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線電偵察與反偵察以及無線電密碼破譯與反破譯，是現代戰爭的重要內容和手段之一，其成效對于戰爭成敗具有重要影響。本文通過對當事人和見證者的回憶和見證的梳理，再現任弼時同志在戰爭年代親自抓無線電臺工作等方面的史實，以緬懷這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貢獻了自己一切的杰出革命家和政治家。

　　“無線電偵察小分隊”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命令紅6軍團撤離湘贛根據地，轉移到湖南中部開展游擊戰爭，并同紅3軍取得聯系。由任弼時、蕭克、王震組成的軍政委員會，于8月7日率領紅6軍團開始戰略轉移，10月24日與紅3軍主力在貴州省印江縣的木黃會師。兩支部隊會師后進行整編，紅3軍恢復紅2軍團的番號，賀龍任軍團長，任弼時任政治委員，紅2軍團軍團部兼總指揮部，統一指揮兩軍團的行動。紅2軍團、紅6軍團會師后，在任弼時、賀龍等人的領導下，向湘西的永順、保靖、龍山等地挺進。11月7日，占領湘西永順縣城，隨之在永順縣城以北的龍家寨打垮湘西軍閥陳渠珍三個旅，繳獲大批軍用物資，其中包括當時極其珍貴的電臺。

　　曾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第三部副部長的蕭榮昌，于1933年5月被組織上調去“學習無線電報務、通訊技術”，“畢業后就在電臺工作”，“始終跟隨任弼時政委在他直接領導的偵察分隊工作，一直到紅軍長征三大主力會師后，任弼時帶我們分隊移交中央軍委二局合并為止”。據蕭榮昌回憶，當年，任弼時高度重視無線電偵察工作，“把電臺當寶貝”。1934年10月，紅6軍團、紅2軍團兩軍會合后不久，打了第一個勝仗——龍家寨戰斗，繳獲了第一部電臺，這促使任弼時決心組建無線電偵察小分隊。1935年1月，偵察分隊成立。“從無線電大隊挑選了一位經過考驗、覺悟高、技術全面的張有年同志為隊長，并選送四位精干的報務員，正式組成這支偵察小分隊”，蕭榮昌就是小分隊報務員之一，“分隊直接由任弼時政委領導，與機要科是一個行政編制，并任命機要科長龍舒林同志兼分隊政委，行軍宿營都緊隨任弼時政委”。　　

　　◆任弼時

　　任弼時對于無線電偵察小分隊的人員和器材采取嚴格的保障措施。“挑負機器的運輸員，是從部隊挑選身強力壯的戰士擔任。同時專配一個武裝監護班保衛偵察分隊安全”。由于電臺工作的特殊性及其工作人員勞動強度大，所以任弼時盡可能從生活上給予他們當時力所能及的關照。“為了保證和鼓勵同志們努力工作，除給偵察分隊專配馬匹、選配能力強的司務長管理生活外，任弼時還敢于打破常規，給無線電技術人員規定特殊津貼。當時在生活待遇上紅軍的口號是‘官兵一律平等’，可是任弼時規定單獨發給我們每個報務員七元至九元不等的光洋津貼。那在當時就很了不起了，一般紅軍戰士都是沒有錢的。另外，還給我們夜餐費。”蕭榮昌回憶道。

　　任弼時非常重視爭取敵軍電臺工作人員棄暗投明以及被俘的敵軍技術人員為我所用。有一次，在忠堡殲滅戰打響之前，經任弼時批準同意，紅軍向被包圍的敵41師電臺發送了一份明碼電報，明確告知對方如果保存好電臺，可以受到紅軍的優待處理。戰斗結束后，紅軍繳獲了兩部完整電臺，而且備用零件一件都不少，而敵電臺工作人員在經過教育和爭取之后全部參加了紅軍。這些人當中，除了在長征中犧牲的之外，多數成為我軍的通信業務骨干，其中一位在解放后還擔任了國家郵電部副部長。

　　在任弼時的親自關心和指導下，紅軍的無線電臺及其工作人員隊伍日漸壯大。“紅2、6軍團會師時，只有6軍團有兩部電臺，會師后調給2軍團一部。到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師時，紅二方面軍的電臺已發展到八部，這主要應歸功于弼時同志”。

　　親自給予技術指導

　　1933年5月，中央決定任弼時到湘贛蘇區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從事無線電業務的江文奉命帶一部電臺隨任弼時到湘贛軍區工作。在任弼時抵達湘贛軍區之前，湘贛軍區的情報來源主要靠中革軍委的通報和當地黨政機關偵察員的報告，不僅速度慢，而且有時候還會誤傳。任弼時抵達湘贛軍區之后，決定開展無線電偵察工作，并親自給予技術指導。他要求先把“圍剿”湘贛蘇區的敵軍西路軍總司令何鍵和進攻湘贛的主力第1縱隊劉建緒及其所屬六個師的電臺聯絡情況搞清楚，對第2縱隊三個師也要注意，把他們的往來電報收下來，還必須搞清楚電報是誰發給誰的。在這些工作完成之后，將收到的電報送到任弼時那里，大家一起研究破密問題。在將敵人電臺的主從關系搞清楚之后，任弼時指示：敵人上下級之間發報，一般有固定的格式，掌握了它，對破密有利，比如劉建緒給何鍵的電報開頭可能是“西路軍何總司令鑒”，最后可能是“職劉建緒”和日期、時間。我們可用先破兩頭后取中間的辦法試試看。明碼電報本上的常用字你們要熟記三至四千個，為破密打好基礎。在任弼時的直接參與和具體指導下，大家很快就破譯了敵人的一種密本，掌握了大量情報。　　

　　無線電偵察工作卓有成效，對于紅軍打勝仗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據江文的回憶，沙市之戰紅6軍團取得殲敵15師之43旅，斃敵六百余人、俘敵一千余人、繳槍兩千余支并俘虜敵旅長侯鵬飛的重大戰果，“就是因為我們戰前偵破了敵人電報，掌握了該旅經過沙市的時間，預先選擇有利地形設伏和打援取得的”。后來“在湘鄂川黔無線電偵察工作有了新的發展，龍家寨、陳家河、桃子溪和忠堡殲滅戰等，也都是在無線電偵察中獲得情報，打了勝仗”。1935年8月，紅軍主力出擊到津市地區，“總指揮部駐在大堰擋。傍晚我們破譯了敵機次日凌晨要轟炸大堰擋的電報，弼時同志立即向賀龍、關向應首長建議總指揮部機關轉移，當晚我們向西轉移了幾十里。第二天早晨敵機圍著大堰擋狂轟濫炸。如果沒有偵截敵人電報，后果不堪設想”。

　　“從這里表現了弼時同志對于黨和人民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

　　1935年8月3日，紅軍總部制定進軍甘肅南部的夏（河）洮（河）戰役計劃，并把紅一、紅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右路軍和左路軍，右路軍由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率領集結北上，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集結北上，計劃經草地到阿壩，再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中央與紅6軍團、紅2軍團聯絡的電臺和密本都隨朱德總司令跟左路軍行動。張國燾為了達到分裂紅軍的目的，對中央紅軍隨左路軍行動的電臺和密本嚴加控制，因此，紅2軍團、紅6軍團一度失去了與黨中央的聯絡。對此，任弼時非常焦急。　　

　　◆1935年8月，任弼時與紅2、6軍團領導人在湖南澧縣合影。站立者右起：任弼時、關向應、李達、賀龍；前坐者為王震。

　　根據任弼時的要求和指示，電臺工作人員日夜呼叫并尋找中央的電臺。多年之后，江文對這段經歷仍然記憶猶新：“1935年9月29日，我們呼到一個電臺，音調和報務員的手法都很像中央原與2、6軍團聯絡的電臺，我們誤認為與中央恢復了聯絡。該臺告訴我們有報可發來，我們就將弼時同志致周恩來同志的一份電報發過去了。第二天對方就以朱（德）張（國燾）署名來了回電。弼時同志看后問我：你聯絡的確實是中央的電臺嗎？我說：在通報過程中沒有發生可疑情況。他說：是呀，密本也對呀，可是我給恩來同志的電報為何由朱、張來答復呢？向中央報為湘鄂川黔省委組成名單為何也由朱、張來批復呢？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情況變化很大呀。你們繼續保持與朱、張電臺的聯絡，要注意觀察，這事只能由你自己掌握。弼時同志警惕性很高，他對此是有疑慮的。以后我們才知道，這個電臺是在張國燾的控制下與我們聯絡的。”

　　一直到1936年1月，紅2、6軍團才跟中央電臺恢復了聯絡。此時，任弼時、賀龍等人才知悉中央已到陜北，朱總司令及紅一方面軍的一部留在紅四方面軍，與紅2、6軍團聯絡用的密本留在了紅四方面軍，張國燾挾持朱老總、另立中央搞分裂活動并堅持錯誤等情況。在消除了疑慮的同時，任弼時、賀龍等紅2、6軍團領導人對張國燾提高了警惕。因此，當張國燾來電詢問紅2、6軍團是否與陜北有聯系時，任弼時等人很策略地回電：“與陜北臺尚未叫通。”出于對密碼可能被泄露、不利于紅軍團結等因素的考慮，陜北中央電臺暫停與紅2、6軍團的直接聯系，此后雙方的電報均經紅四方面軍轉發。1936年7月2日，紅2、6軍團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于甘孜，任弼時立即指示電臺工作人員去紅四方面軍索取與中央聯絡的呼號波長，他本人則親自找朱老總要密本。當天晚上，紅2、6軍團就與中央再次恢復了直接聯絡。隨后，紅2、6軍團收到了中央連續發來的三份非常重要的電報，其一是中央決定成立紅二方面軍，任命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治委員，蕭克任副總指揮，關向應任副政治委員，除轄紅2、6軍團外，紅32軍（原紅9軍團）編入紅二方面軍建制；其二是中央給任弼時的一份親譯電報，內容主要是對張國燾的錯誤要堅持斗爭，又要講團結，推動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合；其三是8月30日電令紅二方面軍向甘南進發，開辟甘南根據地，以緊密聯合東北軍，逼蔣抗日。

　　此時，張國燾雖然已經取消另立的“中央”，但是并沒有改變同中央對抗的立場，他企圖拉攏剛剛會師的紅二方面軍支持他的錯誤活動和主張，在送給紅二方面軍一些慰問品的同時，又送來了一批反對黨中央和分裂紅軍的小冊子。任弼時出于對毛澤東領導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的堅強信心，出于對黨的鐵的紀律的一貫忠誠遵守，當即下令燒掉了這些小冊子，并且忠誠地履行了中央給他的“親譯電報”中賦予他的“對張國燾的錯誤要堅持斗爭，又要講團結，推動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合”的使命和任務。　　

　　◆任弼時

　　任弼時到紅軍總司令部，與大批紅四方面軍的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長談、深談。為了幫助紅四方面軍的干部了解事實真相，任弼時再一次發揮了無線電臺和無線電報的作用，傅鐘回憶說：“這天晚上，弼時同志沒有再說什么，只要我明天到總司令部機要科去看電報，說：‘凡我看過的你都可以看。’看過電報才知道，原來在紅一、四方面軍分開前后，有不少重要事情，但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時同志打破張國燾的封鎖，我還是被蒙蔽著。”

　　任弼時耐心細致而誠懇的思想政治工作產生了重要作用和影響，一大批紅四方面軍的干部了解了事實真相，受到了教育，并積極主動地在部隊中進行了團結一致和維護中央統一領導的思想教育。正因為如此，所以1951年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在其紀念任弼時的文章《我們要這樣來學習任弼時同志》中高度評價他：“這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嚴重的斗爭和考驗，從這里表現了弼時同志對于黨和人民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表現了他的偉大共產主義者的崇高品質和堅定立場。”

　　“在解放戰爭中敵人始終沒有破譯出我核心密碼”

　　解放戰爭初期，無論是在軍隊數量、軍事裝備還是后備資源亦或外來援助方面，國民黨都明顯地超過中國共產黨。1946年7月，國民黨軍隊總兵力約430萬人，其中正規軍約200萬人，而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只有127萬人，其中野戰軍61萬人，雙方總兵力的對比為3.4∶1。國民黨軍隊接收了侵華日軍的大部分裝備，又得到了美國政府龐大的軍事援助，而人民解放軍主要是繳獲日、偽軍的武器。雙方在無線電領域也懸殊很大，國民黨方面收羅了大批專家和研究人員，包括日本侵略軍的專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美國專家。他們在南京和各個戰略地區都部署了專門針對我黨我軍的無線電偵測機構和密碼破譯機構，采用先進的技術裝備，其中有日式的、美式的，甚至還有一些蘇式的無線電偵測儀器。因此，無論在黨內外還是國內外，不少人對于處于劣勢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能否打敗國民黨持懷疑態度。　　

　　◆1946年，任弼時在延安。

　　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解放戰爭初期還是解放戰爭進行之中，鼓舞、激勵我軍民士氣、堅定我軍民打敗國民黨軍隊的必勝信心就非常重要。而此時任弼時不僅參與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的戰略策劃、決策指揮西北及全國的解放戰爭，而且在轉戰陜北中兼任中央支隊司令員，主管整個直屬隊的工作，同時協助周恩來主管電訊聯絡和密碼通訊工作，因而鼓舞我軍民士氣、堅定其必勝信心乃是任弼時等人當時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曾擔任中央軍委二局局長兼政委、中央軍委總情報部副部長等職務的戴鏡元在其《緬懷敬愛的任弼時同志》一文中回憶了相關情況：“弼時同志和周副主席對二局工作和二局同志非常關心……他們對二局工作還有一個極形象的比喻說明科學技術加無產階級的政治就會有無限發展前途。他們說，敵人的技術有發展，愈是在戰場上失敗，愈會在技術上圖改進，以圖延長掙扎，但他們政治是腐敗的，政治制度是沒落的，妨礙他的科技發展。如果說敵人的技術正五十分的話，他們的政治是負五十分，正負相加等于零。而我們的技術可以發展，再抓住敵人技術上的漏洞，我們是正五十分；我們又是無產階級政治，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先進的，有無限生命力的，加上同志們自覺革命，為人民工作，這樣，也是正五十分，兩項相加是一百分。所以說，我們必勝，敵人必敗。”

　　當軍委二局工作出色、取得優異成績時，任弼時總會及時給予肯定和表揚。1947年1月12日，任弼時又一次和朱德來到距離延安六十里路的安塞——軍委二局所在地慰問，“那時沒有汽車代步，他們不顧山路崎嶇難行，策馬前來，從延安出發，兩三個小時才到……我們的辦公室分散在山溝里，每個辦公室相距幾里地，羊腸小路，連馬都不能騎，只得步行。他和朱總司令走遍了每一個辦公室，親切地看望了所有的同志，聽取了工作匯報，直忙到晚上六點多”。任弼時熱情洋溢地稱贊大家：“你們住在安塞，雖然我們見面的機會很少，但與你們的工作是天天見面的。你們的工作做得很好，在前線打仗的同志也常常夸獎你們，這是你們的光榮”，“去年你們的成績和進步特別顯著，今天總司令和我特來慰問你們”。他們的慰問和表揚對二局同志及其工作以極大的鞭策和鼓勵。

　　針對軍委二局部分工作人員身體病弱、難以長期持續工作，1947年11月14日任弼時專門致函中央后委書記葉劍英，建議對這些人員實行休息制度、發給健康補助費。信函中說：二局一部身體病弱人員，“須實行一種休息制度以利長期工作，除每年能給以一定時間（如一個月分兩次）之休息外，對少數基干體弱者決由中央及軍委給以特別健康補助費，受補助者確以身體最弱，確須特加照顧方能保持長期工作下去的同志。并不機械以職位為標準，打破二局傳統的平均主義。經與戴同志初步商定在三交約有四十五名左右（河西除外），擬每月每人補助三斤小秤的豬肉，從本年十二月份起每月上旬按市價由特會科付款……”多年后，戴鏡元對這段經歷仍銘記于心：“……建立休息制度與給予特殊補助的辦法，這些都是弼時同志自己的想法。他對同志們對別人的關心真是無微不至。這不是形容詞，而是我的切身感受。”　　

　　◆任弼時

　　更為重要的是，解放戰爭時期任弼時親自抓無線電業務工作并且卓有成效。針對解放戰爭初期個別電訊機要人員違犯工作紀律，致使我部隊密碼一度被國民黨方面偵破等情況，任弼時協助周恩來研究了在戰時情況下無線電通訊保障和密碼保密問題，并親自審定了各種應急方案，嚴令各級軍政首長親自掌管，確保萬無一失。曾擔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等職務的羅青長在其《解放戰爭中隱蔽戰線的領導者——記任弼時同志轉戰陜北大事一件》一文中回憶說：“獲悉蔣介石每天靠空中偵測的情報來判斷我軍的動向，制定他的作戰計劃時，弼時同志協助恩來同志曾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和九月，先后在陜北靖邊縣的小河村，葭縣（今佳縣）的神泉堡兩次召集機要業務會議，研究對策。這兩次會議，根據我對敵空中電訊密碼斗爭的經驗和教訓，弼時同志協助恩來同志親自動手，日夜辛勞，反復研究驗證操作并同有關機要工作負責同志一起，研究制定了正確的密碼方針和通訊聯絡方案以及嚴格的保密制度”，“這兩次極為重要的機要業務會議的精神，由中央前委通令全黨全軍貫徹執行”。

　　正因為周恩來、任弼時等人的親自指揮、忘我工作、無私奉獻，所以在敵我雙方無線電偵察和密碼斗爭中，國民黨一如其在地面戰場上也打了一個大敗仗。羅青長曾回憶說：“1949年4月，我軍解放南京后，在接收偽總統府對我黨我軍電訊偵測和密碼破譯的檔案中證實，在解放戰爭中敵人始終沒有破譯出我核心密碼，這是解放戰爭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樣成功的范例，在現代戰爭史上是罕見的。”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任弼時同志在戰爭年代親自領導并無私奉獻于無線電臺工作的點點滴滴及其承載的偉大功勛將永載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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