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萬富1966年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時17歲，當年我19歲。我們這代人是遵循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來培養的。因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是我們的政治方向；“有文化”是我們的基礎和重點；“勞動者”是我們的本質屬性。
無數上山下鄉的知青都是像姜萬富那樣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用白求恩那種“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要求自己，努力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靠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種種困難做出了在城市里不可能做出的成績。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他們在窮鄉僻壤之地，在冰天雪地之中選擇了吃苦，也就選擇了收獲；選擇了奉獻，也就選擇了崇高。姜萬富吃了那么多苦，但收獲了民族團結。他奉獻了那么多，所以人格崇高。這是古今中外，連宗教都認可的。然而有些知青只看到自己吃苦，沒有看到收獲了農民的親情。不懂得否定了當年自己的奉獻，就否定了自己行為的崇高。
《北京日報》2008年1月22日刊登的李硯洪在《赤腳醫生》一文說到，1978年，中國農村大約活躍著180萬赤腳醫生，平均在每個生產大隊中有3個赤腳醫生。1974年5月，在第27屆世界衛生大會上，中國農村合作醫療受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遍關注，引起了許多國家的極大興趣。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把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范”。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專門考察了中國的赤腳醫生運動，提出了專題報告，其中有一句話，在世界廣泛傳播：“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無論懂醫不懂醫的，聽到‘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會發亮。” 1980年被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范例”。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1981年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后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20世紀70年代，農村合作醫療的覆蓋率達到全國行政村(生產大隊)的90％；“合作醫療”(制度)與農村“保健站”(機構)及數量巨大的“赤腳醫生”隊伍(人員)一起，成為解決我國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三件法寶，今天農村衛生事業的巨大成就主要得益于改革開放前農村衛生事業“曾經的輝煌”。
赤腳醫生制度之所以受到如此好評，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大規模的城市初高中畢業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文化水平明顯高于當地的青年，自然成了初級醫務培訓的首選對象，短期培訓后，成了赤腳醫生，他們在干中學，在學中干，擔當起了農村初級醫療保健工作。
從山區到平原，從東北到海南，在合作醫療的赤腳醫生的隊伍中，到處都能夠看到活躍在農村和建設兵團田間地頭，農民茅屋土舍的上山下鄉知青赤腳醫生的身影。
筆者在編輯《奉獻者的足跡》一書時，漏十掛一地收集到的知青“赤腳醫生”（衛生員）就有
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許多救死扶傷的動人故事。特別是在陜西延川縣官莊公社關家莊大隊插隊的北京知青清華附中初二的孫立哲，他在窯洞里給鄉親們治病，幾年中竟做了3000多例手術，給8萬人看過病。孫立哲的醫療站名揚陜北，絡繹不絕的人群住滿了延川縣關家莊村。孫立哲白天要出工勞動，陜北老鄉就半夜排隊等待他看病，有時還追到他鋤地的田邊。當時，老鄉們編成歌唱孫立哲：“孫立哲插隊在關家莊村，當年是關家莊赤腳醫生，土窯洞里面治大病，救死還扶傷為人民，孫立哲沒私心，主席的話兒記在心——唱孫立哲，哎嗨呦，赤腳好醫生，天天巡診在山村，土窯里治大病，天天巡診在山村，土窯里治大病。”
1973年，中央科教組派專家團到孫立哲的醫療站進行考察，由北京第二醫學院的副院長，教授李光弼，帶著北京醫學院和北京第二醫學院各科的十幾個專家、醫生、教授組成了一個考察團，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和高度負責的精神，到孫立哲所在的衣村進行實地考察。考察團進村后，對孫立哲和他的醫療站成員進行面試，并一同參與醫治。
考察團給孫立哲的評價是，他的醫療水平達到大學畢業標準，有兩三年臨床經驗的正式醫療水平！那一年，孫立哲僅2l歲。
1973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下鄉知識青年孫立哲給知識青年們的信》。
編者按說：孫立哲同志和他的同學們，到延安地區插以后，虛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努力為貧下盧農服務，深受貧下中農的歡迎。
孫立哲在信中這樣寫道：延安是革命圣地、我無法用文字向你們表達我看到延河、寶塔山時的心情；我們瞻仰了革命舊址棗園、楊家嶺、王家坪、鳳凰山，學習毛主席在延安10多年的偉大革命實踐，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對照毛主席關于“脫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不惜從任何小事情做起”的教導，我們決心從小事做起，努力為貧下中農服務，同他們一起把革命圣地延安建設得更加美好。
這就是他的思想基礎！
180萬赤腳醫生占1776萬上山下鄉知青的10%多，他們在毛主席“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指示下醫治了成千上萬的農民，接生了成千上萬農村的嬰兒，極大地改善了農村的醫療條件。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不脫離生產，隨叫隨到醫治病人，沒有領取醫生的工資，而是和農民一樣掙工分，尤其是這些赤腳醫生大都采用中草藥和針灸來進行治病，弘揚了中國的中醫文化。姜萬富就是他們的縮影。
有些人閉著眼睛說農民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滿意。大規模上山下鄉的10年中，知識青年中的赤腳醫生為農民治病，為農民接生孩子，他們可能不滿意嗎？尤其是大批知識青年擔任了民辦教師，據統計培養了1000多萬農村的孩子，農民也不滿意嗎？一個陜北的農民——拓隨娃2013年對筆者說：“我們延安地區45歲到55歲的人都是知青的學生，沒有知青教我們，我們現在不可能發展的這么好。”
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就是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文化、醫療無疑是文明社會的組成部分。
從電影《父親在遠方》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姜萬富本人，而是看到了只有按照毛主席1937年10月23日為陜北公學成立寫的題詞所要求的：“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的解決。”
只有“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才能推動社會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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