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公開點贊中國古今23位文藝名家，其中就提到有聶耳，贊揚他們“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藝精品，不僅為中華民族提供了豐厚滋養，而且為世界文明貢獻了華彩篇章。”足見聶耳在中國文藝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充分表明黨和人民沒有忘記這位國歌“譜曲人”！聶耳原名聶守信，1912年2月出生于云南昆明，他的一生短暫而光輝。年少求學便對音樂產生濃厚興趣，音樂賦予他無窮的精神動力，使他擺脫了少年時代消極避世的念頭，轉而以改造社會為己任，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他不懼挫折、勇立潮頭、勇擔使命，心懷音樂救國抱負，以堅定的信念和堅強的毅力譜寫出《義勇軍進行曲》，激發了全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他畢生致力于創作革命歌曲，這些作品至今仍被廣為傳唱，其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藝術創造性為中國音樂創作樹立了榜樣，是當之無愧的“國之歌者”“人民的音樂家”。

　　音樂修心  馬列修志

　　聶耳一生深受兩樣東西的影響，一是音樂，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音樂使他身心健康，開朗活躍；馬克思列寧主義則使他志向高遠，心懷家國。

　　聶耳的音樂造詣極高，熟悉多種樂器，按理說他應該受過良好的音樂教育，但事實上，他的技藝多是自學的。在他4歲時，父親不幸病逝，生活陷入窘境，讀書都成為一種奢望，就更別說學習音樂了。但小聶耳靠著能吃苦的勁頭和毅力，于1921年順利考入昆明私立求實小學高小部，這期間他對音樂產生濃厚興趣。每到課余時間他便跟著木匠師傅學吹竹笛，向擔任小學音樂教師的鄰居學拉二胡、彈三弦和月琴，還從一位法國僑民那里學到了基本的樂理知識。就這樣，靠著“東拼西湊”式的學習，聶耳的音樂天賦被激發出來，并很快引起了學校的關注，“特增設一個由十幾人組成的學生音樂團”，聶耳在其中擔任演奏和指揮的工作。從此，聶耳與音樂緊緊連在一起。

　　1925年，13歲的聶耳從求實小學畢業后又考入了云南第一聯合中學，開始了中學生活。這一年，一場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席卷全國。遠在云南的聶耳此時也關注到這場運動，并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之所以爆發五卅運動，“蓋受資本家之壓迫，生計之日高，工資不敷之故也。”他非常擔憂此次大罷工對全國產生的嚴重影響，認為如果經常出現這樣的罷工，國家就會衰亡，“吾人欲免除罷工之患，非打破資本階級不可也”。這是一名中學生的見解和覺悟！除此，聶耳在中學期間將精力多放在參與學校文體活動和學習音樂上。他不僅癡迷于傳統音樂，還積極學唱《馬賽曲》《國際歌》《國民革命歌》《工農兵聯合歌》等廣為流傳的中外革命歌曲，這為他后面的創作打下音樂基礎。

　　初中畢業后，聶耳的家境已困難到難以繼續供他讀書，他十分理解母親的難處，因此決定放棄讀書到社會中找工作。然而此時聶耳的人生卻遇到轉機——得知云南省唯一的公費學校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高中部的外語組正在招收師范生，雖然這與他的志愿不同，但想到能繼續讀書提升自己，便決定認真備考。1927年秋，聶耳以優異成績被錄取。進入學校后，聶耳心里明白學習機會來之不易，他分秒必爭地讀書、學習，“褲袋里經常揣有書刊，一有空便隨手掏出來閱讀，有時吃飯睡覺也舍不得放下”。除了刻苦學習，他積極參加學校文藝活動，他是學校戲劇研究會的骨干，多次參加演出，在《女店主》的戲劇中扮演杜九娘，在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扮演朱麗葉。并且在這期間他開始接觸到小提琴、鋼琴等音樂器材。

　　◆1924年，求實小學學生音樂團與教師合影。（前排彈三弦者為聶耳）

　　對聶耳而言，進入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最大的收獲是得到了思想洗禮的機會。當時，省立第一師范是“云南地下黨秘密開展革命活動的一個陣地”，是昆明學生運動的中心，學生們經常組織各種進步活動，聶耳深受感染并加入了共青團的外圍組織“讀書會”，“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覺悟，并開始萌發參加革命組織、投入實際革命斗爭的要求”。

　　讀書期間，大革命失敗的“白色恐怖”蔓延到云南，聶耳目睹了許多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屠戮，他非但沒有被嚇倒，反而更加堅定了追求真理與正義的信念，激發了革命的斗志。1928年，他毅然加入黨組織領導的“濟難會”，不顧個人安危多次去監獄探望和接濟被捕的同志。他還秘密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團組織的安排下從事革命活動，積極學習革命理論。

　　此時的聶耳已經不單單是一名學習優異、熱愛音樂的學生，而是逐漸成長為一名立志改造社會的“革命者”。他在作文《我的人生觀》中寫道，“每一個人都是處在社會里的”，但這個社會卻是惡劣的，它“完全是在幾個軍閥政客包辦的政府手里”，沒有自由可言。文中他立下了宏志，要“打倒惡社會建設新社會”。

　　不懼挫折  勇立潮頭

　　在省立第一師范學習三個學期以后，聶耳意識到“不論讀書、為工、為商、為軍，都要向外發展。”他迫切想要步入社會，恰逢此時，云南軍閥唐繼堯的“十六軍”正在招收學生軍，許多進步青年都認為這是一個參加革命斗爭的好機會，聶耳也瞞著家人報名參加了“十六軍”。但事實上，這個“十六軍”不過是打著國民革命軍的幌子招兵罷了，所謂的“學生軍”根本就是“炮灰軍”。

　　◆1928年聶耳加入共青團時的留影。

　　1928年11月底，16歲的聶耳隨“十六軍”踏上了離開昆明的火車，幾經輾轉到達湖南郴州的部隊駐地。短短幾個月時間，他遍嘗苦頭，特別是軍閥部隊里的腐朽使他感到極為痛苦，好在得到了友人的幫助，很快就離開了新兵隊。1929年，聶耳隨軍官團赴廣州投考黃埔軍校，但由于資歷不足未能實現，流落廣州街頭，殘酷的現實使他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這對一名16歲的少年而言是一種打擊。在第一次踏足社會遇挫后，同年5月聶耳又回到昆明繼續讀書。

　　回到學校后不久，1929年7月，昆明軍閥在城內囤積火藥，卻不慎導致火藥庫爆炸，“燒毀逾千房屋，傷亡上萬人”。慘劇發生后，云南地下黨組織馬上成立救濟團開展救濟工作，聶耳積極加入救濟團，勇敢地同軍閥當局斗爭。軍閥四處追捕參與賑災和游行示威活動的青年學生，使得聶耳不得不到鄉下暫避時日，直到事態平息后才又回到學校繼續讀書。1930年春夏之交，反動軍警開始鎮壓進步青年，不時闖入學校抓捕青年團員和進步學生，為躲避被捕，聶耳被迫離開家鄉，奔赴上海。

　　來到上海后，聶耳在一個名叫云豐申莊的店鋪打雜，這里工作繁雜、環境惡劣，且薪水極低，但聶耳在工作之余仍堅持學習英語和日語，閱讀進步書刊，始終保持對音樂的熱愛。1931年，他偶然間賺得100元錢，毫不猶豫地買了一把小提琴，音樂使他在沉悶、壓抑中看到了希望。

　　◆聶耳

　　后來云豐申莊倒閉了，失業的聶耳又過上居無定所的生活，正當他在黃浦灘徘徊之際，立于潮頭的機會悄然而至——“聯華影業公司音樂歌舞學校”正在招收樂隊練習生，聶耳以聶紫藝為名報名參加并通過了考試，順利被錄取。就這樣，聶耳的音樂生涯開始了。加入樂隊兩個月后，他在日記中寫道：“以前種種比如昨日死，以后種種比如今日生。從此刻起，努力創造新生吧！”

　　勇擔使命  音樂救國

　　聶耳十分珍惜這份工作，為表達要與過去相別而奔新生的決心，他改名為“聶耳”，他在日記中用英文寫道：“過去的聶守信，不是現在的聶耳。”在樂隊工作期間，盡管聶耳有時候會因為演奏時間長、薪水低而發牢騷，但他十分刻苦地學習樂理和磨練技藝，不久便成為了樂隊的第一小提琴手。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聶耳極為憤慨，“心里很不好過”，他在日記中痛斥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惡行和國民黨當局的軟弱無能，對所謂的國際聯盟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鄙夷。他的心中已充滿了對國家對民族的擔憂和救國救民的理想。尤其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這種理想越來越顯現。

　　◆聶耳1932年留影。

　　一·二八事變期間，聶耳切身感受到亡國陰影下的憤怒和無奈，他無法將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分割開。他的二十歲生日是在炮火聲中度過的，這一天他的情緒始終不好，自始至終都在強顏歡笑，“沒有一時是真實的高興過”，因為他發現“整個的世界已經在開始動搖了”，個人的出路也隨之動搖起來，他開始審視自己的音樂之路。他說：“一天花幾個鐘頭苦練基本功，幾年，幾十年后成為一個小提琴演奏家又怎樣？你演奏一曲貝多芬的奏鳴曲能夠興奮起、可以鼓動起勞苦群眾的情緒嗎？”為此，“怎樣去做革命的音樂”成為他腦海中不斷思索的問題。

　　由于戰事影響，聯華影業公司歌舞班解散了，這時明月歌劇社復辦，聶耳仍然是歌劇社的一員，擔任執委會成員，負責音樂相關的工作。歌劇社為了謀生，要求歌劇社全體成員四處奔波演出，但是成效不佳，收入甚微。雖然辛苦，但這不是聶耳最大的擔憂。讓他愈發不能忍受的是，在此國破家亡、民不聊生之際，明月歌劇社仍然在演出《妹妹我愛你》《桃花江》《毛毛雨》等充斥著低級趣味的靡靡之音。對此，聶耳專門寫文章在上海的《電影藝術》雜志上批判這種“為歌舞而歌舞”的錯誤導向。他十分尖銳地評價歌舞成績，說道：“香艷肉感，熱情流露，這便是十幾年來所謂歌舞的成績。”他還對黎錦暉的歌舞進行批判，認為黎錦暉作為中國歌舞的“鼻祖”，雖然有反封建和反映現實問題的思想，但力度不夠。他認為當前是一個階級分化極為嚴重的時代，資本大行其道，而勞動卻無處安身，他看到資本家們坐享其成，而工人們卻“汗水淋漓地在機械下暗哭”，于是發出了對中國歌舞從業者的拷問：“我們應該取怎樣的手段去尋求一個勞苦大眾的救主？！”對此，聶耳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軟豆腐，而是真刀真槍的硬功夫！”他呼吁所有從業者都要深入群眾，傾聽窮人的吶喊，唯有這樣才能為中國作些貢獻，中國歌舞才能真正踏上藝術之途。他在日記中也對自己進行了反思，寫道“時代的巨輪不住地向前飛轉，現在的我，現環境的我，應該負起怎樣一個使命，艱苦地去干。”聶耳很快便得到了答案，這個使命就是為人民譜曲。

　　1932年7月，聶耳毅然退出了明月歌劇社，赴北平報考音樂學院，但由于考試中撰寫的論文不符合院方要求，未能被錄取。繼而留在北平積極參加救亡運動，以演話劇、編話劇的方式參與民眾社團的宣傳工作。這使他切身體會到“民眾最需要的是能表達他們心聲的歌曲”，但當時這種歌曲并不多見。一番斟酌后，聶耳決定自己去創作民眾所需的歌曲，他開始經常到貧民區觀察勞苦大眾的生活，留意和收集民間歌謠，以備創作所需。

　　◆聶耳(左)和田漢合影。

　　由于在北平沒有正式職業，生活沒有著落，聶耳于當年11月間帶著北平左翼戲劇家聯盟的信件返回上海。回到上海后，他向當時上海地下黨左翼戲劇家聯盟的負責人田漢同志轉交了信件并匯報了工作，田漢十分欣賞聶耳，兩人志趣相投，商議要共同創作一批革命歌曲，以“喚起中華民族，抗日救國”。經過一段時間，黨組織充分認可聶耳的才華，開始注重培養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2年11月底，聶耳進入上海聯華影業公司，從事一些劇務工作，不久后他便與友人一起成立了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經常一起研究音樂作品，討論音樂創作問題。為了進一步研究音樂創作、交流創作經驗，聶耳又與友人一起發起成立了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這些都為他的創作打下基礎。

　　余音繞梁  英魂不朽

　　1933年初，經田漢介紹、夏衍監誓，聶耳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國大業中，他的歌曲、電影劇本充滿了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喚起了民眾的希望和斗志，贏得了業界的尊重。在信仰的鼓呼下，他的創作愈發嫻熟。經過不斷學習、總結，聶耳與田漢合作的革命歌曲很快在社會上流行起來。他們的作品充滿了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和對民族危亡的緊迫感，引起了社會民眾的共鳴。但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國共產黨實施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從1933年底開始，上海的電影界刮起了一股反動風，不僅有拍攝過進步影片的公司被反動派搗毀，而且聶耳供職的聯華影業公司也因承受不住壓力而將他辭退。在黨組織的安排下，1934年4月聶耳進入英國人經營的東方百代公司工作，他巧妙地利用外國公司在華的權利以及先進的設備、技術，以“灌制暢銷的電影歌曲為名……組織出版了一批進步歌曲”。同年，黨為了恢復電影戰線的斗爭，以“團結教育民眾抗日救國”而成立了電通公司，發行革命作品。聶耳一邊在百代公司忙碌，一邊與電通公司合作，熱情投入革命。

　　1934年是聶耳創作熱情最高、成果最豐的一年，他自己也在日記中寫道：“1934年是我的音樂年。”這一年，他與田漢合作為電影《大路》《開路先鋒》《飛花村》《新女性》以及歌劇《揚子江暴風雨》寫歌，創作出了《大路歌》《飛花歌》《牧羊女》《畢業歌》《新女性》《碼頭工人歌》《打磚歌》《打樁歌》《苦力歌》《賣報歌》等一系列膾炙人口的作品，深受民眾喜愛。但后來由于《飛花歌》《牧羊女》被美國人經營的公司灌制成了唱片，引起了百代公司的不滿，聶耳因此辭職，又回到了聯華影業公司。在這前后，田漢為電通公司創作了一個以抗戰為背景，以青年為主角，彰顯中華民族抗戰精神的電影劇本，但不待他完成創作，國民黨反動派就逮捕了他。被捕之前，田漢匆匆地將電影主題曲的歌詞——也就是《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寫在了香煙的襯紙上。為了最終完成拍攝，夏衍沿著田漢的思路寫出了劇本并更名為《風云兒女》。當聶耳得知此事后，主動找到夏衍，承擔起了為《義勇軍進行曲》作曲的重要任務。

　　《風云兒女》的劇本使聶耳深受感動，《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使他熱血沸騰，為了譜出宏偉的旋律，他廢寢忘食地創作，“一會兒在桌子上敲節奏，一會兒坐在鋼琴前劇烈彈奏，一會兒放聲高唱，一會兒在樓板上不停轉動”，完全沉浸在了中華民族為生存、獨立、尊嚴而戰的豪邁中，完全沉浸在了無數熱血兒女以血肉之軀抵擋槍林彈雨的悲壯中，宏偉的旋律不斷地涌進他的腦海，并最終化作音符落于紙上。

　　◆《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手稿影印。

　　聶耳的革命音樂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注意。1935年4月，黨組織獲悉國民黨要逮捕聶耳的消息，為了保護聶耳，黨組織決定送聶耳出國，經“日本到歐洲、蘇聯學習、考察”。臨行前，聶耳向《風云兒女》劇組再三保證一定會盡快把定稿后的《義勇軍進行曲》寄回國內。聶耳沒有食言，他于4月18日到達日本東京后，便著手修改《義勇軍進行曲》，月底就將定稿后的曲譜寄回國內。《風云兒女》劇組收到曲譜后加緊制作唱片，5月9日灌制成唱片公開發行，11日又在報紙上刊登詞譜，24日電影《風云兒女》首映，《義勇軍進行曲》響徹大江南北，激勵著無數中華兒女奮勇殺敵、保家衛國。

　　不幸的是，聶耳卻英年早逝。1935年7月17日下午，聶耳與友人到鵠沼海濱游泳，不幸被海浪吞沒，年僅24歲。消息傳回國內后，社會各界悲鳴，文藝界特為聶耳舉辦追悼會，到場之人無數，即便追悼會現場掛出了“客滿請回”的牌子，但也擋不住前來送別的人流。

　　聶耳的生命是短暫的，但他所創造的革命音樂卻永遠回蕩在中華大地上，激勵著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周恩來總理曾直言：“許許多多的青年人，是沿著聶耳、冼星海的歌曲走向革命的。”著名史學家郭沫若為聶耳墓志銘題詞“中國革命之號角，人民解放之聲鼙鼓”。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確定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正式確定《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正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憲法。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以立法形式捍衛國歌地位和國歌尊嚴，這也是對聶耳的最好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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