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鄉是在中國特定歷史發展階段出現的特殊歷史現象，在對其研究和評價的問題上，見解不同，觀點各異，實屬正?，F象。近些年來，由于多方面原因的影響，也出現了一些較為模糊的認識，這里略舉幾例。

　　一、以片斷歷史來否定全部歷史

　　中國知青上山下鄉，起始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興起于60年代初期，高潮于60年代末期，調整于70年代后期，結束于80年代初期，大致經歷了前后27年時間，基本貫穿于新中國建立以后前30年歷史。“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鄉只是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一個重要階段，并不是它的全部。知青上山下鄉產生于“文革”前，不是“文革”的產物，這是歷史的真實。如果看不到這一全過程，或者有意無意地將“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鄉從整體上割裂開來，進而得出“文革”已被“否定”，知青上山下鄉也要“否定”的認識，這是不合邏輯的。出現這種認識，主要還是對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全過程不了解或知之不多造成的。如果用“碎片化”的方法來割裂歷史，或以歷史上出現某些曲折的狀況，來全面否定這段歷史，是片面的，也是站不住腳的。

　　二、以現在的某些觀點來評斷歷史過程

　　較典型的是，有的用“農村人口流向城市是社會發展進步和現代化趨勢”的觀點，去評斷持續20多年的城市知青上山下鄉到農村，說“這是歷史的倒退”、是對歷史的“反動”。要知道，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基礎還很薄弱、農村貧窮落后面貌需要改變的狀況下，又特別是在“文革”期間就業狹窄、升學受阻的特殊狀況下，黨和國家決策動員組織大規模城鎮知青到農村、邊疆去，對于緩解就業壓力、培養鍛煉青年、加快農村建設、屯墾戍邊等，無疑是無可厚非的。作出這樣的決策，是與當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相適應的。歷史已經證明，它不僅緩解了中國當時經濟社會以及國際環境諸多方面的壓力和矛盾，而且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和借鑒。如果不顧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經濟社會現狀，而用現在的觀點去套用這段歷史進程、去評價這段歷史是非，就有可能誤入迷途。

　　三、抓住某些突出問題而以偏概全

　　知青上山下鄉歷來就存在著一些問題而且有的問題還較為突出，特別是“文革”期間的上山下鄉更是如此，這是決不能回避的。但是，也應當清楚地看到，自1973年毛澤東主席給知青家長李慶霖復信以后，黨和國家依靠自身的力量抵制極左思潮的影響，糾正上山下鄉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和失誤，作出了極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這也是決不能回避的。正如不能因為當今社會出現嚴重的貪污、腐敗以及黃、賭、毒等問題就全面否定改革開放一樣，也不應該以上山下鄉中出現的某些問題就全面否定知青上山下鄉歷史。何況，在這一歷史時期，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奮斗，仍然是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在這一歷史時期開展的知青上山下鄉，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是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體現這一歷史時期主流和本質的一個重要側面。如果對知青上山下鄉工作中的某些失誤無限夸大、隨意拔高，分不清甚至混淆這段歷史的本質和現象、主流和支流，就有可能陷入以偏概全的泥坑。

　　四、張冠李戴地加以“罪名”

　　較突出的是，有的把“在青春年華耽誤學業”歸罪于知青上山下鄉，認為是上山下鄉才使得這批正處于青春年華的青年失去了繼續在校受教育的機會。要知道，大規模知青上山下鄉是在“文革”開始后兩年開始的。當時的客觀實際是：大學已宣布停招兩年多時間、中學也早已“停課鬧革命”，大批中學畢業生處于無書可讀、無學可上的狀況。從這一史實出發，可得知，“文革”運動是造成這一問題的直接原因，而不是1968年12月毛澤東主席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后才掀起的前所未有知青上山下鄉高潮造成的。何況，向實踐學習，在“社會”大學學習，可以說仍然是“人才生成”的重要學習途徑。如果不從歷史真實出發，不分清因果關系，而張冠李戴甚至無中生有地將“造成人才生成的斷層”，歸結為上山下鄉帶來的結果，就顯得有點偏頗了。

　　五、不顧史實地顛倒主次

　　“文革”運動結束后，在知青上山下鄉繼續推進的同時，黨和國家決策“不再搞現在這樣的上山下鄉”，對在鄉插隊知青進行統籌安排的工作部署，有的把這些說成是在此前后愈益蔓延的云南農場知青“靜坐”“絕食”換來的。事實上，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即1978年12月10日結束的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就正式提出了全面調整政策，改進傳統作法，把動員安置城鎮知青上山下鄉逐步轉移到妥善安排知青回城就業的重點上來；決定在兩年內優先解決1972年底以前下鄉插隊的知青，并創造條件逐步做到“不再搞現在這樣的上山下鄉”。正是主要依靠黨的自身力量，緊緊地依靠人民群眾，才作出了這一解決知青上山下鄉根本性問題的正確決策，開拓出“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新征程。當時，有的地方發生的知青上訪請愿活動等，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央決策層的更加重視、推進了解決農場知青問題的進程，這是客觀事實，但這些并不是根本解決整個知青上山下鄉問題的基本原由和推動力，因為解決插隊知青的問題中央已有了明確的方略和步驟。

　　六、引伸話語并借題發揮

　　較典型的是，有人愛引述“四不滿意”（即城市、農村、家長和知青本人）來論及對知青問題的總體評價。其實，這一說法是有前提的，當時中央領導人都強調要安定團結，強調繼續搞上山下鄉，但老辦法不行了，做法要改變。在這時，有的領導人說“四不滿意”，是針對上山下鄉的老辦法和具體作法而言的，尤其是針對“文革”運動中一些地方出現的極左作法而言的，而不是針對持續20多年的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整個工作而言的；何況在當時的語境中，也絕無全面評價整個知青上山下鄉的議題與話題。更為重要的是，緊接其后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紀要》，也就是中共中央（1978）74號文件對知青上山下鄉作出了全面評價。這個文件指出，知青上山下鄉，是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成績是主要的。很顯然，這是對持續20多年的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總體評價。這一結論及其闡述，是迄今為止，見到的中共中央正式文獻對此問題作出的最后一份全面評價。

　　出現這些模糊認識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看問題的角度或立場出現了偏差。如果以片斷的經歷來評判全部歷史，或以個人的感受來評說整個過程，或以現在的認識來評論過去的歷史，就有可能出現認識上的模糊或片面。唯有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將知青上山下鄉放在當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和所處國際國內的客觀環境中去考察，置于黨和國家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實踐中去研究，才能較為客觀、較為全面。

　　（作者孫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曾于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開江縣紅巖公社4大隊插隊落戶；本文摘刊于《社會科學研究參考資料》總第8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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