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世人多關注西方的歷史造假與文物造假，其實，日本人的造假，不遑多讓，足夠令人吃驚的了。以下，從三件事上，淺論從古至今，日本人的造假惡行。

　　（一）    《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二書胡亂編造的日本編年史

　　為了揭露《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二書胡亂編造的日本編年史，我們先將1978年11月第一版萬國鼎編纂的《中國歷史紀年表》中所附《中日對照年表》的前面一部分年表，鈔錄如下，以期讀者對日本偽造的古代編年史，有一個總體印象。

　　萬國鼎在上述年表的下面，標注一則《聲明》，全文是：

　　▲此表自“神武”開始，并引用了“神武天皇”的紀年，這是不可靠的。我們所以採入這項“元年的日本紀元”，乃是為了讀日本舊史的方便。特為聲明。

　　萬國鼎的《中國歷史紀年表》中所附《中日對照年表》的前一部分，主要是按照日本《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二書所偽造的紀年，以及其他一些書，而編纂的。《中日對照年表》的《偽年號》一欄中，凡是出現(xiàn)標號“——”者，表明其“年號”及其對應的“天皇名號”，一概都是偽造的，實際上，根本不存在。因為根本不存在，根本不知道，所以只好用未知標號“——”，加以表示。而日本偽造古代編年史的源頭，就是《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二書。以下，我們將披露二書的偽造伎倆。為忠實表達歷史原貌，我們引用的一些文獻，將采用繁體字。

　　日本有一本所謂的古書，名曰《古事記》，據(jù)說由稗田阿禮口述、天武天皇審定、太安萬侶編寫，于和銅五年（公元712年）1月28日編纂完成。此書講述了從神武天皇到推古天皇的歷代天皇歷史，以及雜七雜八的文學篇什。

　　實際上，這是一本謊言和文學雜湊起來的書籍，不值得中國人民信服。書內特別編造的一位“天照大神”，業(yè)已成為1931年日寇侵略中國以來，在淪陷區(qū)推行奴化教育的一個罪惡形象。從根本上來講，所謂從“神武天皇”到“皇極天皇”的歷代天皇歷史，全部是瞎編，沒有一個是真實的。那時的日本，是一個部落小邦林立的荒服之地，小部落小邦之間，互不統(tǒng)屬，哪有什么天皇，哪有什么朝代紀年?

　　關于《古事記》的成書時間和背景，不要說中國學者了，就連日本歷史界，仍然存有爭論。近代日本歷史學家岡田英弘，曾經指出，《古事記》是偽書，應該是9世紀才出現(xiàn)的。因此，所謂《古事記》是和銅五年（公元712年）成書之論，完全是胡說八道。然而這一論點，竟然得不到癡迷于假貨的大多數(shù)日本人的認同。造假編年史，已經深深毒害了日本人的心靈。

　　日本的另外一本古書，名曰《日本書紀》，也好不到那兒去。雖然說是一本“正史”，但是，仍然充滿了謊言與偽造。此書是經歷“壬申之亂”而攫取政權的天武天皇，欲向外宣示自身的赫赫皇統(tǒng)，而下令編造的，由“舍人親王”等人所撰，據(jù)說于成書于公元720年（養(yǎng)老四年）。全書用漢文寫成，采用編年體，共三十卷。此書的卷一是《神代上》，卷二是《神代下》。而從第三卷《神武天皇》開始，直到卷三十《持統(tǒng)天皇》結束，都是依照“天皇”編年史來表述所謂“史料”的。在此種編年史中，除了從“孝德”至“持統(tǒng)”的幾個天皇，似乎有那么一點兒可疑可信的影兒之外，其他的天皇，從“神武”至“皇極”的所有天皇名號，統(tǒng)統(tǒng)是瞎編出來的，沒有一丁點歷史根據(jù)，更沒有一丁點考古證據(jù)。在上述時期，日本地域內，一個個都是蕞爾小邦，互不隸屬，哪來的什么天皇，哪來的什么朝代紀年?

　　那些“天皇”名號，都是從中國古書上鈔下來，再隨意編造而成者。“天皇”的在位年數(shù)，更是胡謅。例如所謂“孝安天皇”，竟然在位102年。編造這樣離奇的在位年數(shù)，不是腦子進水了嗎？最為可笑的是，中國唐朝有一個女皇武則天，《日本書紀》卷九就編造了一個“神功皇后”。而且只編一個，不編第二個！如此照鈔唐朝，讓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其中的破綻，豈不羞死人！何不開動豬腦子，編造三個女皇出來，與徐福向秦始皇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①，對應起來，豈不算是做了一件極大的功德！

　　通過編造虛假的歷史，妄圖神化天皇體系，期冀膨脹日本的民族自豪感，喚起對外擴張的野心，畢竟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只能落個失敗的下場。

　　《日本書紀》為拔高日本的地位，肆無忌憚地歪曲歷史，把向中國派出遣唐使，向中國學習、向中國朝貢的事實，反其道而用之，篡改為中國向日本朝貢。例如：

　　《日本書紀》卷十二《仁德紀·大鷦鷯天皇》曰：“五十八年……冬十月，吳國、高麗國，並朝貢。”

　　《日本書紀》卷十四《雄略紀·大泊瀨幼武天皇》曰：“六年，夏四月，吳國遣使貢獻。”

　　這樣的無中生有，顛倒黑白，不是喪心病狂嗎？可是，該書的編纂者，一點兒羞恥感也沒有，想怎樣吹就怎樣吹！

　　《日本書紀》卷十四《雄略紀·大泊瀨幼武天皇》中，所謂“雄略天皇”的“遺詔”，完全是照鈔《隋書》卷二“隋文帝楊堅”的遺詔。這種鈔襲，明目張膽，毫無忌諱。為了說明這種鈔襲，今將“隋文帝遺詔”分作四段，再將“雄略天皇”的“遺詔”分作四段，附加在後，以便清清楚楚地對比一番。

　　[唐]魏徵《隋書》卷二《帝紀第二·高祖下》：

　　仁壽四年春正月，景辰大赦。甲子，幸仁壽宮。乙丑，詔：賞罰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

　　[日本]舍人親王《日本書紀》卷十四《雄略紀·大泊瀨幼武天皇》曰：

　　廿三年秋七月，辛丑朔，天皇寢疾不預，詔：賞罰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

　　[唐]魏徵《隋書》卷二《帝紀第二·高祖下》：

　　仁壽四年秋七月，甲辰，上以疾甚，臥於仁壽宮，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欷。丁未，崩於大寶殿，時年六十四。遺詔曰：嗟乎，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zhàn)爭相尋，年將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稱帝王者非一人，書軌不同，生人塗炭。上天降鑒，爰命於朕，用登大位，豈關人力。故得撥亂反正，偃武脩文，天下大同，聲教遠被，此又是天意，欲寜區(qū)夏。所以昧旦臨朝，不敢逸豫，一日萬機，留心親覧，晦明寒暑，不憚劬勞，匪曰朕躬，蓋為百姓故也。

　　[日本]舍人親王《日本書紀》卷十四《雄略紀·大泊瀨幼武天皇》曰：

　　八月庚午朔丙子，天皇疾彌甚，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欷，崩於大殿，遺詔於大伴室屋大連與東漢掬直曰：方今，區(qū)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此又天意，欲寜區(qū)夏，所以小心勵己，日慎一日，蓋為百姓故也。

　　[唐]魏徵《隋書》卷二《帝紀第二·高祖下》：

　　王公卿士，每日闕庭，刺史以下，三時朝集，何嘗不罄竭心府，誡勅殷勤，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寮智力，萬國歡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豐，教化政刑，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踰六十，不復稱夭，但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為身，止欲安養(yǎng)百姓，所以致此。

　　[日本]舍人親王《日本書紀》卷十四《雄略紀·大泊瀨幼武天皇》曰：

　　臣連、伴造，每日朝參，國司、郡司，隨時朝集，何不罄竭心府，誡勅慇懃，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臣連智力，內外歡心，欲令普天之下，永保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朝野衣冠，未得鮮麗，教化政刑，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今年踰若干，不復稱夭，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為身，止欲安養(yǎng)百姓，所以致此。

　　[唐]魏徵《隋書》卷二《帝紀第二·高祖下》：

　　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為天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並懷悖惡，既知無臣子之心，所以廢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國家，必當戮辱，徧於公卿，酷毒流於人庶。今惡子孫，已為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yè)。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前對文武侍衛(wèi)，具以論述。皇太子廣，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yè)，堪成朕志。但令內外羣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

　　但國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禮，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勞改定。兇禮所須，纔令周事，務從節(jié)儉，不得勞人。諸州總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職，不須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後帝，?革隨時，律令格式，或有不便於事者，宜依前勅脩改，務當政要。嗚呼，敬之哉，無墜朕命。

　　[日本]舍人親王《日本書紀》卷十四《雄略紀·大泊瀨幼武天皇》曰：

　　人生子孫，誰不屬念，既為天下，事須割情。今星川王，心懷悖惡，行闕友于。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縱使星川得志，共治國家，必當戮辱，遍於臣連，酷毒流於民庶。夫惡子孫，已為百姓所憚；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yè)。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大連等，民部廣大，充盈於國。皇太子，地居儲君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yè)，堪成朕志。以此共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

　　一本云：“星川王，腹惡心麄，天下著聞。不幸朕崩之後，當害皇太子。汝等民部甚多，努力相助，勿令侮慢也。”

　　讀罷上述對比，凡是正直的中國人，皆會感到特別憤慨。這叫什么日本古書，分明是胡鈔亂編的偽書嘛！

　　更為可惡的是，《日本書紀》為了掩人耳目，特地把隋文帝仁壽四年（604）的遺詔，放到所謂“雄略天皇23年（479）”。這樣一來，就把這個鈔襲的“遺詔”，提前到[南朝·宋]順帝劉準昇明三年（479）了。就是說，整整提前了125年。他們認為，如此提前時間，如此精心鈔襲，再胡編一氣，世人就看不出是鈔襲了。其實，假的就是假的，鈔襲就是鈔襲，再如何糊弄，也掩蓋不了鈔襲的事實。因為《日本書紀》把年代提前了125年，日本人還會胡攪蠻纏，倒打一耙，還會說是“隋文帝遺詔”，是鈔襲了“雄略天皇”的“遺詔”。賊喊捉賊，鈔襲者反而污蔑原著作者，豈非咄咄怪事！什么叫不要臉，這個就叫不要臉！

　　特別可笑的是，“隋文帝遺詔”中，有一句“此又是天意，欲寜區(qū)夏”，而《日本書紀》照鈔不誤，鈔作“此又天意，欲寜區(qū)夏”了。老實說，日本人閱讀中國古籍，根本沒有讀懂。“區(qū)夏”一語，最早出自《尚書·康誥》“用肇造我區(qū)夏”。“區(qū)夏”，僅僅是指“華夏”，僅僅是指華夏大中國，日本人，有什么資格，隨便盜用“區(qū)夏”一語，來代指其國者？

　　“隋文帝遺詔”中，有“朕今年踰六十，不復稱夭”，而《日本書紀》則鈔作“今年踰若干，不復稱夭”。因為隋文帝楊堅是六十四歲去世者，言稱“朕今年踰六十”，是非常中肯的一句話，而所謂的“雄略天皇”，則是虛構的一個人，根本不存在，當然不知道是多大歲數(shù)死亡者，所以只能用“今年踰若干”來渾說一氣，蒙騙世人。堂堂的“雄略天皇”，連自己活了多大歲數(shù)，都不知道，這樣的“雄略天皇”，自然是胡編出來的一個人！這樣的日本古書，有多少可信度？

　　《日本書紀》中，還有許多鈔襲中國古書的文字，專攻中日史的正直學者，不妨細細鉆研史書，寫成專著，把《日本書紀》的偽造伎倆，通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日本人偽造歷史，篡改歷史，遑論今天，從唐朝時，就已經偷偷摸摸地開始了！今天，日本上層斷然否認侵華戰(zhàn)爭，死不承認南京大屠殺，說明這個國度的上層，歷來就有劣根性，歷來就是死不悔改的一群壞蛋，萬萬不可輕信！

　　（二）    令人叫絕的日本考古造假

　　日本有一個狂妄野心，就是跟中國古老的歷史較勁。你中國歷史不是悠久嗎？我不服氣，俺們倭國的歷史，一定比你更悠久。俺們倭國是“神之國”，是全世界文明的發(fā)源地，一定要比過你！日本在唐朝以前，沒有典冊記載其歷史。雖然沒有歷史典冊，然則可以通過考古，來彌補歷史的缺陷。考古找不到證據(jù)，不行，一定要讓證據(jù)出現(xiàn)。辦法是，通過造假來實現(xiàn)。嗚呼，多么美妙的算計！

　　一個驚人的事件，定格在2000年10月22日這一天，定格在“考古學家藤村新一”身上。

　　這一天破曉，天空剛剛放亮，在日本宮城縣筑館町的“上高森遺址”發(fā)掘工地上，出現(xiàn)了一個鬼鬼祟祟的身影。只見他從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小鏟，又拿出一個塑料袋子，左顧右盼，看看周圍沒有人，就走到一個地層前，挖開泥土，從袋子里拿出六塊石頭贗品，埋了進去。埋完后，還用腳踩了踩，還原了現(xiàn)場。然后，就匆匆地離去了。這個不速之客，究竟是誰？原來就是“著名的考古學家、大師藤村新一”也。

　　本來，這件機密之事，似乎做得天衣無縫，可以瞞天過海了。誰知道，人算不如天算，頭天晚上，《每日新聞》的記者，卻在工地的周圍，秘密架設了一臺攝像機。記者原先的意圖，是想全程無死角地報道整個挖掘過程，為新聞的開創(chuàng)性與實時性，拔個頭籌。不曾料想，無心之過，卻將藤村新一的造假活動，悉數(shù)收入鏡頭。

　　上午，工地開始挖掘，藤村新一果然很輕松地挖掘出了舊石器。這一次，他又是故伎重演，高調宣布，他又挖出了100萬年的舊石器。

　　但是，《每日新聞》的記者，當天打開錄像查看。一看不要緊，卻發(fā)現(xiàn)了藤村新一偷埋石器的影像。這一下，記者無法淡定，非常吃驚，立即將此事報告給《每日新聞》的高管。《每日新聞》也是殺伐決斷，為了新聞自由，為了自己的利益，遂將此事寫成長篇報道，以“舊石器發(fā)掘ねつ造”為題，登載在自家報紙上，并且與報道一齊，配發(fā)了藤村新一偷埋石器的新聞照片。

　　《每日新聞》打假之后，立即震驚了整個日本。《每日新聞》既然已經蹚了渾水，也不再顧及日本的臉面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緊緊追逼藤村新一，絕不放松。《每日新聞》在一家旅館里布置了會場，特地把藤村新一請來，請他觀看了他自己造假的錄像。然后記者們追問藤村新一，藤村新一被逼得沒有辦法，只好交代他這次確實造了假。但是，藤村新一辯解說，他只是這一次造假，其他的考古，都是真實的。他這次造假，也是為了維護日本整個國家的榮譽。

　　說到“頂尖的考古學家”藤村新一，那在全日本，絕對是個著名人物，沒有人不曉得的。藤村新一，是宮城縣加美郡人，生于1950年，原來是日本東北電力公司的一名員工。他只有高中學歷，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考古專業(yè)的訓練。但是，他很熱愛考古，熱衷于收集化石、石器什么的。早些年，他經常跟考古隊套近乎，不是請他們吃飯，就是給他們買飲料，所以與考古隊員們混得很熟。

　　藤村新一的發(fā)跡，始于1981年。那一年，他第一次從大約4萬年以前的地層中，挖出了舊石器。1984年，他又從17萬年前的地層中，挖出了舊石器。由于日本輿論的大肆宣揚，大力的捧場，遂使他成為日本著名的挖掘舊石器的“名人”。

　　蓋因日本，缺乏歷史文獻，所以特別重視考古發(fā)掘，誰要是挖出舊石器，誰就是考古名家。藤村新一就這樣被日本輿論推高為著名的考古大師。

　　時間到了90年代，藤村新一從電力公司退職，專心從事于考古。從此后，他一發(fā)不可收拾，創(chuàng)造一個又一個駭人的考古奇跡。

　　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藤村新一又進軍宮城縣筑館町的“上高森遺址”。在“上高森遺址”中，藤村新一屢戰(zhàn)屢勝，成果粲然：

　　1992年8月，藤村新一在一塊牧草地的丘陵上，首次發(fā)現(xiàn)了舊石器。

　　1993年11月，藤村新一發(fā)掘出來40萬年前的舊石器。

　　1994年11月，藤村新一掘出50萬年前的舊石器。

　　1995年10月，藤村新一掘出60萬年前的舊石器和建筑物遺址。

　　1998年11月，藤村新一再次掘出60萬年以前的舊石器。

　　1999年11月，藤村新一掘出70萬年以前的舊石器。

　　進入2000年，藤村新一更是來勁了，他意氣風發(fā)地宣言，他要在“上高森遺址”挖掘出來100萬年以前的舊石器。

　　藤村新一的神功，轟動了整個日本，民意一片沸騰。日本的遠古歷史，超不過4萬年。藤村新一的神功，改寫了日本的遠古史，使日本的遠古史，成功地推進到70萬年以前。世人可以想象，日本的遠古史能提升到70萬年之前，這對日本的民族自豪感，能起到多大的鼓舞作用。此后日本首相，到靖國神社拜謁日本戰(zhàn)犯，腳把桿子就更有勁兒了。日本媒體，用醒目的標題，報道“60萬年前、原人の建物跡”，發(fā)了瘋似地吹捧藤村新一。日本教育界也馬不停蹄地跟進，將藤村新一的發(fā)現(xiàn)，寫進了高中教科書。當然，藤村新一的發(fā)現(xiàn)，也成為那些稚氣未脫的中學生的必學科目、考試題目。

　　藤村新一取得成功后，還自任什么“日本舊石器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長”。

　　以前，有個別考古學家，對藤村新一的考古成果有些懷疑。別人考古了許多年，從來也沒有挖到這么久遠的舊石器，怎么你藤村新一剛剛登場，就挖出了這么多批次的舊石器？盡管你是近視眼，難道你的近視眼，具有神功，能夠預先看穿泥土？況且你挖出的石器，一些切面，有驚人的一致性；再者，凡是你挖出的舊石器，一般都埋藏得很淺，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然而，懷疑歸懷疑，終久成不了學術界的主流意識。日本的輿論和民眾，熱烈地維護藤村新一，把他稱為“神之手”、“石器發(fā)掘之神”、“探索石器之名人”，對微弱的質疑聲音，概加痛斥。你們這些考古學家，全是吃閑飯的，自己挖不出來，反而嫉妒非科班的“神之手”真大師，實在是下作！

　　“神之手”大師藤村新一，在“上高森遺址”創(chuàng)造了如此驚天動地的業(yè)績，宮城縣知事為此特別興奮，宣稱“這是改寫日本歷史的大發(fā)現(xiàn)”，還高調宣布，要以此為契機，發(fā)展本縣的旅游業(yè)。遺跡所在的筑館町，也建起了博物館，冠名為“原人之里”、美化為“日本人的發(fā)祥之地”。

　　然而，就在藤村新一洋洋得意之際，《每日新聞》的有力揭發(fā)，立刻把他打趴在地下。藤村新一害怕了，說自己生病了，躲進了醫(yī)院。可是記者不會輕易放過他，追到醫(yī)院要他繼續(xù)交代。藤村新一只好承認，自己從1981年開始，至少在42處“遺址考古”挖掘中，造了假。這一下，日本考古界可是遭殃了，臉面丟盡，基本抬不起頭來。為了洗刷這個恥辱，不得已，日本考古協(xié)會成立了一個調查團，專門調查藤村新一的“考古成果”，經過二年多的調查，發(fā)現(xiàn)在藤村新一參與的178處考古挖掘中，竟然有159處造假。

　　藤村新一造假事件發(fā)生后，日本政府也覺得臉上無光。隨之，“日本舊石器文化研究所”解散了，筑館町的“原人之里”博物館，一時間成為笑料。習慣于在教科書上大作手腳的的日本教育界，一看局面，知道瞞不下去了，又急急忙忙地去刪改高中教科書。

　　之後，藤村新一退出考古界，因精神崩潰而住進醫(yī)院，接著又躲進一所寺院修行。隨之，老婆也離了婚。最糟糕的是，藤村新一還被告到仙臺法院。但是，法院網(wǎng)開一面，手下很是留情，以“證據(jù)不足”撤銷案件，草草了事。

　　說到底，藤村新一的出現(xiàn)，絕非偶然，是日本自我膨脹的伴生物，是日本歷史造假的必然，是日本否定侵華戰(zhàn)爭的必然，是日本向軍國主義邁進的需要。只有在日本修改憲法、瘋狂擴軍備戰(zhàn)的氣氛中，才會生出這樣一顆毒瘤。再比較一下《日本書紀》在唐朝時的編年史造假，只不過是造假傳承有序，徒弟學了師傅的老樣兒！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事後，關于《每日新聞》的秘密拍攝，似乎也有幾種不同的說法。

　　一說是，《每日新聞》也是個無心之舉，在考古現(xiàn)場周圍架設攝像機，本來只是為了全方位拍攝整個挖掘過程，爆個大新聞，沒有想到，無意中拍攝了藤村新一的造假活動，最終暴露了藤村新一的真相。

　　另一說是，有個別考古學家，對藤村新一的考古成果，產生了懷疑。但是，這些考古學家，懾于日本造假輿論的壓迫，自己不敢出頭，卻把懷疑私下告訴了《每日新聞》，致使《每日新聞》秘密架設攝像機，進行監(jiān)視，遂將藤村新一偷埋石器贗品事，抓了個現(xiàn)行。

　　上圖是藤村新一偷埋石器贗品的照片

　　藤村新一造假事件，在中國，輿論還算平靜。但對中國的極少數(shù)精日分子，但對中國的西化公知，卻是個警告！他們嘴上不敢說，私下卻在腹誹：

　　你說，《每日新聞》也是夠損的！你在周圍偷偷架設攝像機，干什么！你不偷偷架設攝像機，這件事情，就是個完美結局！日本發(fā)現(xiàn)100萬年舊石器，那就是鐵板上釘釘子，沒跑！此后，日本還可以再亢奮一番，光榮許多年。再說，西方世界，能盜取中國古文獻，炮制所謂的“世界三大文明古國”，用來貶損中國，我日本為何就不能考古造假？《每日新聞》，你偏偏架設了攝像機，敗壞了大家的興頭，你說，該當何罪！《每日新聞》你這一鬧騰，弄得我等中國的精日分子，都不好意思說話了。《每日新聞》還有第二宗罪，可以說道說道。你既然錄了像，就應該勾結日本政府，把這件事私了，把錄像偷偷銷毀。這樣，你好，我好，日本政府好。可是，你不但不銷毀，反而把這件不光彩的事情，抖摟出來，讓我日本政府的臉面，往哪兒擱？悲劇啊，實在是悲劇！《每日新聞》，你實在是不愛俺們小日本，盡給俺們惹禍！

　　（三）    “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爭論結束，日本已奉為國寶

　　《史記》卷二《夏本紀》曰：“島夷卉服。”[唐]張守節(jié)《正義》曰：“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在百濟南，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此皆揚州之東島夷也。”[唐]李白《李太白集注》卷十六，亦引[唐]張守節(jié)《正義》曰：“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

　　《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曰：“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tǒng)。”

　　《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曰：“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

　　本來，東漢光武帝為倭奴王國賜以印綬一事，《後漢書》記載得清清楚楚，業(yè)已成為鐵證，不容質疑。但是，日本人出于陰暗心理，認為是貶低了他們的身價，有很長一段時期，硬是死不承認，而且反咬一口，說是中國捏造出來的謊言。直到公元1784年，日本九州地區(qū)福岡縣志賀町的一個農民在田間作業(yè)時，挖掘出一枚刻有“漢委奴國王”的金印，日本人才不得不勉強承認，《後漢書》的記載，似乎有某種正確性。“委”，是“倭”的古字。所謂“委奴”，即指“倭奴國”，位于九州地區(qū)，是一二世紀時日本一百餘個小國中的一個。

　　“漢委奴國王”之金印上部，為蛇形紐，蛇身盤曲，上有魚子紋。印面為正方形，縱橫2.3厘米，印臺高0.9厘米，通紐高2.2厘米，印重108克。印面陰刻篆文“漢委奴國王”五字。此印，現(xiàn)藏于福岡市博物館。

　　雖然出土了此枚金印，但是日本人還是嘴硬，頗不服氣，又編造了“假印說”（沒有原型的假造）、“偽印說”（具有原型的仿造）等等謬論，來混淆視聽。有的日本人還叫囂，要把這枚金印砸毀。金印銷毀了，“倭奴國”就不存在，日本的祖上就“光榮”了嗎？真是可笑可嘆！但是，歷史終久是歷史，是抹煞不了的。

　　1956年，云南省博物館從昆明郊區(qū)的晉寧縣上蒜鎮(zhèn)石寨山古墓群中，發(fā)掘出一枚“滇王之印”。金印上部為蛇形紐，蛇首昂起，蛇身盤曲，背有鱗紋。蛇形紐之下，為印臺。印面為正方形，縱橫2.4厘米，通紐高2厘米，重90克。印面為陰刻篆文“滇王之印”四字。此枚金印，乃是漢武帝賜予滇王者，表明大漢對雲(yún)南的正式統(tǒng)轄。在漢朝，鑄印都有一整套的禮儀制度，無論滇國，還是倭奴國，都屬于大漢的藩屬國，所以，“滇王之印”是蛇形紐，“漢委奴國王”印，也是蛇形紐。

　　此枚金印，在尺寸、字形、紐形、雕刻工藝諸方面，皆與“漢委奴國王”金印，十分相近。日本人知道此事的原委後，臉上多少有點掛不住，因而質疑金印“漢委奴國王”之雜音，頓時減少了許多。

　　1981年2月，江蘇省邗江縣甘泉山二號墓，出土了東漢“廣陵王璽”金印。金印上部為龜形紐，龜身平臥，龜頭翹起，龜背上鑄有六角形花紋。印面呈正方形，縱橫2.3厘米，印臺高0.9厘米，通紐高2.1厘米，印重122.87克。印面陰刻篆文“廣陵王璽”四字。此枚金印，乃是東漢光武帝劉秀分封其第九子劉荊的諸侯王之印。金印由當?shù)剞r村少婦陶秀華在距離甘泉山二號墓不遠的路邊土堆旁，無意中發(fā)現(xiàn)，因心懷祖國，隨之上繳南京博物院。

　　此枚金印，無論在尺寸、字形、紐形、雕刻工藝諸方面，都與日本出土的“漢委奴國王”之印，最為相近。因此，這枚江蘇出土的文物“廣陵王璽”，佐證了“漢委奴國王”之印的真實性。出土“廣陵王璽”的偉大意義，還在于證明，不但“漢委奴國王”之印，千真萬確，是由東漢光武帝賜予日本倭奴國王的，而且也同時證明，《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所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的無比準確性。這枚出土于江蘇省的“廣陵王璽”，也最終促使日本人閉起了嘴巴，再也不敢妄議“漢委奴國王”金印是假印矣。由此可知，漢傳史書，光輝普照後世，熠熠生輝，絕對不容許肆意詆毀！

　　現(xiàn)在，“漢委奴國王”金印，收藏于福岡市博物館，業(yè)已成為該館的鎮(zhèn)館之寶，并奉為日本的國寶矣。

　　最後申明，上文中所用的“日本人”一語，主要指日本的反動政客、反動學者、軍國主義分子、日本反華政府，與維護中日友誼的廣大日本人民，毫無關聯(lián)。對于那幫傢伙，本文有時暫用“日本上層”或“日本右翼”來代指也。

　　我們中國人民，應該擦亮眼睛，堅決不上日本右翼的當。既要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反對日本染指臺灣與南海，反對日本間諜的破壞活動，反對日本瘋狂傾倒核廢水，又要識破日本上層、日本右翼偽造歷史的伎倆，防止日本政府進行文化滲透的陰謀。中國阻止“顏色革命”，任重道遠啊！

　　中國《滇王之印》

　　中國《廣陵王璽》

　　日本《漢委奴國王》印

　　【參考資料】

　　① 徐福向秦始皇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        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徐市，[唐]張守節(jié)《正義》引《括地志》，作“徐福”。

　　② 本文所引[唐]魏徵《隋書》，為《四庫全書》本，引文由筆者點校之。

　　③ 文中圖片，取自網(wǎng)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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