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臺灣“大選”后民眾黨成了“關鍵少數”，我黨該如何統戰柯文哲?戴季陶可資參照。戴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后追隨孫中山參加二次革命與護法戰爭。五四運動期間思想激進且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曾先后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參加西山會議派活動后發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等歪曲孫中山學說的革命內容，反對共產黨與工農運動，為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制造輿論而形成所謂的“戴季陶主義”。1927年蔣介石上臺后長期任考試院院長，1948年任國史館館長，1949年蔣介石敗退臺灣之際絕望自殺。

一、戴季陶是如何“反共最早，決心最大，辦法最徹底”而躋身于國民黨高層的?

戴早年追隨孫中山，1918年陪同被操縱國會的桂系軍閥排擠的孫中山離開廣州前往上海，邂逅從日本回到上海的李漢俊后初步接觸馬克思主義。由于戴也讀過馬克思主義著作，兩人便經常在一起聊天。當時國內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著名刊物為北京的《每周評論》由新文化運動健將陳獨秀等人主編，二人也經常閱讀。由于該刊物為北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陣地，二人商議也在上海創辦一個雜志，取名《星期評論》與《每周評論》遙相呼應。

五四運動前后，經過孫中山同意，戴在上海與李漢俊、沈玄廬創辦《星期評論》并作為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系列刊物。擔任主編后，為了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戴撰寫不少文章宣傳社會主義思潮，對共產主義也作了廣泛介紹。他還嘗試用共產主義說明中國倫理問題，稱贊馬克思、恩格斯是“天才”，稱馬克思是“近代經濟學的大家”、“近代社會運動的先覺”，質疑“翻譯馬克司(思)的著作與研究馬克司批評馬克司的著作，豈是可以禁止的?又豈是能禁止的嗎?”朱執信(國民黨早期黨員)等人創辦的《建設雜志》還陸續登載過他由日文轉譯的考茨基著《馬克思資本論解說》，當時國內工人運動也日漸高漲，發生了著名的六三罷工(上海等地為聲援五四愛國運動而發動的大罷工)，社會氣氛也隨之緊張。

戴針對該現象是這樣對孫中山表態的，六三罷工以來“工人直接參加政治社會運動的事已開了幕，如果有智識有學問的人不來研究這個問題，就思想上智識上來領導他們，將來漸漸地趨向到不合理不合時的一方面去，實在是很危險的”。他認為，工人運動若沒有人予以約束就會走上制造社會動亂的道路上去。

1920年陳獨秀到上海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全國共產黨組織，李漢俊是陳獨秀家的常客。接著，李漢俊將戴季陶、沈玄廬介紹給陳獨秀認識。陳獨秀本對戴宣傳馬克思主義與創辦《星期評論》甚是嘉許，而戴也對陳獨秀這位新文化運動中的健將十分仰慕，兩人一見如故。為了表示自己的善意，戴還將自己租住的樓讓出來給陳獨秀一家居住。于是這里就成了陳獨秀的家，也成了《新青年》編輯部的所在地，更成了中國共產黨組織發起的誕生地。

在上海的那段時光，陳、戴兩人朝夕相處，常常交流思想，關系簡直勝似親兄弟。當時陳獨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黨的外圍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而戴的住址即團址，對外掛“外國語學校”牌子，這實際上是個準共產黨小組。所以，戴的家也是共產黨小組所在地。當時蘇俄為了“輸出革命”而積極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共產國際還專門派維經斯基來指導工作。經陳獨秀介紹，戴與維經斯基聯系并參加由陳獨秀主持、在《新青年》雜志社舉行的座談會，不斷討論有關社會主義與中國社會改造等問題。

1920年5月，陳獨秀約戴季陶、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周佛海、楊明齋與袁振英會同維經斯基到戴宅密商組織共產黨的辦法。鑒于戴在馬克思理論方面的突出才能，陳獨秀將黨綱的起草工作交給他。《中國共產黨黨綱》起草完成后，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施存統、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陳獨秀家開會討論正式成立黨組織，但戴意外地缺席了這個會議。會議快要結束時戴才姍姍來遲，還說“我不能參加，只要孫中山先生在世一天，我就決不可能參加其他的政黨。”

戴不愿加入中共黨組織，是因為其本人逐漸排斥馬克思主義中的一些觀點，尤其是不贊成階級斗爭與導致社會秩序混亂的工人運動。戴準備參與創建中共黨組織，孫中山曾嚴厲呵斥，認為中共成員只不過是“一班小學生”，根本不能與國民黨相提并論。后來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在一次黨史報告中稱：“中國黨的發生是由六個人發起，陳獨秀、戴季陶……但他(戴)并沒有繼續朝前進步。”戴與中共失之交臂后轉而從事經濟活動，參與股票投機生意卻遭到慘敗。

后來，孫中山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卻對將共產黨員納入國民黨內較為疑慮。因為戴曾參與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對此他特地征求戴的意見。戴認為沒有必要節外生枝搞什么國民黨改組，說這樣是“屢格于眾議”而“沒有獨立之規劃，而乃以外力為動機”，更說孫中山讓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是養虎為患而必然“啟他日之糾紛”。在戴等人反對下，孫中山轉向“聯俄容共”的政策。為了爭取盟友與孤立對手，中共將國民黨內部的成員分了類，支持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成員為“左派”，站在中共對立面的則是“右派”，介于兩者之間是其爭取的對象。陳獨秀將戴列為“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陳獨秀還在1924年7月給維經斯基的一封信中，稱戴為“左翼理論家”。

但鮑羅廷坦言自己到中國的任務之一是“加速國民黨不可避免的分裂”，進而達到將國民黨改造成“馴服地接受我們的指示與共產國際的決議”的目標。所以他一到廣東就在國民黨內部物色“左派”，選定廖仲愷后還曾在汪精衛、胡漢民與戴之間游移不決，給汪精衛的評語是“有野心可利用”，對胡漢民做出了“難相與”的評語，而對戴一直“拿不定”。由于對戴的政治傾向性持懷疑態度，針對戴表示希望訪問蘇聯的意愿，1924年7月18日鮑羅廷在給瞿秋白的信中明確表示“應暫緩進行”。事實證明，鮑羅廷的判斷是正確的。

隨著戴反共態度的逐漸明顯，中共將其劃為國民黨內“右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雙方的沖突逐漸升級。針對中共對國民黨的“分而治之”，戴認為“左右這種字眼不過是一個方向的代名詞，他本身是沒有意義沒有界限的。”在一次演講中，他特地一連四個左轉，以自己仍在原地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據說“引起全場大笑”。

1925年，戴發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小冊子，指責共產黨“只借中國國民黨的軀殼，發展自己組織”。如在國民黨內部擴張共產黨或青年團的組織，“只單純的利用國民黨政治的保護力與經濟的維持力，擴張自己的生命”，文中對中共激烈抨擊。該著作在當時影響很大，按戴自己的說法則是“出版以后，在國內翻印的就有好幾種，散布的數目不下十余萬，有了幾國文字的翻譯，莫斯科的第三國際視為共產黨在國內的唯一勁敵”。他還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認為孫中山繼承了堯舜禹湯等先賢的正統思想而攻擊馬克思主義。

1925年8月，瞿秋白發表《中國革命與戴季陶主義》一文，稱戴為“一種唯心論的道統說”。陳獨秀則發表《給戴季陶的一封信》，稱其書中“錯誤的見解非常之多”而予以逐條駁斥。針對戴的“道統說”，當時在廣州城內的一幅漫畫上，畫著戴背著孫中山的遺像彎著腰滿頭大汗地向一所古老破敗的孔廟走去，上書“戴道統”以示諷刺。此后中共徹底放棄了爭取戴的希望，將其列為斗爭對象之一。

1925年，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系決議案》中稱，戴等“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國民黨內假借‘真正三民主義’的招牌提出階級妥協的口號來反對階級斗爭”，“這一派人形成國民黨的右派，一天天的明顯出來”，認為戴季陶、鄒魯、邵元沖等為“國民黨中真正的右派”，尤其是戴名列第一。孫中山去世后反對“容共”政策的鄒魯、謝持等國民黨大佬變成了去掉緊箍咒的“齊天大圣”，于1925年11月23日形成“西山會議派”，戴發表書面聲明稱，“在一定主張之下可以同意西山會議之決議”。

12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通告，要求發動各地國民黨黨部通電“痛駁”西山會議派，稱“新右派”戴季陶、鄒魯、邵元沖等人勾結“以前的右派”謝持、居正等人在西山非法開會，要求各地發動各地黨部“一致發電痛駁”。在鮑羅廷羅列的中共五個大敵中，戴季陶名列第五(其余為帝國主義、軍閥、買辦資產階級、國民黨右派)。戴被鮑羅廷從國民黨右派中單列出來，主要是因為是他一度是國民黨內最杰出的理論家。他發表的《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為國民黨后來反共奠定了理論基礎，“反共最早、決心最大”，特指他很早就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內，認為黨內有黨必定走向分裂;“辦法最徹底”特指他與其他國民黨反共成員不同，埋頭著述而建立了一整套反共理論。因此，戴成了國民黨的反共“先鋒”。特別是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與《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小冊子發行后，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稱該著作系“極忠實的研究成績”，邵元沖甚至在廣州《民生日報》上撰文對其予以盛贊，時任中山大學校長的鄒魯還將其著作分發給一部分中大學生，廣州衛戍司令許崇智也將其印發給全體官兵閱讀。

在早期國共論戰中，國民黨在意識形態宣傳方面遠非中共的對手，盡管前者有廣州《民國日報》與上海《民國日報》等大型黨報，但僅側重新聞報道而無法與中共的《向導》、《新青年》與《中國青年》那樣致力于意識形態領域的理論宣傳相抗衡，廣州《民國日報》的社論甚至有時還照搬中共機關報《向導》上的文字。戴為國民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弱勢而哀嘆：“本黨宣傳功夫不如共產派，很可慮的。”戴是當時國民黨內唯一公開著書立說，并試圖與中共在意識形態方面對壘的理論家。但陳獨秀認為“其理論攻擊力實在有限”，其文剛一出籠就遭到中共的文字圍剿，他幾乎沒有任何回擊就偃旗息鼓了。

西山會議派將戴內定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戴因在理論方面才能突出也被他們內定為“中央”重要成員。戴與邵元沖登報聲明：“此次上海一部分中國國民黨員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鄙人等認為非法，均未加入，特此聲明。”1926年，國民黨二大在廣州召開，戴因“此次西山會議始終未與會，離京之日曾函吳稚暉同時表示悔悟”而只是被“促其猛省”，同時令他“三年內不得作文字”。戴在此次政治風波中輕易過關，進而高票當選為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但戴認為參加西山會議之人均被處分而自己反而當選為中央委員“有失公平”，所以向國民黨中央呈文要求解除自己的職務。在元老張靜江、譚延闿等人的協調下，戴出任中山大學委員長(校長)。北伐軍打到長江流域后，戴應蔣介石之邀前往江西為其出謀劃策。蔣介石占領江浙地區后通過“清黨”到處捕殺共產黨人與進步人士，戴對此大力支持，還前往日本游說日本軍國主義者支持國民黨北伐。他在日本歷時一個半月，“在日本朝野公開演說八十余次”，竭力為蔣介石爭取支持。

國共兩黨正式分道揚鑣后南京國民政府迅速成立，戴擔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之職長達二十余年。解放軍占領南京后戴隨著國民政府敗退廣州，1949年2月11日戴面對窗外的凄風苦雨大生悲慟凄慘之感而吞服過量安眠藥自殺。1949年3月底中共中央公布的國民政府四十三名戰犯中，戴赫然名列十六。

戴季陶對馬克思主義的前后態度與做法在國民黨中極具代表性：作為國民黨中重要的理論家，戴曾汲取、宣傳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現實實踐超越國民黨理論范圍時，他又反對、攻擊馬克思主義。

二、戴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何以轉變?

第一，接觸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不純粹。與李大釗、陳獨秀等共產黨人接觸與研究馬克思主義不同，戴接觸與研究馬克思主義并不是為了把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武器引進中國，更不主張運用馬克思主義把中國革命引向社會主義革命范疇。戴何以接觸并持續研究馬克思主義?一是受社會主義思潮廣泛傳播的影響，此種影響是樸素與原始的，不能給戴的思想向馬克思主義轉變提供深厚動力;二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發展、完善自身堅持的思想理論，特別是國民黨的支撐理論——三民主義，以達到資產階級革命目的。這才是戴在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過程中一以貫之的目的，也是支撐戴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最深層、最穩定的因素;三是對付、反擊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思想涌入中國時，這些資產階級理論家抱有的心態要么是立即加以反對，要么是予以研究，在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反對主張”，這一點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前后體現得尤為明顯。正如戴在翻譯德國社會民主黨政綱時所發的聲明那樣：“我譯這個政綱的意思，并不是希望中國目前這些政客先生們來采用他。但要想青年的中國人，留心改革政治改造社會問題與研究歐洲社會思潮的人，拿來做一個研究資料罷了。中小企業在在管理過程中，往往呈現出輕制度輕體系的情況，因而在管理制度制定出后置之高閣，修訂不及時。面對這種局面，中小企業應改變管理制度的修訂方式，需要全員參與，考慮全面且與時俱進地進行修訂。”

正是戴接觸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目的的不純粹，導致戴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始終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種獨立的思想。他先是把馬克思主義看成填充三民主義的工具，繼而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敵人。戴要么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當成招牌，利用馬克思主義吸引與召集包括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在內的先進分子與革命力量;要么把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或相等同或相對立。如果馬克思主義對三民主義有用則宣傳，無用則棄之，對立則壓制打擊。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力量的開顯與中國革命實踐的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與國民黨的思想理論體系必然會產生沖突，沖突一旦產生，戴顯然會選擇捍衛三民主義，舍棄、甚至反對與攻擊馬克思主義。因此，戴研究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不純粹性，為戴最終與馬克思主義決裂埋下伏筆。

第二，對馬克思主義認識不全面、不徹底。戴主要是通過日本渠道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這就導致他接觸的馬克思主義是不系統的，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也帶有濃郁的“東方色彩”。同時，受時代局限，原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很少流傳入中國，加之翻譯方面的不足，造成戴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存在諸多偏差。但無疑地，戴不純粹的目的嚴重決定了他不可能對馬克思主義系統地理解與實踐。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與時代的向前發展，與其說是客觀因素阻礙了戴對馬克思主義的全面理解與把握，毋寧說戴是在主觀上自覺抵制對馬克思主義全面的理解與把握。

第三，受道統思想的嚴重束縛。作為留日的新知識青年，戴的思想是進步的，但同時又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戴始終未能全面清理封建傳統文化、特別是道統思想對他的影響。在近代中國，一個被道統思想束縛的人，必然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固守中國傳統，堅持嚴格的正統思想，特別堅持把孔孟正統當成評判事物對錯的重要標準;二是容易排斥外來思想，特別容易排斥先進、徹底的革命思想;三是容易把外來思想與新的先進理論加以道統改造，使其成為道統的一部分。戴顯然不能例外。在道統思想的影響下，戴把三民主義、國民黨奉為正統并對孫中山與三民主義加以道統的附會闡釋：“孫先生不是西方思想家，是中國思想家，是中國幾千年正統思想的承繼者”，“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

戴也曾嘗試把馬克思主義納入道統軌道，但馬克思主義顯然與中國傳統的道統思想格格不入，這從根本上決定了馬克思主義不可能被納入道統軌道，在這種情況下，戴起而反對馬克思主義成為邏輯必然。在道統這一標尺之下，戴認為“中國的正統思想是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孫中山承繼了中國的正統思想，因此孫中山的主義自然與馬克思的主義有別，真正信仰孫中山主義的人，是不會盲從馬克思主義的”!與此同時，道統思想的束縛，也造成戴追求“從一而終”的“忠貞人格”，而對孫中山與蔣介石等的“從一而終”，嚴重影響與制約著戴的思想的深刻轉型與向前發展。

第四，戴對舊階級立場的固守。戴在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過程中，始終站在資產階級、甚至反動地主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一方面用馬克思主義填充、完善國民黨理論體系，另一方面用馬克思主義動員革命力量參加國民黨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他的出發點與落腳點都在于維護大資產階級利益。戴與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并最終走向反對、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根本原因也在于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與由此帶來的革命轉向不斷突破舊的資產階級革命范疇而嚴重動搖了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比如，戴對國共合作從最初的消極抵制到后來的公開反對，關鍵原因在于共產黨的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超越了舊有的資產階級革命范疇。他曾措辭嚴厲地指責中國共產黨，“既然已加進了中國國民黨做同志，至少在中國國民黨里面，應要停止他為CP或CY吸收黨員的工作，不得秘密的對中國國民黨員，與以懷疑三民主義的暗示”，同時，他還號召國民黨堅決捍衛自身的階級利益，“中國國民黨中，已有了一個很堅固而秘密的CP與CY的小團體，如果我們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沒有特殊的團結，深刻的覺悟，嚴密的訓練與組織，是一定不能完成國民革命大事業的”。

當然，戴的孫中山秘書身份與國民黨理論家的地位進一步加重了戴的思想轉折的艱難性。戴的身份與地位決定了戴的思想轉折絕不僅僅是個人思想的轉折，而是代表了整個國民黨理論體系與革命體系的轉折。再加上戴根深蒂固的“從一而終”的“忠貞”人格，給戴的思想轉型帶來政治捆綁與道統束縛的雙重阻力。由于難以超越這一阻力，導致戴的一生似乎一直在努力“前行”，但實質上卻往往徘徊于老路甚至發生嚴重的倒退。

對馬克思主義認識不全面、不徹底給戴帶來錯覺與幻想，要么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三民主義是一致的，要么認為三民主義高于馬克思主義，二者不但可合并為一，而且三民主義可替代馬克思主義。比如戴始終認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儒家的大同社會與共產主義相似，“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并堅持認為三民主義比馬克思主義更加適合中國國情與中國革命;戴還曲解、貶低馬克思主義，比如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思想破壞了中國人民自身的“仁愛”思想，而正是這種“仁愛”思想的缺失導致了中國的戰亂局勢。客觀因素、特別是主觀因素造成的戴對馬克思主義認識的不全面、不徹底，導致戴發現不了或故意遮蔽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本質與革命性力量，這不但嚴重阻礙他在馬克思主義道路上承前啟后，而且使他深深陷于舊思想與舊理論的窠臼而不可能與時俱進。

更要命的是戴當時并沒有從君主立憲的思潮中擺脫出來，辛亥革命后仍然是一個堅定的君主立憲者。1909年戴從日本留學歸來公然鼓吹君主立憲，認為“君權制憲政體”乃“四肢最完全之國體也”，把君主立憲作為改變中國現實的唯一藥方而社會主義此時只是“雜志黨”的一種社會思潮。辛亥革命前戴尚未加入同盟會，“他的思想沒有任何黨派的痕跡”，在堅持君主立憲方案的基礎上比較幾種“主義”后被社會主義思潮吸引卻認為該主義不適合中國面對的敵強我弱的國內外環境。

三、戴季陶的一生不凡而坎坷，可用“矛盾”兩字概括。

第一，宣傳馬克思主義最終卻走向反共的道路。戴季陶早年非常推崇共產主義。五四運動期間，大量撰寫文章，宣傳愛國主義思想，宣傳社會主義思潮，介紹共產主義。他極力稱贊馬克思與恩格斯并嘗試用馬克思主義說明中國倫理問題。1920年5月，他參加了由李大釗等倡導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在《星期評論》大量發表研究馬列主義與十月革命、蘇俄政治制度的文章。在陳獨秀組建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戴季陶曾給予了積極的支持與幫助，二人關系極為密切，后來戴季陶成為中共黨章起草的主要負責人。戴季陶為中共的創建做了不少前期準備工作，但他最終沒有參加中共。由于世界觀的不同，戴季陶終于漸漸與共產主義分道揚鑣了。在中共一大召開三年之后，戴季陶成了國民黨右派的旗幟性人物。

第二，追隨孫中山但卻大搞“戴季陶主義”。辛亥革命后戴季陶追隨孫中山，參加了二次革命與護法戰爭，曾受到孫中山的器重，擔任過孫中山的貼身秘書。但孫中山逝世不久，1925年5月，他便在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以“建立純正的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作為國民黨的“最高原則”。6、7月間，他又一連發表了《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以所謂的“戴季陶主義”的架空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

第三，輔佐蔣介石卻失寵于蔣介石。孫中山病逝后，戴季陶看中蔣介石的政治才干，為蔣出謀獻策立下了汗馬功勞。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時，戴季陶也積極參與策劃。1927年，蔣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戴季陶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府委員與考試院院長。1935年，蔣介石在漢字簡化問題上與戴季陶產生分歧。西安事變爆發后，戴季陶支持何應欽等討伐派又冒犯了蔣介石。此后，戴季陶逐漸失寵于蔣介石，而戴身體也每況日下。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后，通知戴季陶赴臺，戴季陶一口拒絕。戴季陶既不愿隨蔣介石殘喘臺灣，又怕成為共產黨的俘虜，1949年2月11日，吞服安眠藥自殺。

戴季陶的一生充滿矛盾，為共產黨的建立與發展做出了貢獻卻最終走向反共道路，崇拜與追隨孫中山卻大行違背“三民主義”之事，他是民國時期重要的理論家，卻成了蔣介石反共的幕后寫手。但形勢比人強，解放戰爭后他終因在政治道路上的不得志而自盡。戴季陶這種投機分子在意識形態光譜上“忽‘左’忽右”，也是給我黨的統戰工作出了個難題。

戴季陶主義恪守了儒家的“中庸之道”而不“左”不右嗎?1925年戴季陶先后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與《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通過修正三民主義形成了所謂的“戴季陶主義”。戴季陶提出要確立純正的三民主義為國民黨的最高原則，大力宣揚三民主義，反對階級斗爭造成的社會階層撕裂;認為在民族國家內離不開各階級聯合的革命;主張建立一個所謂的“純粹的或單純的國民黨”，整肅黨內意志渙散因循茍且的惡劣風氣。

戴季陶認為，三民主義就是“民生哲學”,“民生為宇宙大德之表現。仁愛即民生哲學之基礎”;斷言孫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認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學的方法從理論上整理起來，成為一種學術的文化”，孔子“組織了一個民生的哲學”，這種哲學可分為兩部分來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論。一部是《大學》，是他的方法論”，孔子思想也可稱作“社會連帶責任主義”。進而提出，孫中山“實在是孔子之后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圣”。

戴季陶從與孫中山“互助論”相矛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競爭”論出發，認為人類生存的欲望“都有獨占性與排他性，同時也有統一性與支配性”。戴季陶畢生主張以個人的良心與理智為準則，自覺地行使自己的權利與義務，為社會進步與國家富強而奮斗。但這一思想在實踐中遭遇了失敗，甚至導致了一場政治悲劇。

戴季陶主義的核心理論是建立在個人的良心與理智之上。他強調，每個人都應在國家、民族與人民的利益基礎上，自覺地行使自己的權利，為社會的進步與國家的繁榮做出貢獻。這一理念在理論上看似有啟發性，但卻在實踐中面臨了巨大的困難。

首先，戴季陶主義缺乏具體的實踐指導。雖然他提倡了個人的良心與理智，卻未能提供明確的行動指南，使得這一思想顯得過于抽象，難以付諸實踐。在一個時代充滿混亂與動蕩的環境下，個人的力量顯得微不足道，單靠良心與理智難以改變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

其次，戴季陶主義忽視了社會與歷史的客觀條件。在一些不利的歷史時期，個人的力量難以改變整體的局面。他未能提供應對社會挑戰的策略，這使得他的思想難以在政治斗爭中生存與發展。

最重要的是，戴季陶主義缺乏政治智慧與具體策略，政治斗爭遠非良心與理智之爭。戴季陶的固執與不愿妥協，使得他在政治斗爭中孤軍奮戰，無法得到廣泛的支持。

戴季陶主義在實踐中遭遇了失敗，甚至導致了一場政治悲劇。他的思想體系未能在當時的社會與歷史條件下取得成功。戴季陶的個人性格特點也成為他失敗的原因之一。他的剛愎自用、固執己見的性格使他難以與他人合作，容易招致他人的反感。他的思想缺乏政治智慧與策略，無法在政治斗爭中取得優勢地位。這一切共同導致了他的政治思想的失敗。

毛澤東在1944年悼念張思德同志的演講《為人民服務》中如是批判戴季陶主義的“階級調和論”：“國統區的百姓被官僚、貴族們肆意剝削，生活的異常艱難，但國民政府仍然用‘體諒國家’的字眼勸百姓們繼續忍受剝削……用愛國理念綁架百姓，偷換概念的將百姓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捆綁，勸他們不要罷工示威爭取權益，因為罷工示威就是影響了國家的經濟建設，最后就是影響了工人自己，適足增加工人痛苦而已。但民國是誰的國啊?是那些權貴老爺們的國，是那些腐敗官僚的國，唯獨不是百姓的國，這樣的國值得百姓愛嗎?于是許多百姓會有這樣現實的無奈。反觀蘇區，在我黨的領導下進行了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百姓們切實的感受到了，自己才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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