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聚焦1943-1949年晉冀魯豫太行區的婦女紡織技術實踐,從傳播機制與實踐主體兩方面入手,探討物質生產與革命政治如何在技術實踐中發生關聯,這種技術實踐又為婦女帶來怎樣的體驗。基于對史料的考察,本文認為邊區基層干部群眾通過模范學習、生產展覽、經濟計算、民主討論、組織勞動等技術策略突破了代代相傳的技術壟斷傳統,構建起一種以群眾(尤其是婦女)為主體的技術政治。由此,婦女紡織不僅維持了邊區軍民的基本生計,也為中國基層技術實踐積累了有益經驗,同時為婦女進入社會性技術勞動領域做出了早期探索。這一案例為我們打開了一扇觀察婦女與技術的總體性窗口——在婦女手中,土法紡織成為制造棉布與解放感的雙重技術,將物質生產與革命政治交織成“新社會”的經緯。這次重訪將為我們思考技術與性別、生產與政治的辯證關系提供啟示。

一、引言:當落后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成為現代革命的前沿技術

　　東黃須基點5個行政村的展覽會,設有展覽室一座,紡婦一院,院內有18個人紡線,內有60歲以上的老漢老婆各4人,小兒童3名。參觀的人看到這樣老的老,小的小,都能紡線賺錢,莫不羨慕異常,回村后一定好好紡織。[1]

　　這是1946年晉冀魯豫邊區太行區黎城縣幾個村聯合紡織展覽會上的一幕。與要求觀眾“請勿觸摸”的展覽不同,該展覽會中正在勞作的紡織者本身成為展覽內容,觀眾被鼓勵觀看、展示、互動和學習,展覽的目的是實現土法紡織技術的擴散。這則材料可能會給21世紀的當代讀者帶來疑惑:依靠手工勞動、手工機械(見圖1)的土法棉紡織無疑屬于“前現代”,是現代中國長期急于擺脫的“落后”生產方式;然而,這種前現代的勞動技術卻在一段特殊時期內成為革命的“前沿”技術。1937-1949年,邊區記錄在冊的生產建設展覽會有68個,紡織生產往往是其中的重要單元;除此之外,還有8個紡織專題展覽會,集中在陜甘寧和晉冀魯豫邊區[2]。那么,馬克思筆下落后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何以在中國革命進程中成為被大力推廣的模范典型?

　　這個問題中的矛盾進一步引出如何判斷技術“先進”與“落后”的追問。白馥蘭(Francesca Bray)在其經典著作《技術與性別:晚期帝制中國的權力經緯》中引用過古典學家摩西·芬利(Moses Finley)講述的一個羅馬故事:有人發明了打不碎的玻璃,而皇帝明明知道只有發明者一個人了解技術秘密,卻立即處死了他。芬利認為這個故事表明,即使在工業資本主義發源的歐洲,技術進步在漫長歷史中也從不是重大目標,僅僅自中世紀晚期以來,對于“進步”與“增長”的追求才前所未有地占據歷史舞臺[3](P10)。這提示我們,從落后到先進的目的論敘事是一種歷史現象,而非歷史規律。因此,恰如白馥蘭所呼吁,為了驅除世界存在比較等級的幻覺,需要發現與重構那些曾經把持歷史舞臺的其他力量[3](P11)。由此便可發問,看似“落后”的土法紡織技術,究竟是在什么樣的動機、文化與政治經濟條件下,在20世紀的革命戰爭中被有意識、大規模地普及,其結果又是什么?同時,這個問題也提示著一個常被忽略的歷史事實——婦女始終是技術歷史的創造者。由此也可進一步提問,婦女在這一過程中創造了怎樣的性別化技術經驗,從而促成土法紡織技術走向革命前線?

　　為回答上述問題,在討論邊區婦女紡織的具體史實之前,需先對作為“工業革命跳臺”[4](P5)的現代紡織技術發展歷程作一簡單回溯,以尋求解釋的理論資源。

　　關于工業革命的一個常見敘述是認為其起源于紡織業中的一連串重要技術發明,多錠紡機珍妮機(Spinning Jenny)被指認為是其中最關鍵的象征物。此后,許多大型紡紗工廠在英國各地開立,現代工廠制度由此成形[5](PP81-82),一個全球工業資本主義的時代拉開帷幕。

　　由此,“李約瑟之問”回響至今:為什么科技革命不是發生在中國?中國的手工紡織技術很早以前就相當發達,被認為是工業革命關鍵技術突破的多錠紡機及水力紡機在中國元代《農書》中就已有記載,其他棉紡織生產環節也都出現過大幅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的技術革新。然而,在較晚近的記載中,這些先進的紡織工具往往被更簡易的工具所取代[5](PP81-102)[6](P199)。伊懋可(Mark Elvin)在分析中國經濟史時指出,中國不少曾經領先于世界的生產部門都經歷過這種停滯,后來被歐美反超,而“在紡織業中,這種先進轉而衰退的模式是最明顯的”[6](P194)。需要承認的是,“先進轉而衰退”的說法可能只是現代人的后見之明。這種發問和回答的方式將技術發展看作一條由落后走向先進的必然道路。

　　然而,技術革新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技術形態如何變化受到人們在具體歷史語境中進行技術選擇的過程影響。趙岡認為,中國手工棉紡織遭遇的技術停滯——或說是逆向的技術選擇——是由中國長期穩定的小農生產方式所決定的[5](PP101-102)。超過5錠的多錠紡車和其他大型紡織工具都需要多人協作,但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棉紡織生產都是在小農家庭中,由家庭成員(主要是婦女兒童)在農閑或其他工作的間隙中完成的[7](PP21-22)。即使在明清江南資本主義萌芽的情況下,農戶的生產活動受到了商人及商業組織支配,棉紡織業的主流依然是家庭生產[8](PP81-83)。因此,適合一人操作的工具和易于學習的技術在普通農家間占據主流[7](PP13-14),也便于主要活動空間局限在家庭領域的婦女進行操作[4](PP68-69)。也就是說,穩定的小農家庭生產方式使農民主動選擇了更為“落后”的紡織工具與技術。與此相對,英國工業革命的前提則是大量農民失地成為流動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可見,技術變遷并非一條由落后走向先進的目的論式線性道路,而是一個嵌入在社會技術網絡中不斷與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過程。恰如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提供的案例表明,對于全球“棉花帝國”的起源而言,技術知識的傳播固然不可或缺,但扮演關鍵角色的并非技術發明,而是歐洲人跨越大洋使用暴力以及投入資本的能力和意愿[4](PP33-34)。

　　在這一理論視角下,李約瑟問題的前提——一個發展突然中斷的中國技術史——失去了效力。這個前提默認,誕生于歐洲的現代科學及其物質成果(工業革命)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路徑。李約瑟雖然將中國納入科學技術史討論,但是仍將中國放置在歐洲傳統的現代科學語境中,“使它們從自身的文化和歷史語境中抽離出來”[3](P8)。

　　因此,關鍵不再是如何解答“李約瑟之問”,而在于提出新的問題。白馥蘭在與李約瑟合作多年后提出了一種“批評性世界科學技術史”的可能性,她指出,“資本主義的興起,現代科學和工業革命的誕生與我們西方的心智密切相關,我們很難將技術的概念和科學分開,或是去設想這樣一種技術發展的軌道,其強調的標準不是機械的復雜精密、規模經濟和產量的增加,而是其他。任何對這一狹窄軌道的背離都只能被解釋為失敗、歷史停滯不前”[3](PP8-9)。簡單來說,我們要問的新問題不是中國的技術發展為什么停滯不前,而是在目前以西方科技體系為主導的“標準答案”之外,那些“邊緣”的經驗又能提供怎樣的視野。當舊問題被反轉,就為被忽視的歷史打開了空間,除了已有研究對“早期現代中國”(宋、明、清)技術實踐的社會史考察,站在現代革命前線的土法紡織技術是否也具有在歷史中提出新問題的潛力?作為土法紡織勞動者的婦女是否也可以在這個新問題中由技術討論的邊緣走到應有的核心位置?

二、研究案例:20世紀40年代邊區婦女紡織

　　紡織是進入普通勞動婦女歷史的獨特入口。自清末民初中國卷入全球工業資本主義以來,作為勞動者的普通婦女開始有機會在歷史資料中留下大量記錄。紡織業作為中國首先向世界“開放”的經濟板塊,紡織女工成為研究者了解該時期中國社會與婦女的第一批研究對象。新中國成立后的紡織業則繼續為研究者觀察社會主義建設與婦女勞動提供了重要窗口。在這些豐富的成果中,中共邊區新民主主義政治語境下的大規模婦女紡織(以下簡稱“婦紡”)尚未受到足夠關注。

　　20世紀40年代,“婦紡”作為邊區長期開展的一項重要工作,其意義可以從短期和長期兩方面討論。

　　短期來看,“婦紡”維持了邊區軍民的基本生計,回應了邊區物質資源緊缺的現實。20世紀40年代初,邊區面臨著嚴重災荒、日軍掃蕩、國民黨經濟封鎖多重困難疊加的嚴峻形勢。首先,1942-1943年華北遭受嚴重災荒,冀魯豫全區受災的耕地面積達2400余頃,約占邊區財糧征收面積的52%[9]。在此背景下,政府號召組織婦女“紡織渡荒”“以紡代賑”,政府甚至發放紡織貸款,動員沒有紡織基礎的地區也開始組織紡織[10]。其次,1941-1942年日軍先后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發動了5次“治安強化運動”,連續的掃蕩、封鎖嚴重破壞了原有的經濟基礎[11]。最后,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政府對邊區加強了經濟封鎖,停發八路軍軍餉,禁運棉花布匹,提高稅率,邊區的基本生活物資極度短缺[12]。因此,“婦紡”對于邊區經濟上的獨立自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長期來看,“婦紡”更加深遠的意義在于為中國群眾性技術革新的發展道路探索積累了早期實踐經驗,我們可以在其中看到許多后來推廣至全國的基層技術實踐和制度實踐雛形,如生產展覽、技術研究委員會、工分制等。這種實踐經驗的長期積累并非偶然,“婦紡”的開展雖然以生產為目標,但與邊區其他基層實踐一樣,不僅僅著眼于經濟,還依托于建設“新社會”和“新人”的總體性愿景。董麗敏指出,“婦紡”政策并非簡單回到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而是希望能找到超越小農經濟狀態的新的組織勞動形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紡織運動實際上是對建構以“勞動生產”為核心的動員型社會的一次充滿成效的探索[12]。

　　同時,“婦紡”也是中國婦女解放議程中婦女與技術關系的議題。王穎在討論婦女解放的“延安模式”時指出,中共通過組織婦女紡織等實踐跳出了“五四”以來強調反抗舊家庭的理論窠臼,而植根于現實提出了帶有張力的一系列議題,新中國成立后不同時期的婦女解放實踐繼續呈現出對這些問題的歷史性回答[13]。確實,在“婦紡”中,阻礙婦女學習技術的種種性別化難題在新中國成立后婦女進入社會性技術勞動領域的過程中仍然普遍存在,如生產勞動與再生產職責之間的矛盾、輕視婦女技術學習能力的文化偏見等,在農業、工業、服務業各領域,婦女要成為技術勞動的主體都需要突破這些困境[14][15][16]。而國家有關婦女與家庭政策的變遷[17],以及家務社會化與家務現代化[18]等著眼于再生產領域的歷史實踐,同樣可以在“婦紡”中探查到其歷史邏輯。

　　縱觀下來,“婦紡”的技術實踐和組織經驗常常成為邊區總體“新民主主義實驗區”[19]工作方法的縮影。比如本文開頭提到的紡織展覽會,自1943年全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生產者大會被正式確立為一項新的工作方法以后[20],各個生產領域都開展了類似的展覽會,且都具備明確的技術傳播議程。近年來,邊區的組織和宣傳經驗越來越受到關注,研究者從生產建設、土地改革、革命教化、婚姻家庭、文藝創作、新聞宣傳等方面討論了“訴苦”“勞模運動”“黑板報”等群眾工作方法,其中,關于解放區文藝的集中討論提出了情感政治視野,提出要從老百姓具體而微的實踐經驗出發,討論革命政治與普通民眾生活世界的關系[21]。但是,總體來看,大部分研究仍從知識分子出發,且聚焦陜甘寧邊區尤其是“延安模式”。然而,聚集了外來政治文化精英的延安不能代表整個陜甘寧,遑論更廣大的邊區。周錫瑞(Joseph Esherick)指出,如果沒有外圍邊區構造的安全堡壘,延安的革命無從談起,因此要解釋中共革命的成功還需要關注中共其他根據地[22]。

　　以太行為中心的晉冀魯豫邊區幅員廣闊、人口眾多、對敵斗爭激烈,是群眾經驗的富礦,也成為知識分子下鄉的“前線”。正如大衛·古德曼(David Goodman)所說:“共產黨在抗戰中制定的一系列改革方針、政策、措施,總是先在這里(太行根據地,作者注)貫徹實施,取得經驗后再向其他地區推廣。”[23](P7)李放春在討論農民“翻心”問題時也指出,太行經驗尤其典型[24]。同時,如果對邊區與婦女研究交叉考察,與婦女相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婚姻家庭變革、文化教育等方面,關于婦女與技術的討論還比較少見。

　　綜上,本文將1943-1949年的晉冀魯豫太行區婦女紡織技術傳播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紡織運動起步于延安,但隨著“婦紡”在“四三決定”以后加速開展,太行區不論是從紡織婦女數量還是組織規模來看都成為各地區中的佼佼者。太行區的紡織生產在1947年初“百日紡織運動”中達到高峰,春冬兩季的紡織生產解決了全區軍民全年穿衣而有余,太行區婦女的家庭地位、經濟地位、社會地位也因此迅速提高[25](PP133-141)。

　　本文的研究材料包括太行區各地紡織運動的統計材料、工作文件、出版物以及新聞報道,并在必要時輔以其他地區的相關材料進行補充討論。為了具體討論土法紡織這種落后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如何成為現代革命的前沿技術,理解其中隱含的“先進”與“落后”的辯證關系,本文在梳理史料的基礎上從兩方面展開分析:一方面從“學”與“教”(即技術信息的接受與傳播)的角度分別描述分析土法紡織的技術傳播實踐;另一方面通過個案考察婦女組織紡織的具體策略。在技術傳播與婦女勞動兩條線索的交織推進中,本文試圖回答以下問題:“婦紡”提供了一個怎樣背離“標準答案”的技術傳播方案?物質生產與革命政治如何在技術實踐中發生關聯?這一雙重技術給婦女帶來了怎樣的體驗和改變?

三、學習紡織:打通思想與走出家庭

　　首先,為了描繪邊區紡織技術傳播的基本圖景,本文將從“學”與“教”兩方面進行考察,并討論兩個問題:如何使無技術的婦女能夠走出家庭學習?如何讓有技術的婦女愿意教?

　　要擴大紡織技術傳播,需要面對的仍是如何打破小農家庭生產內卷化的老問題[26]。土法紡織在北方農村的一些地區素有傳統,在有基本工具的情況下要學會紡織沒有花樣的土布不算太困難[27],但如果要提高技術就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因此,紡織技術推廣與提高的問題在于:婦女愿不愿意學?她們有沒有條件走出家庭參加學習交流活動?邊區剛開始動員婦女參與紡織生產時效果確實并不理想,不少婦女擔憂“給公家紡”“給婆婆紡”的問題,當時的工作文件表明打通婦女思想、解決婦女與家庭的矛盾是推廣紡織技術的關鍵[28]。

　　“開會”成為打通思想的突破口。與紡織相關的會議不是簡單地以自上而下宣教的方式開展,作為技術推廣方案的“開會”往往綜合模范表彰、生產展覽、技術研究、集體討論、勞動競賽等活動,鼓勵婦女在集會交流中提高紡織興趣、學習紡織技術。例如,1946年,晉綏邊區為了開展冬春紡織運動發出指示:“開展覽會和紡織座談會,進行競賽和研究技術及討論紡織工作中的問題,是推動紡織,刺激紡織婦女提高生產信心和情緒的最好辦法,各地可采用。”[29](P575)群英大會是這種綜合方案的典型案例。1944-1945年,晉綏區、太行區、太岳區先后舉辦了群英大會,這些大會都同時配有戰績和生產展覽會。其中,1946年秋后舉辦的第二屆太行區群英大會尤受矚目。這場大會發動了方圓15里的群眾參與布置,設有18個單元的生產館,被贊嘆為“超過已(以)往任何一年的生產館”[30](P13)[31]。

　　群英大會的展覽設計圍繞具體的生產實踐開展,布展原則為著重實物展覽、著重發展過程,并特別強調使“一種物品的展覽,要作到提出問題、解決問題”[32]。時任太行區組織部部長的賴若愚在《人民日報》上刊文提出,群英會的舉辦是為了推廣生產經驗服務,“這些經驗,不僅在太行本區有很大推動作用,對全區來說,也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特別是大生產運動部分,對推動全區今年開展大規模的生產運動來說,極為寶貴”[33]。具體到紡織領域的經驗推廣,大會布置兩個展覽室,陳列紡織英雄連環畫、紡織成品和紡織工具,紡織成品中花布就有來自各地區的74種花樣,紡織工具則包括彈花機、紡紗機、搖紗機、整經機、織布機等,既有人力機也有電力、水力機。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展覽中的這些工具都配有說明員進行操作,為觀眾進行講解[31]。正如本文開頭引用的材料所示,與當下要求觀眾與展品保持距離的展覽不同,紡織生產的展覽中,正在勞作的紡織者往往也成為展覽內容的一部分,觀眾被鼓勵互動與學習。同時,大會專門設置“紡織英雄”稱號,組織獲評婦女分組座談,交流經驗。最后,大會將“紡織英雄”提高技術、組織互助、解決家庭矛盾等各方面推廣紡織的經驗做法整理編輯,結集出版為《紡織運動與紡織英雄》。可見,“解決問題”確實是貫穿大會的重要議程。

　　全邊區大會之外,在基層舉行的紡織會議也都采取這種模范表彰、生產展覽、紡織競賽、技術研究、集體討論共同開展的形式。比如,左權縣1947年三八婦女節時計劃舉行大會,收集好線、好布進行展覽,掀起紡織競賽,選拔模范[34];黎城縣各個基點村分別舉行紡織展覽會,總結成績,交流經驗,評選英雄模范[1]。除此之外,在各級政府組織的較大規模活動外,群眾也會學習典型經驗,結合實際情況自發組織小型會議,大多是結合廟會及騾馬大會等民俗活動舉辦。1947年太行區春季紡織運動總結文件記載:“在工具的推廣上,群眾組織了大大小小群眾性的展覽,在總結紡織中,群眾組織評選英雄模范,以及表模賀功大會等等,這些都是群眾自覺的行動。”[35]這類群眾自覺組織的展覽會近乎日常化,傳播技術信息時有針對性、直觀易懂、反饋及時,對基層普通婦女的傳播效果更加顯著。例如,冀南的永林娘小組每5天組織一次展覽會,以谷子進行獎懲,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全組的線和布就分不出高下,都一樣好,后來這個小組就取消了獎懲機制,只保留共同評議環節[36]。

　　近年來,這種多元的“開會”工作機制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關注。比如,黃道炫指出,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明確了對會議制度的高度期許,“會議能夠有效上傳下達,是追求集體主義的中共能夠想到的快速下達命令、動員和組織起來的便捷辦法”[37]。也有研究者從基層政治、宣傳動員等角度,探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開會”的多元面向與實際作用[38][39]。這些研究表明,我們有必要將“開會”看作建設性的工作機制進行歷史考察。但是這些論述對“開會”的理解依然框定在政治文化與政治實踐領域,落腳在政策傳達、基層治理與宣傳動員上。而在婦紡的案例中,從邊區各級政府主辦到群眾自發的各類會議,無論規模大小,基本都是模范表彰與生產展覽結合,這提示我們,“開會”不僅是旨在“上傳下達”的政治實踐,也同樣具有傳播生產技術的面向。常利兵曾在考察農業合作化過程中“提高技術”問題時指出,技術實踐實際上是融政治、經濟、文化、技術、觀念于一體的“總體性社會事實”[40]。這一討論雖然基于農業集體化時期的歷史事件,但或許也可以幫助我們考察婦紡推廣過程中的“總體性”技術邏輯——大會中的“紡織英雄”不僅是一個塑造政治認同的榮譽稱號,實際上也是一種新技術推廣的媒介[41](P316)。例如,1944年的太行區生產展覽館中,“人力紡紗機軋軋的響聲,會把每一個人都吸引到它跟前,這個紡紗機有24個錠子,一個人用手一搖就鏵鏵的抽動24根線,無怪有名的婦女英雄孟祥英贊嘆地說:‘大會開罷,一定學會使用紡紗機器才回去!’”[42]。通過這個正在運作的24錠紡紗機,大會試圖直觀展現新工具、新技術對紡織生產效率的提升效果,再經由“婦女英雄”的敘事中介,讓更多普通婦女也接收到這一技術信息,進而愿意學新技術、學得懂新技術。正如高小賢和賀蕭(Gail Hershatter)依據婦女口述指出,傳播勞動英雄的故事不僅是一種政治活動,典型故事往往攜帶著棉花種植技術的專業信息,這些技術信息對農民來說要比專業術語好接受得多[41](PP316-322)[43]。

　　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像高小賢和賀蕭當年對經歷過集體化時期婦女所做的工作一樣,通過面對面交談去了解邊區婦女的經歷與體驗,但是從文本中可以看到集體化時期婦女的技術實踐邏輯與邊區婦女的技術實踐存在著延續。這種綜合的技術推廣方案能迅速帶來看得見的傳播效果,也解釋了基層婦女為什么會自發自覺從“開會”的工作機制中汲取有效經驗,并因地制宜地應用在生產過程中,使“開會”成為日常化的技術推廣機制。

　　總結來說,“婦紡”中的“開會”實際上是物質生產與政治實踐一體兩面的紡織技術傳播方案。換句話說,如果將方案主要定義為政治運動,不能忽略技術推廣是運動的明確目標;如果將其看作技術推廣,也必須強調革命政治是技術方案的內在邏輯。如何定義取決于討論的需求,而理解二者如何經緯交織應該是展開討論的前提。這提示我們,在探討技術實踐時不能將生產與政治割裂看待。在當下關于群眾運動的討論中,政治實踐往往更受關注,對農村社會中常態化的農業生產、農民生活則著墨不多,相對缺乏深入細致的考察分析[40]。實際上,如果考慮到“開會”在新政權的推動下已經是農民日常活動的一部分,“會議”其實正是對農民生產生活開展細致考察分析的一個入口。

　　相對地,由此也不難發現,日常化的會議機制不僅能推廣技術促進生產,同樣也可以給群眾生產生活帶來負面影響。在邊區,群眾抱怨“會多”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37][38],紡織技術推廣過程中亦是如此。日常化的生產展覽雖然促進了技術傳播,但也容易出現趨向激進而為婦女帶來更大負擔的情況。比如,有村莊提出每月展覽一次成品,10天檢查一次交流經驗,以克服“歇一歇”的思想[44]。很難估計這種頻率的展覽對于生產所能起到的實際效果,但可以推論的是,這必然會給婦女增加不少日常負擔。同時,很多婦女模范還需要層層向上參加各級展覽會、紡織競賽以及評選表彰。例如,黎城縣一些村莊的婦女不僅要進行個人與個人、組與組、村與村、合作社與合作社的挑戰競賽,而且要在國際勞動婦女節舉行區展覽,3月24日舉行全縣大展覽,婦女只能在白天紡織、黑夜開會,以解決紡織與翻身的矛盾[45]。

　　雖然“會多”是一個普遍現象,但“開會”對于婦女來說還意味著性別化難題帶來的額外負擔。為了理解婦女從事技術勞動的實際境遇,需要考慮婦女學習紡織的前提是走出家庭[13]。

　　一方面,家外活動分薄了婦女花在家務、育兒等再生產活動上的時間。一位紡織英雄交流經驗時提到,對于帶娃娃的組員來說,紡織是十分困難的,她們出門后常常出現娃娃從炕上摔下來跌破頭的情況[46]。因此,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矛盾是影響婦女走出家庭學習技術的一個關鍵。正如王燕對于陜甘寧邊區“婦紡”的分析,對婦女來說,獲得“勞動者”的身份要比男性更加困難——貧窮男性只需要拋棄“二流子”身份參與勞動即可,而婦女則面臨更實際的困境,家務勞動占據了她們大部分時間,與紡織勞動存在激烈競爭關系[47]。

　　另一方面,即使婦女愿意扛下雙重負擔,紡織對于她們來說仍然意味著要面對來自家庭的麻煩。相對于農民家庭中的男性來說,婦女受到的封建束縛更深一層,在束縛農民的“四條繩索”[48]中“夫權”具有獨特的性別化指向。參加集體學習與勞動,意味著婦女走出了“夫權”掌控的家庭空間,這既帶來了威脅傳統性別秩序的道德風險,也給家庭收入分配帶來了新挑戰。按照邊區“婦紡”工作文件的描述,這種夫權束縛主要表現為“婆婆與男人往往是家庭的統治者,媳婦是被統治者,不當家的婦女在家庭中一般是沒有地位的”[28]。在此情況下,家庭方面的阻礙在文化上體現為家人貶低婦女技術學習能力和道德水平的話語。比如,家里人擔心婦女到紡織訓練班后與家里不和氣、家里男人學風流鬧離婚,婦女在權衡之下“怕學不會、怕人笑話、又怕賠錢”等[10](P2)。在這類帶有貶低甚至威脅意味的話語背后,實際上是婦女學會紡織后可能產生的個人得利與家庭得利的收入分配矛盾。太行區政府在普遍開展紡織運動后發現,不當家的媳婦在紡織一年后,自己卻穿不上衣服,自然就不愿意繼續提高技術。她們說“紡不紡丈二布”,也就是說不管媳婦一年能織多少布,婆婆都只給媳婦一丈二尺布;或者也有地方是給媳婦“夏天一條褲,冬天七尺布”[28]。在這種以“夫權”為基礎的分配方式下,也就不難理解婦女擔憂“給婆婆紡”的現實問題。

　　由此,紡織勞動與再生產職責相疊加成為婦女的雙重負擔,而“夫權”的力量則不斷將婦女拽向以家庭為中心的再生產一面。因此,要讓婦女愿意走出家庭學習紡織或提高技術,不僅需要一套有效的技術傳播機制,還需要在此基礎上想辦法處理婦女面臨的生產與再生產、家庭與個人之間的現實矛盾。本文將在第五部分仔細考察一位紡織英雄如何面對這些矛盾,結合實際情況將政策化為實踐、將典型經驗落實為具體辦法,構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在地化技術策略。

四、打破壟斷:“組織起來”,群眾教育群眾

　　在技術推廣中,傳播者與受眾的關系往往具化為師生關系。因此,要實現紡織技術的傳播,不僅需要作為學生的婦女愿意學,還需要掌握技術的老師愿意教。起初,工匠和紡織婦女間普遍存在害怕砸掉飯碗而保密不傳的思想,如木匠造織機的技術不傳外姓人[49][50]、婦女紡織技術不傳外地人[51]。下面將討論作為學生的婦女如何找到老師,以突破代代相傳的技術壟斷傳統。

　　在婦女尋找老師的過程中,與“組織起來”相關的集體研究活動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太行二屆群英大會編輯委員會出版的《紡織運動與紡織英雄》小冊子中,關于“組織起來問題”的討論占據很大篇幅,不僅介紹了“婦紡”的組織政策、組織形式與組織效果,而且展示了典型人物在處理折變工、師徒關系、家庭關系各方面矛盾時的具體辦法[10]。總的來看,“婦紡”中的“組織起來”在促進生產方面主要有兩方面意義:一是為了將燈油、織機等必要生產工具和婦女集中在一起方便勞動;二是要通過集體形成互助組織,讓愿意學習的婦女有人教、有人幫、遇到困難時有依靠。1947年,董必武敏銳地指出,這種技術實踐是“由群眾教育群眾”[52]。因此可以看到,在“婦紡”中,婦女不僅是學生,也是老師。這種“群眾教育群眾”的傳播實踐,不僅是技術成果的去中心化傳播,而且觸及技術知識的去中心化生產。下面以紡織訓練班為例,討論這種傳播實踐如何運作。

　　紡織訓練班是邊區推廣紡織技術的主要途徑之一,最早由1938年成立于寶雞的工合西北辦事處籌辦。延安工合的紡織訓練班主要通過海外募捐資金驅動,由延安邊區政府籌辦。太行區也存在這類較正式的紡織訓練班,主要由政府出資籌辦,請來技術工人制造生產工具[53]。

　　在此基礎上,太行區壺關縣韓莊村的紡織訓練班提供了一個由婦女主導的創新案例。韓莊村是太行區四專區的紡織模范村,專區政府干部找到領導村里紡織生產的副村長牛書娥,請她舉辦紡織訓練班以推動全區紡織工作。然而,因專區條件有限無法提供資源支持,牛書娥只能自己想辦法。于是,牛書娥先通過“東家借機,西家借梭”的方式訓練了30多名外村婦女,又怕這些婦女回去推動不了各村紡織工作,接著動員村里26名婦女出村教會了120多名婦女。對于牛書娥來說,紡織訓練班是“舶來品”,資源短缺與推動紡織的現實矛盾卻恰好激發了她的創造性以“激活”這個“舶來品”。她靈活地拋棄了在固定地點以集中學習形式開展紡織訓練班的方式,將其改造為流動的、多層次的紡織教學,構建出連接本村婦女與外村婦女的紡織技術網絡。同時,這些經驗做法又通過新聞報道進一步向其他地區擴散。依據當時的報道,這個故事“說明了太行區的紡織運動是怎樣開展起來的”,作為主人公的牛書娥也被賦予了婦女解放的象征意義:“做下這樣一件事情的乃是一個婦女,她正代表著整個太行區的婦女怎樣在和男人一樣擔負著建設太行區的重任。”[51]

　　牛書娥經驗的可貴不僅在于教會了上百名婦女如何紡織,更在于展現了習得新技術的農村婦女如何超越家庭、宗族、地域的范圍構建技術網絡。這些婦女老師不懂理論,卻真正實踐著“技術民主”的理念,打破了專業人員或特定社會階層對技術的壟斷,嘗試以群體之間互助合作的生產關系取代師徒相傳、內外有別(有時還包括男女有別)的技術傳統。在當時,紡織技術傳播非常依賴這種“婦女老師”的流動教學,如一名被賣給雇工當老婆的婦女就是通過先自學再教學的技術歷程獲得了公認的“老師”身份,甚至帶動村子成為了“老師村”[54]。這些婦女老師的故事,呼應著毛澤東在1943年圍繞勞動互助組織呼吁的“第二個革命”,即“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生產的成果也不是歸公而是歸私的,但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變化了”[55]。艾約博(Jacob Eyferth)在分析集體化時期造紙工匠時指出,傳統工匠將自己的技能和知識視為“鐵飯碗”,只要他們獨有制作某種類型紙張的技法,他們的生計就是安全的,而集體化使這種對技術的保密似乎再也沒有必要[56](P143)。然而,邊區還沒有經歷所有制的集體化,也就是說“生產的成果也不是歸公而是歸私的”,紡織技術卻沒有必要再“保密”。在這里,生產力進步和所有制變革似乎不是促進技術流動的必要條件,“人與人之間”生產關系的變化在邊區的技術傳統變革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當然,在具備條件時,紡織訓練班也積極追求工具革新帶來的生產力進步,而革新過程依舊延續“第二個革命”的邏輯。冀南元朝五區紡織訓練班婦女對紡車的改造是一個典型案例。訓練班95名婦女學員在5天的訓練中不僅學習加速輪紡車的使用,同時根據自己的身材和勞動習慣對紡車各部件的尺寸和原材料進行改造[57]。由此,婦女不僅只是技術學習者,也成為技術革新的主體。可以發現,邊區婦女革新紡車的過程與20世紀70年代女工利用電子計算機對針織機進行自動化改造有相似之處,邊區“婦女老師”創造的技術實踐新形態似乎已帶有一些“社會主義勞動過程和生產關系的革命性變革”的意味[58]。由此,源自“婦紡”的基層技術創新經驗也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群眾性技術革新運動的早期操演。

　　在此可以借用傳播學者埃弗里特·M.羅杰斯(Everett M.Rogers)提出的“去中心化創新擴散”(decentralized diffusion)模型對這種“群眾教育群眾”的技術傳播實踐進行理論提煉。羅杰斯在20世紀70年代末訪華考察后將中國技術傳播機制描述為“去中心化創新擴散”,對其經典的集中型創新擴散模式進行補充[59](PP333-346)。在這里借用羅杰斯的理論資源其實有本末倒置之嫌,但這也說明邊區婦女的技術實踐確實成為延續至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歷史傳統。正如羅杰斯所描述的,紡織技術的創新和傳播更加依賴群眾而非科技專家,技術在群眾網絡中以更加水平化(horizontal)的方式傳播,并經常由群眾因地制宜地進行改造(re-invention)。由此,紡織訓練班、技術研究委員會、群眾性生產展覽會等共同構成了模范學習和集體研究相結合的去中心化技術傳播機制。

　　與“婦紡”類似的歷史實踐近年來引起了學者的關注。易蓮媛對相關研究進行了全面考察,指出研究者對新中國“群眾科學”傳統的“重新發現”,源于他們看到了一條比建制化、專業化的科學技術更能明顯地揭示科學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及其政治面向的道路,也即“技術政治”的道路[60]。這條道路不僅要求技術成果的去中心化傳播,更要求技術知識的去中心化生產,它將單向的“啟蒙”轉變為強調基層群眾技術再生產、再傳播的多向知識流動。比如,張慧瑜在考察基層傳播時指出,邊區基層干部將從西方引進的黑板改造為黑板報,改變了黑板作為現代教育技術的啟蒙功能,使其變成服務宣傳的群眾自辦媒介[61]。

　　至此,我們發現羅杰斯基于短暫考察[62]所作出的理論補充在面對邊區紡織技術傳播時顯得解釋力不足。盡管羅杰斯將他觀察到的中國技術傳播實踐描述為與美國形態不同的去中心化模式[59](PP333-346),但可能由于他只能對大寨等典型地區的干部群眾進行有限的走訪調查,可以比對的文本也僅有《人民日報》,他的分析更著重于群眾學習應用典型經驗的過程,如模范學習(models)、到場會議(on-spot conference)、因地制宜改造(re-invention)等技術擴散環節[59](PP333-346)[62]。羅杰斯未能明確指出,在“因地制宜”的過程中出現的創新可能會成為新的技術學習資源,進而構成一個自我更新的技術擴散網絡。比如,本文提到的婦女開展覽會、紡織訓練班都是在向典型學習的基礎上發展出了適合本地實際情況的經驗,又經過地方干部或通訊員的中介,被政府公文或新聞報道吸納成為新的典型經驗。因此,羅杰斯的解讀略顯靜態,似乎仍隱含著自上而下的啟蒙視角,將技術知識的傳播描述為從模范到群眾的單向流動,忽略了群眾如何在學習之后繼續參與技術革新,形成新的技術知識積累,進行再生產、再傳播的多向知識流動。在“婦紡”技術方案的理想藍圖中,正是這種動態網絡機制,將自上而下的動員工作和自下而上的群眾實踐串聯起來,堅持從群眾實踐中提取經驗為制度設計提供理論資源,再通過制度設計在更大范圍推廣群眾經驗,這種持續的雙向流動不斷對傳播機制進行糾偏校準,保持其自我更新的生命力。這種從技術傳播到技術生產的全面本土改造是一種物質生產與革命政治相融合的技術方案[63](P4),直到今天仍是一脈活的傳統(如將關鍵核心技術稱為“卡脖子”技術的話語策略)。“婦紡”是這種技術方案的早期嘗試,但是其中理想化融合的落實其實極為依賴婦女的在地化精細技術策略,要使技術傳播機制雙向流動與自我更新的“藍圖”轉化為有效的具體辦法,難度始終很大,相關問題將在下文結合婦女實踐細節進一步探討。

五、成為英雄:棉布與解放感的雙重織造

　　在技術傳播機制基本構建起來的基礎上,如何“提高技術”成為紡織增產的下一個重要議題。在邊區,物質資源的短缺設置了生產力天花板,要促進紡織生產只能依靠勞動者勤奮練習熟能生巧。因此,刺激婦女紡織積極性以促使她們提高技術、改造工具成為“婦紡”的重要工作[10](P15)。接下來,本文將從技術傳播機制轉入實踐細節,考察婦女如何在與邊區文化及政治經濟條件的協商中生成可以落地的技術策略——就如同使用放大鏡對織物的經緯組織進行詳細考察,以了解各種花樣的布匹如何在經緯的變換中被織就。為此,下文從太行區三專區武鄉縣(20)今屬山西省長治市。北向(響)黃村婦女王桃梅從“破鞋”轉變為“紡織英雄”的個案入手,從經濟計算與互助組織兩方面展開分析,討論土法紡織如何在婦女手中成為物質生產和解放感生產的雙重技術,婦女在這一過程中又有怎樣的體驗。

(一)“若要富就織布”:圍繞“算賬”的技術方案

　　桃梅本身的紡織技術很高,教會了13個婦女學成了紡織全把式。從去年10月到今年9月,她們計算了一下,原資金棉花40斤(每人一斤花),除白穿外,還賺花750斤,現存有白布400余尺,柳條布100多尺。在副業方面,養雞42只,豬12口(六大六小),牛兩頭,驢一頭,還買了五畝三分地。在工廠的42個人,今年給家里出了負擔。[64]

　　太行第二屆群英大會“紡織英雄”王桃梅的成績通過一連串瑣碎數字展示出來,這是當時介紹“紡織英雄”的常見寫法[64][65][66][67](PP112-124)。這些數字不一定準確,但“列數字”“做算術”的表達方式本身值得討論。一份1947年的文件顯示,開展廣泛的群眾性的“算賬”運動是推進紡織運動的一個重要辦法[28]。經濟計算貫穿于紡織運動各環節,形式包括家庭分紅、師徒分紅、訂工、折變工等。同時,政府在推廣紡織過程中也進行了詳細的分類數據統計,并據此制訂了相應的生產計劃[68]。

　　這提示我們,群眾運動中,在受到研究者長期關注的政治斗爭與情感動員之外,還存在更復雜的面向——至少在“婦紡”中,精細的利益計算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各地在打通思想的實踐中創造出了“若要富就織布”“紡織買騾子”“翻了身不生產就不能過好時光”的宣傳口號[28]。

　　王桃梅之所以進行事無巨細的計算,就是為了讓紡織工廠內外的婦女都理解,紡織可以得利。計算過程在全區宣傳材料中被印刷出來不僅是為了宣傳紡織成績,同時也是為了推廣“算賬”的工作方法。這種方法隱含著一個思想前提:干部必須認識到農村婦女并不站在理性的對立面。太行軍政聯合財經辦事處1947年印發文件,要求干部“絕不能把思想動員看成是自上而下的領導上的任務,只要善于集中群眾的經驗,用計算的方法,啟發群眾,一指點群眾就懂得,群眾很容易走向自覺。今年普遍用算發家賬,從穿衣上想想過去,比比現在,引起紡織自覺”[35]。事實上,這個要求是對群眾經驗的總結與反饋,敷衍紡織的婦女恰恰就是因為能算得清賬,對風險有理性評估,才拒絕投入精力去提高技術,如有婦女說“政府追得這樣緊,一定要交公的”“干部一直追著叫咱紡織,反正不紡也不行,咱就給人家紡吧”[69]。邊區政府希望基層干部認識到,婦女不僅有能力算清賬,而且主要靠“算賬”的結果去行動。因此,重要的是通過“算賬”使婦女認識到紡織能得利、有保障。

　　經濟計算方法也是促進紡織婦女“組織起來”的必要技術。紡織運動是以“組織起來”為宗旨開展的,1946年10月,太行區8個縣組織起來的紡織婦女占紡織婦女總數的71.4%,其中最高的縣超過90%。組織形式上,按照集體化程度依次有燈油互助組、以織機為中心的紡織互助組和小型工廠三種。在后兩種組織中出現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集體勞動,相應就有了互助政策、等價交換、折工變工、按活定分、使用工票等要求精細計算的制度[10],這些制度實踐中既有對農民經驗傳統的借用,也有針對紡織勞動的調整。

　　“組織起來”的聲音來自“公家”,但在具體實踐中正如毛澤東所說,“集體互助的辦法是群眾自己發明出來的”[70]。王桃梅的工作方法正是基于自身經歷挖掘而來。長期以來,“破鞋”身份使王桃梅在村子里被完全孤立,連娘家人和親生女兒都不認她。新政權成立后,她的邊緣社會身份以“腐化婦女”之名延續,她被開除出婦救會籍,也被鬧過斗爭,日常開什么會也不讓她參加[64],鄉村倫理的孤立延續轉變為革命政治的孤立。根據太行二屆群英大會整理的典型材料,王桃梅下決心轉變的開端就是找了5個和她一樣的“腐化婦女”,大家湊在一起說心里話,抱頭痛哭了一場。王桃梅提出,今后要在生產勞動上轉變,當個好人,于是6人結成了紡織小組,每人出一斤棉花當本錢。從1944年10月開始,不到兩個月,她們每個人都盈利不少。過年時,小組每個人都做了一個白布門簾、一套新衣服,全村人看到后都很驚奇,才知道她們學好了。由此,村上不斷鼓勵表揚,她們的勁兒更大了,進步得也更快了[64]。可以發現,在典型材料的描述中,王桃梅的轉變存在兩個面向:首先是當個“好人”就要“生產勞動”;其次是生產勞動可以帶來盈利以及新衣服、新門簾這樣的經濟回報,而這些物質成果又進一步成為“學好了”的社會象征。這提示我們,在討論邊區紡織的經濟計算時不應忘記其始終與革命政治議程是一體的。由此,王桃梅在一年間就將6個人的紡織小組發展為42人的小型工廠。隨著紡織組織的擴大,生產活動從單一紡織擴展為以紡織為主的綜合生產,經濟計算的方法也需要更加復雜和完善。比如,為了實現“誰有本事就干什么”,分配制度從“各自買花做本錢”發展到“一切生活都訂分”,同時使用工票進行記錄[64]。

　　有趣的是,“算賬”不只是紡織組織內部分工的工作方法,也是處理婦女家庭阻力的一種技術策略。婦女要學會紡織或提高技術需要進入社會空間,要提高婦女紡織的積極性也需要保證婦女能夠獨立于家庭獲得一定的個人利益。如前文所述,以“婆婆”為具象代表的“夫權”是阻礙婦女走出家庭學習紡織的主要力量。而邊區在1942年后基于戰爭現實與新民主主義政治環境,調整了關于婦女與家庭關系的政策,鼓勵婦女結合家庭與集體整合[13]。也就是說,婦女既要走出家庭,又不能脫離家庭。在此語境下,家庭分紅成為一個重要的辦法。太行區當時出現了很多不同的分紅試驗,如家庭、媳婦二八分紅;婆婆幫媳婦干雜活,換取媳婦幫婆婆紡織換季衣物等[28]。王桃梅的辦法則更體現出基于女性生命體驗的性別智慧。她發現婦女得紅利后一般不給家里,引起了婆婆、丈夫的不滿,于是組織大家討論并決定,婦女從工廠分得紅利后,先集體買油鹽煤,再按照各人家里的需要分配給家庭[64]。這種以家庭消費必需品分紅的辦法既避免了家庭過多分享婦女個人收入,也以婦女的名義為家庭提供了維持生計的物質需要。這種協商策略不僅松動了小農家庭束縛婦女的“繩索”,使婦女有可能學習技術、參與集體勞動,而且使婦女獲得了相當直觀的“養家者”身份。

　　這種從革命理想出發、落腳于現實需求的實踐進一步體現在對訂分、工票等樸素的按勞分配實踐的改造上。這些分配辦法來源于農民生產生活的經驗傳統[36],邊區勞動互助組織的創新在于將集體討論納入勞動過程。集體討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使理論轉化為實踐的過程實際上成為一次技術權力的再分配。土布紡織主要分為紡、織兩個工種,紡線相對難度更低、收入更少,需要勞動力更多。按照當時的手工紡織技術,需要3人紡紗才能供應一架織布機的消費原料[7](P25)。在農村的舊做法中,折變工的原則“多半是巧工剝笨工,也是有階級性的,窮人吃虧”,因為“會織的多半是中農以上的,求人織的多是貧農”[36]。太行區在進行檢查時,婦女反映紡織互助提不起勁的主要原因就是從前的紡、織變工方法不公道[71]。比如,武鄉的馬村是有紡織基礎的村莊,不會織布的雇貧婦女在檢查會上一致反映,紡紗3天才能換織布一天的工,這辦法吃大虧,互助提不起勁[72]。面對類似情況,沙河的一個村子經過細致地研究討論,議決提出入股互助辦法與合理的等價、分紅制度[71]。可見,集體討論的過程不僅打破了技術壟斷,而且能夠因地制宜地發展出更公道的分配方案,婦女也就不僅獲得了技術主體的身份,也能從其成果中得利。因此,集體討論成為紡織互助組織秩序的基石:“規矩都是她們自己訂出來,所以大家都很尊重。”[36]

　　在這里我們看到,婦紡中的經濟計算辦法繼承了一部分鄉村傳統,但也改造了鄉村倫理中的階級秩序與性別秩序。這正是“婦紡”技術方案中革命政治的建設性作用,中共的革命政治本身不僅是土地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而同樣是技能、知識、技術權力的再分配[56](P2),后者在邊區“新社會”的愿景中首先得到更新,至今仍可為現實提供啟示。

(二)“把社會上遺棄了的人組織起來”:邊緣群體的集體互助與情感體驗

　　面對技術權力再分配的現象,可以發現經濟計算的邏輯已經不足以解釋王桃梅的實踐。王桃梅組織紡織的原則是“把社會上遺棄了的人組織起來”:從6人小組到42人工廠的發展過程中,桃梅先團結“腐化婦女”這樣在倫理體系中被遺棄的婦女,并逐漸吸收了更多婦女以及“老弱病殘”這樣在社會生產上被遺棄的人,兩個盲老婆在工廠里專門紡花;兩個老漢勞力差,下地不行,就在工廠里彈花;一個羅鍋老漢專給工廠喂豬[64]。在這里,“算賬”的工具理性缺乏解釋力。如果王桃梅和其他紡織婦女僅僅受到物質利益的驅動,那么當政府在集體化時期以后不再鼓勵婦女以紡織獲取個人利益,就會導向“剩余價值生產與提取”[73]。但是,這一判斷忽略了技能和知識的再分配不僅體現為勞動過程的集體化,也指向一個總體性“新社會”的愿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能夠理解王桃梅的紡織組織為什么可以從一個婦女組織進一步拓展為與其他邊緣群體團結互助的團體。由此,王桃梅構建起來的不僅是一個工作組織,更是一個總體性的生活世界。

　　首先,王桃梅要解決的是婦女集體紡織與家庭再生產職責之間的矛盾。一個案例是,一位太行區紡織英雄在集體化時期為了幫助婦女空出時間學習植棉技術,組織起托兒互助組,又成為全國聞名的勞動模范[54][74]。這位婦女的技術生命歷程直觀地表明,再生產方面的減負是婦女成為技術主體的關鍵前提。由此不難理解,王桃梅的紡織工廠結合實際情況提供了簡單的托兒服務,正在坐月子和有3歲以下孩子的婦女擔任托兒所保姆的角色,她們照看孩子,搜集碎布片做鞋,工資按照等價交換原則算作紡織組股份,和其他成員一起分紅。王桃梅參加群英大會表彰時,《會刊》介紹道:“這種簡單托兒所的雛型,受到極大的擁護。”[46]

　　接下來,王桃梅的紡織集體進一步納入了殘疾人、老人等男性中的邊緣群體,承擔起“使老弱殘廢能夠生活”的職能。在王桃梅看來,這些被遺棄的人并不天然劣于其他勞動力,這種視角植根于王桃梅的親身經歷。當人人都說“懶老婆”“死也轉變不好”時,王桃梅想:“以前人人說我不會學好,我自己也不知道生產勞動能轉變我。自從自己參加了紡織,我不就學好了嗎?那這種人為啥學不好呢?”[64]王桃梅的話語也許是寫作者“放入”她口中的,卻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她的選擇與行動。原本處于社會邊緣的王桃梅為什么在新政權成立后開始紡織?她在社會變革之際敏銳地察覺到,新政權許諾的社會愿景雖然延續了某些鄉村倫理,但也存在對傳統道德標準的對抗。在馬克思主義政治語境中,勞動成為一種基本道德[16],這為農村社會邊緣群體帶來了“翻身”的機會。由此,王桃梅憑借新政權鼓勵的紡織勞動,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了從“破鞋”到“紡織英雄”的身份轉變。正如王穎分析中所言,邊區面對現實將革命理想納入鄉村生產和家庭生活,重建了鄉村的社會關系和革命主體的道德規范[13]。王桃梅正是在這種經過現實調和的革命理想邏輯下編織出“新人”的革命身份。

　　必須承認,今天能看到的王桃梅相關文本基本是以正面宣傳為主的典型材料,其中當然存在創作成分,但是王桃梅的經歷成為報告文學、曲藝作品、典型材料的文本化過程,本身就是紡織技術與組織管理經驗推廣的一個環節:基層干部和文藝工作者以基于現實的文藝創作,試圖以群眾可以理解的形式去總結推廣革命理想扎根于現實土壤中的具體經驗。值得一提的是,以王桃梅為原型創作報告文學《新人》的作家曾克從延安來到武鄉時,和王桃梅一樣也是獨自帶著孩子開展工作[75]。她將王桃梅塑造為“新人”的寫作實踐同時也是一種自我改造,這一方面是文藝整風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兩位堅持勞動生產的單身母親之間的共鳴。出身城市知識分子家庭的女作家與太行山區的紡織婦女,經由一架土織機被共同織入邊區新社會的經緯。在這個意義上,王桃梅的紡織實踐不僅聯結起農村社會邊緣群體,也展現出超越地域、階層、職業背景團結婦女的潛力——她們主動地利用身為女性特有的生命經驗進行自我改造,走向個體命運與群體命運的同構。

　　如果更進一步觀察,會發現王桃梅的紡織集體在承擔社會互助功能的基礎上,還觸及情感經驗的生產,這個紡織集體被冠以“快樂的大家庭”稱號[64]。要理解這一稱號何以可能,首先需要簡單介紹這個“快樂的大家庭”的日常生活。在王桃梅的紡織工廠中,婦女分組,共同做飯、上工、開會。同時,12名青年婦女形成一個學習小組,每天請小學教員來教一次。王桃梅得了紅旗,就請小學教員將工廠所有成員姓名都寫在紅旗上;被獎了兩只母雞,就先孵幾窩小雞再分給工廠每人一只,集體喂著。每隔一段時間,工廠就會餐一次,“娛樂一下”[64]。正是這種綜合了生產生活、文藝教育的集體生活使“快樂”可能成為勞動的基調。對于當時的婦女來說,工作的“好”與“壞”往往與是否需要集體勞作相關。貧苦婦女在參與集體勞動前也需要參與農耕等繁重的家外勞動,但勞作過程往往是極度孤立的,同齡婦女之間也不敢互相交流[76]。不難理解,伴隨著“新人”身份認同的集體勞動當然會為貧苦婦女帶來更積極的勞動體驗,也即解放感。正如郭于華依據對陜北婦女的訪談指出,婦女在集體化時期勞動量更大、感覺更累,但出人意料的是她們的精神生活前所未有地充實和豐富,甚至振奮和歡娛[77]。

　　以唱歌為例,可以看到這種解放感具體如何生產與表現。王桃梅紡織集體里的成員生產結束后就到自己收拾的大課堂里學習,村里的老師教她們認字、唱歌、打算盤[65]。伴隨著集體紡織和識字的“學唱歌”是一個普遍現象,檔案材料中記載了許多當時婦女為紡織所創作的歌曲小調[67](PP309-311)。在邊紡織邊歌唱的勞動過程中,婦女建立起既競爭又合作的姐妹情誼,進入超越個體家庭的生產關系與社會網絡中。婦女在這種集體勞動中自覺體驗到一種“啥也不怕”的解放感:“從前我年青的時候,二十幾歲,就不敢找幾個年青的在一起說說笑笑,如果婆婆見了,就說不要臉,誰敢呀!看這時候年青的婦女有多好哇,又說又笑,真解放了,多好。”[36]在此之前,貧苦婦女雖也在公共領域勞動,身體的在場卻被隱蔽。她們的勞動成果在被家庭成員和社會共享的同時,勞動價值卻不被承認。而太行山區婦女的歌聲則預示著婦女在社會領域中的主體位置正逐漸變得可見。當時武鄉幾位唱歌最出名的婦女被人們稱為“四娥”“三大名將”[67](P292)。由此,伴隨著歌唱的紡織構成了一種物質生產與革命政治融合的雙重技術,持續參與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

　　簡要總結,王桃梅的技術方案展示了前文描述的紡織技術傳播機制在理想情況下的有機循環:在實踐中證實有效的群眾做法被提煉為典型,成為一種可推廣的理論資源;這些理論資源又以典型故事為載體,通過模范宣講、書面材料、文藝作品、通俗小調等媒介傳播,以群眾可理解、可學習的形式進入群眾實踐。在這個過程中,基層干部和群眾相結合的集體討論扮演了關鍵角色,在因地制宜的改造中激發出更多創新創造。這套方案扎根于個人經歷與地方實際,將經濟計算、互助組織、情感動員結合起來,不僅編織出維持邊區軍民生計的棉布棉衣,也創造出社會有機體的新纖維,從技術與性別的視角展現了物質生產與革命政治是如何在邊區技術實踐中具體結合起來的。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受限于大部分材料的正面宣傳性質,王桃梅的案例基本上描述了推進“婦紡”的理想藍圖與婦女在其中的理想形象。換句話說,“王桃梅”們的成功,并不代表婦紡技術傳播藍圖能普遍持續地落入現實。如果將研究材料進行逆向閱讀,不難發現婦紡的推行并非一帆風順,前文所描述的理想藍圖在現實中的落實是相當困難的。

　　無論是在工作文件還是在媒介文本中,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案例基本都是王桃梅這樣的典型案例,案例中的婦女雖然遭遇了各種現實困難,但也都一一克服,得到了新政權的認同。但是,如果從另一個角度閱讀這些“克服困難”的材料就會發現,她們作為個案的成功恰恰也隱含著整個技術傳播機制容易走向“失靈”的風險。使“王桃梅”們成功的是她們在面對各自不同困境的情況下生成的極為精細的技術方案。這些方案之間雖然存在共性,但差異也是明顯的。比如,關乎技術權力再分配的折變工方法公平與否的問題,僅太行區各地紡織基礎差別就很大:當地是否有植棉基礎、會紡會織的婦女分別有多少、紡車織機有多少、有沒有人會制造和修理紡織工具……幾乎每一個紡織英雄都是在與組織成員的集體討論中制定折變工與分紅的細則,各個互助合作組織不僅制度不同,制度實施的計算方法也都各不相同[10]。這種高度依賴民主討論與組織管理的精細技術策略是“婦紡”技術傳播機制活力的來源,也攜帶著潛在風險。一旦這種極為靈活的因地制宜與群眾經驗的再生產、再傳播沒有充分落實,或者落實得不恰當,那么革命政治和物質生產“一體兩面”的技術傳播機制就會失衡,激進的政治議程在占據上風后會成為滋養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土壤。當時,這一矛盾趨勢在《人民日報》關于“紡織互助是不是真自愿”“生產中的形式主義”的討論中已有顯現[72][78]。文章除了對等價辦法無法協調不同技術水平婦女收入這一具體問題的討論,本身也表明了矛盾的普遍存在,暴露出藍圖與現實之間的裂隙。前文提到的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沖突、夫權對婦女的束縛等性別化難題也都存在于這一裂隙間,集中反映為婦女是否“真自愿”的問題。邊區政府也意識到,如果沒有“真自愿”,婦女紡織互助“仍是形式活躍,不能持久”[78]。因此,婦紡技術傳播機制的落實實際上是一個難度非常高的工作,只有在基層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能為頂層設計暢通提供可持續資源的基礎上,這種技術傳播機制才能履行政治議程的功能,催生解放性的能量。

　　如果將目光延伸至新中國成立后,就不難發現那些在邊區典型案例中得到妥善處理的困難,在后來也沒有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家務、育兒、貶低婦女的技術偏見、技術勞動的等級差異、變動不居的政策導向,始終是婦女技術生命中不得不面對的困難。但是,無論如何,紡織婦女的案例激發了普通婦女可以普遍進入社會性技術勞動領域的想象力。因此,盡管典型案例仍存在代表性的問題,這些歷史經驗依舊可以提供啟發,幫助我們進一步思考如何才能使王桃梅這樣的個案具有普遍意義,維持技術方案接近地方實際、解決現實問題的活力;進一步,如何生成和保有婦女可以成為技術勞動者、技術革新者與技術組織領導者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條件。這當然不僅是技術政治與婦女勞動的問題,也是群眾政治的問題,相關議題超出了本文的論述范圍,有待爭鳴。

六、結論與討論

　　最后,回到本文最初的問題:當土法紡織成為現代革命前沿技術,“邊緣”的經驗能提供怎樣的視野?作為技術主體的婦女又在其中創造了怎樣的技術經驗?在追問上述問題的過程中,技術與性別、物質生產與革命政治的復雜歷史線索相互交織,使“婦紡”這段微觀歷史指向一般的現代性命題,對“婦紡”的重訪或許可以看作對白馥蘭呼吁的“批評性世界科學技術史”的回應——土法紡織恰恰是對基于現代科學、工業革命、西方心智的狹窄技術軌道的“背離”,在很長時間內被認為是中國“歷史停滯不前”的典型表現[3](PP8-9)。而當“落后”的土法紡織技術在婦女手中成為現代革命的“前沿”技術,就提供了一個從總體性角度反思技術發展可能性的窗口。一方面,在技術傳播機制的構建上,紡織展覽起到了幫助婦女打通思想、現場學習技術的作用,讓婦女愿意學;而紡織訓練班等集體教學活動則為婦女提供了技術學習的日常渠道,讓婦女有人教。由此,“婦紡”突破了基于階級秩序與性別秩序的技術壟斷傳統,構建起一種以群眾(尤其是婦女)為主體的技術傳播與創新網絡。另一方面,在技術傳播機制構建起來的基礎上,婦女結合經濟計算策略與社會互助原則組織集體紡織,應對集體勞動與再生產、家庭關系等方面的矛盾,在為邊區軍民解決基本穿衣需求的同時,也為婦女自身創造出作為技術主體正當地進入社會空間、參與政治討論的機會。由此,從技術傳播與婦女勞動兩方面,可以看到土法紡織作為一種典型的落后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如何在邊區特定的新民主主義歷史語境中經由婦女之手成為物質生產和解放感生產的雙重技術,進而走上20世紀中國革命的前線。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落后”的經驗能為今天的技術與性別想象提供怎樣的視野。

　　雖然本文討論的技術傳播機制在邊區尚是一張有待續寫的藍圖,卻啟動了普通婦女進入社會性技術勞動的想象力。作為技術主體的婦女通過紡織生成了一套融合物質生產與革命政治的技術方案,其訴求既是生產戰爭需要和維持家庭生計的物質產品,也是通過生產關系和勞動過程的變革而織造婦女的解放感。這提醒我們,“新社會”愿景中的婦女解放路徑,不僅體現在宣傳動員、文化教育、婚姻變革等方面,也體現在物質生產與技術勞動之中。

　　這個視角可以讓我們跳脫出“中共是否實現了它對婦女解放的承諾的問題”[79],走出從冷戰語境中生長出來的意識形態論爭,轉而以面向當下和未來的視角嘗試重新挖掘被歷史爭論所遮掩的婦女主體經驗。目前,已經有很多研究者對婦女經驗開展了更全面深入的考察,走出了中國婦女“工具論”的片面論述以及官方革命史的敘事慣性,形成了啟發性的知識積累。如果以這樣的視角觀察“婦紡”技術傳播的經驗,可以發現它是理想化的,同樣也是矛盾的——其中既存在革命政治中的婦女解放理想,也存在與農村傳統倫理與性別秩序的“妥協”;既展現了去中心化的群眾技術實踐,也難以避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趨向;既描畫了技術傳播與婦女勞動交織的理想藍圖,也在歷史的真實運動中匆匆落幕。面對現實的復雜性,本文也努力避免簡化論述而走向意識形態論爭的窠臼,最后僅試圖從婦女生命經驗的角度簡要討論物質勞動或技術勞動中“解放感”生產的問題。

　　對于解放感生產的重要性,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提出了“情感工作”機制加以闡釋。在她看來,“情感提升”(emotion raising)即情感能量的成功調動對于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至關重要[80]。然而,路楊在討論解放區文藝的情感政治時指出,如果承認“情”在歷史結構中具有能動性,就應當正視不同主體的情感實踐是如何具體進入革命的內部,與革命相互發明,甚至參與塑造了革命的日常形式與感覺結構[21]。由此,將情感工作視為自上而下的“提升”,則不免忽略了“被提升”的群眾的自主性。本文的案例分析表明,將婦女通過積極的技術策略和身體實踐而獲得的“解放感”僅看作“被提升”的結果并不公平。在這個問題上,一些研究者聚焦后來集體化初期的婦女生命經驗,提供了更加辯證的討論,比如賀蕭指出,“(20世紀)50年代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構筑出一種新婦女如何誕生的敘述:她們不是在國家的政令中誕生,而是在干部們的、婦女們自己的、她們本地社群的,以及地方乃至全國的讀者和聽者大眾的勞動中誕生”[41](P338)。在訪談中,賀蕭注意到,對于老年婦女來說關于20世紀50年代的記憶格外栩栩如生,她們不僅參加了識字班、演出隊以及生產組等組織,而且習得了一套解釋自己活動和決策的語言,可以向自己和親戚鄰居來解釋自己參與公共活動的正當性[41](P138)。同樣是進入社會空間,“正當性”的敘述取代了解放前貧苦農村婦女不得不“拋頭露面”下地勞動的道德貶低敘事。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在討論集體化時期的農業科學實驗時給出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婦女植棉專家為了方便前往其他生產隊培養更多的女性,會將外出教學稱為“嫁娶”,甚至準備了“嫁妝”,包括鋤頭、棉花種子和政治學習材料等[63](PP122-123)。借用滿足性別期待的語言,婦女成功創造了跨越村落的技術網絡與社會網絡。這種借用不是“妥協”,而是婦女基于現實處境而創造出的積極行動策略。如果用這類“妥協”跡象去否認婦女自己織造出的解放感的真實性未免會脫離歷史語境而有失偏頗。

　　由此,土法紡織不僅是一種物質生產的技術,同時也成為一種生產婦女“解放感”的身體技術,并在此意義上成為一種具有明確性別指向的革命前沿技術。近年來,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以身體技術與情感技術召喚革命主體的中國經驗,進而將日常生活與情動納入革命動員的視野。本文對土法紡織技術的考察則進一步提示,情感技術并不局限于文學、歌曲、舞蹈等文藝活動,生產技術本身也是一種積極的身體與情感實踐,這種雙重性也將技術主體從文藝工作者拓展到更大范圍的勞動者,使革命動員獲得了更豐富的解釋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解放感”的生產不只是單一的情感工作,而是技術政治的重要一環——這種情感不僅是個體的解放,而且始終是社會性的,也就是在婦女之間以及婦女與其他社會成員的聯結中實現的。“婦紡”當然只是這種技術政治的一個案例,20世紀下半葉以來,許多普通農民尤其是被雙重邊緣化(doubly marginalized)的農村婦女,通過科學知識、生產技術和各領域技能在社會的重新分配中獲得了解放感。然而,婦女的口述顯示,對“讓人覺得一切似乎都有可能的時光”的熱切記憶,在解放后的最初幾年達到高潮,并在后續的敘述中逐漸消失[41](P149)。這提示我們,始終存在一個面向未來的問題:當劇烈的社會重構逐漸轉向穩定,為邊緣群體提供突破的空間開始收縮,如何繼續想象和實踐“解放感”的技術?這仍是需要充分討論的重要話題。

　　本文無意論證相比工業紡織而言手工紡織是更優項,而是希望強調技術發展是植根于社會歷史語境中的選擇過程,是一個具有性別面向的“技術政治”問題。恰如白馥蘭的提醒,要“更現實主義地去考量技術選擇的意義,而非簡化為純粹實用角度的考察,我們必須將技術嵌入其社會語境去看它們服務于什么議程”[3](P18)。實際上,“婦紡”的歷史非常短暫,1949年春季平津解放后就落下帷幕[81]。然而,婦女并未退場,她們在中國現代紡織業的舞臺中央開始了故事的下半場[41][43]。這也提示我們,關于婦女、紡織與技術,還有許多故事等待被重新發現。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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