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社會財富如何分配最公平，我想大家首先想到的原則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而后在這個大原則的基礎上關懷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給予他們基本生活保障。
如果這個理想能完全推行，或者稍微打點折扣，我想人類世界就會變成一片其樂融融的熱土，每天都充滿了歡歌和笑語。
然而現(xiàn)實是，即便進入了現(xiàn)代社會，我們也沒看到上述場景切實的發(fā)生。社會還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按權分配、按資分配要遠強過按勞分配。官僚、資本家的傻兒子只要不沾黃賭毒，大概率比小鎮(zhèn)做題家奮斗一輩子都要過得好。
為了那可憐的幾兩碎銀，無權無勢的老百姓要勞碌一生。
顏淵云：“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貧窮是大部分罪惡的根源，因著廣大平民幾千年來都過著卑賤困苦的生活，盜竊、欺詐、掠奪、戰(zhàn)爭等等丑惡現(xiàn)象在世界各地頻繁上演，未有寧息。
那么，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在哪里呢？
七十三年前，人民領袖毛主席給出過答案：“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為世界上存在著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上大多數(shù)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
而兩千多年前，中國古代封建帝王的必讀物《商君書》，恐怕是最早將這等剝削制度講得系統(tǒng)而全面的了。
在《商君書》里，有著馭民五術，分別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
壹民，是指經(jīng)濟、政治上一元化。經(jīng)濟上，民眾只能通過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或者戰(zhàn)爭殺敵得到晉升機會；政治上，除了效忠國君，順從體制，在體制外沒有實現(xiàn)階層躍遷的空間。
弱民，是指在財富、智力、組織力等各個方面令民眾貧窮、愚笨、弱小，不足與國家機器對抗。對于強民則要想方設法用弱民取代之。為此，封建統(tǒng)治者不惜任用流氓治理基層，在中層和上層則任用才智平庸，道德有虧的庸官貪官，從而避免大臣才能出眾威脅君權。
疲民，是指增加民眾勞動時間，大興土木，加派勞役，令民眾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去思考別的事情，終其一生都要為國家事務服務。
辱民，指嚴刑峻法，輕罪重罰，辱沒民眾人格，令其自感卑賤，只能通過為國家出力賣命爭取自己的價值和尊嚴。
貧民，是指想方設法剝奪民眾剩余財產(chǎn)，令他們惶惶不可終日，從而達到民眾為了求食活命不得不為國家效力的目的。
概言之，就是國家要用盡各種手段將民眾奴化成統(tǒng)治集團的工具，使民眾不存在脫離體制而存在的個人獨立價值。
而當資產(chǎn)階級確立對世界的統(tǒng)治之后，由于他們是打著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旗號才贏得廣大勞動人民的支持，所以在某些統(tǒng)治手段上有所收斂，民眾的私人空間有所提升。
然而，剝削者的本質(zhì)決定了他們始終懼怕民眾的強大，害怕有一天他們指向封建統(tǒng)治者的武器被民眾拿來指向自己，因此他們還是要用新的手段來抑制勞動人民的力量。
而最溫和、最有效的辦法無過于令無產(chǎn)者終身貧窮，不得不被資本捆綁，疲于奔命，無暇顧他。
《共產(chǎn)黨宣言》指出：“現(xiàn)代的工人只有當他們找到工作的時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當他們的勞動增殖資本的時候才能找到工作……花在工人身上的費用，幾乎只限于維持工人生活和延續(xù)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如果有工人不堪重負，在貧病中死去，資產(chǎn)階級則會將一切甩給虛無縹緲的命運，從而撇清自己的罪責。
然而對這種悲劇，恩格斯激切地控訴為是資產(chǎn)階級所主導的社會的責任。他說：“社會把工人置于這樣一種境地：他們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長久；它就這樣不停地一點一點地毀壞著工人的身體，過早地把他們送進墳墓。我還要證明：社會知道這種狀況對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樣有害，可是一點也不設法來改善。社會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會引起怎樣的后果，因而它的行為不單純是殺人，而且是謀殺。”
所以，作為一名現(xiàn)代的勞動者，如果你認真工作，與人為善，遵紀守法，卻一直過得不好，甚至遭遇各種欺騙、背叛和傷害，墜入貧困的深淵。不要認為是自己還不夠努力、不夠謹慎，而要明白這一切都是人有意為之，是社會放任姑息甚至培養(yǎng)罪惡而結出的惡果。
我們要做的就是銘記一切屈辱和壓迫，有朝一日十倍百倍地報復之。
正如馬克思在《新萊茵報》破產(chǎn)時所預告的那樣：
“我們鐵面無情，但也不向你們要求任何寬恕。當輪到我們動手的時候，我們不會用虛偽的詞句來掩飾恐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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