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北方疆域是在長城內外各民族長期聯系、互動中形成的。無論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大一統”政權還是地方政權，都為中國疆域的開發、建設、守護、拓展和鞏固作出了貢獻。

　　長城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防御工程，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與愛好和平、守護文明的情懷，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中國的北方長城主要沿“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分布，正處于農牧交錯帶，是中原政權為了守護宜于開發的農耕土地并減少北方游牧民族侵擾而修筑的。在中原分裂時期，各割據政權也會修筑互防長城鞏固轄域，防御敵對政權的進攻。至清代，隨著統一多民族國家逐漸成熟，長城的軍事功能亦趨于弱化。國內外學界在對長城的認識上，長期存在一些錯誤觀點，諸如“長城以北非中國”、“中國乃漢族國家”等。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新清史”學派延續了這樣的認知，將“內亞”與“中國”并列，主張“中國”僅指中原漢人居住的地區，而長城以北并不屬于“中國”。上述錯誤觀點是對中國歷史的曲解、誤讀，有必要予以辨析、指正。

　　長城不等于“國界”

　　長城本質上是軍事防御工程，與“國界”并非同一概念。戰國時期，齊、楚、魏、趙、燕、秦等國分別修筑互防長城和北方長城。秦在統一過程中，拆毀了各諸侯國間的互防長城，連接戰國時期秦、趙、燕等修筑的北方長城，形成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萬里長城。但秦始皇未以長城作為國家的邊界，在他看來，“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只要視野所及之處，無不被視作是秦朝的國土。

　　西漢時期，長城的修筑隨著農耕生產范圍的擴大而不斷向北擴展。高祖、文帝時期，沿用的仍是秦長城。武帝時期，隨著對匈奴戰爭的勝利，長城延伸到陰山南麓、河西走廊地區，之后又延伸到陰山北麓、大漠草原地區?？梢姡鳚h政權從未將長城視為國家的疆域界線，而是將其當作進一步推進農耕生產區域的跳板。在漢武帝看來，理想的統治狀態是天下一統，周邊各民族朝貢臣服，即所謂“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

　　除中原政權外，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在接受農耕生產方式后，也會修筑長城以保護農業文明。北魏修筑長城防御柔然，金朝修筑界壕防御蒙古，足見長城是中國古代各民族共同修筑的，“長城乃漢族王朝疆域”說根本站不住腳。明代雖然修筑長城防御蒙古各部，但明成祖曾對歸附的蒙古部落首領強調：“華夷本一家，朕奉天命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朕赤子，豈有彼此？”

　　自修筑之日起，長城就不是中原漢人與北方游牧民族截然分明的族際界線。中國歷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在長城以南生活、中原漢人越過長城以北生活均十分普遍。北方游牧民族大量進入長城以南地區，為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大量中原漢人進入長城以北地區，推動了當地的農業開發。有學者認為：“長城其實更體現了生態環境及由此造成的經濟方式上的差別與界限，而非族群與政權之間的界限。”因此，以長城為界，將歷史中國分成判然分明的兩半，認為長城以南為中國，長城以北不是中國，顯然違背歷史事實。

　　長城內外各民族都認同“中國”

　　中國傳統的“大一統”思想根深蒂固。孟子認為，統一才能使天下安定；《春秋公羊傳》也強調：“王者無外”。在中國歷史上，不管是中原政權，還是北方民族政權，普遍自稱代表“中國”，將實現統一作為最終目標。

　　在中國古代的正史中，有很多長城內外各民族同源共祖的記載。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敘述五帝世系，并在其后的相關篇章中闡述了“華夷共祖”的觀點，吳、越、楚、秦等被認為曾經是蠻夷而后進入華夏的各諸侯國，都被列為黃帝后裔。《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魏書》將鮮卑敘述為黃帝少子昌意的后裔，“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遼史》亦稱：“遼本炎帝之后。”綜上，同源共祖的思想是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思想來源，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

　　長城內外各民族都具有“中國”認同意識。西漢后期，呼韓邪單于歸附漢朝，主動要求為漢朝守護北疆，體現了對西漢“大一統”的認同。拓跋鮮卑從森林走向草原，建立北魏政權，再從草原走向中原，統一北方地區。大臣李彪稱，“唯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認為北魏代表“中國”。前秦皇帝氐族人苻堅囑托出征西域的將領：“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他不僅以“中國”自居，而且接受華夏不可窮兵黷武、一味用強的文化理念。北方游牧民族進入中原建立政權，不約而同地采納了舊有中原王朝或政權的名號，為新政權的“華夏正統”尋找支撐。

　　隋唐時期，長城內外的“中國”認同進一步強化。唐太宗摒棄貴中華賤夷狄的偏見，認為“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唐太宗的民族政策開放、平等，注重德化，贏得長城以北各游牧民族的擁戴。他們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并修筑從大漠南北到唐都長安的“參天可汗道”。這些游牧民族明確承認中原皇帝是自己的最高君主，使多民族共融的局面得到進一步發展。

　　宋遼夏金時期，長城南北各民族間頻繁互動、深度交融。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均將學習、吸納華夏文化作為鞏固統治的基本國策。遼朝創立南北面官制度，創造性地使中原農耕區與草原游牧區圓融共存、統合一體。遼道宗自信地表示：“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建立金朝的女真人也認為自己進入中原地區，接受華夏文化，所代表的就是“中國”。這不僅深化了“中國”概念中的多民族內涵，也證明歷史上的“中國”，并非等同于中原王朝或漢人政權。

　　遼道宗哀冊為漢字、契丹字各一合，展現出遼朝統治者對中原文化的借鑒與吸納。圖為遼寧省博物館藏遼道宗漢文哀冊冊蓋，書“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冊”  劉朔/供圖

　　元朝作為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統”政權，同樣認同自己是“中國”正統譜系中的一員，將“中國”視為華夷混一、各民族共有的“中國”。在編修史書時，元朝將宋、遼、金均視為正統，使“中國”的內涵更加豐富。清朝也是由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其統治者強調“華夷一家”，認為做“中國”之主者不在于是華是夷，重要的是以德配天。雍正帝宣稱：“蓋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清朝認同的“中國”，超越地域與民族界限，是當時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狀況的反映。

　　長城內外各民族共同開拓中國疆域

　　在古代歷史上，“中國”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不能套用近代民族國家理論來解釋。夏商周時期，君主直接控制的王畿之地被稱為“中國”，與諸侯國及周邊夷狄五方之民生存之地共同構成具有疆域含義的“天下”。春秋戰國時期，長城以北的匈奴、東胡等游牧民族，以“逐水草遷徙”的方式經營著北方草原。匈奴統一草原地區，并與秦漢政權對抗。漢匈間先以“兄弟”相稱，之后呼韓邪單于向漢朝稱臣，其控制的廣闊地區也成為漢朝疆域。戎、狄、羌、月氏、匈奴、東胡、烏孫等草原民族與漢族共同開拓了中國的北方疆域。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北方各游牧民族紛紛南下建立政權。這些政權以“中國”自居，自認華夏，以實現統一為歷史使命。前涼、后涼、南涼、北涼控制了河西地區，后燕、北燕控制了遼西地區。一些政權的統治區域則跨越長城內外，如氐族建立的前秦、鮮卑建立的北魏一度統一北方。進入中原的各游牧民族逐漸轉變生產方式，接受中原政治制度，學習儒家文化，實現深度的民族交融，為隋唐“大一統”創造了條件。唐朝在邊疆地區采取郡縣制與羈縻府州制并行的治理方式，將長城南北的廣大區域納入管轄范圍。這一時期，中原王朝及各北方民族政權所控制的地區，自然屬于中國的疆域。

　　契丹、黨項、女真建立的遼、西夏、金政權的統治區域兼具游牧區與農耕區，他們都認為自己控制的區域是“天下”的一部分。有學者指出，他們與宋朝之間的疆域，“只是軍事防御的界限，依然并不具有近現代國界的性質”。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將疆域擴展到超越漢唐的空前范圍。“若元，則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

　　明朝自認是“中國”，同時亦有蒙古、女真政權自稱“中國”的記載，無論是明朝還是蒙古、女真政權所管轄的區域，無疑都屬于歷史中國的疆域。清朝以“大一統”觀念經營邊疆，除全面擴展郡縣制的實施范圍外，還在東北實行“三將軍”制，在內外蒙古實行盟旗制，在西北設置“總管伊犁等處將軍衙門”，在西南地區“改土歸流”，在臺灣設立“臺灣府”，推動空前的邊疆與內地一體化進程，使中國的疆域由此前的“有疆無界”變為了“有疆有界”。

　　中國北方疆域是在長城內外各民族長期聯系、互動中形成的。譚其驤指出：“我們一定要分清楚漢族是漢族，中國是中國，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這是不同的概念。在1840年以前，中國版圖之內的所有民族，在歷史時期是中國的一部分。”無論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大一統”政權還是地方政權，都為中國疆域的開發、建設、守護、拓展和鞏固作出了貢獻。

　　持“長城以北非中國”論者，或由于對中國傳統的國家觀、疆域觀以及多民族共創中華的歷史認識不清，以致將歷史上某一時期中原王朝的疆域當作中國的疆域，或無視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特點，將近代民族國家理論套用于中國歷史。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學者拋出“滿蒙非中國”論、“北亞歷史世界”論，為日本全面侵略中國張目。近年來，不斷有歐美學者將“長城以北非中國”的理論包裝上學術外衣，以不同的形式加以宣揚，將漢族與中國境內的其他民族對立起來。無論出于何種動機，“長城以北非中國”論都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錯誤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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