中共中央”，這里斯大林也告訴蔣經國：“俄共中央認為,中共代表應該去重慶談判”。當時一般中共和蘇共的交流，蘇共應該以“聯共（布）”的名義發電報。而那次以“俄共”名義發，實屬罕見。

　　通過蘇聯檔案和胡喬木回憶的“無縫銜接”，我們可以明確判斷出：斯大林在和蔣經國談話中所提到的那封電報，就是那封宣稱“如果繼續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的電報。這封電報就是真實存在的！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斯大林特意告訴蔣經國，中共“沒有料到”這一建議，而且在內部“引起大亂”。可見當時中共對這封電報強烈不滿。斯大林如果不知道中共的不滿情緒，直接說“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帶著何種計劃赴重慶的,只知道談判已遭到失敗。”即可，他多說一句電報建議出乎我們中共的意料，是沒有任何必要的。但是他在和蔣經國的談話中透露了我們中共當時對這封電報的強烈抵觸情緒，無疑說明了這封電報和中共自己的打算完全相反。

　　如果電報所講的和毛主席在七大講的“我們要用各種方法制止內戰。現在的揭露就是一種方法，我們要經常揭露，在大會文件上、在報紙上、在口頭上揭露。此外，還要用別的辦法來制止內戰。內戰越推遲越好，越對我們有利。抗戰八年以來，我們的政策就是使蔣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們的政策還要這樣繼續下去，使他不敢輕意地發動內戰，但是我們要準備他發動內戰。”（《毛澤東文集》：《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一致，中共內部是不可能表現出“沒有料到”這一建議的“大亂”情緒的。能讓蘇聯方面自己主動說明中共看到這封電報之后確實“引起大亂”、“沒有料到”的電報內容是什么？一定和毛主席在七大所講的“延遲內戰，準備敵人發動內戰”不一樣——就是與之相反的“禁止內戰，戰必滅亡”！這就全方位、無死角的作證了這封電報的存在！

　　斯大林還向蔣經國表示了對蔣介石的支持，可見當時蘇共對蔣介石集團還抱有一定幻想。“斯大林同志表示,蘇聯政府的觀點已在三國外長會議公報中以及在同中國的條約中明了。蘇聯政府在這兩份文件中聲明,它承認蔣介石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如果中國國民政府吸收民主人士參加政府,這對于政府是有好處的。然而,看來中國共產黨人不同意這一觀點。蘇聯政府在這方面能做什么呢?他們認為不能有兩個政府、兩支軍隊,但是,看來中國共產黨人不同意這一點。”（《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1945.1-1949.2)》：《斯大林與蔣經國會談記錄:中蘇關系諸問題》）

　　后來，斯大林對蔣經國做了這樣的表示。“蘇聯政府不明白,為什么遲遲不解除日軍武裝,為什么蔣介石和毛澤東之間不能達成協議。毛澤東是個與眾不同的人,而且是個與眾不同的共產黨人。他在農村到處活動,避開城市,對城市不感興趣,他(斯大林同志)對此不理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蔣介石和毛澤東之間為什么不能達成協議。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對任何人表示不滿,因為他不知道這是誰的過錯。”（《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1945.1-1949.2)》：《斯大林與蔣經國會談記錄:東北經濟合作等問題》）這里可見，斯大林非常不希望國共和談破裂，所以他根本沒必要和蔣經國講中共接到他的電報之后的嚴重抵觸情緒。可見他的那封電報確實就是毛主席所說的制止內戰的電報。有趣的是，斯大林在這里也表達了他長期以來對毛主席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不理解。蔣經國又不搞土地革命，斯大林對他談毛主席堅持的戰略，完全是即興發揮。在這個“題外話”中，斯大林向國民黨表達了他對共產黨長期不支持“城市中心論”的不滿。可見他還是支持曾經的王明“左”傾“進攻路線”的。

　　上述內容可見，那封“俄共致延安電”確實存在，而且這就是一封阻止我們中共和蔣介石作戰的右傾機會主義電報。后來，斯大林也做了自我批評。

　　三、中蘇雙方在后來對“俄共致延安電報”客觀存在的承認

　　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劉少奇傳》所收錄的劉少奇親自整理的他和斯大林的談話記錄顯示：“斯大林帶著歉意地問中共代表團說:‘我們是不是擾亂或妨害了你們呢?’劉少奇有禮貌地回答說:‘沒有。’但他提到，一九四五年毛澤東或者可以不到重慶去，有周恩來去就夠了。但毛澤東到重慶去，結果是很好的，使我們有了政治上的主動權。斯大林說:毛澤東到重慶是有危險的，CC等特務有害毛同志的可能。當時，美國人曾向我們說:中國國民黨要和平，為什么中國共產黨不要和平?’我答復說:‘中國共產黨的事，我們管不著’，斯大林又問劉少奇:‘你們在美國人參與的和平運動中是否受了損失，妨害了你們?’劉少奇回答說:‘在和平運動中，中共中央的頭腦是清醒的，但有個別的負責同志對和平有幻想，受了若干不大的損失。但那次和平運動很有必要，結果我們孤立了美蔣，使后來我們推翻國民黨，打倒蔣介石，沒有一個人說我們這樣做得不對。’斯大林最后感慨地說:‘勝利者是不能被審判的。凡屬勝利了的都是正確的。’”(《劉少奇傳》二十四、建國前夕(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可見，少奇當時的回答是很穩妥而有策略性的。他避開了斯大林在當時對“和平”的過度強調以及當時對我們和蔣介石開戰的阻止這一事實，只談毛主席當時把“死”戲唱“活”、把“假”戲唱“真”給中共帶來的好作用。自知有愧于中共的斯大林則反復表示了“妨礙過你們”的愧疚。

　　后來，1958年，由于當時蘇聯帝國主義暴露了侵略中國的野心，毛主席勃然大怒，痛斥尤金。這時，主席說：“你們講的話，使我感到不愉快。請你照樣告訴給赫魯曉夫同志，我怎么說的，你就怎么講，不要代我粉飾，好讓他聽了舒服。他批評了斯大林，現在又在搞斯大林的東西。”“第二，不要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第三國際已經解散了，還下命令,說你們不與蔣介石講和、打內戰的話中國民族有滅亡的危險。然而我們并沒有滅亡。”（《毛澤東文集》：《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

　　這時的蘇聯在之前已經做了糾正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新決議。“關于斯大林問題,我們在1956年兩篇文章里全面講了；后來蘇共中央做了一個決議,也基本上糾正赫魯曉夫的片面性。而且赫魯曉夫自己也講,如果講斯大林主義分子,他就是斯大林主義分子。他在個別場合、個別談話中間也講過這個話。”（吳冷西：《十年論戰》）所以，主席這時痛斥蘇修的時候，敢于對本身就把斯大林當成“自己人”的蘇聯駐華大使尤金重提斯大林發的那個阻止我們和蔣介石打仗的電報，顯然是理直氣壯、底氣十足的。

　　尤金也自知理虧，老老實實的承認：“對于中共的各項政策，我們蘇共中央的態度是:中國問題怎樣解決，是中國同志自己的事情，因為他們最了解情況。同時，我們認為，議論像中共這樣偉大的黨的政策是否正確，是輕率的、傲慢的。”（《毛澤東文集》：《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但是，主席胸襟是寬廣的，主席表示：“斯大林后來也很好了，中蘇訂了條約，幫助了朝鮮戰爭，搞了一百四十一項。當然，這不都是他個人的功績，是整個蘇共中央的功績。因此，我們不強調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文集》：《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可見主席堅持一分為二、實事求是。

　　尾聲：

　　綜上所述，鐵的事實證明，這封讓毛主席大發雷霆之怒的電報，確實存在。師哲也曾回憶，轉戰陜北前，為了減少我們攜帶的物資并不給蔣匪軍留下了解我黨的資料，主席和中央決定銷毀了一部分文件。所以，這封電報有可能是轉戰陜北前被銷毀了。但是歷史就是真實的歷史，這封電報盡管已經找不到，但是大量中蘇雙方的檔案資料都確切地證明了這封電報的真實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如少奇所說，實際上毛主席可以不去重慶。就像在之前，蔣介石邀請主席去和他“和談”的時候，是林彪代表主席、隨總理去的。但是，由于這封讓毛主席勃然大怒的電報，毛主席決定親自去重慶，好好“炫”一把“技能”！毛主席就是厲害，他這一去，還真的把一個被逼到臺上才不得不唱的“死”戲硬是給唱“活”了。毛主席到了重慶，縱橫捭闔，應付自如，談笑之間，空前全面的擴大了中共的國內外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