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學化工對于發展工農業生產、改善人民生活、提升國防實力均有重要作用，在國民經濟中占據特殊地位。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基于保障戰爭勝利和粉碎經濟封鎖的需要，在利用各根據地豐富工業原料和天然礦產的基礎上，采取了興辦化學工廠、開辦初高級教育、推行化學科學大眾化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舉措，極大推動了化學化工事業的發展。但是，現有關于延安時期的黨史研究主要集中于科技事業的整體性探討，鮮見有聚焦于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化學化工事業這一具體問題的專門研究，而在化學史研究中，又側重于對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化學化工事業的整體概述，對于我們黨領導化學化工實踐與中國革命事業之間緊密關聯的分析并不多見。有鑒于此，本文擬就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化學化工事業的原因、舉措及其成效作一探討，以期豐富相關研究。

　　一、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化學化工事業的原因

　　中國共產黨一向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對于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推動作用。毛澤東指出，“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裝”，“每一個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學”。然而，很長一段時期，囿于戰爭等客觀條件，中國共產黨難以穩定、持續地發展自身的科技事業。延安時期，黨開辟和發展了廣大敵后戰場，在陜甘寧、晉察冀、晉冀魯豫等十幾個抗日根據地領導人民抗日武裝力量英勇作戰。這些根據地大部分處于偏遠山區和郊區，盡管交通不便，但是為全黨爭取到了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在此背景下，黨中央結合自身發展和現實需要，立足根據地資源優勢，開始著手發展科技事業，其中便包括化學化工事業。

　　（一）化學是基礎科學，化學化工事業對于革命斗爭具有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對化學科學的深刻認識，為領導化學化工事業的開展奠定了思想基礎。黨的多位領導同志均有過學習化學知識的經歷，如毛澤東曾談及自身“因缺乏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的基礎科學的知識，想設法補足”；劉少奇曾在湖南陸軍講武堂學習化學等課程；聶榮臻曾考入沙洛瓦勞動大學化學工程系進行學習，等等。通過接觸和學習化學這門基礎學科，中國共產黨人充分了解到化學等自然科學的巨大能量。曾任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的徐特立明確指出：“科學中心還是力學、物理學、數學和化學”，“只有抓住科學的中心，才有正常發展的前途”。1944年 10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提出，“建立化學工業，是邊區目前急要之務”。可見，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清醒認識到，化學化工事業與黨領導的革命斗爭、經濟建設等各項事業密不可分，必須優先發展化學化工事業。

　　（二）推進化學化工事業有助于解決根據地突出的物資供需矛盾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嚴重的物資供需矛盾，使得發展化學化工事業的必要性愈發凸顯。創建初期，各根據地在經濟上的對外依賴程度很高，一些生產生活必需品如布、棉、鐵、紙以及煤油等，均需依賴對外采購以保障供應。但日軍的瘋狂進攻和國民黨頑固勢力對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封鎖卻幾乎切斷了黨向外采購、接受國際援助的渠道。在嚴峻的外部威脅下，各根據地必須要自力更生研發各類工業產品。1940年 10月，朱德強調：務必“發展化學工業，制造肥皂，牙粉，墨水，染料品，以供邊區之需要”。但是，根據地原有化學化工產業的基礎極為薄弱，不但不掌握核心技術，還缺乏專業人才。如在陜甘寧邊區，“革命前只有家庭的婦女紡織和農村的手藝匠，少數的硝皮場，制氈坊，煤炭場等，雖有一個石油廠”，但“在內戰時已被破壞”，也“沒有任何手工業工廠，因之有廣泛的礦藏、皮毛、脂肪油、蓖麻油等工業原料均未利用，工業品完全依賴邊區以外供給”。在人民群眾中，還有不少人習慣于以迷信方式解決實際生產生活中遇到的難題，如陜甘寧邊區一些地區蟲害成災，但當地老百姓卻有著“蟲神不敢治”的迷信觀念，因而不敢采取科學手段進行治理，聽天由命，最終損失慘重。如何解決好技術、人才、社會認知方面的重重困難，滿足各根據地對化學產品的迫切需求，成為我們黨必須盡快妥善處理的一個重要問題。

　　（三）根據地蘊藏著豐富的礦產資源，為推進化學化工事業提供了有利條件

　　我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中便有種類繁多、數量可觀的天然礦產資源，為創建化學化工事業提供了原料保障。如陜甘寧邊區的重工業原料資源就有鹽、堿、石油、煤、鐵、硝石、硫磺等，輕工業原料資源有木材、畜產、石膏、陶土、石灰石等。這些原料大多屬于“質量兼優，取給不盡”。再如，晉察冀邊區有多處鐵礦，煤的產量也十分可觀。晉冀魯豫邊區同樣礦藏豐富，煤、鐵蘊藏尤多，上黨、焦作、六河溝及磁州均為全國著名煤、鐵產地，太岳的金、銀、鉛，和陽城的硫磺、硝亦均有名。這些寶貴的自然資源，為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化學化工事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推動下，中國共產黨決心大力支持化學化工事業的發展。1939年1月，黨明確提出，要開辦實用科學研究所，來發展包括化學在內的科學研究，造就一批科學人才，“以供應發展國防經濟之需要”。由此開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化學化工事業的熱潮。

　　二、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化學化工事業的舉措

　　延安時期，面對一窮二白的工業基礎，中國共產黨積極組織了化學化工領域的理論研究和生產實踐，采取了興辦工廠、開辦教育和推廣普及等一系列措施。

　　（一）興辦化學工廠

　　1937年 5月，我們黨提出了“在工業上注意發展石油、鹽、煤、鐵等主要生產” 的工業建設任務，但此時的重點主要是“恢復民力”。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后，面對著“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的極端困難局面，黨中央發出“自己動手”“自力更生”的號召，大力發展工業生產，領導開辦了系列化學工廠。

　　首先是基礎化學工業方面。基礎化工中的硫酸、硝酸、鹽酸等產品，是軍事工業的必需品。1938年 10月，毛澤東作出指示，“根據地都必須盡量設法建立小的兵工廠，辦到自制彈藥、步槍、手榴彈等的程度”。為此，各根據地相繼開辦基礎化學工廠，以保障軍事工業建設，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晉察冀邊區的大岸溝化學廠和陜甘寧邊區的紫芳溝化學廠。

　　大岸溝化學廠是由晉察冀軍區工業部創辦的。1940年 3月，晉察冀軍區工業部冀中技術研究社首創“缸塔法”成功研制出硫酸。對此，彭德懷、左權稱贊為“工業建設上一大進步”，并指示要盡快將硫酸進行工業化生產，“以能供給全華北各工業部門”。同年 7月，大岸溝化學廠成立，相繼研制出了乙醇、乙醚、硝化棉、無煙藥等化學產品，供子彈廠、炮彈廠、手榴彈廠使用。其中，大岸溝化學廠自制的無煙藥，與日本無煙藥相比，在性能上都毫無遜色。此后，該廠還成功研制出了爆炸威力強大的硝銨炸藥，更為全黨的武器制造帶來革命性改變，極大提高了軍隊戰斗力。這些研究成果不但推動了晉察冀邊區的軍工生產，而且還被推廣到了晉冀魯豫、晉西北等其他邊區，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勝利。

　　紫芳溝化學廠是由時任中央軍委軍工局工程師錢志道等人組織籌辦的。該廠將晉西北的硫磺運到延安，并設法解決燃燒爐、除塵室、攪拌器等設備問題，成功制成了硫酸和硝酸。后經多次改進，其生產硫酸的濃度達到 96%以上，產量也逐步提升，不僅滿足了整個陜甘寧邊區的需要，還可向其他地區銷售一部分。尤值一提的是，錢志道根據技術資料調整了硝硫混酸的配比，生產出強棉（即含氯量高的硝化棉），將其裝入手榴彈，以增強殺傷力。該手榴彈爆炸聲巨響，具有相當的震懾作用，在保衛陜甘寧邊區的爺臺山戰斗中顯示了效力。

　　其次是日用化學工業方面。日用化工涵蓋的橡膠、藥品、制革、肥皂、油漆、顏料制造等多個行業，在延安時期均得到一定發展。僅陜甘寧邊區，至 1944年創辦的化學工廠就包括有 2個肥皂廠、3個陶瓷廠、1個石油廠、1個火柴廠、1個制藥廠、2個皮革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華化學廠。該廠主營產品有肥皂、墨水、粉筆、牙粉等。到 1943年，該廠的年產肥皂達到 48萬余條，較上一年增多了55.3%。與此同時，其他根據地的日用化學工廠也發展迅速。如山東抗日根據地膠東區建立有東海、西海兩個化學實驗室，成功從松木中提煉出制造油漆、藥品、肥皂等產品所需的原料木焦油。當時世界各國都未公布有關木焦油的制作方法，此項成果堪稱我國化學化工領域的創新突破。到 1944年，膠東區的肥皂廠就增加到了 500余家（戰前不過二三十家），魯中及濱海所生產的香皂、藥皂品質都很好。此外，蠟燭、墨油、槍油等各種日常化學用品均能實現自給自足。為推動這些化學工廠的建設，我們黨還特別推行了一系列政策舉措，使得化學工業從無到有，迅速建立起來。

　　一是全黨高度重視，明確生產任務。我們黨把化學工廠建設作為工業發展的重點內容，給予了高度關注。1940年 9月，朱德出席了陜甘寧邊區新華化學廠成立 1周年紀念大會，并強調，“延安工業應爭取全國（特別是游擊區，各抗日根據地）的模范”，給予全廠職工莫大鼓舞。在晉察冀邊區，化學工廠是整個根據地的重點保障對象，每遇日軍掃蕩等危險情形，化學工廠的技術人員和設備總是被優先安排轉移。同時，我們黨還就工廠的建設任務作出了具體安排。如 1941年《陜甘寧邊區經濟建設計劃》明確要求：“化學廠除繼續改良品質，擴大銷路外，應研究以脂肪油制造蠟燭，用以代替洋燭。建立染料廠，利用植物制造染料，以供紡織制革使用。”同年的《晉冀豫邊區經濟建設計劃》也強調了“食鹽自給，加緊路東西兩處熬鹽生產，提高硝價，聘請化學人才改良硝鹽”，“開辦硫酸廠、酒精廠、硫磺廠”等科學、細致的發展要求。通過明確生產任務，我們黨為各化學工廠指明了具體方向，推動了化學化工生產的有序開展。

　　二是實施優惠政策，保障生產發展。首先，在財政上增加投資。盡管延安時期我們黨的財政極度困難，但還是盡力保障了對化學工廠的生產投資。1940年 11月，陜甘寧邊區中央局作出的《對財政經濟政策的指示》明確提出：擴大現有公營企業，首先是鹽、煤油、制藥應用化學，“集中人力財力，突出這些企業，使之有迅速的成效”。1942年，陜甘寧邊區政府在邊區財政十分緊張的情況下，仍撥出專款來支援新華化學廠擴大生產規模。次，在銷售上給予支持。邊區政府還優先幫助化學工廠進行產品的銷售。如延安大眾合作社專門成立了土產推銷部，協助化學工廠推銷火柴、肥皂等產品，卻只收取較低的手續費。再次，在稅收上進行保護。對根據地生產的化學工業品免除稅費，對外來貨品則實行征稅，如晉察冀邊區明確規定，在邊區境內制造化學器皿、肥皂、皮革、造紙、牙粉等“日用品必需工業者”，可“豁免全部營業稅所得稅一年至四年（視其占用固定資本大小而定）”。不同于國統區各化學工廠遭受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壓榨剝削而發展艱難的狀況，抗日根據地各化學工廠在我們黨的保護下，享受到了良好的發展環境，實現穩健發展。

　　三是激發工作熱情，推動生產發展。一方面，出臺了一系列獎勵措施。為鼓勵化學化工產業的創新創造，我們黨推行了一些激勵舉措。如陜甘寧邊區為爭取染料自給，專撥獎金 100萬元，并責成建設廳設專門委員會，以廣泛獎勵民間用化學辦法制造染料的發明創造。在化學工廠內部，也會通過工資評級發放的方式來激勵工人。如新華化學廠每 3個月進行一次工資評定，按“技術”“廠齡”“勞動力”“創造性”“忠實”“勞動熱忱”“愛護工具”“節省原料”等 8項內容打分，確立工資標準。另一方面，舉辦生產競賽，樹立勞動典型。為降低成本、提升產品質量，并調動工人改良生產技術與生產工具的積極性，各工廠開展了一系列勞動競賽。如在陜甘寧邊區，新華化學廠組織各生產組開展相互競賽，工人之間也進行個人挑戰，最終推動了工廠生產效能的提升，節省了不少原材料，僅在 1943年 5月熬堿即節省炭 5697斤。火柴廠借助生產競賽，也在降低耗材的基礎上提高了產品的質量。至 1946年 3月，火柴廠蘸藥組每板蘸藥減至 8錢多，蘸油墨則平均減為 3錢多，“質量仍保證了根根管用”。可見，在黨的積極推動下，化學工廠通過勞動競賽的方式不斷優化生產工藝，使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都得到了顯著提升。此外，為進一步幫助工人樹立正確的勞動觀念，工廠還大力推行了學習特等勞動英雄趙占魁的運動。1944年 7月，陜甘寧邊區發布工廠職工代表大會宣言，提出“發展與堅持趙占魁運動”，其中特別強調“要學習新華化學廠，他們隨時糾正工人中的偏向，及時獎勵新的發明改進”。新華化學廠因為持續開展“趙占魁運動”，到 1943年 8月，該廠人員減少了 27%，產量反而提高了 55%，其中熬堿組的人均產量更是提高了 91%。通過物質獎勵和精神激勵并行的方式，工人們的工作熱情得以極大激發，推動了生產戰線的蓬勃發展。

　　（二）建立化學教育體系

　　黨的各方面建設離不開專業技術人才。事實上，早在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已經認識到培養化學專門人才的重要性。1933年 7月，朱德提出，對戰士的訓練應該集中注意于“專門技術人才的養成，如機關槍手、高射機關槍手，炮兵、工兵、通信、化學專門人才”。延安時期，為培養更多化學專門人才，中國共產黨開始創建化學教育體系，開辦了初級教育和高等教育。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組織發展了化學初級教育，重點在于對工廠工人進行基礎培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化學初級教育主要展現出三個方面的特點：一是由工廠負責組織和實施相關教育活動。各化學工廠非常重視對本廠工人的教育工作，委派廠里的技術員對工人進行相關培訓。如新華化學廠就設有 10名由工作人員擔任的教員，將工人按教育程度分為 4個組，每天晚上組織 2小時集體學習，內容包括文化、政治、技術等。為培養更多工業技術人才，陜甘寧邊區工業局還在 1942年專門開辦了職業學校，并設化學科于新華化學廠，統一組織招生，將學員分為初級與高級 2個年級，進行化學專業的職業教育。二是教學內容與工人的實際情況緊密結合。考慮到工人多為當地招募的文盲或文化程度不高的群眾，為幫助他們更好地掌握知識，初級教育的教學內容便從阿拉伯數字開始，再延伸到基本的元素符號、化學反應方程式等學科知識。同時，還注重將最新的研究成果教授給工人，如山東抗日根據地膠東區的化學實驗室每研究成功一項新產品，便立即傳授給各廠工人，以及時提高生產。三是協同文化娛樂活動推進教育活動。各化學工廠會根據工人的思想動態和當前時事，借助秧歌、戲劇等多種形式，在寓教于樂、潛移默化中推進教育工作，對工人產生了很大影響。比如，陜甘寧邊區的化學工廠曾以“工廠是自己的家”為主題，開展系列文娛活動，使得過去一些在舊歷年節時因思念家鄉而情緒低落，或因請假回家而影響生產的工人，更加專注地投入到學習和工作之中。經過各類學習活動，工人們迅速掌握了專業知識，提高了生產技能。如紫芳溝化學廠的工人徐向國原本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通過參加工廠組織的教育活動，不但掌握了英文、化學及其他科學知識，還能根據英文版書籍進行化學分析，展現出了良好的專業水準。在新華化學廠，許多原本一字不識的工人在接受教育之后，不僅認識了許多漢字，還學會了寫化學方程式。更重要的是，此類教育活動還大大提升了廣大工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新華化學廠的工人張有全就贊嘆道：“替革命生產的工廠就是自己的工廠。我們廠里不但不打人，不罵人，而且教我們學習，比自己家里還好。”

　　為打破封鎖、爭取勝利，中國共產黨還努力發展好化學高等教育，自主培養了一批攻克技術難題、滿足生產需要的高級技術人才。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我們黨創辦的延安自然科學院化學系（后調整為化學工程系，以下簡稱“化工系”）。延安自然科學院化工系正式創辦于 1940年初，受到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徐特立在擔任自然科學院院長期間，明確要求：化學應該“進行有目的的實驗，有生產關系的實驗，這就是理論與實踐合一的最高原則和基本的方法”。由此確立了自然科學院化工系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辦學方針，體現出為生產與軍事服務的鮮明特色。

　　在師資配備上，化工系的規模和實力均較突出。作為延安自然科學院中人數最多的系，化工系可謂是人才濟濟。在黨的統籌安排下，一大批權威專家學者加入到化工系的教師隊伍之中。其中，化工專家李蘇擔任系主任，主要負責講授基礎化學、定性分析化學、定量分析化學等課程；化工專家惲子強講授普通化學；有機化工博士陳康白講授有機化學。化學系教師還有劉咸一、屈伯傳、林華、董文立、華壽俊、王士珍、張定一等。其中不乏留學歸國的學術精英，如陳康白、劉咸一、屈伯傳均為留德回國，其余也多為國內高校培養的高級人才，如李蘇、董文立、華壽俊、王士珍等。對于這些化學化工事業建設的骨干力量，黨中央做到了政治上充分信任、生活上關心關懷、工作上大膽使用。如，陳康白奔赴延安后，受到了毛澤東、朱德的親自接見，并被任命為軍工局技術處處長，后轉任延安自然科學院副院長。在當時有限的物質條件下，黨中央也盡量保證了專家學者的生活需求，使其能充分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1942年 5月，中央書記處專門制定了《文化技術干部待遇條例》，明確將化學等方面技術人才，分甲、乙、丙三類，在津貼、伙食、窯洞、衣物、書報等日常生活，以及職務晉升和政治待遇等各方面給予優待。

　　在教材和實驗儀器配置上，以自編教材和自制設備為主。針對學生基礎不同、學習難度各異的情況，化工系教師自編了大量教材。其中，惲子強編寫的《半微量無機定性分析》一書，就深受學生歡迎。教學中所需的儀器設備也主要由師生和技工師傅自行制作，如化工實習工廠的酒精燈、蒸餾塔等，就是由技工師傅敲打焊接組裝而成的，其它如玻璃、肥皂和純堿等實驗設備亦為自行加工制造。在黨中央的關懷和幫助下，化工系還于 1942-1943年間從香港等地分批采購了一些玻璃儀器、藥品和英文原版課本，實驗條件由此不斷向好。

　　在教學內容和教育方式上，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原則。化工系的專業課程包括有機化學、工業化學、理論化學、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業分析、化學工程、普通地質學、工廠管理等。為幫助學生在實踐中增強專業能力、配合專業課程的學習，延安自然科學院創辦了化工實習工廠作為學生的實習基地。學生除了在學校自設的工廠進行實習之外，還可以參與到其他實際工作部門的技術工作。正如時任自然科學院教育處長兼任化工系教師的屈伯傳所言：“我們的教育在目前完全是配合實際的需要。”

　　此外，還組織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科學研究活動。與延安自然科學院同期成立的自然科學研究會，是中國共產黨組織的第一個自然科學學術團體，其下設立了化學學會。屈伯傳認為：“邊區自然科學界有十分之四五是研究機電與化學的。今后學會成立，將團結全邊區同志，有計劃有系統的進行研究工作，幫助邊區經濟建設的發展。”化學學會成立之后，以制造硫酸、磷、耐火瓷土、單寧為研究重點，組織化工系師生參與了相關科研活動，并取得了一批有益成果。如在簡陋的木棚里開辦工廠，化工系師生自制了硫酸、硝酸，生產出黃色炸藥，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軍隊作戰的急需。再如，化工系教師華壽俊先后試制成功馬蘭紙、鈔票紙等，解決了陜甘寧邊區紙張缺乏的嚴重困難。

　　（三）推動化學科學大眾化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開展自然科學大眾化運動”的主張，“使自然科學能廣泛的深入群眾，把一般自然科學基本知識教育群眾”，以期讓先進的科學更加直接地為革命、為民眾服務。為推動化學科學大眾化、提高群眾認知，各根據地探索出發布科普文章、舉辦產品展覽等文化教育方式，開展了群眾性的科普教育工作。

　　第一，發布科普文章。這一時期，黨報黨刊肩負起了推動科學普及工作的重任。《解放日報》的“科學園地”副刊就曾發表了多篇涉及化學領域的重要科普文章：1941年 10月 4日刊載的《邊區的黃土》，對陜甘寧邊區黃土的化學成分進行了深入分析，并根據地勢及土壤性質，提出了一系列改良的辦法；1941年 10月18日刊載的《談談邊區食物營養問題》一文，從化學角度對陜甘寧邊區食物進行研究，詳述了人體所需各類營養素的含量，并對主要和特殊營養素進行了分析；1942年 5月 3日刊登的《談談黃鐵礦》則對陜甘寧邊區常見的黃鐵礦成分及化學性質進行了介紹，等等。這些科普文章大多取材于實際生活，介紹了蘊含在生產生活中的基本化學概念、常見化學物質及化工生產工藝等相關知識，幫助廣大群眾建立了更為科學的認知。從 1942年 1月起，“科學園地”副刊增設了“問答欄”，持續答復讀者提出的化學問題。如：“木炭灰里的堿質，是否能吃用？含量怎樣？”“白礬的性質及作用是什么？”“日常用品中所謂‘化學’制的‘化學’到底是什么？”“西紅柿放置室內，不經日光，青的亦能變紅，是起何種化學變化？”，等等。這些問題源于讀者對生產生活中化學問題的直接觀察與思考，具有代表性。而報紙通過對這些化學問題的回答，在大眾中廣泛傳播了化學知識，樹立了科學理念。

　　第二，舉辦化工產品展覽。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特別重視舉辦各類生產展覽會，以展出原料、成品、模型為主，輔之以繪畫、照片、統計表等生動形象、簡潔明了的形式，推廣生產技術，教育和激勵群眾改良產品、發展生產。僅陜甘寧邊區在 1938年至 1944年間舉辦的生產展覽會就達到 29場，毛澤東曾多次親臨現場進行指導。1943年 12月，他在生產展覽會上指出：“要將這些經驗在群眾中廣泛宣傳，以求得這些經驗能成為指導全邊區人民合作生產的方針”，強調了以展覽會形式推動科學普及工作的重要性。1944年 7月，陜甘寧邊區參議會通過的《關于召開勞動英雄模范工作者大會及生產展覽大會的決定》明確要求，展覽會要專設化工產品一類展品，并且在展覽布置上要“講究組織與藝術的結合，以達生動具體，使觀眾一目了然”。

　　事實上，在這些生產展覽會上，化工產品一直是主要的展示內容。如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工業展覽會就展出了延長石油廠生產的汽油及其副產品等；第二屆工農業展覽會不僅展覽有光華化學工業合作社出品的肥皂、牙粉、粉筆、墨水，還展示了手榴彈的制作過程和模型。1941年晉察冀邊區國際勞動節紀念大會展覽會也展示了化學工廠自行生產的硫酸、硝酸、乙醇、乙醚、硝化棉、無煙藥、雷汞、鹽酸等產品。生產展覽會用“具體的事實來證明”，通過“優劣的競賽與展覽”，極大提升了群眾的認識。如在陜甘寧邊區第三屆工業展覽會上，就有參觀者稱贊道：“在化學工業和制藥業的部門中，可以看到邊區的化學技術人才，是在埋頭苦干，日新月異的發展著”，“為求建設邊區，達到邊區自給自足，工業是還要大大發展的啊”。

　　三、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化學化工事業的成效

　　延安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化學化工事業實現了重要突破，不但促進了根據地經濟的發展，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支持，還造就了一批優秀的化學化工人才，弘揚了自力更生、求真務實的精神，為后來新中國的化學化工事業打下了基礎。

　　（一）促進了根據地經濟發展

　　這一時期，我們黨領導創建了化學化工事業，利用各根據地的礦產原料優勢成功制造了大批軍民用品，沖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渡過了物質缺乏的難關，有力推動了根據地的經濟發展，為革命事業提供了重要支撐。

　　第一，保障了物資供給。一系列化學化工技術的重大突破，提升了各根據地的生產效能，大大豐富了物資供給。比如，林華研制出玻璃、耐酸陶瓷、耐火材料等，不僅使陜甘寧邊區在玻璃、陶瓷制品方面實現自給自足，也為煉鐵、煉膠、制磷、制火藥等工業生產解決了工具和材料的問題。到 1945年，陜甘寧邊區的肥皂、火柴、紙張、陶瓷、紙煙、鹽等已能全部自給或部分自給。又如，山東革命根據地膠東區的化學實驗室從花生油中提煉出了凝脂酸，又從硝鹽和石灰里提造出火堿，并成立肥皂制造訓練班，在半年內使整個地區實現了肥皂的自給自足。可見，中國共產黨領導化學化工事業的進步，大大解決了各根據地原本化學產品物資供給不足的問題。

　　第二，發揮了建設作用。一方面，帶動了其他行業門類發展。基礎化學工業直接帶動了軍事、機械等工業的發展；制革、肥皂、火柴、制藥等日用化學工業的發展，則推動了農業、畜牧業、紡織業的進步。如晉察冀邊區成功自制無煙藥，加之提煉出純度高的鋅和銅，進而生產出“全自制的子彈”，是軍事工業方面的重要突破；陜甘寧邊區研制出脫脂的大麻纖維，進而制作出麻類纖維紡織品，帶動了紡織工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增加了百姓收入。化學化工事業還創造出許多新的就業機會，提高了當地群眾的收入，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激發了普遍的生產熱情，促進了工農業建設的進步。如陳康白研究出筑田引水曬鹽新法，使得陜甘寧邊區三邊分區鹽的產量成倍增加，鹽質顯著提升，促進了鹽業的發展。當地鹽戶打鹽 4個月的收入即數倍高于全年耕種的農民，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其豐厚的利潤還吸引了外地不少難民到鹽務局領地打壩，從事鹽業生產，推動了當地產業的進一步發展。

　　第三，促進了貿易平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根據地的化工生產持續擴大，一部分化學產品還輸出到根據地以外進行銷售，從而緩解了過去貿易不平衡的困難。如根據1943、1944年的統計，陜甘寧邊區鹽的產量曾達 40萬到 60萬馱，除供本地全部需要外，每年還可以向外輸出 10萬到 25萬馱；肥皂年產40萬到 50萬條，在滿足根據地需求之外，也可以對外輸出，增加貿易收入。正如陳云在1944年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上的發言所指出的，由于生產包括化學產品在內的日用品進一步增多，陜甘寧邊區“共能減少入口貨物總值達邊幣三百萬萬元。這樣就使得我們邊區的經濟地位起了根本性質的變化，大大增加了抗戰的力量。”此外，一些化學化工行業以取自本地、成本較低的化學原料為基礎，自然減少了之前向外購買高昂原料的外匯支出，這對于穩定根據地整體金融物價也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造就了一批優秀的化學化工人才

　　延安時期，我們黨在推動創建化學化工事業的發展過程中，有意識、有計劃地培養、吸納并重用了一批化學化工專家和技術人才。1940-1945年間，延安自然科學院化工系培養的專業學生共計 55人。到 1944年 5月，僅陜甘寧邊區的化學化工行業的工人就已增長至 940人，包括公營工廠的 594人和民營工廠的 346人。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化學化工領域專業人員的緊缺問題。

　　在這些化學化工專業人員中，涌現出了一批杰出人才。其中既有博士、教授級別的高級專業人士，又有眾多具備實踐經驗、擁有大學學歷或專門學校學歷的專業技術人員。他們以深厚的專業素養和過硬的技術本領，受到黨和邊區軍民的高度評價。如 1944年 12月，延安大學進行群英選舉，惲子強就因其“為人刻苦、樸素，用唯物的觀點教授化學，切合實際，以淺顯、具體事實說明原子構造等問題”而當選為“模范工作者”。又如，陜甘寧邊區政府特別號召：“要學習錢志道同志，他堅毅努力，刻苦經營，創立了邊區基本化學工業的精神；要學習華壽俊同志利用馬蘭草造紙和林華同志制造玻璃、陶瓷的精神”。此類專業技術人才的模范事跡，可以說是不勝枚舉。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化學化工人才受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及其政策的感召，紛紛向黨組織靠攏，如華壽俊于 1938年初到達延安，同年便加入中國共產黨；屈伯傳于 1940年９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進而成長為兼具政治素養和專業能力的科技人才。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經過黨的教育培養和不斷的實踐鍛煉，在新中國成立后繼續奮戰在科技戰線上，成為引領新政權化學化工事業發展的中堅力量。如錢志道、惲子強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林華以及曾就讀于自然科學院化工系的彭仕祿、戚元靖，均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他們憑借過硬的政治素質、扎實的專業知識以及多年的工作經驗，又為新中國化學化工事業的發展作出新的卓越貢獻。

　　（三）弘揚了自力更生、求真務實的精神

　　延安時期，雖然條件艱苦、基礎薄弱，化學化工專業人員在黨的領導下，仍堅持將革命熱情與科學精神緊密結合，奮力拼搏、迎難而上，攻克了一個個研究難題，突破了一項項關鍵技術，鍛造出求真求實的創新精神，弘揚了敢闖敢干的奮進力量。如錢志道原本專攻理論化學，很少與實際接觸，到延安后，看到地瘠民貧、毫無工業基礎的困難景象，決心把自身所學用到亟待發展的基礎化學工業上。經過不斷鉆研、大膽試驗，由他主持設計和安裝的硫酸（鉛室法）、硝酸甘油（硝化噴射分離器法）、硝化棉（湯姆遜法）等產品生產工藝均達到當時國內先進水平，毛澤東為其題詞：“熱心創造”，大力稱贊其自力更生、積極參加一線建設的奉獻精神。

　　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發動下，廣大基層技術工人們也因陋就簡、無畏投身于黨的化學化工事業建設，展現出開拓創新的精神面貌。由于條件的限制，化學廠中各種產品制造設施并不完備，但技術工人們毫無怨言，對于配制火藥、炸藥等高危操作也紛紛爭搶著去完成。正是憑借這種堅韌不拔的精神，晉察冀軍區工業部化學廠在全廠無一技術人員曾從事過火藥與炸藥制作、無一套化工設備的情況下，僅用 10個月左右的時間，便成功試制出無煙藥樣品，取得了重大成果。

　　延安時期，一批批化學化工專家和技術工人不懼艱難險阻，開展科學試驗，進行技術革新，生動詮釋了“自力更生、求真務實”的精神，而這種精神也一直砥礪著后來新中國的化學化工事業不斷前行。新中國成立后，錢志道參與了我國“一五”計劃期間的 156項重點工程項目的協定，還指導了大型火箭發射藥的研制和生產。他在晚年回憶起延安時期的經歷時，仍然感嘆：“生產那種東西，危險性很大，我們的勁頭很足。當然，我們也不蠻干，是很科學、很嚴密的組織生產的。”進而勉勵科技人員：“現在，我們要下決心與貧窮落后斗爭，科技工作者要從這里尋求動力，燃起為祖國科學技術事業獻身的激情來。”可見，光榮的延安傳統和科學精神是寶貴的精神財富，激勵新中國化學化工事業實現新的更大發展。

　　四、結語

　　延安時期，針對武器彈藥原料短缺和化學日用品供應不足的突出問題，我們黨秉持自力更生的精神，創建和發展了化學化工事業。在黨的堅強領導與周密部署下，短短數年之間，各根據地便建成一系列質量兼備的化學工廠，初步建立起基本的化學工業體系，有效緩解了化學產品的供需矛盾，有力支援了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勝利。在此期間，我們黨還大力推進化學教育與知識普及，培養了大批化學化工專家和技術工人，提升了廣大群眾的知識素養，這不僅化解了專門人才短缺和群眾認知落后等問題，也為新中國的化學化工事業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這一時期，我們黨領導的化學化工事業實踐，為新中國成立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為推動化學工業現代化提供了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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