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之初，由于備戰時間短、物資準備倉促、戰線快速南移以及敵軍對后方運輸線的破壞，出現衣食、彈藥短缺的現象。為滿足前線作戰對后勤的需要，中國人民志愿軍逐漸探索出諸多行之有效的后勤保障措施，保證物資供應，官兵戰時生活水平顯著提升。志愿軍在與裝備精良的“聯合國軍”進行現代化的立體戰爭中，邊打邊建邊完善，探索出適合中國軍隊、具有中國特色的后勤體系，保障了志愿軍的戰時裝備、衣食、藥物等物資供應以及傷兵治療，為贏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作出突出貢獻，標志著中國軍隊邁出后勤現代化新步伐。

　　關鍵詞：抗美援朝 中國人民志愿軍 朝鮮戰爭 后勤

　　戰爭是多方面的競賽，后勤居重要地位。后勤是關乎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越是現代化的戰爭，軍隊作戰對后勤管理及業務水平的要求就越高，后勤的責任和使命就越大。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后勤體系的創建、調整和優化，以及各項后勤措施的實施，保障了志愿軍官兵的作戰和生活，為贏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作出巨大貢獻，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現代化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近年國內外學界關于抗美援朝戰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戰役及戰時國際關系等方面。深化抗美援朝戰爭史研究，有必要將視野放寬，將焦點從戰爭本身擴展到后勤保障、官兵生活、裝備技術、地理環境、衛生醫療等方面。目前關于志愿軍后勤問題的研究甚為薄弱，尤其缺乏對后勤建設實效以及志愿軍生活的考察。本文以志愿軍后勤階段發展為線索，關注志愿軍后勤制度、機構變革，重點考察美軍破壞志愿軍后勤行動與志愿軍的反制措施，進而探討物資供應、后勤保障與志愿軍官兵戰時生活的聯動，以期進一步深化對新中國成立初期軍隊后勤體系正規化、現代化的認識。

　　一、志愿軍入朝初期的后勤體系

　　志愿軍入朝作戰前夕，中共中央領導人就認識到后勤工作在現代化戰爭中的重要性。1950年10月5日，朱德在全軍各大軍區后勤部長會議上指出，“能否打勝仗，后勤工作起一半作用”，“我們將來是打大仗，故后勤工作要從現代化戰爭著眼去進行準備”。但因局勢變化急劇，會議對于后勤的各項部署尚未展開，志愿軍就已出兵援朝了。在志愿軍入朝作戰的第一個階段，即五次戰役時期，志愿軍后勤機構尚未組建，后勤保障任務由東北軍區后勤部（以下簡稱“東后”）代管。第一次戰役和第二次戰役期間，由于準備時間倉促，志愿軍出現糧食、冬裝供應不足現象。第三次戰役后，志愿軍將戰線推進至三七線附近，交通線拉長，且敵機不斷對志愿軍后方實施轟炸，志愿軍的糧食、冬裝和彈藥供應更趨緊張，后勤保障遭遇極大困難。

　　（一）第一次、第二次戰役志愿軍后勤的倉促應對

　　1950年7月7日，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組建“聯合國軍”及援助韓國的非法決議。中央軍委為應對可能出現的復雜局勢，于7月10日決定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三兵團為基礎組建東北邊防軍，枕戈以待。當時東北軍區“沒有后勤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聶榮臻向毛澤東請示，調第四野戰軍副參謀長李聚奎擔任東北軍區后勤部長，部隊如果入朝參戰，東北軍區和參戰部隊的后勤工作由李聚奎“統管起來”。周恩來就東北邊防軍的指揮和后勤問題致電毛澤東，“邊防軍的供應需要強有力的后勤組織方能勝任”，目前是否先歸東北軍區“指揮并統一一切供應”，毛澤東批示“同意”。李聚奎接到任命后即赴東北，著手組織軍區后勤部。8月7日，東后正式成立。9月15日，“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進而擴大侵朝戰爭，無視中國政府的一再警告，于10月7日越過三八線，向朝鮮半島北部推進，直逼中朝邊界。鑒于朝鮮半島局勢對新中國國家安全的巨大威脅和朝鮮方面的一再請求，10月8日，中央軍委宣布組建中國人民志愿軍，“以東北行政區為總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應事宜”，“統由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同志調度指揮并負責保證之”。15日，毛澤東下達命令，志愿軍于18日至遲19日“開始渡江前進”，并囑咐“糧食等項則應立即前運勿延為要”。按既定計劃，第一期入朝部隊4個軍、3個炮兵師共計25萬余人，于19日跨過鴨綠江。東北軍區抽調軍區后勤部副部長張明遠、東北人民政府農林部部長杜者蘅等組成東后前方指揮所，隨軍出國，負責在朝作戰部隊的后勤供應。

　　志愿軍于10月25日發起第一次戰役。11月初，“聯合國軍”司令部報告，在朝鮮戰場遭遇“新的敵人”，即中共的軍事部隊。但美國傾向認為中國是象征性干預，“聯合國軍”司令麥克阿瑟甚至揚言中國人“不會卷入這場戰爭”，美軍將在“圣誕節前回家”。11月25日，志愿軍發起入朝的第二次戰役，麥克阿瑟才逐漸意識到這是中國規模性援朝，“聯合國軍”正面臨“一場全新的戰爭”。至此，美國政府認為，中共“觀望態度業已不復存在”。美國緊急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與會者認為麥克阿瑟有足夠的軍隊應付局勢，并指出“情況可能在一兩周內發生變化”。志愿軍利用美軍的情報失誤和自大心態，經過精心部署和周密安排，接連取得兩次戰役的勝利。“聯合國軍”被迫退往三八線以南地區。

　　經歷過第一次、第二次戰役，志愿軍后勤供應不足問題開始暴露。雖然中國對抗美援朝“有預見和準備”，但“從決定參戰到入朝，是很倉促的”，“大約只有十多天的時間”，運輸裝備、作戰物資等缺乏充分準備，“后勤供應在一段時間里跟不上作戰的需要”，部隊出現“吃不飽”現象。彭德懷向中央軍委反映，“供應甚困難，部隊經常斷炊”。第一次戰役結束后，彭德懷致電毛澤東，“我軍當前已很疲勞，糧彈運輸困難”，志愿軍將“繼續動員，修寬公路，加強運輸，儲存糧彈，備雪深時支用”。毛澤東批示“同意你的部署”。在第二次戰役中，據前線第九兵團報告，“部隊運輸力不足，致供不應求”，“常有餓飯現象”。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部（以下簡稱“志司”）“原計劃以兩個軍、兩個師的兵力擔任西線的戰役迂回任務，就是因為所需糧食運不上去，被迫取消了兩個師，影響到取得更大的戰果”。此時，美軍注意到志愿軍的“補給線越拉越長”，“物資供應不上”，派出飛機“虎視眈眈地盯住了他們”。志司總結前兩次戰役的經驗教訓，認為“攜帶足夠干糧是戰役順利進行的主要保證”。

　　此時志愿軍糧食以炒面、凍土豆為主，食物單一，且缺乏營養。因敵機隨時來襲，生火冒煙易招致敵機轟炸，故志愿軍“不能生火做飯”，“炒面一時便成了志愿軍的主要野戰口糧”。炒面是以小麥為主要原料，經炒熟、磨碎加食鹽混合制成的一種易于運輸、儲存的食品。第一次戰役后，東后根據志司意見，向總后勤部提出“以炒面為主”，“制備熟食，酌量提高供給標準”的建議。為滿足志愿軍需求，東后于1950年11月“開始向前線大量供應炒面”。為解決志愿軍的干糧問題，周恩來指示政務院向東北、華北、中南各省市布置任務，發動群眾，家家戶戶炒面，他還親自同群眾一起炒面。志愿軍副司令員洪學智認為，“如果沒有炒面，就解決不了部隊最低限度的物資保障”。但炒面的營養成分過于簡單，缺乏多種維生素，含水分少，長期食用容易上火和脹肚，進而影響戰士的體力和健康。在此情況下，凍土豆成為炒面以外志愿軍的另一種主食。土豆經煮熟冷凍，便于攜帶和運輸。但由于后方物資運輸困難，即便凍土豆也不能保證供應，“前線的戰士每天僅能得到一次凍土豆充饑”。如長津湖戰役期間，“在零下三十度的嚴寒中”，志愿軍戰士“每天吃一頓冰凍的土豆”。一首民謠形象地將此困境表達出來，“餓累凍交迫”，“一線發大個，小的給二線”，“救命土豆啊，饑寒才知甜”。入朝之初，志愿軍連續作戰數月，“忍饑挨餓，仍堅決地完成自己的戰斗任務”。

　　朝鮮冬季氣候寒冷，志愿軍出國之前，對朝鮮半島氣候特點缺乏了解。雖然“部隊帶足裝備，原已再三囑咐，但南方部隊加以行軍倉促，無法補齊”，導致第一批入朝作戰的志愿軍官兵嚴重缺乏冬裝，甚至出現穿單衣入朝的情況。如高射炮14團自上海調往朝鮮，冬裝“未發”，“對作戰是有影響的”。再如第一次戰役后，志愿軍125師“仍穿單衣”。又如第二批入朝的宋時輪第九兵團由于入朝時間緊迫，戰士未及時換上棉衣。彭德懷指出，“朝鮮是個好地方，就是天氣太冷。九兵團就是因為棉衣準備得不充分吃了大虧，不少同志凍掉了耳朵，凍壞了手腳，也凍死了人。九兵團入朝急了些，他們來的時候還穿著單衣，在零下四十多攝氏度的天氣里，吃了大虧”。第九兵團“由于氣候寒冷、給養缺乏及戰斗激烈，減員達四萬人之多”。另外，前線戰士日夜連續作戰，致使棉衣“破爛”，“棉花脫落”，直接影響保暖。此外，鞋子也極為短缺。歷經兩次戰役，戰線推移至三八線，由于后方運輸線延長，“棉鞋多數未運到”，“不少戰士穿單鞋，甚至還有部分人打赤腳”。當時有歌謠形象地描述了這一困境，“冬天到來了，戰士穿不暖。沒有御寒鞋，凍傷又減員。某部一個班，領一雙棉鞋。班長召開會，商定哨兵穿。整整一個冬，經歷數次戰。直到換防時，移交友軍穿”。

　　中共中央一直關注和重視志愿軍穿衣問題。在志愿軍入朝前，周恩來就指出，“衣、被準備三十到四十萬人份”。由于時間短，冬裝準備任務未能全部完成。志愿軍入朝后，11月9日，毛澤東要求東北軍區，“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證東西兩線糧彈被服（保障御寒）之供給”。21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讓其詢問高崗：“對宋兵團所要求的棉帽、棉鞋、棉手套、棉大衣，是否已在前送，送到什么程度？”第二次戰役結束后，毛澤東再致電彭德懷，指示“增加汽車，速運棉鞋、大衣、棉衣、被毯，極為必要”，請東北軍區“設法解決”。雖經中共中央多次督促東北軍區、志司加緊供應冬裝，冬裝短缺問題有較大緩解，但由于時間倉促、客觀條件不成熟，未能得到根本解決。

　　第一次戰役期間，志愿軍共有傷員9504名，“由于作戰區域距離國境線很近，后送線不長，完成任務比較順利”。第二次戰役期間，第九兵團因凍傷大批減員，志愿軍在此役共有傷員56577名，凍傷“占半數以上”。此時，志愿軍戰線雖然拉長，但美軍忙于南撤，自顧不暇，志愿軍后方交通尚算通暢，傷兵基本被有序送回國內醫治。志愿軍入朝時，“每個軍在東北軍區領取10000—12000人份戰救藥材，以應付戰爭初期的需要”，部隊“采取衛生人員自背藥材的方法，保證了救治工作的最低需要”，部分解決了運動戰時期的藥材供給。

　　（二）第三次至第五次戰役期間志愿軍后勤的調適

　　為粉碎“聯合國軍”以三八線為界、重整殘部準備再戰的陰謀，毛澤東認為“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志愿軍于1950年12月31日發起第三次戰役，很快將戰線推進至三七線附近。早在戰役發起前，毛澤東就致電彭德懷，此次戰役結束后，全軍主力“均應撤退至利于休整的適當地區，休整一個月至兩個月，補充新兵，恢復體力，總結經驗，籌備糧彈，修通道路，補齊衣被鞋襪”。當戰線推至三七線后，志愿軍的供應已出現困難情況，“糧食很吃緊”，同時人員、彈藥均得不到補充，“戰斗的和非戰斗的減員，已接近部隊的半數，急需休整補充”。在第三次戰役期間，美軍觀察到志愿軍“嚴重缺乏補給，這既涉及食品，又涉及彈藥”。美國中情局認為，“中共的消耗相對來說是很高的”，并提出利用空軍優勢對志愿軍后勤實施打擊。1951年1月中下旬，杜魯門提出，“中國人由于補給線太長，顯然已落到不能有效地進行作戰的地步”，“聯合國軍”正逐漸扭轉敗退的局面，志愿軍的進攻步伐被“攔阻住了”。同期蘇聯也注意到志愿軍后勤問題，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尤金指出，志愿軍后勤供給方面“不得力”。蘇聯在華軍事顧問科切爾金提出，志愿軍“前線部隊吃不飽，有不少時候簡直挨餓”。總之，鑒于“解決交通運輸、補給問題、恢復部隊體力、鞏固海岸防務和鞏固后方安全的迫切需要”，志愿軍沒有采取猛烈追擊，是“完全正確的”。在“后勤供應跟不上”的情勢下，彭德懷命令部隊立即轉入休整，并致電中央，“要求從國內抽老兵補充，在朝部隊需要就地休整，儲備彈藥”，為下次戰役做好準備工作。

　　戰線推進至三七線附近后，志愿軍后勤供應困難的原因主要包括：其一，戰線較長，當時志愿軍的運輸線已延長到數百公里，但“汽車和馬車數量不足”。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華軍事狀況評估稱，“過時的運輸設施”占據志愿軍運輸設備的大部分。其二，志愿軍入朝參戰兵力猛增，而“后勤力量增長不大”。其三，朝鮮冬季氣候與地形不利于后勤運輸。朝鮮隆冬時節，“氣溫低寒，傍山、盤山公路常常為冰雪填塞”，朝鮮半島三面臨海，地形狹長，道路布局“不利于由北及南的供應運輸”。其四，三八線以南地區征糧困難。第三次戰役發起前，志司制定了“新區借糧實行糧多多借，糧少少借，采取累進辦法”，毛澤東批示“同意上述借糧辦法”。然而在實際執行中問題不斷，前線指揮作戰的志愿軍副司令員韓先楚向志司報告，“三八線以南沿途群眾跑光，敵人房屋燒了，糧食搶光，使部隊吃飯、休息都很困難”。其五，“聯合國軍”占有空軍優勢。毛澤東在致斯大林電報中指出，敵人“航空兵不斷對我交通線進行轟炸”，“我運往前線的物資補充”，“30—40%則因敵機襲擊而被炸毀”。第三次戰役時期志愿軍的后勤供應較第一次、第二次戰役時更為艱難。

　　3月7日，美軍為扭轉被動局面，向志愿軍發起“撕裂者行動”。志愿軍隨即展開反擊作戰，拉開第四次戰役的序幕。麥克阿瑟認為，志愿軍的“人海戰術”在現代化戰術面前“肯定是行不通的”，制海權和制空權意味著對“供應、通訊和運輸的控制”。麥克阿瑟決定“將以大規模空襲肅清敵人在朝鮮北部的整個大后方”，志愿軍“沒有糧食和彈藥，他們將束手無策”。美軍力圖通過技術優勢破壞志愿軍的后勤體系。隨著志愿軍戰線南移，“運輸線不斷延長，后勤供應更加困難。第四次戰役時，糧彈補給的困難尤為突出”。在第四次戰役前夕，志愿軍前線部隊就處于糧食短缺狀態，如第五十軍存糧“尚不夠兩天食用”，“若稍有意外，部隊即告斷糧”。戰役中糧食、彈藥“均未補充”，志愿軍官兵“在彈藥不足情況下堅持抵抗”，克服彈藥短缺困難，節節阻擊敵軍，但“我傷亡相當大”。美軍企圖乘志愿軍補充困難之機，全力北犯。麥克阿瑟認為，“我們晝夜不停的大規模海空轟擊已使敵人的補給線遭受了嚴重的破壞，這就使敵方前線部隊無法獲得足以維持戰斗的必需品”。鑒于敵軍的強大攻勢和志愿軍后方補給的困難，志愿軍主動撤出漢城，梯次撤退，節節抗擊，撤至三八線，為下次戰役創造了條件。

　　在第三次、四次戰役期間，志愿軍官兵的衣鞋匱乏問題依舊突出。自志愿軍入朝到1951年1月第三次戰役結束，志愿軍西線“戰斗傷亡3萬人，凍傷2萬人”，東線“戰斗傷亡1.9萬人，凍傷及病逃2.2萬人”。1951年春季的第四次戰役中，鞋子“未補充”，彭德懷指出，“赤腳在雪里行軍是不可能的”。總體而言，志愿軍入朝前幾個月因缺棉衣棉鞋導致的非戰斗減員較為嚴重。據美軍在朝作戰部隊報告，志愿軍“多數時候沒有毯子或厚外套”，一些志愿軍在沒有受到攻擊的情況下“就死了，是嚴寒冰凍的犧牲者”。科切爾金指出，志愿軍“棉衣不足，有時甚至完全沒有御寒衣物”。鑒于第一批和第二批入朝部隊因冬裝不足遭受損失，志司致電中共中央，“請對于將開到東北參加出國作戰之部隊，先將東北、朝鮮氣候及兵要情況、作戰情況簡要介紹，使其在思想上、物質上先有所準備，以免臨時倉促”。毛澤東就此致電即將第三批入朝的第十九兵團黨委，“你們應在十九兵團部隊中進行充分的思想動員”，提前了解朝鮮環境，準備入朝所需基本物資。為落實十九兵團的后勤保障，周恩來要求“十九兵團一切軍需裝備（包括被服鞋帽，糧秣彈藥，并加強輕炮）及兵站組織均保證在十二月底補充完畢”。1951年春，第三批入朝的志愿軍基本上解決了衣服、鞋子短缺的問題。

　　為挫敗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及其指揮的韓國軍隊從側后登陸配合正面進攻的企圖，志司決定發起第五次戰役。4月6日，志司第五次黨委擴大會重點研究了“如何加強運輸”、“三八線以南三百里無糧區的困難如何克服”等問題。彭德懷強調，如果這次打勝了，指戰員的功勞算一半，后勤算一半。會議決定“前方勤務部，必須加緊囤積糧彈、汽油等物資”，要在一線把糧食“存夠二十天之用”；此次戰役發起時，“各部自帶五天干糧，另由各后勤分部再準備五天干糧，隨部隊跟進”。同時須盡力克服南進300里無糧區的困難，使部隊持續獲得糧食供應。22日，志愿軍后勤工作初步安排好之后，即發起第五次戰役。科切爾金指出，因為志愿軍戰士“只能帶5—6天的給養和彈藥”，造成攻擊時間只能持續5—6天，攜帶物資用完后，攻擊部隊需要返回基地“休整、補充”。李奇微針對志愿軍這一弱點，制定了“磁性戰術”。在志愿軍進攻之際，美軍利用坦克、裝甲車邊抵抗邊后撤，一個星期之后，再利用機械化部隊將志愿軍黏住，實施截擊包圍。鑒于志愿軍后勤運輸跟不上，“食品和彈藥補給困難，部隊十分疲憊”，彭德懷決定終止第五次戰役。李聚奎認為，“這一時期的后勤工作成了整個抗美援朝戰爭志愿軍后勤史上最困難最艱苦的階段”，但后勤部隊克服種種困難，五次戰役期間“共向前線運送糧食十九萬噸”，“各種槍彈二億多發，炮彈六百七十萬發，汽油二十九萬桶，戰救器材二百多噸”，以及其他大批物資器材，保證了志愿軍的基本物資供應。

　　第三次戰役期間，志愿軍傷員“共有7291名”；第四次戰役期間，志愿軍“共發生傷員24628名”；第五次戰役期間，志愿軍“共發生傷員45673名”。在五次戰役時期，志司決定各前線部隊只留下能夠隨軍作戰的輕傷病員，“凡不能隨隊的傷員病員一律后送回國治療”。在此方針下，85%—90%的傷病員被送回國治療，既可以保障前線部隊的作戰能力，也能最大限度地救助傷病員。該時期，“因為部隊突入敵縱深過遠，戰線延長，致傷員后送工作不力”，各方通力協作、不斷摸索，逐漸建立起配合機制。其一，志司加強對前線傷員收容和轉運工作的指揮。為使傷員快速脫離戰場，加強救治，1951年4月6日，彭德懷在志愿軍第五次黨委擴大會上指出，衛生部門須準備“傷員的收容”，“各分隊傷兵收容所應盡量與前線部隊接近，并預先組織好必需的醫務人員和擔架部隊。傷員必須安置于適當的掩蔽部”，然后再向后方轉移。其二，后方完善傷病員的救護工作。周恩來對志愿軍的后勤工作抓得很細，對志愿軍的傷病員救護治療“作了明確指示”，要求盡一切力量救治傷員，并在后方積極開展“愛物資、愛車輛、愛傷員的‘三愛’活動”。1951年3月，周恩來就志愿軍后方救助問題指出，東北及兵站線上有“十萬床位”，“如不足，擬將現在東北之重傷病員運入關內一萬至兩萬名”。其三，加強藥材供應。經過三次戰役，志愿軍攜帶的藥品告急，“由東北軍區派藥工干部，帶一批藥材，于1951年3月6日趕赴朝鮮成川郡，組成野戰藥材庫，有重點地直接補給各軍和分部醫院”，此后志愿軍的藥材均由該庫供給和分發。

　　二、志愿軍后勤體系調整與官兵生活改善

　　志愿軍入朝作戰初期，作戰地區距離中國邊境近，志愿軍后勤由東后代管，隨著戰線的南移和志愿軍入朝人數的增加，后勤代管模式難以有效滿足戰爭需要。早在1950年12月至1951年初，志司就開始醞釀成立獨立后勤機構。經過研究，中央軍委于5月批準成立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以下簡稱“志后”），專門負責志愿軍后勤事務，標志著志愿軍后勤體系建設邁入新階段。1951年7月，抗美援朝戰爭進入邊打邊談的第二階段。為贏得談判籌碼，“聯合國軍”集中70%的飛機對志愿軍大后方展開“絞殺戰”，加之同年夏季朝鮮遭遇40年一遇的大暴雨，志愿軍后方交通遭到嚴重破壞，糧食、彈藥、藥物供應處于緊張狀態。志后采取多種措施，克服重重困難，于同年冬成功扭轉不利局面。

　　（一）志后組建及后勤系統調整

　　1950年12月，志司致電中央軍委，報告后勤情況，提出成立志愿軍后勤部的建議。周恩來致電彭德懷，“同意加強志愿軍后勤組織”，“志愿軍與東北軍區的后勤分工，同意志司建議，以中朝邊境為界，但估計到前方任務繁重，東北后勤仍應盡力幫助志愿軍管轄范圍內的后勤工作”。不久周恩來再電彭德懷，提出經東北軍區研究，“覺得還是要一個后勤部為好，即東北軍區后勤部”，“在前方是否需要成立志愿軍后勤司令部，受志司指揮，歸東北軍區后勤部管理，請你決定”。1951年1月下旬，周恩來、聶榮臻、楊立三等出席在東北召開的志愿軍第一屆后勤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千條萬條，運輸第一條”。這次會議“真正解決了后勤建設上的基本方針”，會議決定建設一條“打不斷、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第三次戰役勝利后，志司召開中朝兩軍高干會議，分管志愿軍后勤工作的洪學智在會上報告，“志愿軍后勤工作有很大成績，存在主要問題是物資供應不上”。他提出，“必須有強有力的后勤機構”，“搶修鐵路，加速火車運輸”，“優先運輸主要物資、必不可少的物資”。彭德懷在會上指出，“在朝鮮的作戰中，后勤工作特別繁重、復雜而艱苦，必須加強后勤工作的干部和機構，進一步克服困難，提高工作效率，保證戰爭勝利”。

　　到1951年春，成立志愿軍后勤機關已勢在必行，原因有二：其一，第四次戰役之際，志愿軍兵力已近百萬，后勤供應再靠東后代管已力不從心；其二，志愿軍主要在三八線至三七線之間120—150公里的地域內作戰，部隊補給遇到瓶頸。隨著戰爭形勢變化，東后代管志愿軍后勤的體制已難以適應戰爭需要。

　　1951年3月，李聚奎向彭德懷建議，“仗打到現在這個程度，東后對全軍的后勤保障已經管不開了，今后還不知道仗要打多久，是不是能建立一個志愿軍后勤部？東后管國內，志愿軍后勤部管國外，由東后把物資交給志愿軍后勤部，再由志愿軍后勤部負責分配”。彭德懷回應“這樣好嘛”，并咨詢志愿軍后勤司令人選。李聚奎答道，“當然是洪學智，實際上他早已經在管了”。4月，彭德懷決定派洪學智回國，向周恩來匯報志愿軍后勤情況。洪學智報告，“前面兵站與后面的兵站相距三四百公里，形成中間空虛，前后脫節。另外，后勤高度分散，也沒有自己獨立的通信系統，常常聯絡不上”，基于此，他提出“成立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的問題”。中央軍委派總后勤部部長楊立三、副部長張令彬、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和炮兵司令員陳錫聯等到朝鮮了解情況。彭德懷表示，“現在最困難、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后勤供應問題，就是糧食供應不上、彈藥供應不上的問題”。當務之急，“就是要迅速成立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不解決這個問題，其他的問題都不好解決”。經過深入考察研究，中央軍委于1951年5月頒布《關于加強志愿軍后方勤務工作的決定》，“決定成立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洪學智兼任司令員，周純全任政治委員，負責管理志愿軍在朝鮮境內的一切后勤組織與設施，統一指揮配屬志后的各部隊。志后是在原東北軍區前方勤務指揮所基礎上成立，標志著志愿軍后勤體制建設進入新階段。科切爾金對此認為，改革后勤系統“將對作戰產生積極影響”。在志后領導下，志愿軍后勤工作逐步改善。

　　歷經五次戰役，志愿軍與朝鮮人民軍共殲敵20余萬人，將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1951年6月，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提出和平解決朝鮮戰爭的建議”，中美相繼接受這一提議。7月2日，彭德懷、金日成與李奇微就談判達成共識，地點定在三八線上的開城，時間為7月10日至15日。10日，朝中代表團和“聯合國軍”代表團在開城開啟停戰談判，自此戰爭進入新階段。美方在談判過程中設置諸多障礙，美國第八集團軍司令范佛里特叫囂“讓炸彈大炮和機關槍去辯論吧”，企圖以軍事手段攫取更多談判收益。毛澤東在談判前夕就對美軍行動有清晰預判，并致電彭德懷，“我第一線各軍，必須準備對付在談判前及談判期內敵軍可能對我來一次大的攻擊”，堅決遏制美軍通過軍事行動賺取談判砝碼的行為。果如毛澤東所料，在談判過程中美軍發起新一輪攻勢。美國國務院顧問認為秋季和冬季的軍事形勢對“聯合國軍”有利，對志愿軍不利，因此提出沒有太大的必要“急于進行會談”，并認為拖延談判是合理的，有利于美國攫取更多利益。蘇聯駐朝鮮大使館一等秘書佩圖霍夫指出，美國政府“不關心急于締結停戰協定”，“指望通過新的進攻迫使朝鮮人和中國人接受恥辱的停戰條件”。

　　戰爭進入邊打邊談階段前后，美軍向志愿軍發起夏季、秋季攻勢，并集中空軍展開“絞殺戰”，即以優勢空軍進行長時間毀滅性轟炸，意圖切斷志愿軍“通向北方的鐵路和公路補給線”，削弱志愿軍前線作戰力量。截至1951年6月，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擁有各型飛機約1680架，在“絞殺戰”期間“出動其侵朝空軍70%上的飛機”，不分晝夜地轟炸志愿軍后方鐵路、公路、橋梁和人員、物資、車輛，集中力量轟炸“新安州、西浦、價川‘三角地區’的鐵路和橋梁”，同時“對我公路線及運輸車輛的轟炸破壞亦加劇”。7月11日至19日，僅鐵路就“遭敵機空襲224次”，美軍一般先派大機群轟炸火車大站點、橋梁等要地，然后再輪番派少數軍機擾亂，“增加修復時間”。由于敵機轟炸，志愿軍“在鐵路運輸上已受到重大影響”。為粉碎美軍“絞殺戰”，堅持長期作戰，志司決定“逐漸改善我軍裝備與交通，爭取最后勝利”。美國認為，“聯合國軍”依托優勢空軍對志愿軍后勤線進行轟炸，使得志愿軍“補給的能力已經嚴重削弱”；但志愿軍采取各項措施，“正在不斷地克服這些影響”。

　　志愿軍采取的反制措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增加高射炮兵、空軍等對空防御作戰力量。其一，在重要地段、橋梁和交通樞紐增派高射炮部隊。1951年4月，洪學智回國向周恩來報告志愿軍情況，“志愿軍沒有防空力量”，后勤被敵軍空軍破壞，損失嚴重。周恩來指出，“志愿軍后勤必須加強，中央軍委考慮，要給志愿軍后勤增派防空部隊、通信部隊”。入朝作戰之初，志愿軍僅1個高射炮團。為應對“絞殺戰”，到1951年12月，志愿軍“掩護交通線的高炮兵力增加到14個團另23個高炮營”。此后又陸續增加兵力，不斷改進防御辦法，到1952年6月，志愿軍高射炮部隊“共擊落敵機264架，擊傷1000余架”。美國中情局認為志愿軍在此時期“已增加了高射炮部隊。對火力控制雷達的使用已使得他們的高射炮火變得更有效率”。“聯合國軍”司令李奇微指出，志愿軍的“防空火力越來越猛烈，我們的轟炸機就開始有損失了”。朝鮮人民軍蘇聯總顧問拉祖瓦耶夫認為，地面防空火力對敵機的有效性在逐漸增強。其二，增派空中巡邏部隊。在入朝作戰的相當長時間內，志愿軍“無空軍掩護”。為協同地面部隊進行反“絞殺戰”，1951年9月，志愿軍空軍正式大規模投入實戰。美軍最為擔憂的就是志愿軍不斷“集結米格戰機”。1951年12月，美國中情局認為志愿軍和朝鮮空軍“已擁有1450架作戰飛機”，“作戰潛力及戰斗力都得到迅速提高”，“中共空軍被利用來主要發揮保護性作用”，即防御后勤線。由于志愿軍空軍參戰，美空軍在新安州以北“轟炸行動常常付出非常大的代價”。至1952年6月，志愿軍空軍“共有十八個殲擊團和二個轟炸團先后參戰”。美國空軍參謀長在與記者的談話中指出，“中國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世界上主要空軍強國之一”。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志愿軍空軍“共擊落、擊傷敵機425架”。其三，增派公安部隊，廣泛設置防空哨。公安部隊到達朝鮮后，即擔負起防空哨任務，“五里一哨，專事防空警戒”。如無敵情，“駕駛員無須顧慮防空，可以開燈直駛，這樣增加了運輸速度”；敵機來襲，防空哨對空鳴槍，發出預警。毛澤東贊揚公安部隊的做法，“在汽車路兩旁用1萬多人站崗，飛機來了就打信號槍，司機聽到就躲著走，或者找個地方把汽車藏起來”，道路因此“暢通無阻”。空軍、高射炮兵和公安部隊的增援，加強了志愿軍防空力量，有力打擊了美空軍，保障了運輸線路暢通。

　　第二，加強鐵道兵、工兵對交通路線的維護。其一，增派鐵道兵加緊鐵路搶修。美軍實施“絞殺戰”，起初集中在三角地帶的交通樞紐，致使該區域鐵路遭受嚴重破壞。志司集中鐵道兵、高射炮部隊于三角地帶后，全力防御和修復被毀鐵路。1952年1月，敵軍將轟炸重點轉至鐵路的起點和終點，實行“兩頭炸”，鐵道兵抓住時機，修復了三角地帶的鐵道。為保證鐵路暢通，鐵道兵采取諸多辦法，如枕木缺乏，便就近伐木取材，道釘不足，則筑爐自鑄。鐵道兵還利用空檔開展搶修作業，“敵機每次來騷擾都要投下大量的定時炸彈，把定時炸彈搬走，或在定時炸彈爆炸的空隙中進行搶修工作”，“已成為平常的事了”。鐵道兵既鞏固了原有鐵路線，又新修了若干道路。另外在運輸中，他們采用“片面運輸”、“續行行車”和“合并運轉相結合”的行車辦法，即通車的路段采用火車運輸，在中斷地區以汽車轉運、倒運，克服了線路中斷而不能運輸的困境。1952年6月，美國不得不承認，“在差不多一年來，美國和其他盟國飛機一直轟炸共產黨的運輸系統，在北朝鮮仍有火車在行駛”，“坦白的講，我認為他們是世界上最堅決建設鐵路的人”。其二，增派工兵負責公路修復工作。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工兵部隊先后有15個團又1個營（不含配屬空軍的兩個團）入朝參戰”，他們擔負起修復公路的任務。在公路運輸方面，“我們的汽車司機也創造了許多對付敵機轟炸掃射，保障安全行車的好辦法，汽車的損失率從開始時的百分之四十，到后來降為百分之零點幾”。鐵道兵、汽車兵、工兵等兵種對維護鐵路、公路運輸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完善物資儲備方法。為儲存物資，志愿軍后方勤務部隊經過不斷探索，開始“大規模的建設地下倉庫和挖掘開式的半地下庫”，以防敵汽油彈破壞和敵機掃射。初期的開掘式洞庫是在平地挖坑后，地面開門窗，不外露目標，防空作用較好，但遇雨漏水坍塌較多。后改為在山背傾斜面上挖開掘式洞庫，既能防敵轟炸，又能防雨，保證了物資的安全儲存。通過這一方法，志后“儲備了大量的物資，改善和加強了我對前沿部隊的供應能力”。毛澤東指出，“吃的問題，也就是保證給養的問題，很久不能解決。當時就不曉得挖洞子，把糧食放在洞子里。現在曉得了。每個師都有三個月糧食，都有倉庫，還有禮堂，生活很好”。存儲與運輸同等重要，儲存方式的完善，解決了前線物資存放與供給的難題。

　　（二）志愿軍衣食、彈藥、藥品補充條件改善

　　除美軍“絞殺戰”外，1951年夏季，朝鮮遭遇40年一遇的大雨，大洪水“將橋梁、道路沖壞，汽車無法活動，使部隊糧食接濟受到嚴重的威脅”。在“絞殺戰”和洪水雙重影響下，志愿軍后方交通中斷，陷入物資短缺境地。如東線楊成武的第二十兵團“糧食處于極端困難的境地”，官兵吃不上熱飯，成千上萬的人得了腸炎、痢疾。當時朝鮮戰場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搶修力量不足”。如何保證部隊糧食供應，是志愿軍面臨的大問題。8月8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糧食已發生困難”，下階段任務是“力爭搶修鐵路、公路”，保證急需物資。8月下旬，“朝鮮戰爭各種條件，逐漸對我變得有利。首先運輸條件在改善中，部隊餓飯事，不久即將成為過去”。9月，志愿軍黨委會決定，除一線部隊外，所有部隊都要集中力量搶修道路，“志愿軍二線部隊11個軍、9個工兵團和志后3個工程大隊，共數十萬人，在朝鮮人民軍和朝鮮群眾的支援下，冒著敵機的轟炸掃射，掀起了一個規模巨大的搶修公路熱潮”。10月以后，情況開始好轉，“特大洪水對我后方造成的破壞業已消除，敵人‘絞殺戰’也遭到我嚴重打擊，后方運輸供應情況已明顯好轉”。12月，敵人不得不承認“絞殺戰”的效果是“令人失望的”。1951年冬，志愿軍后勤供應有了改善，據美國中情局探知，“共產黨目前的物資儲備量足以支持現已部署的軍隊發動長達約三十天的進攻”，以往物資不足，但“現在共產黨正在克服這種困難”。到1951年冬季，志愿軍的物資不僅儲備量增加，且質量也得到提升。

　　戰爭進入陣地對峙階段后，志愿軍戰士已經可以生火做飯。“部隊大多數意見要生糧（大米、白面），均不喜歡炒面、炒米”；同時食物逐漸豐富起來，有了生豬肉、肉罐頭、黃豆、海帶、蝦皮、大頭菜、奶粉、蛋粉、糖、豆油和豬油等。到1952年初，志愿軍全軍的生活供應基本得到保障。1952年春節，一位志愿軍戰士講道：“去年春節我們過的是一把炒面一口雪的日子，今年春節我們可以吃上大米白面和豬肉了。”志愿軍第47軍第139師政治部副主任鄭文翰在日記中記述，除夕領回了“罐頭、花生”，此后幾天，“軍后已派車送來豬肉3000余斤”，說明志愿軍官兵的飲食已發生很大變化。1952年上半年，后勤部隊通過努力，“保證了供應，并且有了相當的物資基礎”。4月，志愿軍副司令員陳賡在日記中記載，“在嚴重的轟炸封鎖下，我仍保證了供給，這是奇跡”。5月，志愿軍前線官兵主食花樣繁多，如有“面條、饅頭、花卷、包子、餃子”，副食中的“肉、蛋粉、花生米等，適當的照顧前沿部隊，但主要的副食還是黃豆”，以黃豆做豆芽菜、豆腐等。關于蔬菜供應，志愿軍采取在駐地種植的方式，“僅春菜據卅九個單位統計，耕種土地共計二萬零九百一十八畝，收獲菜蔬三千零二十八萬三千五百斤，每人平均三十斤”，“使部隊營養提高，夜盲癥普遍減少”。前線生活水平得到提升，還有相當的儲備量，志司要求前線“各軍糧食要儲藏兩個月的”，以便應付各種突發局面。

　　1951年7月，東后就已經規劃向志愿軍運輸冬裝，計劃從8月15日到10月15日，分兩批次運送“棉衣、棉帽、棉大衣、棉手套各一百二十萬”，“棉膠鞋二百四十萬雙，棉皮鞋一百二十萬雙”，“被毯共一百一十萬床”等。1951年秋季，美軍“一心想抓住我軍前運冬裝的時機”，“把我軍的冬裝全都毀于途中”，冬裝能否及時供應部隊，一定程度上關乎戰局走向。9月10日，彭德懷指示志后，“集中一切力量運棉衣，求得9月底10月初發齊”。按志司的指示，志后“要求沿途防空部隊密切注視敵機活動情況”；“加強警衛部隊，對裝卸點附近、庫區周圍反復搜剿，肅清敵特”；“工程橋梁部隊加強對重要橋梁和路段的維修和保護”；“冬裝一到轉運站或分發地，立即發放各單位”，以免被大量炸毀。通過種種措施，冬裝“不但運送快，而且損失小”，損失量只占全部冬裝的0.52%，“到9月底，志愿軍指戰員全部穿上了棉衣”。10月12日，鄭文翰在日記中記述，“棉衣很好，為從來所無”。同期，美國國務院顧問在給國務卿的備忘錄中指出，“聯合國軍”已經得到“必要的冬季服裝供應”，而志愿軍缺乏過冬衣物，當寒冷天氣到來，他們將“非常艱難”。當美軍得知志愿軍冬裝充足后，不禁哀嘆，“我們這樣炸，你們的運輸線難道沒有斷嗎？”陳賡對此指出，志愿軍的“運輸戰線是很出色的，沒有人不佩服，蘇聯同志看了都滿口稱贊”。此后，志愿軍穿衣問題得以有效解決。

　　早在停戰談判前夕，毛澤東就致電彭德懷，“爭取在十天內，用極大努力，加強第一線部隊的人員特別是武器和彈藥的補充”，以防止停戰談判開始后，無法繼續向志愿軍輸送裝備和彈藥，一旦敵軍向我發起攻勢，局勢將陷于被動。美軍在談判之際，果然接連向志愿軍發起攻勢，意圖迫使志愿軍在談判桌上讓步。美軍發起的秋季攻勢十分猛烈，志愿軍前線部隊參加了反擊作戰，“后勤保障任務很重，彈藥消耗急劇增加。戰斗激烈時，西線部隊平均每天消耗迫擊炮彈4個基數、山野炮彈2個基數。在激戰的10天內，東線部隊平均每天消耗彈藥126噸。志愿軍后勤部隊在克服洪水災害，開展反‘絞殺戰’斗爭的同時，仍然千方百計保障了部隊反擊作戰的需要”。直到該年10月，隨著大洪水結束，加之夏季和秋季攻勢失敗，美方不得不回到談判桌上。此時志愿軍“后方運輸供應情況已明顯好轉”，盡管彈藥有時因戰斗激烈而一時消耗過多，出現短暫緊張，但總體上前線彈藥儲備充足。

　　志愿軍在反擊敵軍夏季攻勢中共有2482人負傷，在反擊敵軍秋季攻勢中共有11909人負傷。因洪水災害和美軍“絞殺戰”，“使我后方鐵路中斷，橋梁被毀，后送困難，東線基地積壓了大批傷病員”。1951年冬以后，志愿軍前線和后方日趨鞏固，“后勤建設大力發展，衛勤工作完全轉入主動”。陣地相持階段，炸傷呈顯著增加趨勢，“在運動戰時期占48.87%，到陣地戰時期即增加到89.5%”，炸傷較槍傷嚴重，致使“我軍重傷員占總數的三分之一還多，有35%的傷員是兩處以上的創傷”。因傷情嚴重，休克發生率相對增加，同時術后感染不易控制，傷員恢復緩慢。為使傷員得到及時治療，必須將其快速送往后方，但要通過數百公里運輸線，是一個艱難歷程。洪水與美軍“絞殺戰”對志愿軍傷員后運工作造成巨大威脅，志愿軍主要借助夜間和敵機轟炸間歇，實施傷兵后運工作。1952年初，美軍竟不顧人道，公然違反國際公法，在朝鮮實施空前規模的細菌戰，企圖造成瘟疫殘害中朝軍民。當得知美軍實施細菌戰后，毛澤東指示，“應用一切有效辦法進行防疫工作”，并進一步要求，“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志愿軍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從預防和醫治等方面入手，最大限度減輕了細菌對官兵的危害。

　　同期，中央增調醫生入朝，加強志愿軍后方醫療力量，使輕傷、中傷人員可在前線和朝鮮實施救助。志愿軍醫療體系分設作戰區、兵站區和后方區。作戰區設團救護所、師救護所、輕傷病醫院和機動外科醫院，主要負責輕傷醫治，中傷、重傷人員轉移至兵站區。輕傷病員經過早期治療，可在短期內迅速恢復健康，重返戰斗崗位，以維持前線戰斗力量。兵站區設前沿兵站醫院、中途兵站醫院、基地醫院和分類后送醫院，主要負責對中傷、重傷人員實施緊急救治，但“不是留治”，而是醫治后“迅速地后送”。兵站區醫院一般設于有公路相通的山溝內，既可保障傷兵轉運，也可保障醫院安全。位于東北的后方區醫院逐漸實現專科化診治，能夠對傷員實施優良治療。就藥材供應方面，志愿軍醫療系統也經歷了從缺乏到緩和的階段轉變。1951年夏秋季，部隊構筑工事和作戰任務繁重，傷病員數日益增多，加之后方運輸受阻，“后方藥材一時供應不上，需要的治療藥品陷于缺乏”。1952年以后，隨著朝鮮戰局的穩定，“供應情況日趨好轉，藥材補給工作有了很大改進”。

　　志愿軍后勤體系建設的成績驗證了一個事實，單靠空軍“切斷”志愿軍的補給線是錯誤的。李奇微認為，“在頭一年，敵人甚至連地面防空火力也沒有，我們可以毫無阻礙地隨意攻擊敵人的補給線。因此，我們確實摧毀了敵人許多在運送途中的裝備和補給，無疑極大地牽制了敵人，使敵人在人員和設備上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在美軍實施“絞殺戰”之初，志愿軍后勤系統遭受較大損失。美國海軍軍令部部長費克特勒認為，“惟空軍方面，仍隨時出擊，轟襲適當之目標”。美國中情局指出，“聯合國空軍的進攻已對鐵路設施、敞篷貨車和橋梁造成嚴重破壞，而且極大地降低了共產黨補給線的運作效率”。志愿軍采取諸多防范措施后，“絞殺戰”效果愈加降低。“中國繼續為自己的部隊供應大多數小型武器、彈藥、食品和服裝”，這些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前線。1952年6月下旬，“聯合國軍”被迫放棄“絞殺戰”。美國第8集團軍司令范佛里特在漢城記者招待會上說，志愿軍“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頑強毅力，把物資運到前線，創造了驚人的奇跡”。李奇微也承認，“盡管我們總能不斷地炸毀敵人的鐵路和橋梁，破壞其鐵路調車場和公路交通，但是敵人的補給物資仍然源源不斷地從中國運來”

　　三、后勤保障優化與官兵生活水平提高

　　與具有優良裝備的美軍作戰，若無有力的物資保障，要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中央軍委認識到，依托傳統的后勤方式是行不通的，必須積極探索適合中國、適合現代化戰爭的后勤體系。周恩來指出，“抗美援朝戰爭，對我軍后方供應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要好好研究一下現代戰爭后勤工作的特點”。聶榮臻指出，“嚴格地說，我們是從抗美援朝戰爭中，才充分認識到后勤工作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性的”。1952年7月以后，志愿軍的后勤進一步優化，道路更加暢通，物資大量運到前線；同時前方坑道工事能夠儲備大量糧彈，既能運得來，也能存得住。美國中情局認為，“共產黨的后勤狀況已得到改善”，1950—1951年志愿軍“各類供應物資嚴重不足”，到1952年下半年志愿軍前線各部隊均有了“充足的物資”，“無人聽說缺乏重要物品”。

　　（一）后勤保障與物資儲備充實

　　志后成立后，實施了諸多改善后勤的有效措施，志愿軍的作戰得到較好保障。1952年7月以后，志司又進一步加強志愿軍空軍、防空部隊、鐵道兵、工兵和公安部隊部署，完善了對空防御和道路維護。1952年6月至1953年7月，空軍遵照中央軍委“加打一番”的指示，決定“米格-15部隊全部加打一番，以加強實戰鍛煉”。美國中情局評估志愿軍空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空中防御在共產黨中國處于高度優先的地位”。再如防空部隊也加入輪戰計劃，部隊分批赴朝參加作戰。為統一指揮在朝各防空部隊，中央軍委防空司令部向總參謀部建議，“將朝鮮后方及鴨綠江沿岸地區單獨劃為一個防空區，組建一個防空司令部”。1953年4月，軍委決定成立安東防空區司令部，成鈞任司令員，同時在安州設“前方防空指揮所”，志愿軍鐵道高射炮兵指揮所司令員吳昌熾任主任。安東防空司令部的主要任務是“掩護交通運輸暢通、確保供應物資前運”，“掩護與配合志愿軍的主要作戰部署和行動”，“保護重要燃料、工業、經濟中心目標的安全”，“保護空軍基地”。面對日益增強的志愿軍防空力量，“聯合國軍”空軍的攻勢被成功遏制，被迫采取收縮策略。志愿軍后勤部隊游刃有余地開展工作，保障前線物資所需。

　　1952年7月后，志愿軍的食物得到充分保障。此時，志愿軍“交通運輸得到改善，物資已能源源不斷送往前線，送往一線坑道”。10月，蘇聯科托夫中將指出，“部隊彈藥和糧食給養大大改善了”。為保證正面戰線的供應，中央軍委決定在朝鮮繼續“加修和改善鐵路，加修和加寬公路，以利運輸，并在前線多多儲存糧彈”。志后軍需部規定“經常囤積三個月物資”。同時，志愿軍飲食水平得到較大提升，有了雞蛋、蔬菜、肉類和其他食物。8月，志愿軍戰士“有足夠的米面和副食，粗細糧各半，有豆芽，豆腐，盆里油水也不少”，“有餃子、饅頭、烙餅、面條、油果子等等”。12月，“部隊每頓兩個菜、一個湯”，夏秋季節的蔬菜供應更足，如第68軍607團3連“在夏秋兩季每頓飯保持三至四個菜”。此外，志愿軍后勤會議于6月開始著手安排冬裝運輸事宜，經周密布置，于10月初“按時完成了任務”。

　　志愿軍的糧食保障水平雖然總體得到提升，但前沿部隊仍會遭遇缺糧少彈問題。1952年10月，上甘嶺戰役爆發，由于戰斗晝夜不停，志愿軍坑道里缺乏飲水、干糧和彈藥。基于此，志司“命令就近各兵站改進運輸，保障對十五軍彈藥、食品等物資的供應”。志司、兵團等各級領導和機關注視著上甘嶺戰事，“想一切辦法，送彈藥、送糧食、送各種各樣的慰問品上去，但也是相當困難的”。上甘嶺戰役的第一、二階段，由于“敵人超出以往的瘋狂封鎖”，造成陣地補給“極大的困難”，志愿軍官兵出現“靠著糧山沒飯吃”的情況。志愿軍副司令員楊得志指示三兵團參謀長王蘊瑞，“前面打得很苦，我們要盡一切力量保證第一線的同志彈藥充足、食品充足、藥物充足”。為保證所需糧彈，第15軍抽調官兵，“專任四十里山路的火線運輸任務”，把糧彈運至上甘嶺。經過努力，在上甘嶺戰役第三階段，基本解決彈藥、糧食不足問題。

　　到1953年，志愿軍的糧食得到充分保障。2月，志愿軍一線部隊“每餐二菜一湯”，“菜的種類不下二十余種，如豆腐、豆芽、粉條、黃花、木耳、蘿卜、白菜、海菜、肉類以及按標準制度供給的副食等，主食一般每隔兩天即變換一樣，如饅頭、花卷、油條、丸子、糖包、油餅、糖餅、餃子、包子等”。2月底，“物資囤運任務已超額完成”，“糧食總囤積量近五億斤，可供全軍食用八個半月”。此外，彈藥等其他物資亦供應充足。美國中情局認為，志愿軍“能夠運輸足夠的補給以滿足其戰斗需要并建造物資貯備庫”。充沛的物資為志愿軍發起金城戰役提供了底氣。6月，韓國李承晚集團無故扣押俘虜，叫囂單獨打下去。急于擺脫戰爭泥潭的美國擔心李承晚的舉動“很可能會推遲甚至破壞停戰”。此時美國認為，“聯合國軍”的軍事目標“已告完成”。美國的態度“主要傾向是對李承晚施加壓力”，盡快與中朝簽署停戰協定。針對李承晚的行為，毛澤東指示，“停戰簽字必須推遲”，“再殲滅偽軍萬余人，極為必要”。根據毛澤東指示，志愿軍向金城韓國軍隊發起猛攻，志司“從火力配備到后勤保障，以至抽出若干步兵團專門修路，保證運輸暢通，等等問題，方方面面，考慮得很細，計劃周密而可行”。志后“調集了十個汽車團共二千臺汽車趕運了一萬五千噸作戰物資”，“同時還以數萬人力修筑運輸公路”。后勤部門的努力保障了金城一戰的勝利。7月27日，“聯合國軍”代表團與朝中代表團簽署停戰協定，至此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結束。

　　在上甘嶺戰役中，志愿軍衛勤工作經過完善，“取得了比較豐富的經驗”。在抗美援朝戰爭的最后一仗——金城戰役中，“衛勤工作在后方的統一組織指揮之下，出色地完成了保障任務，取得了極其寶貴的工作經驗”。據統計，戰爭期間共救治傷員383218名，“治愈歸隊者217149名，治愈歸隊率為56.7%”，復員轉業93338名，比率為24.4%，“因傷死亡21679名，傷死率為5.66%”，傷死率呈現出遞減趨勢。其中金城戰役期間志愿軍的傷死率為4%，“已達二次世界大戰美軍的救治工作水平”。該時期藥材供應也較為充足。1953年初，為防止敵人兩棲登陸、攻擊運輸線，藥物供應體系由原來的志后衛生部藥材庫統一供應全軍，“改為分區供應，當時劃分3個區，供應到軍”，同時施行簡化品種和小包裝等便利措施，“總的看藥材供應工作是成功的”。除戰傷以外，因病減員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據統計，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志愿軍“病員和傷員的比例是1∶0.84”。按照疾病分類統計，呼吸系統疾病居于首位，占25.8%，其次消化系統疾病占17%、外科及一般創傷占10.9%、維生素缺乏病占10%、瘧疾占6.8%、法定傳雜病占5.7%、皮膚病占4.1%、五官科占3.6%、關節炎占1.6%、其他疾病占14.6%。部隊長期居住坑道，通風不好，加之朝鮮冬季寒冷，容易誘發呼吸道疾病。在1952年之前，由于美軍對后方交通的破壞，志愿軍糧食供應緊張、缺乏蔬菜，故消化系統疾病和維生素缺乏病占較大比例。在抗美援朝戰爭的中后期，這些問題逐漸得到解決。

　　（二）坑道工事構建與官兵生活

　　居住是探討志愿軍官兵戰時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問題。戰爭期間，坑道既是作戰保護屏障，也是生活起居處所，更是物資儲存場地。在五次戰役期間，戰線是變動的，志愿軍官兵住所多為臨時搭建，他們“利用大山深溝蔭蔽處，挖窯洞，打土坑，糊泥棚，解決居宿”，或“冰天雪地，每人披著張白布單”。李奇微感嘆，志愿軍行軍是非常隱秘的，飛機巡邏“幾乎連個活物都沒有發現”，“也沒有發現篝火冒出的煙、車轍”，甚至連“雪地上踐踏過的痕跡”都沒有偵察到。從麥克阿瑟、李奇微到克拉克、范弗里特“都是十分迷信于炸彈的”，“在這種情況下，要保存自己，守住陣地，還要消滅敵人，而且要大量地消滅敵人，是很不容易的。這里有個過程，開始時也是吃過虧的”。地理環境是人類進行戰爭的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戰爭進程。第五次戰役后，志愿軍將戰線穩定在三八線。在防御作戰中，志愿軍為防炮、防炸彈，在戰壕背面挖了防炮洞，后來把兩個洞聯結起來，形成“U”或“V”形小坑道。盡管構筑這些坑道是被敵人逼出來的，但對保存志愿軍有生力量，起了十分有效的作用，被證明是劣勢裝備的志愿軍同優勢裝備的敵人作戰的一種好方法。陳賡認為，在堅固的工事面前，美軍進攻志愿軍陣地，“代價是非常慘重的”，但“在現在情況下，敵要把我趕回鴨綠江，那是幻想”。

　　1952年春，美軍發現志愿軍構筑坑道工事后，便有計劃地以重炮、重型炸彈與毒氣彈進行破壞。少數坑道由于坑道構筑不符合作戰要求受到損失，還有一些坑道因地質選擇不當，春季冰雪融化，出現坍塌，造成人員傷亡。4月，彭德懷回國后，陳賡主持志愿軍工作，他主張積極修筑工事、鞏固陣地。為加固防御體系，志司采取三項措施。其一，堅固坑道。坑道要能做到七防，即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防寒。根據七防要求，各部隊彌補了坑道頂部過薄、出口過少等缺陷，建立了堅固的坑道工事。其二，“發揚火力，不是為堅固而堅固”。坑道要構建火力交叉，相互支援，“不得法則是墳墓”。其三，增加容量，完善各項設施。隨著坑道的完善，“兩個洞口的坑道已發展到Y形三個洞口和X形四個洞口的坑道”，坑道的長度和容納的兵力不斷增加，減少了人員在洞外的暴露活動，同時還可在洞內儲備糧彈。“這些坑道參差不齊地擁有主干、支干、火力點、觀察孔、住室、糧彈庫、儲水池、防毒門等設施，其頂部全為自然地貌，其出口也都作了重點偽裝”。依托坑道工事，既減少了志愿軍傷亡，也“大量殺傷了敵人”。毛澤東給予充分肯定，“能不能守”，“辦法是鉆洞子”。自1951年7月“我軍采取堅強的陣地作戰以來，給予敵軍損失的數量”，遠遠超過此前“在各次運動戰中給予敵軍的損失數量。而我軍的損失則大為減少”，“這種情況，就是依靠陣地實行上述作戰方法的結果”。蘇聯科托夫中將認為，這種坑道“能有效地保障免遭敵航空兵和炮兵的大規模轟擊”。志愿軍戰士在“筑好坑道就是勝利”的口號下，用驚人的行動建筑著“地下長城”。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我軍挖的坑道長達一千二百五十公里”，“我們挖的各種塹壕、交通壕共長達六千二百四十公里”。美國報紙稱，“中國軍隊的坑道工事極其堅固”，即使進行猛烈的空軍和炮兵攻擊，“也不能擊毀他們”。美國海軍軍令部部長費克特勒認為，中國軍隊憑借堅固陣地，使得“陸上兩軍成膠著狀態”，“聯合國軍”軍事上無進展。志愿軍依托“地下萬里長城”以及其他各種作戰方法，使我軍“立于戰無不勝的地位”。

　　上甘嶺戰役是對坑道作戰的嚴峻考驗。由于敵軍部署大量火炮對上甘嶺志愿軍陣地實施飽和式攻擊，志愿軍野戰工事幾乎全部被毀，部隊轉入坑道作戰。克拉克視志愿軍的坑道為眼中釘、肉中刺，對志愿軍堅守部隊采取封鎖、轟炸、爆破、熏燒、堵塞坑道口或向坑道內投擲毒氣彈等手段。在僅僅三平方公里的兩個山頭陣地上，“敵人每天打的炮彈多時到過三十萬發，還有飛機轟炸，把山上的石頭都炸成有一米厚的灰”。志愿軍戰士依托坑道，斃傷敵軍2萬多人，使“敵人未能占領一寸土地”。上甘嶺戰役“是對我軍以坑道為骨干的支撐點式的防御體系一次嚴重考驗。戰役的勝利，進一步顯示了它在朝鮮戰場上的巨大作用”。“克拉克的百萬發炮彈變成廢鐵，是因為我們有了以坑道為骨干的陣地工事；我們之所以能夠牽著范弗里特的鼻子走，讓他在前沿數點上（而不是寬正面）投入眾多的兵力、兵器，而在反沖擊或與敵反復爭奪中大量殺傷敵人，也是因為我軍有了以坑道為骨干的堅固陣地”。坑道成為消滅敵人的堡壘，是志愿軍取得勝利的有力保障。毛澤東指出，志愿軍在此次戰役中取勝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加固的工事”。

　　到1952年冬季，志愿軍坑道生活設施更趨完善。坑道“可以防空、防炮，還可以保暖。我們在陣地上修了陽光充沛的窯洞，修了禮堂”，被戰士稱為“快樂的陣地之家”。1952年12月，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等，“解決坑道內部隊一萬至兩萬人經常的蔬菜、黃煙、遮水和娛樂設備等項問題，使他們安心作戰，甚為重要”。按毛澤東指示，志司進一步改善坑道生活條件。次年1月，“志愿軍的日用品已得到較好解決”。“大批象棋、撲克、康樂球、乒乓球也送進了前沿坑道工事，供戰士們娛樂”；電影放映隊“給戰士們放映”影片；志愿軍在坑道里修建了池塘，“可容水八十擔，一次能容十數人洗澡”，“設置了澡塘，用汽油桶改制成淋浴設備”；圖書也供應到朝鮮，“不論在朝鮮的前線和后方，戰士們在戰斗、修工事、練兵和生產的空隙中，一有時間就到‘圖書館’去借書來讀”，“前線上坑道口有光的地方和坑道里有燈的處所，經常能看到戰士們聚在一塊閱讀”。揆諸以上史實，志愿軍的坑道已兼顧戰時作戰和日常生活功能，志愿軍居住舒適度有了進一步提升。志愿軍衣食、武器裝備、藥材的充分供應，戰時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為贏得抗美援朝的最終勝利提供了堅實保障。

　　結　　語

　　在志愿軍入朝作戰前，有觀點認為“敵人作戰武器物資主要靠美國運來，遠隔重洋”，“而我們有全國支援，東北與朝鮮相連接，交通運輸比之近得多”，因此覺得“后勤保障上我們也占有優勢”，但戰爭實踐證明，“由于我們沒有制空權，后勤保障困難很大，并不占有優勢”。尤其在抗美援朝戰爭初期，面對世界第一軍事強國，中國軍隊的后勤“大大地跟不上形勢要求了”，“形勢逼迫我們改變看法，改進工作”。敵軍破壞志愿軍的后方，“使我們的供應很困難，我們雖動員了很多人，但運輸不上去，有時飯都送不上去，背一個星期的糧食，打一個星期后非撤下來不可。這在供應上也逼得我們要有新的方法”。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意識到中國軍隊后勤不足，對志愿軍后勤變革有著統一的認識。中國現代化后勤體系邊打邊建，從無到有，實現了從不健全到逐漸完備的轉變。

　　志愿軍境外作戰的后勤保障，與國內作戰有所不同。其一，志愿軍作戰物資無法就地補給，主要依靠國內供應。在國內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可以從國民黨軍隊繳獲大量糧食、衣服、武器、彈藥，但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美軍撤退時，往往將大部分物資帶走或銷毀，志愿軍“所需作戰物資不能像過去在國內作戰那樣，可以就地取之于民、取之于敵”。朝鮮人民“很歡迎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支援他們，他們也很想幫助我志愿軍，可是，在我軍入朝前，美帝國主義的空軍已將北朝鮮所有的城鎮與鄉村都轟炸成一片廢墟，朝鮮人民慘遭涂炭。我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后，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就是沒有住的，沒有吃的，在不斷的行軍作戰中，彈藥打完了沒有補充，連衣服、鞋襪破爛了也找不到針線縫補。這與在國內作戰就大不相同了。后方勤務的保障工作，一切的一切，一針一線都要依托我國東北和依賴于全國的支援。并要經過漫長的運輸線運到朝鮮”。其二，美軍依靠強大的空軍對志愿軍后勤系統實施“絞殺戰”，給志愿軍后勤保障帶來新難題。在朝鮮戰場，“制空權完全被敵人控制”，“聯合國軍”空軍對志愿軍交通線進行封鎖、破壞，導致志愿軍后勤保障異常困難，防范敵空軍襲擊、修復鐵路公路、轉運分配物資、儲存糧食彈藥、運送救治傷員等，都成為新的戰場條件下志愿軍急需解決的難題。其三，朝鮮地理環境與中國不同，志愿軍面臨的“作戰環境變了”，后勤組織形式相應發生變化。中國幅員遼闊，后勤道路選擇性強，運輸方式多樣，敵人不易阻斷后勤運輸。朝鮮半島呈南北走向，地形狹長且多山地，三面環海，尤其是冬季，氣候寒冷，不利于由北向南運輸。志愿軍后勤官兵面對不利的戰場條件，經過精心組織、頑強奮戰，克服重重困難，保障了糧食、衣被、武器、彈藥及各種裝備的供應和傷病員的轉送，有效保障了作戰任務的完成。

　　志愿軍的后勤機構以及官兵吃、穿、醫療、住宿等方面的變化，與戰爭進展緊密相連，大體呈現出一致向好趨勢。但因后勤體系內各部分具有不同特點，其向好的轉折點又有所不同。例如，志愿軍藥品供應體制于1951年3月確立后，藥品保障逐漸向好。1951年5月后勤機構改革后，前線居住條件在7月后趨向轉好；該年秋，志愿軍冬裝問題基本得到解決；1952年初，糧食供應得到妥善解決。為克服戰爭期間的后勤保障難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高度重視，志司、志后采取了諸多有效措施。“千千萬萬的后勤人員，為此作出了極大的努力和貢獻”。通過官兵的共同奮斗，志愿軍后勤體系得以建立和優化，從而克服了吃飯、穿衣、住宿、彈藥缺乏及傷兵救助等困難，保障志愿軍官兵在艱苦的環境中，最終戰勝裝備精良的“聯合國軍”，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

　　經過三年多探索，志愿軍后勤建設積累了豐富經驗。其一，在機構和制度方面，志后統籌志愿軍后勤事務，安排專門管理干部，不斷完善各項制度建設，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機構設置、制度建設提供了有益借鑒。其二，在后勤體系防衛方面，志愿軍在缺乏制空權的情況下，采取飛機攔截、高射炮對空警戒、鐵道兵和工兵快速修復道路等措施，建立起多軍種、兵種聯合防衛保障機制，不斷降低物資轉運途中的損失。其三，在物資運輸方面，志愿軍根據戰場實際，積極探索新的運輸辦法，在不同路段采取鐵路、公路、畜力、人力等不同運輸方式，最大限度規避敵軍攻擊，保證物資能以最快速度到達指定地點，建立起“打不斷、炸不爛、沖不垮”的鋼鐵運輸線。其四，在后方資源供應方面，大力動員群眾參與物資供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當然是由于前線的英勇戰斗，但后方的支援也是很重要的”。在國內，工人、農民積極響應愛國增產運動，廣大人民群眾全力支援前線。美國曾認為，戰爭會拖垮中國，引發國內經濟、政治、社會秩序混亂，但事實是沒有遭遇“這樣的嚴重后果”，“因而顯然有能力支持他們在朝鮮的行動”。志愿軍正是有了中國大后方的有力支援，才能在戰場上有效克制敵軍，不斷取得勝利。其五，在軍民協同方面，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志愿軍后勤供應工作。抗美援朝開始后，“成千上萬的鐵路職工、汽車司機和農民組織了運輸隊、擔架隊，到朝鮮前線擔任戰地的各種運輸與勤務工作”。以遼寧省安東市為例，“共出擔架7347付”、民工220947人。雖然擔架隊“是義務活動”，但由于愛國主義教育和國防教育深入人心，“廣大干部、群眾都把抬傷病員看成是無尚光榮的事情，爭先恐后搶著去干”。擔架隊“既負責后送傷員，亦負責前送戰斗物資”。歷史事實證明，人民群眾的支援是無敵的力量，是戰爭勝利之本。

　　通過邊打邊探索邊建設，中國軍隊的后勤保障體系在實戰中實現了革新。1953年4月，朱德在全軍后勤領導干部集訓隊畢業典禮上指出，“后勤部門必須按照現代化戰爭的要求來改進自己的工作，再不能只依靠過去的老經驗了。要適應現代化戰爭的特點”。志愿軍在與美軍的較量中，完善了后勤機構和制度，在多軍兵種配合防空、后勤部隊運輸機械化、運輸線路維護、物資儲存和分發、傷病員轉運及醫治等方面不斷實現新的突破。志愿軍后勤在戰斗中成長，為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軍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后勤建設道路，推動中國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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