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畫冊中在中國東北耀武揚威行軍中的鬼子兵，1932年

　　1941年珍珠港事變之后，日本法西斯加強了國內的特務管制，憲兵、特務到處跟蹤抓人，形勢進一步惡化。

　　活躍在東北籍留日學生內的，我黨外圍抗日組織“東北青年救亡總會”，堅持“精干隱蔽”的原則，一方面提高警惕，盡量減少活動，另一方面把大量骨干成員派回東北，打入敵人心臟，繼續進行抗日活動，特別是為關內的黨組織進行情報搜集工作，并鑿通關內關外的聯系渠道。

　　東京澀谷區代代木“國際友誼會館”的一間套房內，幾位東青救骨干成員，一次正在早稻田大學留學生張紹紀的住處秘密開會，說著說著就忘了時間，散會時街道已經宵禁，幾個人都被抓到警察署，需要交保才能釋放。這種事可大可小，稍不小心，就可能牽扯到組織，被人家一勺燴。此前，國民黨系統的青年學生抗日組織遭到破壞，就是前車之鑒。

　　1935年，偽滿“皇帝”溥儀訪日，參拜靖國神社

　　正在大家緊張之時，張紹紀想起了公寓里，正好有件母親送給時任日本首相兼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夫人的上等衣料，精美包裝的盒子上就寫著收件人東條勝子的名字，母親和東條勝子是老朋友，正好東條英機還是自己在日學習期間，父親指定的監護人。于是請警察給勝子夫人打個電話，看看方便不方便給自己作保？順便告訴她，母親送的禮物，自己學業緊張，一直沒來得及送過去，這次也正好可以帶到府上。

　　這可把警察嚇壞了，因為張紹紀公寓里的確有“證物”，而且電話打過去，東條勝子還真證實確有其事，并說張紹紀是“滿洲國”內閣總理大臣張景惠的愛子，希望警察署能善待之，很快就派車來接。

　　自此之后，有了這層關系掩護，張紹紀他們的活動更加安全。不過很快，張紹紀他們就陸續回國，匯合更多的東北愛國青年，投身抗日洪流了。

　　偽滿“總理”家里的兩個地下黨，張紹紀（張夢實）、侄子張紹維（丁非）

　　張紹紀所在的東青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在隱蔽戰線斗爭中以搜集戰略性情報為主的地下組織。這一組織充分利用其特殊條件，不僅成功地打入敵人的軍政要害部門，卓有成效地從事情報的搜集和聯絡活動，而且在極其險惡的環境里很好地隱蔽了自己，是抗戰和解放戰爭期間黨在東北唯一完整保存下來未遭破壞的情報工作組織。

　　作為地下情報組織，東青救有個顯著特點，主要是留學日本各名牌大學的學生，“官二代”、“富二代”特別多。

　　比如主要發起人張為先，就讀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其父張惠臨是東北著名的愛國實業家，清末張作霖被招安后，作前路巡防營統領的時候，張惠臨就是張作霖在奉天（今遼寧沈陽）的辦事處主任，為張作霖入住奉天，稱霸東三省立下汗馬功勞，跟奉系軍閥的各路軍頭都有很深的關系。后來又擔任奉天總商會會長、全國工商聯合會會長，張惠臨公司的麒麟牌火柴，在二十年代，扛住了日英資本的傾銷戰，靠著質優價廉，牢固地占領了東北市場。

　　在英留學時的張為先

　　張為先的岳父闞朝璽，更是奉系大將、偽滿重臣，張作霖起家時的老兄弟，作過熱河都統兼第三師師長。事變后當了漢奸，相繼出任沈陽維持會委員長、偽滿中央銀行總裁。

　　然而這樣的家庭，卻出了“逆子”。事變后，留學英國期間，張為先加入英共（后轉中共），接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領導。回國后跟黨失去了聯系，后留學日本，一方面繼續找黨，一方面組織抗日活動，團結抗日青年。抗戰爆發前夕，終與負責情報工作的中共北方局聯絡局負責人南漢宸取得聯系，恢復黨組織關系后，接受了南漢宸的指示，一方面利用好這個組織，做好東北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在東北建立一個由張為先為負責人的情報組織，主要任務就是收集敵偽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情報和資料，供中央參考。

　　1938年，東青救在日本東京成立，其宗旨是根據馬列主義，開展抗日斗爭。他們在日本從同鄉、同學、同宗、親戚、好友中培養和發展了許多堅定的抗日分子為會員。其后大家陸續回國，根據組織上的決定，利用自己的家庭和社會關系，為黨從事情報工作。他們的工作直屬中央社會部（后轉由晉察冀社會部）管轄，主要搜集戰略情報，同一般的地方黨組織不發生任何橫向聯系。

　　偽滿略圖

　　什么人才能搜集到日偽的戰略情報，也就是核心機密呢？

　　我們可以看看這份東青救主要骨干名單，他們是：

　　偽滿國務總理大臣的兒子張紹紀、侄子張紹維；

　　偽滿地方自治指導部（直屬關東軍）部長于沖漢的兒子、偽滿經濟大臣于靜遠的弟弟于靜純；

　　偽滿皇帝溥儀侍衛處少將處長佟濟煦的兒子佟志杉；

　　溥儀的本家侄子，肅親王的兒子，大特務川島芳子（金碧輝）的弟弟憲東；

　　偽滿軍法處少將處長的兒子王誠、侄子王謙；

　　偽滿哈爾濱軍管區上校旅長的兒子孫為……

　　憲東（最左）、姐姐金碧輝與“養父”川島浪速，因此有了日名，川島良治和川島芳子

　　東青救的黨支部則設在“奉天”最大的私人銀行——志誠銀行內，支部書記是晉察冀社會部派來的李振遠同志，他就住在職工宿舍，支部副書記兼組織委員張為先同志擔任該行董事會監事，支部宣傳委員丁宜同志擔任總務科長，相當于是銀行大總管。

　　怎么看起來這家銀行，完全成了中共地下黨的辦事機構呢？

　　這就必須歸功于志城銀行的常務董事兼經理鞏天民，他也是我們的同志，隱蔽戰線的“紅色資本家”。

　　所以，當時在偽滿洲國的軍政、文化、財經及宣傳部門，都活躍著東青救的身影。

　　偽滿的“太上皇”——關東軍司令部

　　問題來了——

　　這些中青年才俊，有的是商界奇才，有的是“第二梯隊”，有的是業務骨干，學歷又高，能力又強，多數都有很深的人脈資源、留學背景，來自地主、資本家和官僚家庭，所在崗位又是各要害部門的重要職位。在當時人們并沒有前后眼，國際法西斯的囂張氣焰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日本帝國主義最猖狂，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他們為什么要放棄榮華富貴、大好前途，背叛階級、背叛家庭，走上危機四伏，動輒砍腦袋的反“滿”抗日之路呢？

　　晚年已改名張夢實的張紹紀同志，曾經總結了十個字：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自尋。”

　　無獨有偶，隸屬于東青救系統的地下黨員于性源同志，也經歷了這樣的心路歷程，他的選擇正可回答這個問題。

　　長春長江路，偽滿時期被稱為“新京銀座吉野町”

　　1924年，21歲的于性源畢業于哈爾濱的一所教會商業學校的會計專業。作為“五四青年”，1919年的“五四運動”在他心底，奠定了最初的革命烙印。

　　“五四”直接造就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推動了國民黨的“新生”與改造，當然“四·一二”、“四·一五”和“七·一五”，國民黨搞了逆淘汰是另一回事，但就當時的中國輿論場和青少年的成長環境而言，“五四”點燃了中國青少年心中壓抑許久的愛國激情和改變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奮斗訴求，卻是不爭的事實。

　　日本左翼歷史學家丸山松幸就說過：

　　“五四運動雖然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出發點，是人民中國的黎明，但導致運動出現的誘因，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關東軍憲兵隊司令部大樓

　　但是問題也來了——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欲變中國為其獨占的殖民地，自清末以來一直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日拱一卒，從未間斷，所以對于一代代中國青年來說，都有一個同樣的問題，你的愛國激情能持續多久，你的熱血是否會慢慢冷卻？

　　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并不是一開始就有，一開始就強烈的，是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好老師”，幾十年如一日，“認真負責，恪盡職守”，才教育出來的。此前此后，即便是今天，也有不少人認為：

　　國家自有人管，那么多人管著呢，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誰來了也不過是完糧納稅，老婆孩子熱炕頭，一忍就過去了……

　　敢于斗爭而被俘的沈陽警察，時任局長就是后來犧牲在白公館的黃顯聲

　　“五四青年”于性源，很快就回歸現實，喊完革命口號后，他立志為民族的興旺、國家的富強做一番事業，然后繼續求學，畢業后長期在政府稅務部門工作，如今他已是三朝元老，歷經北洋、民國和偽滿，先后在哈爾濱、綏芬河、大連等地來回調動。

　　“九·一八”事變時，于性源在哈爾濱工作，在哈爾濱街頭，他看到一群群愛國青年，像當年的自己一樣，激情澎湃，熱血沸騰，四處奔走，積極呼吁，搞演講、散傳單、貼標語，號召民眾起來抗日。

　　此時此刻，于性源內心深處，壓抑十幾年的激情熱血，被再次點燃。28歲的于性源，在青年學生的教育和鼓舞下，也參加到游行隊伍中，一次次振臂高呼：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國人堅決不作亡國奴！”

　　日軍侵占錦州

　　中國人民在抗爭，國民政府卻堅持“攘外安內”的既定國策，對日采取“不抵抗、不交涉”政策，把希望寄托在“洋大人”和所謂“國際公理”，結果可想而知。

　　東三省丟了，接著熱河也丟了，日寇扶植成立的“滿洲國”，甚至跟國民政府實現了通車通郵，等于變相在事實上承認了偽滿的“合法地位”。接著華北也危急了，眼看就要步東四省覆轍了，蔣介石卻搞不清日本是敵是友了，幻想日本“親善提攜”。

　　一方面向外含情脈脈：

　　“我全國同胞亦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與理智道義之指示，制裁一切沖動及反日行為，以示信誼。”

　　另一方面對內卻殺氣騰騰：

　　“侈言抗日，不知廉恥者，立斬無赦！”

　　1933年，國民黨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右起戴眼鏡者鐵道部政務次長、陸軍少將錢宗澤，再右首席代表、參謀本部廳長、陸軍中將熊斌

　　一不小心，蔣介石就說漏了嘴：

　　“東三省熱河失掉了，自然在號稱統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們應該要負責任，不過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說，卻沒有多大關系。無論是政治方面、軍事方面，在東三省與熱河過去都沒有在革命勢力之下統治著，革命主義在東北不能宣傳。照這樣說，這回日本占領東三省和熱河，我們是不能負責的。”

　　作為江浙財團扶植起來的蔣介石集團，代表的是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利益，所以其政治版圖是以“包郵區”為核心，呈“圈層式”的方式逐步擴大其外圍政治影響的，東北、華北丟了，無關宏旨，不過是“打死雜牌，除內患”的老套路，只是除掉的內患和替蔣介石除掉內患的抓手，并不固定罷了，但“得失”和“疆界”卻總是拎得清清爽爽。

　　國民政府不要東北人民，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滿更是可勁糟踐東北人民，哪里是東北人民的希望和活路？

　　1933年4月6日，蔣介石“侈言抗日，立斬不赦”手令（來自理水的知乎專欄）

　　1941年9月，于性源被調到偽滿洲國的山海關稅卡，繼續擔任會計工作。作為“三朝元老”的他，此時已經官至“屬官”，相當于職員里的領班，今天的主任科員。

　　收入待遇本就優渥，人到中年，業務上認真負責，更深得長官信任；生活的磨礪，讓他變得圓滑通透，同事關系游刃有余。有家有口，本該安心“工作”的他，此時卻越發被現實激發了壓抑在心頭的愛國心。

　　山海關是偽滿西部“邊境”上的關鍵節點，卡在進出偽滿和汪記“國民政府”的交通要道上，設有兩家偽政權的雙重警察派出所和稅關，當然兩家都有日本人坐鎮。鬼子、漢奸一丘之貉，公開的敲詐，明目張膽的搶劫，專橫跋扈，無惡不作，山海關由此被群眾稱為——“鬼門關”，而所有的衙門都是“閻王殿”，鬼子是閻王，漢奸是小鬼兒。

　　日軍侵占山海關

　　群眾中有首順口溜：

　　“要過關，難上難，沒錢別想過，有錢也榨干，活人剝層皮，無處去伸冤！”

　　稅務部門事關經濟，手里權利極大，自然油水十足，不論職員、雇員都霸道慣了。對過往行人隨意添加罪名，百般刁難。不拿東西的行人，就誣為“搗賣貨幣”的，必須交錢；過往的小商小販，被說成是“走私經濟犯”，必須留貨；背幾斤糧食的農民，被說成是偷越國境的“糧食犯”，而被扣糧；身上多穿兩件衣服的婦女，就說成是“搗賣布匹”，必須把好衣脫下；連農民拉點黃土換土糞，也被說成是“販賣國土”。

　　稍有不從，非打即罵，甚至送憲兵隊，說你是“反‘滿’抗日分子”，那可就是“死罪”了。

　　1914年的山海關，（美）克拉普（Frederick G. Clapp）攝

　　至于日本人那就更壞了，每天都能看到日本侵略者欺壓手無寸鐵的中國人，非打即罵，侮辱婦女，放狼狗咬人，更是家常便飯。當然這些事，也少不了為虎作倀的漢奸走狗。

　　在這種部門工作的于性源，作為尚有良心的中國人，長此以往，心中積蓄了多少悲哀與憤怒，可想而知。

　　特別是上班當天，于性源就被日偽“深刻”教育了一回，讓他終生難忘。

　　一對青年夫婦抱著個孩子，被扣在站臺上。只是因為“出國”手續不全，通行證上沒注明還帶著孩子，就不準他們登車“出國”。婦女跪在地上，磕頭如搗蒜，苦苦哀求：

　　“長官行行好吧，讓我和快要斷氣的老娘，見個面吧？誰沒有父母，生死唯大啊！”

　　偽滿宣傳畫

　　沒人搭理她，連正眼和少許停留都沒有，在鬼子、漢奸眼里，中國人不是人，所以毫無惻隱之心，當然它們才真正不是人，說它們是禽獸，都是在侮辱禽獸。

　　火車快開了，夫妻倆著急了，實在沒辦法，只能爬上車，卻被守車的鬼子踢了下來。站臺上的鬼子和警察又一起擁上來，拳打腳踢，男的已經被打得不省人事，女的趴在地上，摟著孩子，還要一邊護著丈夫，她撕心裂肺地痛哭：

　　“娘，我再也見不到你啦！”

　　此情此景，稍有人心，孰能無感？

　　于性源痛心難已，此后這類事情，幾乎天天都在上演。

　　有朋友私底下嘆口氣，說：

　　“這就是咱中國人的命，既然當了亡國奴，你還想咋樣？好歹即便是亡國奴，咱們也算有頭有臉的亡國奴，總比“過關”的這些強吧？人家騎馬我騎驢，還有挑擔的在后面，知足常樂！”

　　山海關火車站

　　偽滿有個鄙視鏈條，一等日本人，二等朝鮮人，三等臺灣、金州（今遼寧大連）人，四等“滿洲”人，五等就是關內的所謂“伎那人”。

　　明明是中國土地，硬被強盜搶占去，還要劃出一條“國界”，立關設卡。中國的地面上，鬼子、漢奸橫行霸道，中國人瞧不起中國人，這不就是魯迅先生所謂“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嗎？

　　對此，有良心的中國人能不悲哀、不憤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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