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現時比例選舉制，系少數黨所運動出來的結果。本黨為革命黨，凡

　　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應摒棄。比例制有害于革命黨，

　　因為，少數人當選即有力量可以破壞革命事業，是給予少數派以機會

　　也。本席根本反對本案，以為不能討論，不能表決。”

　　話說1923年12月下旬，毛澤東奉命來到上海環龍路44號，參加宣傳部的工作，籌備國民黨改組辦事處，與邵力子、于右任共事。

　　1924年1月中旬，毛澤東與部分國民黨代表乘輪船離開上海赴廣州，參與籌備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孫中山在廣州召開特別會議，指派廖仲愷和共產黨人譚平山等人組成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辦理改組國民黨事宜。

　　1月20日，孫中山在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在廣州國立高等師范學校主持了國民黨“一大”開幕式。

　　出席開幕式的代表有165人，其中共產黨代表24人，有孫中山指定的于樹德、李大釗、譚平山，有各地推選的代表毛澤東、沈定一、詹大悲、謝普、林伯渠、夏曦、袁達時、于方舟、張國燾、瞿秋白、趙干、胡公冕、宣中華、廖乾五、朱季恂、韓麟符、王盡美、劉芬、李立三、陳鏡湖、李錫九。除以上人員外，孫中山指定的代表陳獨秀和地方推選代表李維漢因故缺席。

　　孫中山以國民黨總理身份擔任大會主席。他在開幕詞中宣布：第一件事是要改組國民黨；第二件事要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

　　廖仲愷提議組織一個5人主席團，由孫中山指派；得到代表們的同意。于是孫中山指定由林森、汪精衛、謝持、胡漢民、李大釗組成大會主席團，其任務是：孫中山因事不能主持會議時，由主席團推舉1人代表孫中山主持。

　　此前，毛澤東在廣州期間曾匆匆和孫中山會過一面，他感覺孫中山有些老態，說話顯得啰唆，“他不允許別人與他爭論，或提出自己的看法。”后來毛澤東在1964年10月還談到他見到孫中山的一點印象。他說，那時孫中山正處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嚴重的疾病在折磨著他，說話顯得啰嗦，“他不允許別人與他多說”。

　　毛澤東所說的這種情況也許就是廖仲愷提議組織5人主席團的主要原因。

　　且說在1月23日上午，汪精衛、李大釗、毛澤東等19人被推舉為國民黨“一大”黨章審查委員會委員。

　　大會在討論國民黨章程時，國民黨廣州特別區代表方瑞麟提出，在黨章第1章第2條加上“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條文，反對國民黨內有跨黨分子。

　　李大釗當即予以駁斥。他在發言和他的《意見書》中懇切陳詞：

　　“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于本黨、以貢獻于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巧取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做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本黨總理孫先生亦曾允許我們仍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對于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猜疑防制，實為本黨發展前途的障害，斷乎不可不于本黨改造之日明揭而掃除之。”

　　李大釗的解釋和嚴正聲明使許多代表為之動容。國民黨左派廖仲愷等人相繼發言，支持李大釗的意見，反對方瑞麟的提案。毛澤東在大會上的席位是39號，他看到大會氣氛逐漸有利于國共合作，立即發言說：

　　“主席，主席！39號發言。本席主張本案停止討論，即可付諸表決。”

　　大會主席采納了毛澤東的提議。表決的結果，否決了方瑞麟的提案。

　　大會在討論“《比例選舉制》為本黨政綱之一”提案時，提案人黃季陸說：

　　“比例選舉制可以打破現在選舉的流弊。因為，現代選舉制，總是以多數壓服少數，而比例選舉制，則各能如其勢以發展，毫無沖突之處。”

　　比例選舉制是資本主義國家選舉制度之一，根據各政黨在全國所得選票，按總票數中的比例，分配各政黨議員席位。黃季陸的提案得到國民黨一些右派代表的贊成。毛澤東發言對此提案表示反對，他說：

　　“現時比例選舉制，系少數黨所運動出來的結果。本黨為革命黨，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應摒棄。比例制有害于革命黨，因為，少數人當選即有力量可以破壞革命事業，是給予少數派以機會也。本席根本反對本案，以為不能討論，不能表決。”

　　黃季陸辯解說：

　　“比例選舉制非代表資產階級，亦非有害于革命事業，實乃全民政治之代表物。”

　　毛澤東在辯論中說：

　　“比例選舉制雖為社會黨所贊成，但當其未成功時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盡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蓋以自由給以反對黨，革命事業便十分危險。”

　　由于毛澤東、李立三等人堅決反對，這一提案未被大會通過。

　　毛澤東在大會期間還就《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出版及宣傳問題》、《本黨設立研究會》等議案作了發言，闡述了他的立場和觀點，推動大會在國共合作問題上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毛澤東和李立三等共產黨員的發言，引起了大會主席團5名成員之一的汪精衛的注意，汪精衛說：

　　“究竟是五四運動中的青年不錯，你看他們發言踴躍，態度多積極！”

　　張國燾因要回北京主持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中途請假離開了廣州。他后來回憶說：

　　“毛澤東和李立三發言最多。”“許多老國民黨員大都以驚奇的眼光注視著他們兩人。不少老國民黨員又似乎在欣賞他們這樣的青年精神。”

　　1月25日下午，列寧逝世的消息傳到國民黨“一大”上，孫中山贊譽列寧是“革命中之圣人”，他建議休會3天，向列寧致哀。孫中山還親自書寫了“國友人師”的祭幛，并向蘇聯政府發去唁電。

　　1月28日，國民黨“一大”繼續進行。大會通過了蘇聯顧問鮑羅廷和瞿秋白起草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章程》；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通過了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決議。

　　在“一大”期間，國民黨內贊成國共合作的只有廖仲愷、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等極少數人，而反對的人數眾多，如胡漢民、胡毅生、鄒魯、居正、張繼、馮自由等，他們有的是公開進行破壞，有的則在暗中阻撓。此時的孫中山在斗爭方面還是很堅決的，他嚴厲地指斥這些人說：“你們不贊成改組，可以退出國民黨！”后來，張繼在會議上繼續無理取鬧，孫中山一怒之下把他驅逐出會場，軟禁了1夜。不久，在1925年3月27日，孫中山還提議將長期追隨他的馮自由開除黨籍。

　　宋慶齡，祖籍海南省文昌縣，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1913年畢業于美國佐治亞州的威斯里安女子大學。同年冬到日本擔任孫中山秘書，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東京與孫中山結婚。

　　據程潛回憶說：孫中山在“一大”期間，對與共產黨的合作問題有過3次演說，每次都長達兩個小時。他在廣州長堤亞洲酒店招待大會代表時，針對茅祖權反對容納共產黨分子一事，在講話中說：“20年來，黨員總是阻撓我革命，總是丟掉民生主義，跟隨我的人很多，但總是想打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來革命的，不足20個，今日還要阻撓我容納革命的青年。”

　　孫中山在另一次演說中說：“你們老黨員已經墮落了，不革命了，你們反對共產黨員加入，是含有想做黨閥意味，想要包辦革命，老實不客氣說，都只想發財做官，數十年革命尚未成功，就是受了你們的累。民族主義，你們只曉得打倒滿清；民權主義，你們只曉得議會政治，其余便不知道。至于民生主義，更是全然不懂。我們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不過與馬克思的觀察稍有不同罷了。”

　　正是由于孫中山的堅定立場和強硬態度，才使“一大”得以順利進行。

　　1月30日上午，國民黨“一大”舉行閉幕式。孫中山將他親筆書寫的一份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候選人名單，交付大會討論表決。

　　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25人，其中有共產黨員3人，他們是：李大釗 譚平山 于樹德

　　選舉候補執行委員17人，其中有共產黨人7人，他們是：林伯渠 沈定一 毛澤東 瞿秋白 張國燾 于方舟 韓麟符

　　1月31日至2月6日，毛澤東參加了由孫中山主持召開的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全會推舉廖仲愷、戴季陶、譚平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組成“中常委”，負責處理黨內日常事務。

　　會議決定派遣中央執行委員分別到上海、北京、漢口、哈爾濱、四川5處組織執行部，以中央直屬機構名義全權處理各地區的黨務。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兩黨合作的正式開始，同時也標志著孫中山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偉大的轉變。

　　1924年2月中旬，毛澤東和汪精衛、胡漢民、葉楚傖等人一起前往上海，組織上海執行部，負責管理江蘇、浙江、安徽、江西4個省的黨務。執行部下設組織、宣傳、工人農民、青年、婦女等部及秘書處各機構。

　　2月25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議決，由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葉楚傖等國民黨人分別擔任各部部長。胡漢民為組織部長，汪精衛為宣傳部長，于右任為工人農民部長。

　　毛澤東以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擔任上海執行部委員兼組織部秘書，并代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秘書處文書科主任職務。他所擔任的這兩個職務，按照國民黨“一大”的要求，還要負責進行組織整頓和黨員重新登記。

　　同毛澤東一起在上海執行部工作的共產黨員還有瞿秋白、沈澤民、施存統、鄧中夏、惲代英、向警予、羅章龍、邵力子、張秋人、王荷波。惲代英為宣傳部秘書，并主持編輯《新建設》；邵力子任工人農民部秘書。

　　1924年3月1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在法租界環龍路44號正式掛牌辦公。自此以后，各部、處、科室眾多主要負責人及工作人員進進出出于環龍路44號院，在上海灘頗有影響，被人們稱之為“國共群英會”。

　　毛澤東接觸較多的是汪精衛和胡漢民兩人，在他看來，汪精衛、胡漢民都是自高自大、夸夸其談的人。但他對這些國民黨人也包括共產黨內的一些上層領導人，只是默默地認真觀察著，而在同仁之間從來是絕口不談的。

　　毛澤東的主要任務是協助胡漢民主持組織部工作，進行組織整頓和黨員重新登記。胡漢民以國民黨元老自居，不屑于日常事務，因此組織工作多由毛澤東負責管理，被人們稱之為上海執行部的“代理組織部長”。此外，毛澤東還起草了上海執行部辦事通則，完善了執行部各種規章制度，多次擔任會議記錄，并組織平民教育委員會。

　　3月20日，上海執行部舉行第4次會議，會議提出：“執行部對于管轄范圍內‘工人’、‘農民’、‘婦女’、‘青年’、‘平民教育’各種運動及‘宣傳’、‘組織’、‘調查’各種工作，均應有一詳細計劃，決定由各部及平民教育委員會擬具草案，交秘書處審查整理提出，執行委員會議議決，使各部工作進行有所遵循。”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就需要一個一個地審理工人、農民、婦女、青年、平民教育及宣傳、組織、調查各部的工作計劃，提出執行委員會會議決議案。此外他還要主持組織部負責國民黨組織的整頓工作，對國民黨員重新登記；還要負責向正在籌辦的廣州黃埔軍校輸送學員等等。面對如此繁雜的事務，他不得不日夜操勞，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同時，他還要應對國民黨右派分子的無理挑釁。

　　關于對國民黨黨員重新登記一事，上海執行部已經發出了通告，對黨員登記的步驟、辦法和手續作出了規定：凡是國民黨老黨員都要進行重新登記、談話，每人必須填一張表，經審查同意后，方能成為改組后的國民黨黨員。這一規定立刻遭到了國民黨右派的反對。謝持自恃他是國民黨元老，在辛亥革命后就擔任過四川省省長，糾集了一幫人拒絕登記。他還跑到執行部沖著毛澤東大喊大叫。他說：

　　“我是謝持，誰管填表工作的？我從同盟會開始，革命幾十年還要填表？我不登記！”

　　毛澤東耐心地解釋說：

　　“不來登記，就喪失黨籍。必須維持革命紀律，沒有紀律，就無法革命。”

　　謝持無言以對，只好憤憤而去。毛澤東為了給謝持一個臺階下，就讓人給他送去了一份登記表，進行了說服解釋工作。謝持只得見好就收，重新填表作了登記。那些追隨他的“老黨員”一看“元老”就這樣順從了，也不得不乖乖地進行了登記。

　　上海第4區黨部設在環龍路的法租界地區，這里居住著許多下野的國民黨政客，大約有千余人。毛澤東在黨員登記中，給經過審查且合格者發了黨員證，而對那些不合格者則進行了清洗。

　　那些被清洗者便糾集一批國民黨右派分子進行秘密策劃，準備趁第4區黨部召開成立大會之機，用軟硬兩手奪取區黨部領導權：一是請孫中山出面講話，合法奪權；一是糾集一些流氓到會場搗亂，亂中奪權。當他們得知孫中山不會出面為他們講話時，就決定孤注一擲，采取強硬的手段進行破壞。

　　毛澤東、王荷波得知這一情況，下決心要把第4區黨部成立大會開好。他們同國民黨左派商定，執行部的全體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員屆時都必須出席會議，同時成立一支由王荷波領導的工人糾察隊，從會場門口到主席臺設立崗哨，加強警戒，控制整個會場。

　　后來在第4區黨部召開成立大會的那一天，糾察隊有效地控制了會場內外，制止了右派和流氓分子的干擾、破壞，保證了會議的順利進行。

　　就在這3月間，湖南組建國民黨的工作在毛澤東指導下也有了長足發展，寧鄉、安源相繼設立了國民黨支部。全省國民黨員已多達260余人。

　　1924年4月1日，國民黨湖南臨時省黨部成立。

　　1924年5月5日，中國國民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學員開始報到入學。

　　早在1924年3月27日，軍校舉行了第一期新生入學考試，4月28日放榜，將被錄取學生編為4個隊。

　　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在廣州黃埔長洲島創立的一所陸軍軍官學校，仿照蘇聯紅軍的建軍原則和軍事制度培養軍事干部。

　　孫中山兼任軍校總理，廖仲愷任黨代表，蔣介石任校長，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

　　孫中山何以對蔣介石如此青睞，委以重任？讀者諸君可能有所不知，這位曾經統治中國22年的浙江奉化人，出身雖不顯赫，其早年經歷卻是與眾不同的。他出生于1887年10月31日，名中正，字介石。其父蔣肇聰繼承祖業，經營鹽鋪，病歿于1895年，他是由母親王采玉撫養成人的。蔣介石幼年入塾，誦讀經史；1903年入奉化鳳麓學堂，兩年后轉至寧波箭金學堂；1906年初肄業于龍津中學堂，4月東渡日本，入東京清華學校，結識陳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影響，年末回國；1907年考入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習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東京振武學校；1910年冬畢業后，入日本陸軍第13師團第19聯隊為士官候補生。辛亥革命爆發后，蔣介石回到上海，受陳其美指派，率先鋒隊百余人至杭州，參加光復浙江之役，此后在滬軍都督陳其美部任滬軍第5團團長，與陳其美、滬軍第2師師長黃郛結拜為“盟兄弟”。1912年1月，蔣介石受陳其美派遣，收買歹徒暗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案發后避往日本，曾辦《軍聲》雜志。1913年夏二次革命起，蔣介石在上海參加攻打江南制造局，失敗后隱居上海，10月加入籌建中的中華革命黨，11月再渡日本。1914年7月，孫中山在東京宣告中華革命黨正式成立，蔣介石被派往上海、哈爾濱協助陳其美從事反對袁世凱的活動。1916年5月陳其美被刺后，蔣介石奉孫中山命去山東濰縣任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參謀長。不久袁世凱死，中華革命軍解散，蔣介石混跡于上海灘，與青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等人有往來。1917年7月，孫中山南下“護法”，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1918年3月，蔣介石任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半年后任粵軍第二支隊司令駐閩，因受粵軍將領排擠，常離職滯居上海，曾與張靜江、陳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機生意。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孫中山避難于永豐艦，蔣介石去廣州登艦侍護40余日，曾做《孫大總統蒙難記》一書，取得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同年10月被孫中山派任東路討賊軍第2軍參謀長，1923年2月被任命為大元帥府大本營參謀長，8月奉派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考察學習軍事、政治和黨務。

　　由此可見，蔣介石與孫中山的關系非同一般，被委以校長之重任，是很自然的事了。

　　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里，共產黨人在各部基本上都被委以副職。葉劍英曾由廖仲愷推薦參與籌建軍校，后任軍校教授部副主任。共產黨員張申府由李大釗推薦任政治部副主任。其他共產黨人如惲代英、蕭楚女、熊雄、聶榮臻、包惠僧、周佛海、周恩來、魯易、邵力子、孫炳文、韓麟符、陳啟修、于樹德、安體誠、熊銳、張秋人、夏曦、項英、陽翰笙、陳毅、董必武、陳潭秋、李達、郭沫若、毛澤覃、瞿秋白、張國燾、高語罕等，也都先后在黃埔軍校或分校擔任過領導職務，或任教官或其它工作。

　　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蘇淮安，字翔宇，小名大鸞，曾用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等。他于1913年進入天津南開中學學習，1917年留學日本，1919年回國，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組織覺悟社，從事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動；1920年去法國勤工儉學，亦曾到德國勤工儉學，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改稱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旅歐中國學生和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1922年他由張申府等人介紹轉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6月在巴黎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11月任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總務科主任。1924年8月，周恩來從巴黎回國，由張申府推薦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改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

　　再說在5月5日這一天，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在莫里哀路29號孫中山先生寓所為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3周年舉行紀念慶祝會，胡漢民、汪精衛、戴季陶、張繼、毛澤東、鄧中夏、惲代英、向警予、沈澤民、邵力子等200多人出席并合影留念。

　　5月10日至15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會議通過了《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工會問題決議案》及《黨內組織和宣傳教育問題決議案》。

　　會議決定設立中央機關報編輯委員會；在工農部內設立工會運動委員會。

　　會議還決定：由毛澤東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羅章龍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王荷波任中央工農部部長；向警予任中央婦女部部長。

　　1924年6月初，楊開慧和母親向振熙帶著毛岸英、毛岸青從長沙來到上海，毛澤東親自到碼頭去迎接她們。一家人住在閘北香山路三曾里三戶樓樓下廂房里，他們夫妻二人終于結束了魂牽夢繞的兩地生活，開始“重比翼，和云翥”。

　　本傳前面已經說過，閘北香山路三曾里是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在這里居住的還有蔡和森、向警予夫婦和羅章龍一家人，三家人聚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樣，小小的庭院里閣樓上不時傳出歡聲笑語。

　　“那時楊開慧身體好，雖然有了孩子比較勞累，但她仍然擠出很多時間”，像在清水塘時期一樣，一面照顧毛澤東的生活，一面協助毛澤東做工作。

　　毛澤東通宵達旦寫東西，到了深夜一兩點鐘，楊開慧就起床取出臨睡前熱在鍋里的飯菜，送給他吃。有時候毛澤東顧不上吃，她就等在旁邊，待毛澤東吃完了才去休息。毛澤東夜間只睡兩三個小時，一大清早就又要出去工作，楊開慧便開始整理他晚間寫出來的東西，凡是毛澤東在草稿上寫有“定稿”二字的，她就謄寫到另一本簿子上去。她還須收集、整理文件，摘錄資料，特別辛苦。

　　這時候，毛岸青太小，少不得哭鬧，楊開慧經常是手抄文稿，腳踩搖籃，口里低吟淺唱著催眠曲，渾身上下充滿了活力。每當毛澤東看到這動人的母子形象，心中不免暗暗感激。

　　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偕同夫人宋慶齡出席并發表了講話。他說：

　　“今天在這里開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要從今天起，重新做革命的基礎，另外成立一種理想上的革命軍。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一心一意地來革命。”

　　孫中山還宣讀了他為軍校題寫的訓詞：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這一訓詞后來由陳祖康譜曲，成為國民黨黨歌和黃埔軍校從第五期開始傳唱的校歌。

　　6月間，戴季陶到了上海，上海國民黨執行部常務委員葉楚傖等一批右派分子反對共產黨更加有恃無恐了。

　　6月18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寫信給孫中山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

　　1924年7月間，孫中山倡議設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簡稱“中政會”。孫中山任主席，鮑羅廷任高等顧問，委員有：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譚平山、瞿秋白、伍朝樞、邵元沖、戴季陶8個人，后來又增加了譚延闿、許崇智、孫科、蔣介石4個人。

　　中政會是作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部一個特殊機關而設立的，其職能與俄共政治局基本相似，它與此前設立的“中常委”不同之處在于：中常委只負責處理黨務，而中政會則既管黨務又管政務。

　　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和秘書毛澤東聯名發出中共中央第15號《通告》。

　　毛澤東針對孫科等人在1924年6月1日提出的“制裁共產黨分子案”和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等18日提出的“彈劾共產黨案”，在他起草的這個《通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國民黨“右派”這個概念，要求全黨一方面要注意革命的聯合，不要使“分離的言論與事實出于我方，須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一方面“為國民革命的使命計”，對右派的言論、活動“都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

　　1924年8月1日，在葉楚傖等人的策劃操縱下，國民黨右派分子喻育之、曾貫五在上海南方大學召開上海市各區黨部代表會議，討論所謂“處置共產分子問題”，他們說共產黨破壞了國民黨，叫嚷要對共產黨員“嚴肅處理”。他們的囂張氣焰激起與會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嚴重不滿，雙方在說理斗爭中，發生了嚴重的肢體沖突。

　　8月2日，國民黨右派分子又闖入上海執行部機關，無理取鬧，毆打邵力子致傷。

　　毛澤東非常氣憤，他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份，領銜與惲代英、施存統、鄧中夏、沈澤民、韓覺民、王基永、楊之華、李成、劉伯倫等14人聯名上書孫中山，控告葉楚傖“主持不力，跡近縱容”，破壞國共合作。

　　此后，毛澤東和葉楚傖的斗爭日益公開化，曾多次指責葉楚傖的分裂行徑。葉楚傖面對毛澤東的指責恨得牙癢癢的，卻又奈何不得眼前這位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只好隱忍不發。

　　在葉楚傖、戴季陶為首的右派分子排擠、打擊下，許多共產黨員相繼離開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正是在這一連串斗爭中，毛澤東與性格暴躁而且固執、有“火山”之稱的陳獨秀之間，從1924年秋開始也產生了不愉快。毛澤東力主保持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地位，對國民黨右派的挑釁行為進行堅決的反擊；而陳獨秀則堅持執行第三國際指示，對國民黨右派一再忍讓妥協。為此，二人常有齟齬，矛盾不斷升級。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賄選總統曹錕，推翻了曹錕、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吳佩孚率領殘兵敗將逃往河北。

　　馮玉祥因同情廣東革命政府，遂將其所部改稱為“國民軍”。

　　他召開軍事會議，決定請皖系軍閥段祺瑞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執政。

　　10月25日，馮玉祥發出通電，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并提出召開由各實力派參加的和平會議，產生正式政府。

　　10月30日，孫中山從韶關回到廣州，命譚延闿為北伐聯軍總司令，駐守韶關；命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他的大元帥職務。

　　11月1日，馮玉祥、段祺瑞、張作霖聯名電請孫中山早日入京。

　　11月3日，孫中山特意來到黃埔軍校，向全體師生說明了北京政變的經過和他決定北上的目的。

　　11月4日，孫中山復電馮玉祥等，表示接受邀請，不日赴京。

　　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時局宣言》，即《北上宣言》，重申反對帝國主義，重申打倒軍閥的政治主張“莫能動搖”；并提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和建設”。

　　他在臨行前還給國民黨人留下手諭說：“鮑羅廷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總要聽他的主張，你們聽他的主張，要像聽我的主張一樣。”

　　11月13日，孫中山偕同夫人宋慶齡乘永豐艦離開廣州北上。

　　11月17日，孫中山抵達上海。毛澤東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秘書處文書科主任名義，同組織部秘書張廷灝、干事羅章龍、宣傳部秘書惲代英等14人，聯名面呈孫中山一封信，以比較委婉的方式向孫中山揭露了戴季陶、葉楚傖等右派分子破壞國共合作的錯誤。信中還說：

　　“上海執行部自8月起，經費即未能照發，近來內部更無負責之人，一切事務幾乎停頓，職員等薪金積壓4月之久，拮據困苦不言可知。務乞總理迅派負責專員進行部務，并設法籌款，清理欠薪，是為公便。”

　　1924年12月底，毛澤東由于在中共中央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擔負的工作太繁重，過度勞累，積勞成疾，在共產黨內外尖銳地斗爭中又不斷受到打壓排擠，致使他心力交瘁，睡眠不佳，身體十分虛弱，便秘更是十分嚴重，經常一個星期才大便一次，已經無法正常工作了，因此不得不以養病為由向陳獨秀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請假回故土搞農運。陳獨秀早有去他之心，當即批準了他的請求。

　　葉楚傖得知毛澤東將要回湖南養病的消息，十分高興，特意宴請上海執行部所有國民黨方面的成員，“以志慶賀”。

　　這正是：倚天抽劍仗義言，鋒指右派眾劣頑。

　　獨秀偷安斥異己，毛公退避回故園。

　　欲知毛澤東回到韶山如何發動農民運動，請看下一章便知。

　　東方翁曰：毛澤東斗謝持斗葉楚傖一伙，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可謂強項者也。正因為如此，國民黨元老如謝持者在謀勇兼備的毛澤東面前不得不低頭，宵小如葉楚傖者也不得不避讓。而面對黨內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毛澤東位卑言輕，無力扭轉大局，為革命計為團結計不得不請辭回鄉，待機而動。葉楚傖一班人聞之彈冠相慶，陳獨秀則是正中下懷，足見陽光與陰霾之高下也！自此以后，毛澤東被排斥于中共中央之外長達兩年半，直至第一次大革命徹底失敗。眾多史料對此語焉不詳，或避而不談，殊為遺憾！

　　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