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黨的理論第一刊《紅旗》雜志,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關懷和具體指導下創刊的。
1955年1月,毛主席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各省市要辦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正式提出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問題。同年3月,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決策,在成都會議上被具體化。在1958年5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主席作出創辦黨的刊物的正式決定,定名為 《紅旗》,并親筆題寫了刊頭。
1958年6月1日,《紅旗》創刊號出版,發刊詞由胡繩執筆,經毛主席審定。同期發表了毛主席的文章 《介紹一個合作社》。
此后,毛主席一直關注 《紅旗》的工作,不僅經常向 《紅旗》推薦文章,還對一些稿件提出修改意見,甚至為《紅旗》編輯部寫約稿信、按語。
從1958年6月1日創刊,到1988年7月1日終刊,《紅旗》雜志總計出版544期。作為黨的機關刊物,《紅旗》雜志30年間一直肩負著解讀、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思想理論的重大使命,有力地推動了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因其嚴謹深入的理論分析和鮮明的政治觀點,贏得了廣大讀者的認可和尊重,每期發行量高達240萬份。
198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下發《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關于中央、國務院關于機構改革方案》,其中有一項:撤銷 《紅旗》雜志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內的理論刊物。
《紅旗》自創刊以來,每個時期都是按照中央的意見、指導思想進行編輯工作的,此消息一出,無論是做 《紅旗》雜志工作的同志,還是黨內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很突然。
當時,有一個很迫切的問題,那就是 《紅旗》雜志1988年第一期到底還發不發?
對此,《紅旗》雜志編委會于1987年12月21日向中央分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和書記處請示:“近日社內外盛傳 《紅旗》機構要變動, 1988年第一期按計劃12月25日發稿, 27日付印。《紅旗》是否照常出版,請批示。”
12月23日,中央在宣傳思想工作會上重申,《紅旗》雜志必須停刊, 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發,同時成立一個三人小組起草改刊方案。隨后,三人小組緊鑼密鼓地開會討論第一步方案。
1988年2月12日,黨校負責人與 《紅旗》雜志的干部接觸后,感到黨校確實不可能有力量辦刊。于是,他們于3月2日給中央寫信建言:"《紅旗》在國內外已有相當影響,發行量達240萬份,建議還是不改刊名為利。"但中央最后決定,刊名必須改,并確定 《紅旗》 6月15日停刊。
6月16日, 《紅旗》 雜志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雜志正文并無一字提及停刊一事,但封底 “歡迎訂閱《求是雜志》”的大標題下,標注著 “中共中央決定,《紅旗》雜志今年6月底停刊, 《求是》雜志7月1日創刊”的字樣。
就這樣,《紅旗》被更名為《求是》。
那么,好好的《紅旗》為什么要更名呢?
或者說,《紅旗》更名為《求是》,意味著什么呢?
對此,中國西柏坡精神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趙新月分析、總結出了十大變化。
他認為,將《紅旗》更名為《求是》,標志著國家意識形態從毛澤東思想變為鄧小平理論;
意味著毛時代的結束,鄧時代的開始;
意味著紅色社會主義向特色社會主義轉變;
意味著階級斗爭的結束和階級調和的開始;
意味著純粹的公有制時代終結了,而包括私有制在內的混合所有制開始了;
意味著理想主義變成了經驗主義,告別紅色革命而擁抱市場,拒絕崇高而回歸世俗;
意味著先鋒隊的宗旨從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全民服務,人民概念的內涵從工農兵為主體變成了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全體人民;
意味著華夏民族從勇立潮頭變成了韜光養晦,從世界革命中心變成了世界工廠;
意味著從理想社會主義回歸到新民主主義;
意味著全黨、全民的政治學習教材,從《毛選》變成了《鄧選》。
應該說,趙新月老師的總結鞭辟入里。
不過,事實證明,《紅旗》雜志更名為《求是》雜志后,其親和力和感染力以及影響力遠不如《紅旗》。
更名后的《求是》跟《紅旗》一樣為半月刊,即每個月出版兩期。當年《紅旗》雜志每一期的發行量為240萬份,而《求是》雜志的年度發行量才180萬份,僅為《紅旗》的十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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