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篇題目來自于莫里斯·邁耶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一書，作者在這一書中將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在60年代初所實行的經濟政策與列寧在1921年實行的“新經濟政策”進行了比對）

　　1959年7月2日，廬山會議召開，這場會議本意是“糾左”，是要對大躍進運動中所產生的“共產風”、“浮夸風”做出改正。毛澤東本人曾在大躍進中多次批判這兩種現象，但在會議開展中，他身為國家主席，還是選擇了承擔主要錯誤。事情到此本該結束，然而，在彭德懷的“萬言書”遞交之后，會議的氣氛開始升溫，原本的“神仙會”也開始變得火藥味濃重了起來。

　　會后，毛澤東宣布不再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職務，退居二線。國家主席一職由劉少奇接任。他與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成為了主持一線日常工作的人，同時也是國家實際的掌權者。

　　1960年，劉少奇接手經濟工作，與毛澤東不同的是，劉少奇不那樣贊成農業的集體化和機械化，就他個人而言，他更青睞中國在建國初期時采取的分田單干的做法。也就是新民主主義，同樣的經濟方針，在毛澤東看來是過渡，在劉少奇看來則是優解，鄧小平則是明確的劉少奇的支持者，他說：“過渡時期，形式就要多種多樣。”

　　1961年，劉少奇在一次會議上作了如下發言：

　　“要保證百分之九十以上社員增加收入，這一條，就包括有照顧富隊的意思，報酬上的差別，也可以采取獎勵的辦法，國家也可以獎，特別是缺少的東西（如糧、油、布等）采取獎勵辦法更有作用。什么越少，獎什么越有作用。記得在蘇聯搞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列寧認為那個計劃起草得好，曾經獎勵過那些起草人，獎什么呢？幾十斤馬鈴薯。當時獎幾十斤馬鈴薯，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很起作用。在實物分配上，要注意按勞分配的原則，按勞分配是必須經常注意是一個根本原則，各方面都要貫徹，必須遵守。實物的按勞分配問題，想個辦法試驗一下。”

　　1962年3月在西樓會議上，鄧小平做發言，談到如何控制勞動工資和虧損企業時，鄧小平說：“財政、銀行要卡死，不要怕工人打扁擔，廠長打跑了，免得我們撤換。這樣嚴格了，就可以逼他們搞經濟核算。現在要恢復象1953年以前那樣的制度。”

　　“辦法要得用，要少。如高級品。總之不能多，要搞真正撈到東西的。點子太多，作用不大。延期付款的買賣不能多做，否則積在一起，轉不過來。辦法有三條：

　　1.根本辦法在于減人。主要表現在建設速度放慢。這不會得罪人，無非是對外名譽不好。

　　2.真正抓點生活用品，回籠票子。

　　3.制度搞嚴，漏洞堵死，措施要落實，能頂多少是多少。保經濟作物，少而精，拿點糧食，煙葉。”

　　同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身為四川人的鄧小平還引用了一句諺語，也就是日后膾炙人口的貓論：

　　“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

　　在這樣的影響下，自1960 年底開始, 中共中央先后制定并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中共中央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等文件，調整了大躍進時期已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農村經濟，將權力再下放，基本核算單位變為生產隊。1961年，一些地方遂開始推行多種形式的以“包產到戶”為主要內容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也放松了各地人民公社對個體農戶的限制。就是我們俗稱的“三自一包”，即保留自留地、自由市場，實行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還有就是重提“利潤掛帥”、“物質刺激”，強調技術人員權威，分配制度由多勞多得改為按勞分配，以產計酬，以糧換分，手工記分。

　　這一套組合拳打下來，的確是提高了擁有自留地的農民的積極性，但個體戶和私有制在農村中也開始重新抬頭。前文提到的人民公社在此時失去了其應有的職能，僅僅是保留了行政時的作用，其社會經濟職能被完全取消，大躍進期間分配到公社的拖拉機和其它大型農具，重新收歸國營，到1962年底，全國拖拉機站系統的拖拉機只有4.9%實行社營。農村事實上重新開始了小農經濟的發展。

　　而在這兩年期間，中共中央還成立了以陳云為首的糧價問題小組。1961年夏收起，將全國糧食的收購價平均提高20％。不僅如此，國家還提高了其他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據統計，1962年與1957年相比，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平均提高32.3％，其中糧食提高36.1％，經濟作物提高14.7％，畜產品提高31.6％，其他農副產品提高36.1％。

　　多項政策扶助下，農村的經濟得到了顯著的提升，1962年，農業生產基本恢復正常，在其后幾年里，雖然還說不上突飛猛進，但至少是穩定發展。糧食產量從1961年的1.9億噸增加到1965年的2.4億噸。而在毛澤東授意下所制造的那些化肥站、小型農機站，也都成為了這些漂亮數據的幕后功臣。

　　與蓬勃增長的農業經濟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不斷回落的機械化，1961—1963年，國家采取關、停、并、轉等方式，對農機工業進行調整。到1963年，全國農機制造企業縮減到1301個，職工人數減少到32.5萬人，分別比1960年減少了50.42%和53.1%。農民們又開始了用犁用耙用牛耕的時代。

　　伴隨著集體化的破產和機械化的降低，整個中國農村的生產關系迎來了一次全面的大倒退。經濟一片大好的同時，新貴資產階級猶如雨后春筍一般冒出來。被毛澤東消滅的“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卷土重來。農村實際上重新出現了富農階級：分到好地的比分到爛地的強，家里有青壯年的比家里是老弱病殘的強。在這種單干風前，以前所提倡的階級感情、工農團結事實上蕩然無存，大躍進期間實行的農村工業化政策已經放棄，大多數農村小工廠不是倒閉就是不景氣，這樣，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工人與農民之間，又出現了難以逾越的鴻溝。這就是唯生產力論帶來的巨大惡果。

　　退居二線的毛澤東意識到了資本主義可能復辟的危險，于是在1960年和1963年依次發動了“三反”、“四清”運動，可惜這兩場運動最后都被別有用心者利用，走向了群眾斗群眾的錯誤方向，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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