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要解決農業生產的分散，就需要農業機器和合作化。而要增加農業機器，就必須平衡好與重工業發展的關系。這是解決糧食問題的經濟政策，而要正確有效地施行有益于無產階級的經濟政策，不被反動勢力破壞歪曲，以階級斗爭為綱是前提。

　　2.要真正保護勞動農民的利益，工業化與集體化是必然的，也因此富農與代表其利益的黨內右傾分子會想方設法地反對為工業化進行的糧食收購，歸根到底還是階級斗爭問題，對此問題的解決也是要堅持階級斗爭。

　　一 ，糧食收購的困難和嚴重的后果

　　蘇聯在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期，出現過糧食收購的困難。

　　糧食的嚴重困難，是在一九二八年初發見的。可注意的情況是：

　　（1）由于糧食生產逐年恢復，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年的產量已達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收購糧食的困難并非由于糧食產量的減少；（2）一九二七年以前三年連續豐收，當時在購糧問題上存在著樂觀的估計；（3）國家掌握的糧食，自從實行糧食稅制度以來，主要靠市場的收購，幾年以來，購糧不僅能夠滿足城市和軍隊的需要，而且每年能夠爭取有相當數量的出口糧以換取工業設備和原料（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年度輸出一億二千三百萬普特，次年度又輸出一億五千三百萬普特）。

　　普特：俄制計量單位，一普特合十六點三八千克。

　　當時為供給城市、工業區、技術作物區、紅軍的需要，國家每年約需要掌握五億普特糧食。一九二八年初發現糧食嚴重困難，收購計劃不能完成，比上年同期少購進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糧食。由此所引起的嚴重情況是：由于輸出計劃不能完成，因而不能按計劃輸入必需的工業裝備和原料，影響了剛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例如棉花亞麻不能入口，紡織部門停工減產；糧食供應不足，許多部門呈現解體狀態；由于采用臨時的“非常手段”購糧，發生了強迫命令現象，挨戶搜索，停閉部分的地方市場，破壞了革命法律，局部地區恢復了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辦法，給工農聯盟帶來新的威脅；最后，由于投機商人和富農操縱市場，造成恐慌，使黨和國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的損害。

　　二， 糧食收購困難的基本原因

　　糧食收購的困難，并不是單純由于計劃錯誤等偶然的因素。

　　這里困難的原因是更深刻得多的

　　當時表現出來的是：商品糧（農民出售的糧食）的需要量增長得極快，而商品糧的數量不僅增長得極慢，甚至還有跌落下去的危險。

　　商品糧的需要量為什么增長得極快？主要是工業增長了，工人數量增加著；城市增長著，城市人口每年增加百分之四（全蘇聯人口每年增加百分之三點三）；出產技術作物（棉、麻、糖蘿卜等）的農業區增長著，這些區城不僅不產糧，還需要增加糧食的供應；最后，為了換取工業裝備，爭取外匯基金的增加，必須輸出部分糧食。

　　商品糧為什么增長得極慢？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革命勝利以后，農業結構由大商品經濟單位（富農、地主的農莊）分散為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革命后農戶數由一千六百萬戶變為三千四百萬戶。革命前地主富農在自己的糧產量中可提供百分之四十七和百分之三十四的商品糧。而小農只能提供自己糧產總量的百分之十四點七的商品糧。所以，谷物出產總量在一九二七年雖已達到戰前水準百分之九十一，而谷物出產總量中的商品部分，至多也不過等于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三十七，而且谷物出產總量中的商品部分還有繼續低落下去的危險。當時的蘇聯還是一個小農經濟占優勢的國家，中農是革命后農村中的“中心人物”，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雖然糧產量大，而且提供的商品量很高，但當時它們的糧食產量才占全國糧產量的百分之一點七，只及富農產量的八分之一，比個體農民少得更多，所以不能改變局勢。斯大林說谷物業危機的出現，是由于“農業發展速度的過渡落后”。

　　（2）富農的抵抗增強了。三年的豐收，使富農積蓄了資本，正像斯大林所指出的，富農懂得“糧食不能看作平常商品”，是“寶中之寶”，它不僅可以用來盤剝貧農，而且是政治上、經濟上加強富農分子的手段[5]。從一九二七年起，富農公開反抗國家的價格政策，拒絕把余糧賣給國家，農村中的有余糧的富裕分子（甚至有一大批富裕的共產黨員），都受富農的影響，拒絕售糧給國家。

　　（3）其他特殊的原因和領導工作中的缺點：烏克蘭和北高加索的凍災和旱災使谷物約少收三億普特；供應農村的工業品不足、不及時；糧食收購價格過低，未比照其他商品做相應的、適當的提高；稅收的錯誤（富裕農民稅輕）；糧食消費的不當；國家不必要地擔負了中小城市的糧食供應；購糧機關、合作社、黨政組織工作中的缺點；挨戶搜索、封閉市場造成的恐慌；投機商人和富農的破壞和搗亂等。

　　商品糧供求之間發生極大矛盾，就產生了糧食收購困難。從總的看來，這是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前進中的困難，它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或殖民地國家農業衰落所引起的困難，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而且正因為它是前進中產生的困難，也必然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進展而得到解決。

　　三， 困難的克服

　　經過緊張的努力，在一九二八年底初步渡過了困難。

　　到了農業集體化完成以后，蘇聯的糧食問題便算大體上解決了。直到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馬林科夫同志才宣稱糧食問題的最后解決。可見這是一個必須經過長期努力才能解決的問題。

　　斯大林在《在糧食戰線上》和其他文件中，指出逃出谷物業危機的出路，是發展能使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的、集體耕種的、社會主義大農莊（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斯大林說，由于個體農民的總產量還多過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總產量六倍，所以，當時必須大力幫助個體農民（貧農、中農）擴大收獲量。

　　發展和鞏固集體農莊、國營農場，是解決糧食問題的根本辦法。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根據列寧遺留的關于農業集體化的指示，通過了關于盡量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蘇聯共產黨中央又決定組織能在三、四年后生產出一億普特商品糧食的國營農場（它也叫做“巨大的谷物工廠”），成立“谷物托拉斯”來執行這一決議。國家給社會化的農業大量的資金和拖拉機（到一九三〇年六月，已供給了拖拉機五萬五千架以上 這是當時加強農業集體化運動的物質的、技術的條件。）迅速擴大了耕地面積。一九二九年社會化農業谷物產量已達到四億普特，所提供的商品糧超過一億三千萬普特以上，即已超過一九二七年富農所提供的商品糧。一九二九年底，斯大林宣布以消滅富農的政策代替限制富農的政策。一九三三年，集體農莊已能交出十余億普特糧食給國家。這即是實踐和證實了斯大林所指出的，為要逃出谷物危機，不是依靠降低工業發展速度，而是“把谷物業的發展速度提高到能夠保證全部國民經濟、工業與農業迅速向前發展的水平”。

　　至于提高個體農民的糧食產量，由于在一定時期以內，個體農民在糧食和原料生產上還起著主要作用，所以國家大力幫助貧農和中農獲得優良的種子、肥料和簡便的農業機器，把個體農民組織到合作社系統中去，和整個鄉村訂立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預購合同，貸給他們資金和商品，加強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對個體農民的技術上文化上的幫助。

　　克服糧食收購困難的重要步驟之一是堅決向富農進攻。

　　對富農施用壓力，擠出他們儲藏得很多的剩余糧食，是國內“取得糧食的新的來源”

　　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采取許多非常手段，在法律上規定如果富農和投機商人拒絕按規定價格把余糧賣給國家，得將余糧沒收，又規定可把沒收的富農糧食的百分之二十五給貧農享用。此外，國家對占人口百分之三的富農中最富裕的部分，加收個別稅。蘇聯共產黨堅持穩穩地依靠貧農、鞏固與中農的聯盟、堅決反對富農的方針，動員貧農中農組成千百萬人的政治軍隊，把富農的進攻打退，取得糧食戰線上的勝利。

　　除了以上幾項基本政策之外，還采取了以下的一些重要措施

　　推廣谷物和農產品的預購合同制。這一辦法可以幫助貧農中農發展生產，擴大國家對農產品的收購，影響農業發展的方向。這一辦法促進了農業集體化事業的發展，并使小農個體經濟向計劃化的軌道前進。一九二九年國家通過預購合同訂購了春種谷物的百分之五十四、秋種谷物的百分之四十四、棉花的全部、糖蘿卜的大部、亞麻的一半（在一九三二年即農業集體化運動獲得勝利之后，采取了糧食義務交售制）。

　　改進對農村工業品的供應。加強供應農村的農業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的生產。發展農村合作社的系統，克服市場關系中的無政府狀態，加強社會主義經濟和農民的聯系。為了克服對工業品的需要量的增長超過供應能力的增長的困難，國家除了制訂了商品流轉計劃，按照各地區國民經濟的意義來分配工業品以外，特別注意加強對農村的商品供應（必要時減少對城市的商品供應量），規定在收獲后和購糧時期更要做好這一工作。

　　實行糧食定額供給制。一九二八年末起，個別城市開始實行糧食配給制。由于這一配給制并不是生產衰落所引起的，所以，實行這一制度并不降低勞動者的生活水準，只是為了使糧食供應服從計劃建設的需要。一九二九年第二季度，普遍實行糧食和糖的配給制。以后并把配給制推廣到其他重要食品上去（后來還逐漸實行對某些工業品的限購和定額供應制）。

　　四 ，向右傾投降派的斗爭

　　糧食困難使小資產階級的盲目的自發勢力加強了，這促進了右傾危險的發展。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指出，雖然當時蘇聯共產黨內“左”右兩種傾向都存在，但右傾危險是主要的危險。

　　布哈林、李可夫集團是富農在黨內的代理人，他們的反動面目在進攻富農的斗爭展開以后就掩藏不住了。這一集團是黨內右傾機會主義集團，是走向資產階級思想方面去的投降派集團。右傾危險的代表者，在農村基層的黨組織中是一批富裕的黨員，他們勾結富農反對購糧政策。各級黨、政、合作社組織中，直到黨中央委員當中都有右傾危險的代表者或對這種危險采取調和態度的人。當時如不克服右傾以及對右傾的調和態度，就不能克服糧食問題上的困難。

　　右傾投降派是反對蘇聯共產黨中央的總路線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和布哈林集團的爭論，在和糧食問題方面有關的，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所謂市場“常態化”和提高購糧價格問題

　　右傾投降派反對黨的價格政策，主張取消國家對市場的調節作用，允許貿易完全自由，允許自由玩弄價格，讓富農和投機商人大發其財。

　　第二，關于工業化的速度和由國外輸入糧食問題

　　布哈林反對用“非常手段”對付富農。他主張從國外輸入糧食來解救危機。這樣就要阻滯工業裝備的輸入，減低工業發展的速度。右傾分子本來是反對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事業，主張只發展輕工業而反對著重發展重工業的方針的。

　　第三，所謂農業“退化”問題

　　右派反對集體農莊運動，否認國營農場的作用。李可夫捏造農業“退化”的謊言，把富農經濟的萎縮曲解為整個農業的萎縮。

　　第四，所謂“遇火行動”和“說服”富農售糧問題

　　布哈林集團反對對富農采用非常手段，主張用“說服”的辦法使階級敵人自動售糧給國家。這和他的所謂“階級斗爭熄滅論”和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荒謬主張是一致的。他們夸大購糧工作的某點缺點為“過火行動”，希望借此停止這一正確政策的執行。

　　右傾投降派還利用工農產品價格之間的“剪刀差”問題，誣蔑黨和國家對農民采取“軍事封建剝削政策”。實際上，這種“剪刀差”的存在，和托洛茨基反對派所主張的無限制地抬高工業品價格、用剝削農民的方法來建設工業的反動主張完全不同。斯大林指出，對農民的任何剝削都是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原則不相容的。農民對工業品付出超額的價格、而農產品價格則低于成本，是為了迅速發展工業，而迅速發展工業不僅是國家的最大利益，也是農民的最迫切的需要。這種負擔是農民能夠支付的，因為它是在農民物質狀況不斷改善的條件下進行的。這種負擔數量正在因為工農業的發展而逐年減少。此外，農民有個人的副業的收入可以支付這種負擔。

　　布哈林集團這一反黨的誣蔑是為了挑撥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團結，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一九二八年春天，蘇聯共產黨把農村中勾結富農反黨的黨員開除。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蘇聯共產黨黨中央通過禁止右派觀點的宣傳，主張開除布哈林出中央政治局。右派分子便暫時退卻，蘇聯共產黨團結群眾克服了前進中的困難，向工業化大路前進了。

　　五 ，鞏固工農聯盟

　　糧食收購困難以及一九二八年春季的購糧的臨時的非常手段（后來只用于對付富農），給工農聯盟帶來新的威脅。斯大林在駁斥有人認為工農聯盟已經破裂的無稽之談，指出這種對工農聯盟的威脅并不是“不要緊的小事”。

　　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不是和全體農民聯盟，而是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聯盟。這個聯盟的基礎是保證無產階級領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所以，為了鞏固工農聯盟，必須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和改造，必須不斷克服農民的盲目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這樣的聯盟，不與農民中資本主義分子，富農做斗爭，是不能實現的。

　　在克服糧食收購困難的斗爭中，蘇聯共產黨所采取的正確的方針政策，促進了工農聯盟的鞏固。但是蘇聯共產黨如果實行“左”傾危險的代表者的主張，廢棄新經濟政策，把購糧工作變成余糧征集制，把臨時的“非常手段”變為經常的辦法，就將引起和中農的沖突，使工農聯盟滅亡。當時蘇聯共產黨如果實行右傾危險的代表者的主張，向農民無原則地、不斷地“讓步”和“獻媚”，停止發展重工業，停止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寬縱的反黨行為，讓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淹沒一切，就將使工業化事業失敗，資本主義復辟。

　　彼時的蘇聯共產黨反對了各種錯誤的、對工農聯盟有害的傾向，堅持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總路線，便鞏固了工農的聯合，并在糧食戰線上取得了勝利。

　　參考書目：

　　《在糧食戰線上》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論國家工業化與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