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歷史,抗戰勝利后,臺灣回歸中國。但是,歷經百年戰亂的中國仍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階段。回歸祖國的臺灣民眾,不但沒有國民復歸的政治實感,更沒有得到經濟解放的紅利,再加上部分接收官僚的貪污腐化,以致臺灣政經的混亂與惡化,迫使臺灣民眾還沒有過完復歸祖國“五百天的日子”,就把他們對祖國的愛,借由1947年2月27日晚上臺北街頭偶發的警民沖突,“換上武器和紅血來表現”。斗爭在兩條戰線同時展開,一條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文斗”,具體體現于“三十二條”《處理大綱》要求的民主與自治;另一條則是中共臺灣地下黨在云嘉南、臺中與臺北等地區領導的武裝斗爭,具體要求也是民主與自治。同年11月,流亡香港的“二二八”斗士們成立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強調的還是民主與自治。這充分說明“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并不是“臺獨”分離主義向來扭曲的所謂大陸人與臺灣人的“省籍矛盾”。它的本質是1840年以來瀕臨亡國滅種的封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所產生的骨肉相殘的悲劇,也是“帝國主義世紀中的中國病變”之一。
然而,武力鎮壓讓臺灣民眾對祖國的情感一度產生挫傷,更埋下死傷者家屬內心難解的怨悱,并且長期傷害了臺灣內部的民族團結。例如,曾經在臺灣光復時謳歌祖國并期待“臺灣和大陸純全的融合變成一體”的“臺獨祖師爺”廖文毅與哥哥廖文奎,即在美國陰謀支持下,在香港搞了臺灣脫離祖國的所謂“托管運動”。但是,臺灣社會的主流輿論并沒有因此就否定祖國,省內外作家和文化人更是極力呼吁“莫因慘史疑光復”,加強團結,努力彌平“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省籍鴻溝等問題。因為“二二八”事件的血的教訓,對國民黨所代表的“白色祖國”絕望了的廣大臺灣知識青年,更通過對中國政局的進一步認識,轉而擁護“紅色祖國”,并且投入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領導,以全中國的民族解放為志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然而,隨著新中國成立、“韓戰”爆發與美帝干涉中國內政,臺灣被強行納入美帝的全球“反共”構造之中,繼承了日據以來臺灣愛國主義傳統的整整一代人,也在50年代白色恐怖期間遭到全面而殘酷的“反共”肅清,并與“二二八”事件同為臺灣人民遭受當權者暴力迫害的歷史的悲情。
更加可悲的是,兩岸對峙,國家長期分裂的狀態,不但造成了無以數計家庭不能團圓的人倫悲劇,在“反共”國安戒嚴體制嚴厲統治下,“二二八”事件與那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成為臺灣社會最禁忌的話語,承續著日據以來反帝愛國的祖國意識,追求國家統一的臺灣愛國主義光榮傳統,也被刻意遺忘,而使臺灣成為一般民眾對歷史集體失憶的病態社會。也因此,從“解嚴”前夕的1987年,也就是“二二八”事件40周年起,針對國民黨長期以來政策性掩飾的“共匪陰謀”與“奴化遺毒”論,島內分離主義勢力假借“和平日”(和平臺獨)為名,走上街頭,展開扭曲“二二八”事件政治要求為“臺灣獨立”的歷史虛構工程,進而通過李登輝收編“二二八”事件為“臺灣人悲情”的政治工程,在共同的“反共”意識下,建構了所謂“外來政權=國民黨政權=外省人=中國人鎮壓臺灣人”的“二二八”史觀,進而在2000年陳水扁當政時,依托所謂“臺灣地位未定”的謬論,取消10月25日臺灣光復節的假日與紀念(否定“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另以扭曲史實的“二二八”為法定的“臺灣人的國殤日”,從而厚植臺灣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分離主義身份認同。到了2006年起,國民黨主席馬英九也放棄歷來“國共內戰”歷史結構下的“二二八”事件論述,承認“官逼民反”論,年年代表國民黨或臺灣當局為“二二八”事件持續道歉。“臺獨”與“獨臺”的“二二八”論于是在“反共”共識下合流,“二二八”事件的歷史面貌進一步混沌。
“二二八”事件是歷史遺留的尚未徹底解決的臺灣問題的一頁。問題的根源在1840年以來帝國主義對封建中國的侵略。歷史的問題必須歷史地解決。在歷史遺留的臺灣問題尚未解決的當下,我們在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同時,就應該理解“二二八”事件體現光復以后臺灣民眾要求國家統一的民主與自治的歷史,及其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的現實意義,從而奪回被“臺獨”勢力扭曲的“二二八”事件歷史解釋,重建臺灣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反帝愛國的祖國認同,進而共同投入促進祖國統一、民族振興的歷史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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