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存在大量“二流子”，他們不僅耗費了大量社會財富，而且威脅到邊區社會的穩定。為此，邊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對“二流子”進行改造，如說服教育改造其思想，組織“二流子”參加勞動，發揮勞動英雄和積極分子的帶動作用，利用各種藝術形式營造社會輿論等。改造“二流子”運動取得了良好成效，部分解決了邊區政府勞動力相對不足的問題，改善了彼時廣大鄉村的社會風氣和道德風尚。

　　“不許有一個敗家子、一個‘二流子’”

　　“二流子”，一個近乎家喻戶曉的貶義詞，其最早出現是在1939年的延安報刊中。此前，延安老百姓稱這些人為“地痞”“牛毛”（流氓）“爬鬼”“二流答瓜”，多指那些不務正業、不事生產，以煙、賭、偷、盜、陰陽、巫神、蠻婆、土娼為生的人。抗戰初期，邊區存在著大量“二流子”。“根據延安市的調查，一九三七年前全市人口不到三千，而流氓地痞就將近五百，占人口數的百分之十六，延安縣的材料則一九三七年人口為三萬左右，流氓地痞數字為一千六百九十二人，占人口比率的百分之五。如果以延安縣流氓比率數來推算全邊區，則一百四十余萬人口中‘二流子’約占七萬左右，即從低估計，說革命前全邊區有三萬流氓分子，當不為過。”[1]

　　“二流子”“不僅不事生產，而且還偷谷子，盜糜子，偷驢盜馬，妨害別人生產。他們不僅不出糧不送草，還站在大路邊說怪話：‘咱不種地，就沒有這些麻煩！’他們仗著一張油嘴、流氓手段和有時間，在農村中游來游去，煙酒嫖賭，說是弄非，包打官司，甚至造謠生事，勾結壞人，暗藏奸細，破壞農村治安，違反政府法令”[2]。不僅如此，在戰爭環境下，這些“二流子”有的淪落為匪，有的被漢奸特務收買或利用，對邊區政權構成威脅。“二流子”成為邊區鄉村的主要社會問題之一。

　　抗戰時期，中共組織和軍政隊伍的迅猛發展，日寇的進逼，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使得本就貧瘠的邊區基本物質供給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此情況下，中共在延安機關、學校和邊區農村發動了一場全民參與的大生產運動。數量眾多的“二流子”如果能參加生產，將是一支不小的勞動大軍。因此，陜甘寧邊區政府從改造舊人，發展生產，進而重建新社會的革命理念出發，決定將“二流子”這一群體改造成勞動“新人”，希望“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參加生產，變成好人”[3]。

　　邊區最早開展改造“二流子”工作的是延安和華池兩縣。1939年陜甘寧邊區黨政機關提出發展生產以來，他們就開始了對鄉村“二流子”現象的關注。1942年底西北局高干會議后，為了把生產運動發展到更高階段，開始廣泛改造“二流子”。1943年邊區的口號是“發展生產，加強教育”，教育和改造人是最終的主題。朱德在延安各機關學校生產總動員大會上指示：在生產中，“不許有一個敗家子、一個‘二流子’”[4]。這樣，在延安全民大生產運動中就出現了一場有聲有色的改造“二流子”運動。

　　制定標準嚴格區分

　　“二流子”是一個人人厭惡的頭銜，因此，判定一個人是不是“二流子”時，要慎之又慎，既不能冤枉一個好人，也不能漏掉真正的“二流子”。為此，邊區政府制定了具體的判定標準：

　　（1）完全無正當職業而靠不良行為（如偷人、嫁漢、招賭博、販賣違禁品、拐騙、做巫神、當師婆、胡挖亂抓，只要能作為生活手段，漢奸特務也干）維持生活者為“二流子”；（2）有正當職業，又兼靠不良行為為生活手段者為半“二流子”；（3）至于完全靠正當職業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習氣者（如本人有不良嗜好，但不靠賣違禁品為生活，耍賭博但不靠招賭生活，積極生產但又大吃大喝等），不算“二流子”，而應作有不良嗜好或有“二流子”習氣的公民。[5]

　　此外，中共特別以延安烏陽區的6個典型人物為例，詳細分析和界定什么樣的人是真正的“二流子”：（1）劉老漢，40多歲，吹鼓手，土醫生，全不勞動，單身漢。（2）龐俊業老婆，30多歲，種地十多坰，自己不勞動，常串門子，說是弄非，打街罵舍，莊上人都不和她好。（3）何拐兒，29歲，不勞動，好偷賣公糧，坐過禁閉。（4）史玉亮，40多歲，勞動很好，夏天務莊稼，冬天挖炭，下雪天也挖，因有不良嗜好不顧家。（5）白三茂，48歲，光身漢，跟上好人學好，跟上壞人學壞，愛賭，但不經常。夏天做短工，冬天挖炭，賺一個花一個。（6）趙懷亮，不務正業，不事生產，24歲，穿得漂漂亮亮的，好串門子，常和婆姨們嘻嘻哈哈，唱個小調，愛說是非，見山說山，見水說水。

　　就按這6個人說，一個人一個樣兒：龐俊業老婆和何拐兒，不勞動，又都為非做歹，當然是“二流子”；史玉亮和白三茂雖然也有不良嗜好，做壞事，但是勞動很好，就不能說是“二流子”，只能說不是好公民；劉老漢有點職業，事不多，卻不勞動，可以算半“二流子”；至于趙懷亮雖然不做什么壞事，但是游手好閑，不事生產，卻可歸入“二流子”之內。可見區分“二流子”要依據每個人的實際條件，不可一概而論[6]。

　　多措并舉改造“二流子”

　　為了成功對“二流子”進行改造，邊區政府采取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措施。

　　第一，說服教育，改造思想。要想徹底改造“二流子”，首先得從思想上入手，使他們真正意識到自己的問題所在。為此，不少地方黨政機關領導親自教育“二流子”，同時，還發動村中有威望的人士和勞動英雄，結對幫助改造。

　　第二，給“二流子”分配土地，提供幫助，解決生產困難。“二流子”生活懶散，其中有些人或沒有土地，或缺少勞動工具、耕牛、種子等生產資料。各個地方從解決實際困難入手，給沒有土地的“二流子”分土地，給缺少生產條件的“二流子”創造生產條件。

　　華池縣元城區二鄉的“二流子”王士杰，長期嫖、賭、抽，不參加勞動，全家人年年餓肚子，亂偷亂賣，妨礙莊子的生產。縣長李培福了解他的情況后，和鄉長一同做他的改造工作。全家人沒有單衣，就給他出主意，讓他燒炭賣錢換布；沒有柴燒木炭，鄉長就把自己后山的樹木讓給他砍，不會燒炭，親自教他。王士杰不再耍賴，開始認真燒炭。提起種地，他沒有牲口、镢頭和鏵，也沒有吃的，鄉長把自己的鏵借給他，李縣長給錢買了把镢頭，還動員群眾借給他糧食。此后，王士杰變得勤快起來，耕作、鋤草、拾糞，不再抽煙、賭博，生活有了保障，轉變成了辛勤的勞動者[7]。

　　第三，將“二流子”編入各種形式的互助合作組織，為其布置生產任務，幫助其制定生產計劃，督促其參加生產。

　　好吃懶做、逃避勞動是“二流子”的通病。因此，把他們組織起來，互相監督，克服懶惰，逐漸建立起勞動習慣，比個別改造收效要大得多。例如，萬戶谷組織的“二流子”開荒隊、賀家川的開荒合作社等，都吸收了很多“二流子”參加，在互相督促下，他們很快都養成了勞動習慣。另一種情況是動員“二流子”參加變工隊。甘泉甑家灣的“二流子”路保良，之前是面黃肌瘦的“浪蕩鬼”，自從參加了變工隊，就變得和過去大不相同了。他感動地說：“開始變工挖荒時挖幾下就熬了，晚上回來滿身骨頭疼，乏得灰溜溜的，沒有信心堅持下去。這刻吃的飯多了，挖地滿有勁，覺得下苦很痛快的，變工隊能改造我，對我的教育滿實際。”[8]

　　中國傳統的小農生產是松散的，“二流子”更是得過且過，無計劃可言。邊區政府為“二流子”制訂生產計劃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生產的散漫性。例如永勝區三鄉鄉長鮑光成，給高銅牌訂了生產計劃，發動群眾借農具、籽種，并將自己的吃糧節省下來，幫助高銅牌，經常去檢查他的勞動情形[9]。子長縣南區為“二流子”制訂了生產計劃后，“二流子”紛紛交出賭具，轉入生產。其中天神廟廟溝的女“二流子”吳志元婆姨，因為找不到參加開荒要求的保人，向區長哭訴說：“誰也不保我，我以后一定改正了。”“工作組給她計劃今年紡十斤線，每月一斤，二十多天后去檢查，她已經紡下一斤十四兩。”[10]

　　第四，發動群眾，對“二流子”進行監督、幫助。與邊區政府相比，左鄰右舍及鄉親對“二流子”的狀況更清楚，更容易勸說、幫助和監督他們。于是，鄉親出于熱心或接受政府安排，給“二流子”做擔保，幫助他們主動積極地接受改造。很多“二流子”在鄉親的幫助監督下，很快轉變了。當時城里有一個偷偷賣自家口袋的“二流子”，怎么賣也賣不出去。一次，有個人說要買他的口袋，他很高興，但是買了他口袋的那個人轉頭就把口袋送還到他家里去了，讓他回家去要買口袋的錢。這相當于堵住了這個“二流子”的發財之路，他只得去參加生產[11]。

　　第五，與勞模運動相結合，在“二流子”中樹立轉變快的先進典型，鼓勵先進帶后進。邊區政府對那些轉變快、表現好的“二流子”及時給予表揚，成績突出的還評為勞動模范；對那些頑固不化的“二流子”，有時也邀請他們參加勞模大會或其他表彰會，讓他們“和貴賓們坐在一起”，還招待他們喝酒、吃糕點和糖果，并請他們和勞動英雄一起平等地參加一切討論。

　　曾經“聞名”邊區的“二流子”劉生海，經改造成為邊區著名的勞動英雄。他在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說：“想不到曾是‘二流子’的我，也會有今天。我要報答政府這樣好地對待我，以后更要好好勞動。”延川“二流子”劉興盛轉變后對鄉長說：“今年虧得鄉長幫助我們，若不是，我們一家人現在還是挨餓受凍，哪里還能像今天一樣吃干的穿新的？盼望鄉長以后經常來督促我們的生產，我們一家人永遠也忘不了政府的好處。”[12]

　　此外，邊區政府還利用各種藝術形式營造社會輿論。當時圍繞著“二流子”改造運動，產生了許多以“起家”為主題的文藝作品，如《劉二起家》《鐘萬才起家》《劉生海起家》等。還有《兄妹開荒》《“二流子”變英雄》等街頭短劇以及民歌童謠等。

　　王式廓的版畫《改造“二流子”》是延安版畫的代表作。他曾這樣講述畫中人物的身世和思想感情：那個指著“二流子”婆姨的老大爺是村干部，非常誠懇耐心地給“二流子”講利害關系，似乎在說，看看你的老婆孩子多么可憐……。坐在磨盤上的是“二流子”的婆姨，很苦，懷里還抱著一個嬰兒；那個“二流子”的大孩子也很可憐，站在旁邊的老太太很同情他；另一個老大爺攤開雙手，似乎在說：你年輕輕地這樣下去，怎么對得起婆姨和娃子……？背向群眾的那個農民性格就比較強烈，伸出一只手指著“二流子”責罵他，也許是“二流子”的一個親屬，他背上背著一條繩子，襯托這農民的烈性子，他會說：你再不改把你捆起來。其他老鄉有的撇嘴，有的旁觀；右下角的孩子穿著紅衣服，戴著圍嘴，衣衫整齊，正好和“二流子”的孩子形成對比。“二流子”穿得很破爛，坐在一段木頭上。聽了大家苦口婆心的說服教育，他的心動了，低著頭，兩個胳膊緊緊抱著自己的肩膀，抬不起頭來。

　　改造取得巨大成果

　　陜甘寧邊區對“二流子”的改造取得了巨大成果。截至1943年初，全邊區共有“二流子”9544名，較以前幾萬人而言，下降迅猛。并且在1943年這一年內又改造了5587名，占總數的58．8%，而且這9000余人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多少也從事一些勞動的半“二流子”[13]。到抗戰結束前，陜甘寧邊區的“二流子”基本上改造完畢。

　　陜甘寧邊區對“二流子”的成功改造，在當時可謂是一個空前的奇跡。由于對“二流子”的改造，大大減少了賭博、串門子、招野漢、偷竊財物、好吃懶做、播弄是非、宣傳迷信等不良現象，促進了社會安定，邊區社會風氣大大改善。由于“二流子”不務正業，容易被敵人利用，所以對他們的改造也有利于邊區的鋤奸自衛。這些“二流子”經過改造，擺脫了貧困，生活有了改善。“二流子”轉變對陜甘寧邊區經濟發展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1943年全邊區已轉變的“二流子”每人至少生產糧食一石五斗，5500余個轉變的“二流子”生產了8000余石糧食，足夠一萬人一年的口糧。

　　1944年7月，黃炎培、傅斯年、左舜生等7位國民參政員沖破國民黨當局的重重阻撓，踏上了訪問延安的旅途，對延安進行了為期5天的訪問。其間，黃炎培先生深為延安軍民昂揚的斗志、儉樸的生活、健康的民風所感染。返回重慶后，黃炎培先生在夫人姚維鈞的幫助下，寫成了《延安歸來》。在書中，黃炎培寫道：延安街上沒有看到一個游手閑蕩的人，他們叫做“二流子”，在街上絕對沒有見過一個面帶煙容而頹唐的人。

　　注釋：

　　[1][2]高鳳林：《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黨群關系口述史》，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頁，第49頁。

　　[3]《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頁。

　　[4][5][12]王東方：《中國革命的延安之路》，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4頁，第254頁，第258頁。

　　[6][11][13]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農業》第二編，長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693—694頁，第524頁，第689、692頁。

　　[7]楊正發：《面向群眾：李培福傳》，甘肅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頁。

　　[8]北群：《甘泉變工隊是改造“二流子”的學校》，載《解放日報》1944年4月22日。

　　[9]延國民：《改造“二流子”是長期經常工作》，載《解放日報》1945年2月4日。

　　[10]石良秀、張志忠、楊風：《子長南區二流子迅速轉變，一個月交出賭具二十五件》，載《解放日報》194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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