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胡適版實用主義的批判是新中國哲學戰線上一次有重大意義的斗爭，其哲學思想曾滲透到文學、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諸多領域，甚至在自然科學領域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而很難見容于新中國學術界的仁人志士。

　　一、毛澤東為什么要批判胡適

　　1948年胡適在離別大陸之際做了兩件事，毛澤東大為失望。

　　“七七事變”爆發后蔣介石命令全軍抵抗并派遣胡適前往美國求援，因為胡適作為杜威的得意門生在美國有著廣泛的人脈與影響力。但胡適曾揚言“我情愿亡國”，擔任中國駐美大使后又公器私用撈了三十多個博士學位，對美軍援華事宜卻無所作為。

　　抗戰勝利之際中國代表團前往舊金山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作為中共代表的董必武曾兩次邀請胡適支持和平建國談判。傅斯年代表蔣介石赴延安與毛澤東協商兩黨合作，胡適借機向毛澤東轉達一份“勸告電文”，希望共產黨能接受美式民主。

　　胡適早在1944年就預見到抗戰勝利后毛澤東的政黨會是他實現理想的阻礙，所以接受蔣介石的委任成了北大校長。解放戰爭前夕他回國赴任，受到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的親切接待，這說明他代表的“民主”、“道義”力量已加入了蔣介石的一方。胡適在戰局已定的大形勢下仍然以大會執行主席的身份為“民主形式”站臺捧場，為蔣介石吶喊助威并在軍隊發表演講鼓勵他們“苦撐下去”。

　　毛澤東對此深感失望，但也理解胡適的決定，畢竟他們在北大曾是情深意重的師生與志同道合的戰友。毛澤東年輕時接受的是康有為與梁啟超等維新人士鼓吹的君主立憲制，但讀了《新青年》后又以胡適與陳獨秀為榜樣。在北京大學期間，毛澤東常去旁聽并專門拜訪了胡適。胡適在那次聚會上談論新的思想潮流與文化運動并發現毛澤東見解深刻：“毛澤東說話時顯得非常興奮”;“推進白話文，開啟民智，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當下的責任”;“我對此深表贊同!”毛澤東向胡適請教留學一事，胡適建議研究本國問題而不必留學海外。

　　五四運動后，毛澤東創辦《湘江評論》主張溫和改革，認為實用主義是思想改革的成果。胡適對《湘江評論》的評價極高，親自起草《問題研究會章程》，毛澤東用實際行動支持胡適的美式民主。毛澤東在該章程中強調，這與胡適倡導的實用主義精神不謀而合。毛澤東還計劃在湖南創建一個名為“自由研究社”的機構，專門研究國內外史學、哲學、教育等領域，作為自己出洋考察的有力工具，這一想法得到了胡適的精神鼓勵與財務支持。

　　毛澤東領導湖南“驅張運動”勝利后寫了一封明信片感謝還在北京的胡適，但也對兩人不同的人生道路感到遺憾，這次失敗迫使毛澤東開始反思“改良主義”并逐漸走向了革命的道路。毛澤東在多次試驗后深刻理解到改革需要廣大民眾的支持，這種認識使他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把重點放在組織與領導農民運動上，為他在農村開展武裝革命的策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北伐戰爭期間國共合作破裂，毛澤東深入實踐實用主義，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開辟出一條新的革命道路。

　　胡適則繼續堅持自由主義，創辦“努力會”倡導賢人治國，這就是“好政府主義”，認為能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才值得追隨。胡適對民主與自由越來越癡迷，因此選擇挑戰蔣介石當局，為了爭取這兩項權利，他毫不猶豫地將矛頭指向了國民黨。但他的行為難免引起當局的不滿，國民黨通過媒體公開向胡適發出警告。但胡適并沒有因此而退縮，明確表示自己信仰的是自由主義而不是狄克推多的專制制度。

　　這樣的立場也為共產黨所不容，盡管民主集中制較之于蔣介石鼓吹的法西斯主義并不是那么排斥美式民主，胡適與毛澤東這對曾經的師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新中國成立之際毛澤東曾對已投身革命的胡適正面評價，表示希望胡適能回到大陸。胡適遠赴美國后仍然公開支持蔣介石，他在海外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在那個特殊時期，毛澤東針對胡適采取了斗爭與爭取并行的策略。在毛澤東的支持下，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難免在新中國學術界受到系統性的批判。

　　二、陸定一、周揚與郭沫若對胡適版實用主義的批判

　　1954年10月27日陸定致信毛澤東：“胡適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除了在文學方面外，在哲學、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方面，三十多年來都有相當深的影響，解放后也沒有對它系統性批判，從各個方面來徹底地批判這種思想是很有必要的。但要清除胡適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在各個學術部門內的影響，是一個嚴重的思想斗爭的任務，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全部解決。對各個不同學術部門，應根據各種不同的具體條件而分別輕重緩急。但目前就應動員各方面著手組織人力研究胡適派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現，以便在關于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告一段落后，即可有準備有計劃地逐步展開對胡適派思想的其他方面的批判。我們要準備用一兩年時間來對胡適派思想從根本上徹底清算，以確立與鞏固我國整個學術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領導地位。”

　　全國大規模的批判胡適思想運動運動前夕，周揚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指示：“要把批判胡適思想作為重點。”1954年11月28日郭沫若發表對光明日報的談話：“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當中還有著很大的潛勢力。我們在政治上已宣判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它打倒，甚至能說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

　　在這次談話中，郭沫若還對胡適主張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作了完全否定性評價。1954年12月8日，在中國文聯與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上，郭沫若發表了《三點建議》。毛澤東認為：“郭老講稿很好，有一點小的修改，請郭老斟酌。‘思想斗爭的文化動員’這個題目不很醒目，請商郭老是否能換一個。”

　　1955年1月14日召開“胡適的哲學思想批判”討論會，就艾思奇的論文《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展開討論。1954年的批判胡適思想運動，中共負責意識形態的理論家陳伯達、胡喬木沒有出面，這也能反證對胡適思想批判的主要動力來源于主動性，政治壓力并不普遍存在，這是此次胡適思想批判區別與后來歷次政治運動的一個特點。

　　據王若水回憶：“1954年11月初的某一天，鄧拓要我寫一篇批判胡適的文章，而且要我第二天就交卷。當時報紙上正在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鄧拓轉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適的方法;現在要把對俞平伯的批判轉變為對胡適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適版實用主義。大概鄧拓認為我是北大出身的，又是哲學系學生，而且那時的校長就是胡適，所以他把這個任務分配給我。自然，我也是很樂意接受這樣的任務的。但要得這樣急……我也記不得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交卷，總之很快就在11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登出來了，題為《肅清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這是批判胡適的第一篇文章。”

　　1955年第1期《新建設》雜志發表社論《積極展開學術上的批評與自由討論》：“戰斗的火力必須對準胡適反動思想在文化學術界的遺毒”。這個說法最早是王若水在《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一文中使用的，原文是“前哨的第一槍既然已響出，戰斗的火力就不能不對準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頭子胡適。”經過擬定提綱、收集材料、集體討論與反復多次修改，題目定為《實用主義所謂‘經驗’與‘實踐’是什么?》。文中坦言各方的爭論：“金岳霖曾把杜威的帝國主義哲學說成美國人民的哲學，經過汪子嵩激烈爭辨后認為這是‘沒有用階級觀點看問題’。汪子嵩認為：‘金岳霖有時對問題看得比較深，能引用杜威的話來反證，打得很準!’又說：‘與金岳霖合作寫出的文章，我們感到更有把握。’這說明在互助合作中經過自由討論與反復爭辨，取得一致的觀點……”

　　三、艾思奇對胡適版實用主義的批判

　　艾思奇認為，實用主義是美國資本主義土壤里生長起來的最反動最腐朽的唯心論哲學，被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里駁斥得體無完膚的馬赫主義的一種流派。胡適這個美國的文化買辦在五四運動前后把實用主義拿到中國來販賣，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人民開始送來馬克思主義時用實用主義反對科學的革命的思想。帝國主義各國的反動哲學思潮在五四運動以后先后都輸入到中國來，并在一部分知識分子與學術界中間或多或少地發生了影響，但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實用主義。這反映了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活動日愈凌駕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上的趨向，實用主義比其他的反動哲學流派更為狡猾地用“科學”的“最新”哲學的偽裝把自己的真面目掩蓋起來。

　　胡適在五四運動前后對一部分舊文化的批評活動與一些考據工作加強了這種偽裝作用，學術界一度受到迷惑。實用主義的假面具是“實驗室的態度”與“生物進化學說”，其反科學反革命的真面目是主觀唯心論、不可知論與庸俗進化論。胡適版實用主義與歐洲的馬赫主義一樣否認物質世界的客觀實在性，“舊有的真理”等主觀的要素的復合才是實用主義者所謂的“實在”。

　　胡適認為：“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這個實在里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涂抹起來，裝扮起來。”但中國社會的發展對胡適沒有“百依百順”，胡適的一切替反動派“涂抹”脂粉的卑劣行為始終沒有能阻止住中國革命的勝利。胡適的一切反動言論與行為違背了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所以才被歷史前進的車輪壓得粉碎。

　　胡適認為：“科學律例是人造的，是假定的”。口頭上經常掛著科學兩個字的實用主義者卻如此無恥地來誣蔑科學，真正愛護科學的難免要打這些用主觀唯心主義的不可知論來“魚目混珠”的文化奸商的耳光!胡適版實用主義抹煞真偽標準的“真理”觀，把人的認識(包括科學知識在內)看做僅僅是人們主觀地虛構出來的“應付環境的工具”，所以他們眼中的知識是否有“真理”意義就不是決定于它是否能如實地反映客觀現實。

　　胡適認為：“真理是對付這個境地的方法，所以他若不能對付，便不是真理;他能對付，便是真理”;“科學律例不過是一些最適用的假設，不過是現在公認為解釋自然現象最方便的假設”。所以，胡適認為任何思想是否科學真理都決定于它是否被人們“現在公認”為“最方便的假設”這一個主觀的標準，進而否認帝國主義侵略與否認舊中國封建勢力的存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則瘋狂反對。胡適認為：“沒有絕對的真理……我們人類所要的知識……乃是這個時間，這個境地，這個我的這個真理”。

　　胡適散布“一點一滴的進化”與“一點一滴的改造”的謬論，否認“根本的解決”并把這也假裝作科學的進化論的思想。但在舊中國那種極端殘暴腐朽的反動派統治下面，不發動革命斗爭就不可能使歷史前進，在那樣的情形下面口頭上講一點一滴的進化反對根本的解決就是在實際上一點一滴也不要解決，就是實際上根本不要進步。

　　胡適自己的全部行動都暴露了這種庸俗進化論思想的反動性與虛偽性，階級社會始終包含著階級斗爭與革命變革的運動。胡適散布的庸俗進化論思把發展看成一大堆沒有任何秩序的事件的偶然湊合，比如一個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許能毀滅一村一族。他起一個念頭，也許能引起幾十年的血戰。他也許‘一言能興邦，一言能喪邦’。善亦不朽，惡亦不朽;功蓋萬世固然不朽，種一擔谷子也能不朽，喝一杯酒，吐一口痰也能不朽”。這種偶然性崇拜的反科學觀點也是主觀唯心論—不可知論的一種表現形式，否認物質世界及其發展規律的客觀實在性就不能不把一切事物及其變化過程都看做偶然的東西。姑且不論吐一口痰與喝一杯酒不會有任何“不朽”的作用，就是像胡適那樣以個人畢生的力量來幫助反動派欺騙人民反對革命的活動也會被革命人民粉碎，現在還遺留的一些思想上的有毒影響也終歸要被人民清除得一干二凈。

　　胡適版實用主義方法論可分為三個步驟：“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并非天經地義;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把這形式寫得更簡單就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證實。”如果我們單只注意到它的形式就難免要受到迷惑，比如“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或“細心搜求事實”，但實用主義者標榜要搜集的“事實”并不是真正科學研究開始時要求的事實。實用主義者所謂的“細心搜求事實”不是嚴格按“客觀存在著的實際事物”來“詳細地占有材料”，而是依照主觀的“興趣與意志定下選擇的目標”與偶然的“疑難的境地”提出問題與著手研究的。

　　胡適把中國社會混亂的原因歸之于自己鬧“五鬼”(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而抹煞了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封建勢力的存在這些根本原因，這更足以暴露實用主義者“搜求事實”的方法只是依據著支持反動派這個主觀的目的來任意羅織事實。至于假設的問題，任何假設都要以豐富的事實材料作基礎，必須在科學的思想方法的指導之下細心地分析事實材料中顯示著的事物各方面的具體矛盾運動，而不應以“大膽”為原則。實用主義者胡適標榜“大膽的假設”只是主觀唯心論的方法，比如依著主觀的“興趣與意志定下”的“選擇的目標”找到某種“應付環境的工具”，因為不敢面對客觀真理而不得不做出種種“大膽的假設”，也不怕這些“大膽的假設”終歸要成為騙人的“大膽”的虛構或“大膽”的武斷。

　　胡適為了幫助反動派滿足“應付”人民革命運動的目的而不惜武斷地說帝國主義者也希望中國的統一與和平，其“大膽的假設”只是幫助反動派虛構了一些無恥的謊言。科學的假設必須經得起實踐(比如生產斗爭、階級斗爭與科學實驗等等)的檢驗，而胡適版實用主義方法論的“假設”除了某些個別的事實材料考據之外常常是一些主觀的虛構或主觀的武斷。實用主義者口口聲聲所謂的“細心求證實”不是表示敢于依照科學的要求把自己的言論拿到實踐的前面來求證明，而是說要“細心”地按自己的主觀需要拉扯一些表面現象掩飾自己的謊言。

　　因此，胡適能拉一篇帝國主義者的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宣言“證實”帝國主義者也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能把美國在中國辦的利用來作欺騙與侵略工具的教會、學校、醫院等等作為帝國主義不要侵略中國的“證據”。這里的實用主義者的主觀唯心論又起了方法的作用：這種反動哲學觀點要我們相信“實在”就是感覺，相信一個個表面現象就是一切，就是要我們只看見表面現象而忘記了或不要看見最根本的事實或事的本質，實用主義者所謂的“細心求證實”又能解釋為用表面現象來掩蓋事的本質的意思。

　　四、胡適版實用主義不談“主義”，也解決不了多數“問題”

　　胡適畢其一生始終無法擺脫在國共兩黨之間的周旋，新中國成立前期成了國共兩大政治勢力爭奪的主要目標。在屢次挽留不下的情況下，胡適終于從中共的統戰名單中被剔出了。

　　新中國成立前，新華社曾在廣播中將一生反對暴力的胡適列為戰犯，掀起了首輪批胡適運動。《人民日報》也發文指出，在五四期間“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胡適輩目擊著馬克思學說的逐漸盛行，而急忙地叫喊要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當然必須研究實際問題，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胡適輩卻把它當作盾牌，來阻止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成長，是表示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權的抗拒。”《人民日報》還發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一文，批判胡適成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極少數知識分子之一。對胡適的這種定位很快成為一種普遍的認知，并通過各種途經予以強化。批判胡適還有一個用意，那就是希望胡適能回心轉意。

　　一直到1955年第二輪批判胡適之后，周恩來還談到，“胡適的典型資產階級思想，我們要批判。但如果今天胡適要求回來，愿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仍然能要他講他的實驗主義。因為他的唯心主義的學說已受到批判，大家已有了認識，所以仍能要他講，提到‘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時也仍然要提到他在那時所起的一定的作用。”

　　胡適自稱是杜威的弟子，以在中國傳揚杜威的實用主義為己任，為此受到的贊揚與咒罵都同樣多。但也有人指出，胡適并沒有原原本本介紹杜威的實用主義，“在他的心中，實驗主義的基本意義僅在其方法論的一面，而不是一種‘學說’或‘哲理’”。他曾明確把作為一種“主義”的實用主義與作為一種方法的“實驗主義”區分開來：“實用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這種區分是有其針對性的。

　　美國實用主義作為一種普遍原則，并不排除信仰。比如詹姆士就認為，上帝本身就是一種特別有用的假設。胡適要拒絕信仰主義，就必須把實用主義限制為一種實驗方法。但胡適以中國傳統的自然實在論作為理論上的“一個大假設”，取代了美國實用主義中的信仰的地位。“詹姆士、杜威將否定形而上學與勾銷經驗一現象界以外的物質實體相聯系。胡適卻與之不同，他把拒斥形而上學的主張作為引向傳統自然主義的邏輯中介”。他離開實用主義的真理觀，樸素地主張真理“深藏在事物之中”，是通過主體的作用而揭示的、對象固有的內在規律。但與其說他由此就“表現出與實用主義有所不同的趨向”，不如說是他表達了一種不同于西方的中國傳統實用主義(所謂“實用理性”)觀，與墨子的“三表法”(“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或漢學、清代樸學的傳統一脈相承。

　　所以，胡適版實用主義流毒甚廣，卻并沒有把杜威的“民主自由”理念在中國普及多少，而頂多是強調了一種“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于是胡適版實用主義作為一種“主義”被小心地控制在不觸動中國傳統根本、只解決表面的零星的“問題”的范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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