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雷，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陸衛明，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3年第11期

　　[摘要]中國少年兒童為革命勝利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廣大人民開展革命的一支不可忽視的有生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下，廣大少年兒童通過多種方式積極投身革命實踐，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面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都發揮了積極作用。通過革命斗爭，廣大少年兒童接受了教育和鍛煉，逐步成長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接班人。考察這些時期中國共產黨組織少年兒童投身革命的歷史經驗，對于新時代引導少年兒童在增強歷史記憶、增進文化認同和在學史崇德中傳承紅色文化，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關鍵詞]革命戰爭年代；少年兒童；紅色文化

　　“全面宣傳黨的歷史，充分發揮黨的歷史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是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以史實為依據，把握革命戰爭年代少年兒童投身革命的基本概況，考察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組織少年兒童投身革命的歷史經驗，對于新時代引導少年兒童在增強歷史記憶、增進文化認同和在學史崇德中傳承紅色文化，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一、革命戰爭年代少年兒童投身革命的基本概況

　　中國少年兒童為革命勝利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廣大人民開展革命的一支不可忽視的有生力量。從整體上考察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組織少年兒童投身革命，首先要勾勒出投身革命的少年兒童群體畫像，厘清和把握這一歷史時期少年兒童的年齡范圍、群體構成、參與組織以及相關人數等基本問題。

　　革命戰爭年代，對少年兒童年齡劃分缺少統一標準。國際《兒童權利公約》將18歲以下的人都稱為兒童。1928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發布《兒童運動工作決議案》，提出“六歲到十八歲的兒童都可以加入”勞動童子團。1938年，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抗日少年先鋒隊章程》規定，“凡14歲至18歲贊同本隊宗旨，愿尊（遵）守本隊紀律，體格健康者得（可）履行入隊手續，加入本隊為正式隊員”；本次會議通過的《兒童團組織章程》規定“7歲以上14歲以下愿意參加兒童團的都可以成為兒童團員”。筆者結合不同時期多方面歷史文獻資料，主要研究和考察革命戰爭年代7歲至18歲少年兒童投身革命的具體史實。

　　在革命戰爭年代，積極投身革命的少年兒童主要來自廣大農村地區和城鎮資本主義工商業區以及各類新式學校中的中小學生群體。當時，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日益深重、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少年兒童生活在極端苦難之中，經濟上受剝削，生活上受虐待。在廣大農村地區，少年兒童遭受反動政府、地主以及土豪劣紳的勒索盤剝，被迫當小長工，女童甚至被賣去做奴婢，經常挨打受氣；城市中的少年兒童進工廠當童工或進商店當學徒，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受到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資產階級的雙重剝削與壓迫。廣大少年兒童的生活、學習甚至生命安全都沒有保障，同時還要受到封建禮教和宗教迷信的毒害。這導致廣大少年兒童產生了改變自身悲慘生活境遇的迫切愿望，一接觸革命便要參加斗爭。

　　少年兒童自發意識到，反抗需要有效組織起來，成為集體活動，而不能是單個人的反抗。1921年，中國共產黨甫一成立，就很快成為少年兒童的革命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中國共產黨始終從少年兒童的根本利益出發，高度重視少年兒童的成長。把少年兒童組織起來參與革命斗爭，這也是黨的群眾路線的具體體現。在革命戰爭年代，出現了很多名稱不一、形式各異的少年兒童組織，如大革命時期的勞動童子團、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共產主義兒童團、抗日戰爭時期的抗日兒童團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等。還有一些少年兒童積極參軍入伍，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婦救會、兒童文藝團體等。中國共產黨始終將少年兒童工作作為重點，委托青年團直接領導少年兒童組織；聯系社會民主進步人士和進步人民團體開展豐富的少年兒童工作，推動少年兒童全面發展；引導廣大少年兒童參與革命斗爭，為革命戰爭提供有生力量。

　　關于革命戰爭年代少年兒童投身革命的人數，缺乏準確統計，但依據兒童團、共青團、少年先鋒隊以及青救會等少年兒童革命組織的史料，可以對這個數字有大致把握。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和大革命時期，由于沒有深刻認識少年兒童投身革命的重大意義和工作經驗不足等，少年兒童投身革命的人數相對較少。1927年3月，上海“勞動童子團已發展到四千多人”，而“至1927年5月，武漢三鎮的勞動童子團從1.2萬人發展到4萬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越來越多的少年兒童積極投身革命。1930年11月，“農村少年先鋒隊，童子團極龐大的發展，達到一百六十萬人”。蘇維埃區域內勞動童子團“總人數在1930年11月達70萬人”；1929年9月，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少先隊和兒童團“人數達20多萬”；1931年5月，“全湘鄂贛蘇區約有兒童團員18萬以上”；1931年10月，鄂豫皖蘇區“童子團的數量已到十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人”；1932年，蘇維埃區域少年先鋒隊“已有十萬人之多”；1936年，“西北蘇區一共有少年先鋒隊員約四萬名”。

　　全面抗日戰爭時期，少年兒童革命隊伍進一步發展壯大。1939年7月，“晉察冀邊區有兒童團員12萬人，晉西北有6萬人，晉西南有4萬人，冀魯豫有3萬人，膠東有2萬人，魯西北也有1萬人。到1940年，陜甘寧邊區有7萬兒童團員，山東根據地有25萬兒童團員”。山東的兒童團員抗戰時期發展到100萬余人。“到1941年，晉察冀北岳區也有近25萬兒童團員。整個華北共有60萬兒童團員。”1944年，蘇北解放區中的鹽阜區“就組織了18萬兒童團員”。解放戰爭時期，少年兒童投身革命的熱情高漲，人數不斷創新高。1946年6月，晉綏邊區有“少先隊76000名，兒童團員與學生會員89724名”；晉察冀邊區的兒童團員共109928名。據不完全統計，1949年2月，“全國已有170余萬團員”。

　　二、中國共產黨對少年兒童投身革命的組織與領導

　　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下，廣大少年兒童通過多種方式積極投身革命實踐。在革命斗爭中，廣大少年兒童接受了教育和鍛煉，逐步成長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接班人。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時期，少年兒童為革命斗爭作出了貢獻。1922年，在安源大罷工中，少年兒童為籌建工人俱樂部出力，主要為工人學習和開會放哨。有的少年兒童還跟隨父親、兄長等參與罷工斗爭，如幫助工人維持秩序，深入礦井、工棚和街頭開展宣傳，為參加罷工的工人鼓勁。1924年，勞動童子軍參加工人俱樂部的游行大會、罷工勝利紀念大會、“五七”國恥紀念游行大會、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示威游行以及“六一慘案”紀念活動等，通過演講、散發傳單以及表演節目等激發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

　　1927年，上海勞動童子團參與工人糾察隊的革命活動，“跟隨工人糾察隊沖擊巡邏隊、警察署，幫助工人糾察隊繳獲了許多槍支”。廣東勞動童子團援助罷工運動，上街推銷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中共廣東區委機關報《人民周刊》、共青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和共青團廣東區委機關報《少年先鋒》等，為宣傳黨的革命理論和路線作出重要貢獻。湖南勞動童子團在學校里努力學習，積極開展宣傳和服務工作，擴大兒童團的影響；在工廠中開展宣傳工作，動員童工參加勞動童子團，鼓動童工同資本家作斗爭；“走上街頭向社會作宣傳，宣傳反封建，爭取婦女解放”。湖南省平江縣的兒童團參加反對土豪劣紳的斗爭，在群眾大會上幫助維持秩序，幫助捉拿土豪游街示眾。武漢三鎮勞動童子團參加收回英租界的斗爭，舉行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示威大會，配合工人糾察隊在街頭巷尾晝夜站崗放哨、盤查行人，還幫助救護北伐軍傷員，“輪流給傷員喂飯、換藥、洗衣服，還給他們唱歌講故事，以減輕傷員的痛苦”。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少年兒童為建設、保衛蘇區進行英勇斗爭。共產兒童團的革命斗爭可以歸納為六方面。一是參加土地革命，擁護蘇維埃。共產兒童團成員監視土豪劣紳，向其他兒童宣講蘇維埃的理論、政策、法令，還通過寫標語、演活報劇和白話戲等形式向群眾宣傳“打土豪、分田地”。二是站崗放哨，保衛蘇維埃。共產兒童團和赤衛隊一道時刻觀察和監視敵人的行動，他們在根據地交通路口設置明崗暗哨，盤查過往行人，擔負起保衛后方的任務。三是參加生產，開展節省運動。少年兒童跟隨家人加入合作社，參與了植樹造林、開墾荒地、建立兒童菜園等生產實踐。四是開展宣傳活動，反對封建迷信。少年兒童向廣大婦女宣傳男女平等，鼓勵婦女同歧視虐待婦女的思想行為作斗爭，還積極參加“打菩薩、搗神廟”，配合反迷信宣傳。五是擁軍優屬，支援前線。少年兒童積極參加“紅五月”擁護紅軍運動。他們“和紅軍建立通信聯系，鼓勵他們英勇殺敵”；給紅軍送菜、送糧，幫助紅軍洗衣服；收集廢鋼鐵、子彈殼，籌糧籌款支援前線；做好紅軍家屬工作，幫助放牛、砍柴、除草以及送肥等。六是參加“擴紅”運動，幫助壯大紅軍隊伍。少年兒童積極運用各種方式宣傳“擴紅”，動員父兄和廣大群眾參加紅軍、發展生產、支援革命斗爭。

　　廣大少年兒童不僅為建設和保衛蘇區作出積極貢獻，有的還直接參加紅軍，英勇作戰，在革命戰爭中經受鍛煉。“在紅四方面軍的少共國際先鋒師中，有一定數額的12歲以上的兒童團骨干參加。”紅軍二十五軍團中有一支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支隊少年先鋒隊。共產兒童團成員開展偵查活動，充當傳遞敵情的小交通員，參加運輸彈藥武器的工作。紅軍隊伍中的少年兒童多擔任指揮員的勤務兵、傳令兵或小號兵等，活躍在營地內外。一些少年兒童在對敵戰斗中英勇犧牲，激勵了更多人投身反“圍剿”戰爭。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被稱為“紅小鬼”的少年兒童跟隨中國工農紅軍完成了艱苦卓絕的長征，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記載了他們的事跡：“少年先鋒隊員在紅軍里當通訊員、勤務員、號手、偵查員、無線電報務員、挑水員、宣傳員、演員、馬夫、護士、秘書甚至教員！”許多少年兒童在長征中直接參加戰斗，逐步成長為堅強的革命戰士。

　　抗日戰爭時期，廣大少年兒童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為戰爭勝利貢獻了力量。

　　一是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少年兒童參加各種文娛組織，通過演劇、唱歌、跳舞、演講、貼標語、發傳單等形式向人民群眾講解黨的抗日主張，宣傳黨領導的抗日隊伍的英勇事跡，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1940年北岳區的16個縣份里，就有兒童劇團1342個，歌詠隊1860個，舞蹈隊1102個，宣傳隊1860個。”

　　二是站崗放哨，盤查敵特和漢奸。少年兒童在村口和路口站崗、放哨，認真檢查路條或通行證，有力保障了各根據地的安全。從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到1943年，這“五年多的光景，經過他們的小手抓獲了許多漢奸，僅完（縣）、唐（縣）、曲（陽）三縣兒童就抓了90個漢奸和439個嫌疑犯”。

　　三是偵察敵情，傳遞消息。少年兒童利用自身不易被敵人注意的優勢，喬裝打扮深入敵占區偵察敵情，為八路軍和游擊隊展開作戰提供了重要參考；有時還會穿過敵人的崗哨或封鎖線，給地方政府和部隊送情報。四是協助破壞交通，擾亂敵人。少年兒童常協助八路軍和游擊隊開展破路、割電線、炸橋梁、拔道釘、毀枕木等破壞敵人交通聯絡系統的行動。例如，“曲陽的兒童破壞交通達17次，參加兒童共1064人，襲擾敵人50次”。

　　少年兒童還大力開展擁軍優屬工作，積極支援前線。他們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給黨的抗日隊伍寫慰問信、募集慰勞品。“完縣兒童在1938年到1941年5月，給他們寫慰問信2397封，并募集了大批的慰勞品。”晉察冀邊區五年間兒童募集的慰問品非常多，據統計有“鞋7394雙、襪子749雙、毛巾544條、菜21352斤、柴17904斤、雞蛋864斤、羊79只半、豬肉590斤、雞45斤”。這些慰問信和慰勞品有力支援了前線作戰。二是參加傷員救護工作。山西省靜樂縣有一支十幾個孩子組成的救護隊，“在敵人第一次進攻晉西北時，路經靜樂的傷員1000多人，都由這十幾個小朋友晝夜不停地看護著”。陜甘寧邊區兒童團員還“到八路軍120師醫院做看護工作”。三是為新四軍募集舊鋼鐵。在華中抗日根據地，阜東四區少年兒童為軍工廠募集到700多公斤廢舊鋼鐵。少年兒童還積極開展優屬工作，幫軍屬打柴、擔水、掃院子等，給軍屬送去慰勞品。例如，晉察冀邊區唐縣的少年兒童在1938年至1941年5月給軍屬送去的慰勞品就有“拾柴50919斤、菜18130斤、花生961斤、糖果635斤、雞蛋56個、水果6468斤、餃子173698斤、肉73斤、襪子9雙、鞋4雙”。晉綏邊區兒童團規定星期天為兒童優抗工作日，將優屬工作制度化。少年兒童的擁軍優屬工作極大鼓舞了前線作戰官兵。

　　廣大少年兒童還積極參加根據地建設。一是參加生產活動。廣大少年兒童積極投身大生產運動，為鞏固抗日政權和支援前線作出重要貢獻。例如，1938年至1941年6月，唐縣的少年兒童“植樹193800株、開荒地31712畝、拾糞247800斤、抓害鳥64090只、捕老鼠101543只、拾糧食14350斤”。二是參加減租減息運動。在根據地開展的“借糧”斗爭中，少年兒童通過監視和偵察為八路軍找到很多糧食，有力支援了部隊。三是進行軍事訓練。為適應全民抗戰需要，廣大少年兒童拿起紅纓槍集體上操，訓練隊列、刺殺、攻碉堡、甩手榴彈，甚至練習打游擊戰，這有效提高了少年兒童的身體素質和軍事素質。四是學習文化，掃除文盲。少年兒童積極參加抗日根據地的“小先生”活動，利用現有文化知識，當上“小先生”，教會父母、兄弟、姐妹識字。“據不完全統計，在膠東50多萬兒童團員中，就有3.56萬多名小先生。”

　　此外，在敵占區和游擊區，少年兒童還積極投身“五不”運動：（1）嚴守黨和八路軍的秘密；（2）牢記自己是中國人，死也不給“鬼子”干事；（3）不向“鬼子”說真話；（4）不進“鬼子”學校，抵制奴化教育；（5）發動宣傳攻勢，瓦解“鬼子”和偽軍。

　　解放戰爭時期，廣大少年兒童配合解放軍開展各種斗爭。一是站崗放哨，偵察敵情。廣大少年兒童積極配合各地的民兵站崗放哨，清查戶口，防奸防特。例如，“在敵人‘掃蕩’時，五花城少先隊偵察敵情，抓住漢奸，配合民兵掩護群眾轉移”。二是協助農會斗地主，分浮財，募集糧食。東北的兆麟兒童團員“通過各種活動，把地主富農的孩子爭取過來”，于是“有的地富孩子把他們爺爺奶奶往磨盤底下埋財寶的秘密告訴兒童團”。三是開展勞軍活動。少年兒童護理解放軍傷病員，還表演節目，到傷病員駐地送慰問品。例如，東北的兆麟兒童團“發動每個兒童團員做慰問袋，寫慰問信”。四是優待軍屬和烈屬。少年兒童積極組織“幫工隊”“變工隊”，主動幫助有困難的家庭和軍烈屬，“按著具體分工，利用課余時間，輪流去幫助烈軍屬干活、打柴、擔水、打掃衛生、割飼料草、收割莊稼等”。五是組織識字組，開展“小先生”運動。解放區的少先隊和兒童團動員廣大少年兒童入學讀書，積極幫助家庭有困難的少年兒童，組織同學們進行互教互學，開展“小先生”運動。六是參與移風易俗活動。“兒童團就把小廟拆掉，積極向群眾宣傳科學，破除迷信。”少年兒童一旦發現有人抽大煙、打嗎啡和販毒，便立即向農會報告，讓農會派工作隊去抓捕。

　　敵占區的地下黨組織團結、教育、引導少年兒童參與革命斗爭，開展了一系列活動。一是創辦面向少年兒童群體的《新少年報》，將知識性、趣味性同革命巧妙結合起來。《新少年報》秘密建立了“地下少先隊”和“報童近衛軍”組織，“針對當時少年兒童教育的需要開展了‘小先生運動’、‘模范少年運動’和‘石榴花運動’等讀者活動”，引導敵占區廣大少年兒童投身革命。二是秘密印發傳單，張貼標語，宣傳解放軍勝利的消息，號召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和迎接解放軍。例如，上海好朋友團的少年兒童開展“三光行動”，“把敵人的標語撕光，把我們自己的標語和宣傳品貼光、發光”。三是巧妙進入敵人的兵營、倉庫偵察，將情報提供給解放軍。上海報童近衛軍按照地下黨組織要求，利用賣報送報到處跑的機會，每天收集敵軍占據的一些大樓和各個交通要道、碉堡、哨兵等布防情況，為解放軍編制出一份詳細地面敵情圖。三是參加護校斗爭，通過多種形式歡迎解放軍。上海的少年兒童在地下黨組織領導下，協助老師和高年級的同學保護學校，防止憲兵破壞。同時，“少先隊員們還團結了許多進步同學做大紅花，制作‘歡迎解放軍’、‘共產黨萬歲’的標語、紅花”。

　　三、新時代引導廣大少年兒童錘煉意志、傳承紅色文化

　　“黨的歷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革命戰爭年代投身革命的少年兒童由于年齡小、實踐經歷少、知識匱乏，對馬克思主義的把握還不夠深刻全面，但他們堅定聽黨話、跟黨走，積極投身革命。根本原因在于，他們在波瀾壯闊的革命事業中見證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偉力，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發現了自己的未來與希望，由此產生出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認同。紅色文化是黨領導人民在革命斗爭實踐中形成的精神文化，承載著黨的革命理想、革命主張、革命路線和根本宗旨，蘊含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價值觀念和精神標識，在革命勝利后仍對全黨和全國人民起著重要的精神引領和文化熏陶作用。“今天的少年兒童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接班人和未來主力軍。”步入新時代，應引導廣大少年兒童增強歷史記憶、增進文化認同、學史崇德，努力成長為“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

　　第一，引導廣大少年兒童增強歷史記憶。習近平強調：“把紅色基因傳承下去，確保紅色江山后繼有人、代代相傳。”如今已不是革命戰爭年代，當代少年兒童難以切身體會革命斗爭的艱巨和復雜。加之缺乏相關的理論知識和生活閱歷，他們對于黨的歷史的認識還不夠深入全面。在這一背景下，少數別有用心者大肆宣揚“革命破壞論”“革命無用論”“英雄無功論”等歷史虛無主義觀點，妄想丑化甚至否定黨的歷史，消解黨對新時代少年兒童的正面影響，弱化少年兒童對黨的歷史的認同。

　　“革命傳統教育要從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識灌輸，又加強情感培育，使紅色基因滲進血液、浸入心扉。”進入新時代，應堅持用知識灌輸與情感培育相統一的方式引導廣大少年兒童錘煉意志、傳承紅色文化；應在中小學課堂上要以廣大少年兒童喜聞樂見的方式和語言，講深、講透、講活少年兒童當年投身革命的生動故事。同時，“革命博物館、紀念館、黨史館、烈士陵園等是黨和國家紅色基因庫”，應深入挖掘這些場館的紅色文化資源，創新展示方式，有效增強紅色文化對少年兒童的吸引力。

　　此外，各地區還應加強活化利用紅色文化資源，積極打造集教育性、知識性和體驗性于一體的沉浸式紅色主題研學活動，通過重走紅色足跡、演唱紅色歌曲、觀看革命話劇等方式，使廣大少年兒童更加真切地感受紅色文化，強化其對于紅色歷史的記憶。

　　第二，引導廣大少年兒童增進文化認同。紅色文化是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和鑄魂育人的重要思想文化資源。當下，以紅色文化為主題的影視劇、話劇、音樂會以及短視頻等深受大眾歡迎。然而，少數影視劇打著藝術的幌子，以滿足觀眾需要為借口，將革命英雄以“油頭粉面”的形象示眾，甚至不惜突破底線，對黨史故事肆意歪曲，將紅色故事庸俗化、低俗化；一些網絡自媒體缺乏客觀標準，為了“博眼球、賺流量”，全憑個人主觀感受對黨的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進行歪曲解讀。當前，紅色文化的宣傳教育受到多元文化和多元價值觀等方面的挑戰，各種社會思潮通過多種形式深刻影響少年兒童的思想和行為，這也導致一些少年兒童對革命英雄的了解不夠深入，開始追捧“流量明星”、動漫人物和外國的英雄人物。

　　紅色文化是激勵中國人民不畏強敵、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精神力量和文化支撐。“我們千萬不能在一片喝彩聲、贊揚聲中失去了革命精神，逐漸進入一種安于現狀、不思進取、不敢斗爭、貪圖享樂的狀態。”因此，我們應引導廣大少年兒童在學習、了解紅色文化的基礎上，進一步認同、熱愛紅色文化。一方面，要積極推動文化事業繁榮，創作符合史實，契合少年兒童審美心理特征的紅色歌謠、紅色動漫和故事繪本等，以鮮活的人物、樸實的語言和真摯的感情拉近紅色文化與少年的距離，更好地引導少年兒童正確了解歷史，領會紅色意象。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既要鼓勵支持社會資本參與文化產業發展，還“必須認識到，資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規范和約束，就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可估量的危害”。要加強對紅色文化題材影視劇的審查和網絡平臺的監管，整治文化產業發展中的各種亂象，確保其政治方向正確、宣傳內容與歷史事實相符，為少年兒童傳承紅色文化提供優質內容和良好環境。

　　第三，引導廣大少年兒童學史崇德。紅色文化彰顯為人民服務的道德核心、集體主義的道德原則和團結友愛、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無私奉獻的道德內容，規范和引導著廣大人民群眾的行為，激勵著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不懈奮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進一步推動了經濟繁榮發展，但也使利己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等錯誤思潮不時涌現，導致紅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面臨被消解的風險。與祖父和父輩相比，當下少年兒童物質生活水平顯著提升、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但卻更容易出現理想信念缺失、價值觀扭曲、精神空虛，不利于他們健康成長、成才。

　　對此，應引導廣大少年兒童學史崇德，在學習黨史、弘揚革命道德、傳承革命文化中涵養高尚的道德品質。“偉大時代呼喚偉大精神，崇高事業需要榜樣引領。”

　　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少年兒童英雄的榜樣示范作用。革命戰爭年代涌現出了王二小、劉胡蘭、“小蘿卜頭”宋振中等一大批少年兒童英雄，要向廣大少年兒童生動講述他們在民族危亡時刻忠于國家和民族、不怕犧牲的革命故事，使這些故事直抵廣大少年兒童內心，引導廣大少年兒童領會革命道德的內涵和意義，自覺同歪曲黨的歷史、詆毀革命英雄事跡的錯誤思潮作斗爭。

　　另一方面，要引導廣大少年兒童把握我國的具體國情，明確自身使命擔當。對此，我們既要引導少年兒童科學認識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也要讓他們了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矛盾和挑戰。更進一步，我們要讓廣大少年兒童領會革命道德、紅色基因的當代價值，引導他們將這些價值轉化為熱愛祖國、服務人民、艱苦奮斗、崇德向善的自覺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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