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不要把自己看輕了，要讓

　　反動派嘗上苦頭，叫他們知道我們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

　　話說在1922年11月1日，毛澤東在長沙新河站主持召開中國鐵路工人最早的統一組織——粵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參加會議的有新河、岳州、株萍和徐家棚4個鐵路工會的代表；全省其它各行業工會代表也應邀參加了會議。

　　株萍路工人代表朱少連在會議上提出了成立全省工團聯合會的建議，會議代表及列席會議的代表們一致表示贊成。

　　隨后，粵漢鐵路總工會、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以及長沙的泥木、理發、人力車、筆業等工會各團體代表舉行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第1次代表會議。毛澤東以粵漢鐵路總工會代表資格出席會議，參加會議的其他代表有郭亮、朱少連、任樹德、張漢藩等。毛澤東被推舉為會議主席。

　　會議通過了發起組織湖南工團聯合會的決議，決議中規定：“凡產業工會及職業工會均有加入本聯合會的資格”。

　　毛澤東受會議委托，負責起草全省工團聯合會簡章。

　　11月5日，省工團聯合會代表會議舉行第2次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湖南省工團聯合會章程》；選舉毛澤東為工團聯合會干事局總干事，郭亮為副總干事，任樹德、羅學瓚、朱少連、朱錦堂等為各部正、副主任。

　　會議決定：工團聯合會會址設在長沙寶南街51號魯班廟；由干事局向全國發布宣言，通報工團聯合會成立情況，宣告湖南全省工人統一組織“湖南省工團聯合會”正式成立。

　　此時，湖南省工團聯合會下轄工團15個，會員30000多人，與湖北省工團聯合會并稱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兩大地方組合”。

　　11月11日，毛澤東以干事局總干事身份率領省工團聯合會所屬15個工團的代表郭亮、任樹德、羅學瓚、楊福濤、張漢藩、仇壽松等23人，先后會見了長沙縣知事周瀛干和省警察廳長石成金。

　　此前，省工團聯合會內曾有人提出，聯合會的成立和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必定會引起反動軍閥趙恒惕的注意，他會不會也像殺害黃愛、龐人銓一樣，進行破壞和鎮壓？毛澤東說，趙恒惕并不可怕，只要我們主動出擊，采取先發制人的辦法，利用省憲法與趙恒惕進行面對面的說理斗爭，就有可能爭取他像對待粵漢鐵路大罷工一樣，在工人運動及集會、結社等問題上采取“不予干涉”的態度，同時我們還可以乘勢解決目前的一些實際問題。大家覺得毛澤東說的很有道理，便決定派代表和當局及趙恒惕進行談判，由毛澤東草擬一份談判條件。

　　11月12日，毛澤東等人會見了省政務廳長吳景鴻。

　　11月13日，毛澤東等會見了省長趙恒惕。他們與趙恒惕交涉、談判的內容還是毛澤東草擬的那份談判條件，主要有10項：1、政府對工界的態度；2、工人集會結社自由問題；3、工界的態度；4、工界與政府應時常接觸，免生誤會；5、建議組織勞資裁判所；6、人力車工人問題；7、理發工人問題；8、制筆業工人問題；9、機械工人問題；10、縫紉工人問題。

　　毛澤東依然以“省憲法”為武器，嚴正責備趙恒惕非法殺死黃愛、龐人銓。他手里拿著“省憲法”，義正詞嚴地說：

　　“省憲法不是明文規定了‘不得無故捕人，逮捕后24小時以內應送司法機關審訊、處理’么？工人方面被殺一兩個人，被封閉一兩個工會，固然是損失，但并不能停止他們的必需的活動。而政府方面受通國的責難，名譽上、法律上所受的損失，真不可數計呵。”

　　他又指著省憲法說：

　　“關于結社，官廳常有不允許之事，總說先要立案，才可結社。‘省憲法’第12條說：‘人民在不抵觸刑事法典之范圍內有自由結社、及不攜帶武器和平集會之權，不受何種特別法令之限制’；并無規定要經官廳準許才可結社。若需準許才可結社，則許可與否，官廳大可自由，‘省憲法’大可自由，‘省憲法’第12條就根本取消了。集會亦然。近來集會常有暗探到場，多方阻撓，或竟用武裝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攜帶武器之和平集會，‘省憲法’規定有完全自由，斷不宜隨意干涉。”

　　毛澤東的話有理有據，無懈可擊。趙恒惕被說得啞口無言，他不得不承認：“憲法當然完全有效”，“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當然不干涉。”

　　此次說理斗爭可以說是毛澤東和湖南工人階級進行合法斗爭的一個典范。毛澤東以他那特有的大智大勇，徹底斗敗了趙恒惕之流。趙恒惕事后對他身邊的人說：

　　“湖南再來一個毛澤東，我便不能立足了！”

　　11月間，毛澤東因工運事務太多，兼顧不了自修大學，便寫信給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已有聲望的李達，邀請他來長沙擔任自修大學校長。李達欣然應允，并親自講授馬列主義。

　　11月21日，鉛印活版工會邀請各印刷公司經理舉行談判，要求將鉛印活版工人每日工作時間減少至8小時，正式排字工人月工資增至12元，其它各工種工人另定合理的工資標準。

　　此前，印刷工人每月最高工資只有8元，最低工資才4元，平均日勞動時間長達12個小時，非常辛苦。毛澤東為了幫助鉛印工會代表與各公司談判，親自擬出了一個工人家庭的生活表。他在這張表格上注明一個工人家庭月生活所需的款項有：煤1元，米6元，油鹽醬醋1元，房租3元，應酬1元，小菜1元5角，共計13元5角。談判代表們根據表中提供的數據，要求將工資增加到12元。

　　談判未取得滿意結果，工會負責人找毛澤東商議。毛澤東指示立即罷工。

　　11月25日，印刷工會宣布所有印刷業300多名工人開始罷工，全城10余家印刷公司立即同時休業，10余家報刊雜志全部癱瘓。

　　第二天，長沙市已經看不到一張新報紙了，全城為之震動。省政府一開始還以為工人不可能堅持下去，所以就不聞不問。殊不知印刷工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早已做好了充分準備：一是讓罷工工人在湘鄉中學、湖南省工團聯合會集合，集資辦伙食，以防雇主分化瓦解；二是在罷工群眾中選舉總代表、秘書、總糾察，設立東南西北4區糾察主任，使“團體頗固，秩序頗佳”；三是通過文化書社，兩次借大洋80元給予支援，解決罷工工人的生活困難。

　　罷工已經堅持八九天了，工人們仍無復工的消息，這時候省政府才慌了手腳。他們一面派出軍警強迫工人上工，一面聯合報業資方，聲言要“把印刷品轉到湘潭付印”。

　　“當時一小部分工人攝于軍警的武力，又恐怕官方和資方真的把印刷品轉至湘潭”而失去工作，就開始動搖了。毛澤東及時告訴大家說：堅持斗爭就是勝利，不能中途妥協；湘潭工人已經聯絡好了，資本家企圖轉送湘潭付印也是不可能的。聽了毛澤東的勸告，“動搖的工人才穩定下來”，工人的“力量更堅強了”。

　　罷工堅持到第14天，社會上各界人士因久無報紙，怨聲益大，出版部門對各印刷公司亦催促甚急，要求他們從速解決。省政府和資方這才被迫主動找工人代表談判。

　　毛澤東邀請報界知名人士及有關工會代表從中調解。最后雙方議定：排版工人工資每月增加到11元，其它工種工資也有所增加，日工作時間也進行了調整。

　　1922年12月11日，各印刷公司陸續接受調解，印刷工人們先后上崗工作，堅持了17天的罷工斗爭終于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這次印刷工人大罷工，因毛澤東的主導作用，無疑損害了他與《大公報》編輯部的關系，所以此后他再也沒有在這份報紙上發表過文章。

　　在此前后，毛澤東還領導長沙理發、縫紉、織造、人力車、鞋業、洗衣等行業工人進行了罷工斗爭，均取得了勝利。特別是在人力車夫罷工中，毛澤東拿出一些黨的活動經費幫助車夫們堅持斗爭，終于迫使全市3100輛人力車的車主降低了車租。有些人力車夫具備了入黨條件，毛澤東就在南門外為他們舉行簡短的入黨儀式。他把中國共產黨的旗幟掛在榕樹上，車夫們站在紅旗下舉起右手隨著他宣誓：

　　“犧牲個人，階級斗爭，嚴守機密，服從紀律，努力工作，永不叛黨！”

　　毛澤東還給每位新黨員發一份黨員證書和一些學習材料。

　　且說在1922年冬，毛澤東第6次到安源視察，了解工人思想狀況，總結罷工斗爭經驗。他在路礦工人俱樂部對工人代表們說：

　　“安源大罷工的勝利，只是斗爭的第一步。我們的目標是要推翻整個反動階級的統治，建立勞動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政權，最終要實現共產主義。我們的責任重大，必須加強團結，不要散漫，要防止毒蚊子咬。不團結，散漫了，就會被毒蚊子咬傷，毒蚊子咬了就會發爛，又會做牛馬。我們要團結一致，才不致再做牛馬。”

　　毛澤東離開安源時指示安源黨支部，要趁著安源大罷工勝利的形勢，積極慎重地發展一批黨員，將在罷工斗爭中的優秀工人吸收入黨，穩步壯大黨的組織，以迎接更嚴峻的斗爭。

　　12月底，毛澤東回到長沙后把何葆貞叫到清水塘22號的辦公室，鄭重地對何葆貞說：

　　“安源路礦從去年9月大罷工勝利以來，工人們都踴躍參加俱樂部，工作非常緊張，那里迫切需要女同志去，經湘區委研究，認為你去是最合適的，你的意見怎么樣？”

　　何葆貞說：

　　“我愿意到工人中去鍛煉，只是沒有工作經驗，怕辜負了湘區委的重托。”

　　“不要緊的，在實踐中學習吧！”毛澤東說：“你必須記住，要當群眾的先生，必須先當好群眾的學生。自己虛心一點，與工人打成一片，大家一定會歡迎你的。”

　　何葆貞連連點頭，說：

　　“我一定遵照您的教導去做。”

　　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

　　“很好，那里的工作很緊張，你現在去辦好組織手續，準備行李。”

　　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反動軍閥頭子吳佩孚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大慘案。

　　原來早在2月1日，京漢鐵路工人在鄭州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遭到吳佩孚武力阻撓。總工會決定舉行總罷工表示反抗，并將總工會移至漢口江岸辦公。2月4日總罷工開始，不到3個小時，全線客車、貨車、軍車一律停運，長達1000多公里的京漢鐵路全線癱瘓。2月7日，武漢各工團代表和江岸工人1萬多人舉行游行示威。吳佩孚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命令部下血腥屠殺工人。鄭州、長辛店等地工人也同時遭到鎮壓。京漢鐵路工人被殺40余人，傷數百人，被捕入獄40余人，還有1000多工人被開除。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湖北工團聯合會和京漢鐵路總工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先后慘遭殺害。

　　施洋，1889年6月13日生于湖北省竹山縣施家灣，1914年考入湖北警察學校，1915年就讀于湖北私立法政專門學校。1917年，他與武漢法學界人士組織法政學會。1920年秋，施洋在武漢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時參與創辦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學校，1921年10月參加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工作，1921年底赴長沙向毛澤東學習農運經驗，1922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底領導漢陽鐵廠取得了罷工勝利，參與組建武漢工團聯合會，并被聘請為該會法律顧問。1939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舉行的“二七”紀念大會上評價施洋說：“施洋同志的犧牲，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是最保護工人階級利益的。”1958年，江岸修起“二七”革命烈士紀念館和“二七”烈士紀念碑，毛澤東親筆書寫了碑名。

　　再說2月8日，毛澤東獲悉二七慘案的消息，立即組織湘區委領導粵漢鐵路全體工人舉行同情大罷工。省工團聯合會亦先后4次發出通電，揭露吳佩孚、蕭耀南是一伙“萬世之罪人，人類之公敵”。

　　安源路礦當局也擺出了強硬姿態，揚言要取締路礦工人俱樂部，遣散原有的路礦工人。

　　此時，毛澤東得知京漢鐵路總工會為了保存力量，已經下了復工令，全國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已經無可挽回地進入了低潮，面對安源路礦當局的強硬態度，他立即召集李立三等安源的負責人到長沙開會，分析了敵我力量、斗爭形勢和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指示安源黨組織和俱樂部，采取穩重步驟，暫避敵人鋒芒，但又要擺出“盤馬彎弓”之勢。這樣，就能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李立三等人回到安源后，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很快就去找路礦當局談判，揭露他們準備派軍隊解散俱樂部、鎮壓工人群眾的陰謀；聲明只要當局保證本地工人不受壓迫，工人就盡可能不罷工。同時，他們深入發動群眾，加強工會組織，號召工人做好罷工的準備。

　　安源路礦當局早已知道工人力量的雄厚，如果出現罷工，只能給他們自己造成更大的損失。他們終于不敢再干涉工人的活動了。

　　此后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在1923年3月間創辦了工人“消費合作社”，把俱樂部同工人們的切身利益密切聯系了起來，加入俱樂部的工友們逐漸增多，已經由罷工時的700名會員發展到1萬多人。安源的黨團組織也在1923年發展到了13個黨支部和26個團支部，還建立了安源黨的地方委員會。

　　這一時期，毛澤民是工人“消費合作社”的負責人之一，毛福軒擔任工人“消費合作社”的營業員。毛澤民是在1922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被派到安源路礦從事工人運動的。在合作社大整頓時，毛澤民專任營業部主任；成立合作總社時，由他出任總經理。

　　由于毛澤東和湘區委在湖南及時采取了“彎弓待發”的方針，保存和積蓄了革命力量，工人運動得到繼續發展。到1923年底，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所轄的工會達32個，會員約4萬余人。

　　且說從1923年3月前后開始，毛澤東逐漸將工作重心由工人運動轉移到落實中共中央1922年8月底的西湖特別會議精神和農民運動上了，他計劃從組織國民黨入手，進行政治活動。

　　3月間，毛澤東委托夏曦、劉少奇負責在湖南籌組國民黨的工作。

　　3月底，毛澤東因水口山鉛鋅礦工人在1922年11月已經成立了俱樂部，便和湘區委決定，派六弟毛澤覃和朱舜華等去水口山加強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毛澤覃和朱舜華等幾個青年乘坐去衡陽的小火輪離開長沙。毛澤東親自到碼頭為六弟等人送行，他再三囑咐毛澤覃，到水口山以后，要好好鍛煉和改造自己，要到敲砂棚去敲砂，要到礦井里去勞動。還不到18歲的毛澤覃，第一次離開哥哥外出獨立工作，聽著哥哥的囑咐，頻頻點頭，眼含著激動的淚花，向哥哥揮手告別。

　　后來，毛澤覃到水口山以后果然不負三哥所望，除了擔任工人俱樂部教育股委員、工人夜校教員以外，還經常參加勞動，體驗工人生活。

　　1923年4月10日，毛澤東為了加強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研究和系統的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二大”綱領及杭州特別會議精神，和李達一起在湖南自修大學創辦了《新時代》月刊，由李達校長兼任主編。

　　毛澤東為《新時代》寫了“發刊詞”。他寫道：

　　“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雜貨店，本刊卻是有一定主張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獨立自強的精神，都有堅苦不屈的志氣，只因痛感著社會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機關的不備，才集合起來，組織這個學問上的‘亡命之幫’，努力研究致用的學術，實行社會改造的準備”。

　　創刊號上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澤東撰寫的《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他寫道：

　　“把國內各派勢力分析起來，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動派。革命的民主派主體當然是國民黨，新興的共產派是和國民黨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進步黨，進步黨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適、黃炎培等新興的知識階級派和聶云臺、穆藕初等新興的商人派也屬于這派。反動派的范圍最廣，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雖和國民黨合作，但這是不能久的，他們終究是最反動的東西）。三派之中，前兩派在稍后的一個時期內是會要合作的，因為反動勢力來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識派和商人派都會暫放棄他們非革命的主張去和革命的國民黨合作，如同共產黨暫時放棄他們最急進的主張，和較急進的國民黨合作一樣。所以，中國的政治形勢將成為下式：一方最急進的共產派和緩進的研究系知識派商人派都為了推倒共同敵人和國民黨合作，成為一個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動的軍閥派。中國政治的結局是民主派戰勝軍閥派，但目前及最近至將來一個時期內，中國必仍然是軍閥的天下：政治更發黑暗，財政更發紊亂，軍隊更發增多，實業教育更發停滯，壓迫人民的方法更發厲害。質言之，民主的臉面更發抓破，完全實行封建的統治，這樣的時期會要有十年八年都說不定。”

　　毛澤東在文章中還寫道：

　　“這時期內是外力和軍閥勾結為惡，是必然成功的一種極反動極混亂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動愈混亂的結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國人民的革命觀念，國民的組織能力也會要一天進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終不能為北方統一，雖然也不免是些小軍閥，但終究還是革命分子存匿之地。這個期內，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組織一天一天強固。結果是民主派戰勝軍閥派，中國的民主獨立政治在這個時期才能完成。我們只知道現在是混亂時代，斷不是和平統一時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動更混亂的；但這是和平統一的來源，是革命的生母，民主獨立的圣藥，大家不可不知道。”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預言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主要政治勢力的消長趨勢。

　　正是：身在草莽，洞觀天下。條分縷析，入木三分。

　　言之鑿鑿，后果成真。斯文為證，料事如神。

　　《新時代》創刊號及其以后的月刊還刊載了李達的《何謂帝國主義》、《馬克思學說與中國》、《中國商人階級應有之覺悟》以及李維漢的《觀念史觀批評》等重要文章。

　　4月間，毛澤東派水口山鉛鋅礦工人共產黨員劉東軒、謝懷德回到他們的家鄉衡山岳北農村發動農民。

　　劉東軒后來在1923年5月6日回到了家鄉，在衡山、衡陽、湘鄉交界的白果一帶同農民進行了廣泛聯系。這一年9月，白果一帶建立了湖南第一個農民組織——岳北農民工會，加入者3000多戶，萬余人。農民工會領導農民進行平糶、阻禁地主富農谷米運出運動。不久，岳北農民工會便遭到了反動軍閥趙恒惕的殘酷鎮壓，農民被殺70多人，農民工會會址和部分農民房屋被燒毀。

　　且說在4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毛澤東正在清水塘22號的辦公室里草擬工作計劃，忽聽得“砰砰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他起身打開房門，一位在趙恒惕政府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滿頭大汗闖了進來，氣喘吁吁地說：

　　“趙恒惕派兵抓你來了，那些家伙快到村口了，你趕快轉移吧！”

　　毛澤東一邊收拾重要文件，一邊吩咐楊開慧帶著楊老太太和小岸英也隨后轉移。他從屋后翻墻出去，沿著坎坷漆黑的小路，悄悄離開清水塘22號，進入了市區。

　　趙恒惕沒有抓住毛澤東，惱羞成怒，便在長沙城遍貼布告，懸賞緝拿“過激派”毛澤東，賞格是1萬大洋。

　　毛澤東并不驚慌，他從容不迫地布置和安排著湖南的全盤工作，由李維漢接任湘區委書記，工農運動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則分別交給了郭亮和夏曦。

　　有一天，新民學會會員鄒某在街市上買東西，忽然遇見了毛澤東，不禁大吃一驚，連忙拉了他的衣襟，來到一個僻靜無人的小巷，說：

　　“潤之，你看見布告了嗎？趙恒惕要通緝你，你快走吧！”

　　毛澤東神色自若，說：

　　“我早知道了，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再說，長沙人多，我頭上又沒有毛澤東3個字，敵人怎么那么容易抓住我？”

　　話是這樣說，其實毛澤東心中是有數的，他早已籌劃好了，待這里的工作安排已定，便要先去安源走一遭，然后再到上海去。

　　此時毛岸英才剛剛半歲，楊開慧又懷上了第二胎，所以毛澤東不能帶她們母子一起走，只好托付給向振熙老人照料。即將離開丈夫的楊開慧不免感到孤獨寂寞。是啊！為革命，為毛澤東，她犧牲了很多。自從結婚以后，她既要工作，又要照料孩子，操持家務，一天到晚忙個不停。現在丈夫又要離去了，自己的負擔將會更加沉重，怎能不使她愁腸百結呢？

　　這時候毛澤建已經轉為共產黨員了，毛澤東叮囑她也要離開長沙到衡陽去，住在夏明翰家里，一面繼續學業，一面從事革命工作。

　　4月下旬的一天，毛澤東依依不舍地告別了愛妻和幼子，化妝離開長沙，在蔣先云陪同下第7次前往安源。

　　毛澤東聽取了李立三、劉少奇等人的匯報。此時的安源工人運動在全國工運處于低潮的時候沒有受到任何損失，工人俱樂部依然“巍巍獨立”，被外界稱為“小莫斯科”。毛澤東非常高興，他指示安源黨組織，今后要把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

　　毛澤東在安源工人俱樂部向工人代表們介紹了全國工人運動的形勢。朱少連、任弼時、陸沉、袁達時、劉少奇、李立三、蔣先云、何葆貞參加了會議。毛澤東說：

　　“我們工人應該跳出水井，眼光看到全國。現在，反動派端起了刺刀，我們不少的群眾領袖被殘害，不少的工會被封閉。但是，這嚇不倒我們工人階級。他們鎮壓得越厲害，我們反抗得越堅決，他們今天在這里掏槍，我們明天就在那里展開斗爭。”

　　他大聲問工人代表們：

　　“你們記得這句話嗎？東方不亮西方亮。反動派搞鎮壓，他搞他的，我們搞我們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不要把自己看輕了，要讓反動派嘗上苦頭，叫他們知道我們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

　　毛澤東還強調說：

　　“團結就是工人階級的武器。安源的情況也很復雜，你們要提高警惕，加強團結，很好保存俱樂部。無產階級的解放要靠無產階級自己的努力。過去，全國工人支援了安源，我們取得了大罷工的勝利。現在，我們一定要支援全國，要支援京漢鐵路的工人。”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得知何葆貞不但已經入了黨，而且在4月中旬剛剛和劉少奇結了婚，便來到他們的住室，關心地詢問他倆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何葆貞說：

　　“我們一切都好，請您放心吧。”

　　毛澤東說：

　　“你們倆志同道合，奮斗目標一致，結婚后更要互相鼓勵，把革命工作做好。”

　　何葆貞想起毛澤東一直對自己關懷備至，非常感激地說：

　　“我一定永遠記住您對我的教導，在革命的道路上奮斗終生！”

　　此后，何葆貞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她崇敬的毛澤東了。她在1925年到1932年隨同劉少奇先后在上海、長沙、廣州、武漢、天津、沈陽、哈爾濱等地工作。1932年冬，劉少奇從上海去了江西蘇區，黨組織把何葆貞留在上海擔任互濟總會營救部部長，化名為王芬芳，以教師身份作掩護，營救被捕人員。1933年3月底，她也不幸被捕了，與帥孟奇等人一起被關押在南京“模范監獄”的女監里，此時尚未暴露身份。1934年秋，她被互濟總會一個叛徒出賣，受到嚴刑逼供。但她始終堅貞不屈，面對敵人的刑具，耳邊時時響起毛澤東的教誨：“你要永葆革命的貞節啊！”所以她始終回答敵人的都是一句話：“要口供，沒有！要命，有一條。革命者是殺不盡的！”在1934年深秋的一個清晨，何葆貞高呼著“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在南京雨花臺英勇就義，年僅32歲。一個童養媳出身的青年學生，在毛澤東教育下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的一代女杰，著實令人可敬！

　　這正是：自古巾幗多豪杰，敢叫須眉不丈夫。

　　欲知毛澤東后來行蹤如何？且看下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領導工人運動中敢于面斗反動軍閥趙恒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據理力爭，使雄霸一方的諸侯也無可奈何，徒嘆：“湖南再來一個毛澤東，我便不能立足了！”他面對趙恒惕的重賞緝捕，臨危不懼，先后安排好長沙和安源的工作，從容離去，非大智大勇之人斷不能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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