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日人誠我國勁敵。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

　　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

　　話說1915年6月25日，毛澤東在致湘生的回信中寫道；

　　“讀君詩，調高意厚，非我所能。同學易昌陶君已病死。昌陶君工書善文，與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詩，乞為斧正。”

　　此前，毛澤東得到了長沙高等師范的一封招生函件，得知該校設文史兩種，而且是“重自習，不數上講堂。”于是他便準備從一師退學，報考高等師范，所以他在這封信中就談到了關于學習方面的認識和轉校的想法：

　　“今聞于師友，且齒已長，而識稍進。于是決定為學之道，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專門。從前拿錯主意，為學無頭緒，而于學堂科學，尤厭其繁碎。學校分數獎勵之虛榮，尤其鄙棄，今乃知其不是。吾今日舍治科學，求分數，尚有何事？適得高等師范信，下期設招文史兩科，皆為矯近時學絕道喪之弊。其制大要與書院相似，重自習，不數上講堂，真研古好處也。”

　　毛澤東十分贊賞康有為、梁啟超的治學方法，他說：

　　“康嘗言：‘吾四十歲以前，學遍中國學問；四十歲以后，又吸收西國學問之精華’。梁固早慧，觀其自述，亦是先業詞章，后治各科。蓋文學為百學之源，吾前言詩賦無用，實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來日之中國，艱難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濟，足下幸無暴棄。”

　　“屠沽賈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人非圣賢，不能孑然有所成就，親師而外，取友為急。”

　　這時候，眼看就要放暑假了，毛澤東因為手頭拮據，就沒有回韶山，住入李氏芋園，在楊懷中、黎錦熙等先生的指導下進行自學。

　　隨著時局的發展和對社會問題的認真思索，毛澤東逐漸感覺到，要實現救國救民的愿望，就需要更廣泛地結交有志救國青年，聯合更多的同志。

　　6月末的一天，毛澤東來到了校園后山的君子亭上。這是一座四柱八角琉璃瓦小涼亭，四邊都設有坐凳。他坐在凳子上起草了一個約二三百字的《征友啟事》，末尾借用《詩經》里的“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說：“愿嚶鳴以求友，敢步將伯之呼。”啟事中還特別強調，要結交對救國感興趣的青年，特別是能刻苦耐勞、意志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最后的署名以“毛澤東”3個字的繁體28畫，署為“二十八畫生”。

　　毛澤東回到住處，用蠟版刻好油印好，分裝在各個信封里，在信封上注明：“請張貼在大家看得見的地方”，又寫上“來信由第一師范附屬小學陳章甫轉交”；爾后向長沙各主要學校都發了一份。

　　原來此時的陳昌已經從一師畢業了，被聘請在一師附屬小學任教。毛澤東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抱負和無所畏懼的進取精神，博覽群書、獨立思考的治學態度，和他那超凡的膽略和才華，使陳昌無限欽佩。他們二人志同道合，朝夕相處，交往甚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因之毛澤東將這件事托付給這位密友。

　　且說毛澤東的《征友啟事》一經貼出，還真是引起了不小的反應，一般人看了，都很難理解，認為“二十八畫生”一定是個怪人；有的人甚至還認為這種征友是不懷好意的。湖南第一女子師范姓馬的女校長，就認為這個啟事是在找女學生談戀愛，她按照啟事上寫的通信處，找到了陳章甫，還找到了一師校長那里。陳昌和一師校長告訴她說，“二十八畫生”的真實姓名叫毛澤東，是個品學兼優、胸懷大志的學生，馬校長這才消除了疑慮。

　　毛澤東后來在和斯諾的談話中，說到他這次征友活動，最初“只得到3個半人的響應。”在這3個半人中，一個是羅章龍，另外兩個后來變成了極端反動分子，而那半個人則是李立三。

　　羅章龍，湖南瀏陽人，生于1896年，化名縱宇一郎。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1899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縣陽三石，1915年在長沙長郡聯立中學讀書。

　　據羅章龍回憶說：“1915年5月中旬（應為農歷五月中，即公歷6月底；毛澤東在這一年11月9日寫給黎錦熙的信中也說是在‘夏假后’，即放暑假后；二者是相吻合的——筆者注）的一天，我赴司馬里第一中學訪友，在該校會客室門外墻上，偶然發現署名‘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一則。啟事是用八裁湘紙油印的，古典文體，書法挺秀。啟事引句為《詩經》語：‘愿嚶鳴以求友，敢步將伯之呼’。內容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摯，詞語典麗可誦，看后頗為感動。返校后，我立作一書應之，署名縱宇一郎。我將信寄出去3天后，果然得到了毛澤東的回信，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莊子》語——筆者注），愿趨前晤教云云。”

　　此后，羅章龍經瀏陽籍學友陳昌、陳紹休（贊周）聯絡約定，邀同好友李立三在下一個星期日（當在7月4日）上午到定王臺湖南省立圖書館與毛澤東見面，手持報紙為記。“同學陳圣皋也欣然前往（羅章龍語——筆者注）。”

　　這一天，天氣晴和。毛澤東和羅章龍、李立三、陳圣皋在圖書館見了面。

　　羅章龍回憶說：“上午9時左右，我們到達定王臺省立圖書館。”“在走廊處有一少年儀表端莊，氣宇軒昂，心知即所欲晤見之人。我們乃趨前為禮，彼此互通姓名，方知少年姓毛名澤東，字潤之。二十八畫生乃其名字的筆畫數。略談數語后，圣皋去閱覽室看書，潤之建議到院內覓一僻靜處傾談。進得院內，寂靜無嘩，我們就坐在一長條石上。”

　　李立三在談話開始后不久沒有發表意見就告辭了。毛澤東和羅章龍卻整整談了3個小時，“談話內容涉及很廣，包括國內外政治、經濟以至宇宙人生等等。”“談到音韻改革問題，主張以曲韻代詩韻，以新的文學藝術代替‘高文典冊’與宮廷文學。在舊文學著作中，我們對于離騷頗感興趣，曾主張對離騷賦予新評價。關于治學問題，潤之認為，對于宇宙，對于人生，對于祖國，對于教育，均屬茫然！主張在學問方面用全副力量向宇宙、祖國、社會做窮源竟委的探討，研究有得，便可解釋一切。關于生活方面所涉及較少（羅章龍語——筆者注）。”

　　這次談話直到圖書館中午休息時方止，臨別時，毛澤東對羅章龍說：我們談得很好，“愿結管鮑之誼”。他還叮囑羅章龍，以后要常見面。

　　第二天，羅章龍和同學黃昆吾及一師的彭道良談到了在圖書館與毛澤東會晤一事。

　　彭道良，字則厚，瀏陽人，與張昆弟同是湖南第一師范學校6班的學生。他聽罷羅章龍繪聲繪色的描述，笑道：

　　“昨日之事可稱三奇會。”

　　羅章龍不解地問：

　　“何為三奇會？”

　　彭道良說：

　　“圣皋與兄為聯中二奇，益以毛奇，豈非三奇？”

　　黃昆吾問起“毛奇”一名的緣由，彭道良從容解釋說：

　　“我與二十八畫生乃同學好友，頗知其為人品學兼優，且具特立獨行之性格。他常語人：‘男子要為天下奇（此乃毛澤東引用宋代王庭珪送胡邦衡詩句——筆者注），即讀奇書，交奇友，著奇文，創奇跡，做個奇男子。’此君可謂奇特之士，因此同學中戲稱他毛奇。”

　　羅章龍以彭道良所言，又求證于他的同鄉陳紹休（字贊周，亦陳圣皋之弟），陳紹休說：

　　“潤之氣質沉雄，確為我校一奇士，但他擇友甚嚴，居恒鶩高遠而卑流俗，有九天俯視之慨。觀其所為詩文戛戛獨造，言為心聲，非修養有素不克臻此。直諒多聞，堪稱益友。”

　　自此以后，羅章龍和毛澤東每到周末常常約定到天心閣相會，他們繞著舊壘城堞散步；或到城南書院、長郡中學、韓玄墓、楊懷中寓所晤談；有時又相約去郊外云麓宮、自卑亭、水陸洲、猴子石、東南渡等處遠足游覽。每次晤面，二人多是檢討所思所學，析疑問難，究所未知。

　　且說1915年7月5日，楊懷中全家遷往湘江西岳麓山下，為了方便毛澤東等人來家里學習和討論，他在家中專門辟了一間客房。

　　毛澤東在楊懷中搬家后，應數學老師王正樞之邀，來到他在長沙高正街19號的居所住了一個假期，給老師家添了不少麻煩。

　　從高正街19號可以直通長沙的古城墻，毛澤東時常帶著王正樞的兒子王人路兄弟幾人登城到天心閣觀光游玩，他還曾為王家兄弟吟誦了不久前寫的悼念學友易昌陶的詩，抒發自己的愛國情懷，并以此激勵王氏兄弟。

　　毛澤東有時也到楊懷中家里看望先生，師生們在一起無所不談，社會、政治、學術、理想、人生等等，有時一談就是幾個小時。吃飯時，大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親如一家。

　　7月末，黎錦熙記載假期中他和毛澤東第8次接觸的日記中寫道：

　　“7月31日星期六，晚，在潤之處觀其日記，甚切實，文理優于章甫，篤行兩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黎錦熙所說的“章甫”就是陳昌。

　　在1915年8月底，黎錦熙日記中還有這樣的追記：從4月4日至8月29日，毛澤東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到芋園黎錦熙住處拜訪求教近20次，內容包括“讀書方法”、“研究科學之術”、“改造社會事”、“學與政”等等。

　　這正是：群賢畢集在名苑，讀書論道赴洞天。

　　胸有半壁見海日，開口便是三不談。

　　再說在1915年8月間，蕭子升從一師畢業后被聘到長沙楚怡學校任教，毛澤東在給他的信中說：

　　“人獲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質參觀，安由博征而廣識哉？”“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則得，非言之功乎？”

　　因此，他主張朋友間充分交換意見，“互質參觀”，提倡說話，反對諱言，通過交流討論取得“真知”、“真理”。在討論中，既要虛心聽取別人意見，又要堅持自己正確的觀點。他說：

　　“夫人之生所遭不齊，惟豪杰之士知殊趨而同至。不強人以合吾之軌，亦不遷己軌以合人之型，以誠至公徹理之談也。”

　　8月間，毛澤東還在給蕭子升的信中抄錄了他最近寫的一篇名曰《自訟》的日記：

　　“一伎粗伸，即欲獻于人也，一善未達，即欲號于眾也，招朋引類，聳袂軒眉，無靜澹之容，有浮囂之氣，姝姝自悅，曾不知恥，雖強其外，實干其中，名利不毀，耆欲日深，道聽途說，攪神喪日，而自以為欣。日學牡丹之所為，將無實之可望，……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無終，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

　　1915年9月，黎錦熙已經調到北京教育部任編纂處編纂員，毛澤東與先生仍時有書信往來。

　　9月6日，毛澤東在給蕭子升的信中，說到了黎錦熙，他寫道：

　　“聞黎君邵西好學，乃往詢之，其言若合，而條理加詳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備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蓋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問邵西，學烏乎求？學校濁敗，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讀古墳籍，以建基礎，效康氏、梁任公之所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

　　毛澤東在信中又說，黎錦熙在回信中批評他這種先古后新的次序是“先后倒置”，黎錦熙說：“蓋通為專之基，新為舊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學，尤貴肆應曲當。”

　　毛澤東還說，他認識到不能舍通識而專攻，乃“系其心于學校，惟通識之是求”。但他仍然認為：“吾人所最急者，國學常識也。”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在上海創刊，標志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

　　楊懷中自己出錢訂閱了幾份《新青年》，除了自己閱讀，還分贈給他的得意門生毛澤東等人。

　　《新青年》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喚起了人們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點燃了追求真理的火焰，在知識界和青年學生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向對新鮮事物極為敏感和不斷追求真理的毛澤東，一開始就認真地閱讀它，并熱心地宣傳介紹它。在他的思想意識里，《新青年》取代了《新民叢報》；陳獨秀和胡適取代了康有為與梁啟超，成為他心目中崇拜的偶像。

　　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毛澤東還曾經說過陳獨秀對他的影響，他說：“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

　　陳獨秀，譜名同慶，學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出生于安徽省懷寧縣。

　　9月27日，毛澤東致信蕭子升說：

　　“此日如金，甚可愛惜！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為策勵，故求友之心甚熱。如足下，誠能策勵我者也。”

　　“近以友不博則見不廣，少年學問寡成，壯歲事功難立，乃發內宣，仆無他長處，惟守‘善與人同’、‘取人為善’二語。故已有得，未嘗敢不告示與人；有人善，雖千里吾求之。所以，效嚶鳴而求其友聲。至今數日，應者尚寡。茲附上一紙，貴校有賢者，可為介紹。”

　　毛澤東也經常到楚怡學校蕭子升處，通過蕭子升認識了曾經先后兩次同校同學而不相識的何叔衡。

　　何叔衡，字玉衡，號琥璜，學名瞻岵，1876年出生于湖南寧鄉縣杓子沖，成年后考中晚清最后一批秀才。1913年春，37歲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與比他小17歲的毛澤東同校，后來他們又一起轉入一師。1914年7月，何叔衡在一師只讀了半年就退學了，受聘于長沙楚怡學校任主任教員，教高年級國文課。

　　毛澤東認識何叔衡后，沒多少時間便對他產生了敬意，特別為他的辦事熱情、感情熱烈所吸引。毛澤東常說“何胡子”是一頭牛，是“感情一堆”。何叔衡對毛澤東的學識也非常欽佩，常向人介紹，“毛潤之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是后起之秀”。毛澤東曾當面評價何叔衡：“不能謀則能斷”。何叔衡心悅誠服地說：“潤之說我不能謀則能斷，這話是道著了。”

　　1915年11月9日，毛澤東給在北京的黎錦熙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邵西仁兄足下：

　　前月從熊君傳來足下一書，教誨良多。茲有欲為足下言者：方今惡聲日高，正義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當龍潛不見，以待有為，不可急圖進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業。然彼方以術愚人，今反進以智人之術，其可合邪？收攬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為人所用歟！元凱臣舜，服善也；揚劉臣莽，附勢也。辨夫今之為舜歟抑莽歟者，則所以自處明矣！北京如冶爐，所過必化。弟聞人言，輒用心悸。來書言速歸講學，并言北京臭腐，不可久居，至今不見征軺之返；又聞將有所為，于此久居不去。竊大惑不可解，故不敢不言，望察焉，急歸無戀也。

　　弟在學校，依兄所教言，孳孶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縛，終見此非讀書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儔侶太惡，有用之身，寶貴之時日，逐漸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實大悲傷。昔朱子謂：“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誠不能為古人所為，宜為其所譏，然亦有“幽谷喬木”之訓。如此等學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棄去，就良圖，立遠志，渴望兄歸，一商籌之。生平不見良師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趨前請教。兩年以來，求友之心甚熾，夏假后，乃作一啟事，張之各校，應者亦五六人。近日心情稍快惟此耳。歲將晏，氣候日寒，起居注意，道路珍攝。不復一一。

　　潤之 弟毛澤東頓首

　　正所謂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毛澤東長期訪求和多方通信聯系，在他的周圍終于逐漸聚集了一批追求進步的青年，他們多數是第一師范和各中等學校的學生，也有少數是長沙市中小學的青年教師。在這一批青年中，除了前邊已經說到的蔡和森、何叔衡、蕭子升、張昆弟、羅學瓚、陳昌、陳書農（別名陳啟民）、羅章龍等十余人外，還有一個人不能不提到，他就是鄧中夏。

　　原來，蔡和森在1915年秋考入了湖南高等師范，結識了鄧中夏。

　　鄧中夏，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1915年考入湖南高等師范文史專修科，與蔡和森同班。蔡和森沉默寡言，終日伏案用功；鄧中夏則性情豪爽，喜交游，善談論，溫和中帶有一種剛毅之氣。

　　毛澤東在楊懷中先生家里經蔡和森介紹，認識了鄧中夏。三人志同道合，很快就成了真摯的朋友。

　　毛澤東和這一批志向遠大的青年經常在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宮等處聚會，臧否人物，暢談國事。

　　1936年，毛澤東同斯諾談道：“我逐漸在自己周圍團結了一批學生，這是一小批態度嚴肅的人，他們人數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認真的人，不屑于議論身邊瑣事。他們所做和所說的每一件事，都一定要有一個目的。他們沒有時間談情說愛，認為時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沒有時間去談論女人或私人問題。”“我的朋友們和我只樂于談論大事——人的性質，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

　　毛澤東除了廣泛結友外，還積極地參與學校的學友會活動。

　　在11月間，毛澤東被選為學友會文牘，負責起草報告、造具表冊和會議速記。這一職務他一連任了四屆。

　　第一師范的學友會始創于1913年9月，初名“技能會”，以培養學生的生活技能為宗旨；1914年改名為自進會；1915年秋正式定名為學友會。

　　學友會的宗旨是：“砥礪道德，研究教育，增進學識，養成職業，鍛煉身體，聯絡感情。”學友會的成員包括在校學生和已經畢業的校友。學友會下設教育研究、文學、演講、競技等15個部。會中設有會長一人，由校長兼任，總理一切事務；總務一人，由學校學監兼任，主持日常會務；各部部長各一人，另有庶務、會計、文牘各一人。

　　1915年冬，毛澤東以學友會的名義，將昔日保皇派中的湯化龍、康有為、梁啟超3人有關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言論編印成冊。毛澤東知道蕭子升的書法比較好，就給他寫了一封信，請他為這本書題寫書名，信中寫道：

　　“近校中印發湯康梁三先生書文，封面當簽署‘湯康梁三先生之時局痛言’十一字。大小真草，隨兄為之。需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賜來？”

　　蕭子升慨然應約，立即寫好送來了。

　　小冊子印成后，毛澤東和學友會成員們在校內外廣泛散發，產生了強烈的反響。

　　陳昌在日記中寫道：“上午8時，接潤之兄書，并承賜《湯康梁三先生之時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議共和，今又出而譏帝制，其所謂時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國亦云幸矣！”

　　這些課外活動并沒有影響毛澤東的學習，他每天總是在天色未明時就起床，晚上熄燈后還要借著外面的一點微弱燈光苦讀，這一良好習慣始終能夠持之以恒，從不稍怠。

　　1916年2月29日，毛澤東在給蕭子升的信中說：

　　“經之類13種，史之類16種，子之類22種，集之類26種，合七十有七種。據現在眼光觀之，以為中國應讀之書止乎此。茍有志于學問，此實必讀而不可缺。然讀之非十年莫完，購之非二百金莫辦。昨承告以贈書，大不敢當。一則贈而不讀，讀而無得，有負盛心；二則吾兄經濟未裕，不可徒耗。”

　　1916年5月7日，毛澤東在“國恥日”1周年追悼大會上為吳竹圃題寫了一副挽聯。

　　吳竹圃，湖南汨羅市桃林寺鎮青山人，他是毛澤東的同窗好友，各科成績出類拔萃，而且關心國家大事，指斥時政，與毛澤東志同道合。吳竹圃于4月間一病不起，年方20歲便撒手人寰。毛澤東為他題寫的挽聯是：

　　吳夫子英氣可穿虹，夭闕早知，胡不向邊場戰死？

　　賈長沙勝儔堪慰夢，永生何樂，須思道大數方深！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討伐聲中死去了。

　　6月24日，一師已經放暑假了，毛澤東在給蕭子升的信中說：

　　“話別之后，滯于雨，不得歸；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險行也。五六日來，閱報讀書，亦云有所事事。然母病在廬，倚望為勞，游子何心，能不傷感！加之校中放假，同學相攜歸去，余子碌碌，無可與語。早起晚宿，三飯相疊。平居一日憎長，今如瞬息，寂歷之景，對之慘然。……明日開霽，決行返舍。”

　　6月25日，毛澤東離開長沙踏上了返鄉的路程；26日9時，到達湘潭，又步行70里，夜宿離韶山30里的銀田寺。沿途的大好景色和亂世景象，使他感慨不已。當晚，他忍不住“捉管為書”，給蕭子升寫了一封信，述說途中的所見所聞。他寫道：

　　“一路景色，彌望青碧，池水清漣，田苗秀蔚，日隱煙斜之際，清露下灑，暖氣上蒸，嵐采舒發，云霞掩映，極目遐邇，有如畫圖。”“近城之處，駐有桂軍，招搖道途，側目而橫睨，與諸無賴集博通衢大街，邏卒熟視不敢問。聯手成群，猬居飯店，吃飯不償值，無不怨之。細詢其人，殊覺可憐，蓋盼望給資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長亦居飯鋪，榜其門曰某官，所張檄告，介乎通不通之間焉。”

　　6月27日上午，毛澤東回到了故鄉韶山，回到了母親的病榻之旁，一顆“游子之心”得到了極大的寬慰。然而，他仍系念著中國的戰局，尤其是湖南的局勢，半月之后，便戀戀不舍地告別了母親。

　　7月12日，毛澤東在返校途中到了湘潭，又忍不住給蕭子升寫信，述說感受。

　　不久，毛澤東回到了湖南一師，由楊懷中先生介紹，與其他同學一起寓居在岳麓書院半學齋內學習。

　　7月18日，毛澤東給蕭子升寫了一封長信。他對湖南軍閥和都督走馬燈似的更替，由此而給人民所造成的災難，“憤憤不能平于心”，于是便激揚文字，針砭時弊，指點江山，申述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和主張。他在信中寫道：

　　“湖南問題，弟向持湯督（薌銘）不可去，其被逐也，頗為冤之，今現象益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湯在此3年，以嚴刑峻法為治，一洗從前鴟張暴戾之氣，而鎮靜輯睦之，秩序整肅，幾復承平之舊。其治軍也，嚴而有紀，雖袁氏厄之，而能暗計擴張，及于獨立，數在萬五千以外，用能內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顧各縣，而屬之鎮守使者不與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任張樹勛警察長，長沙一埠，道不拾遺，雞犬無驚，市政之飭，冠于各省，詢之武漢來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在這一個時期，毛澤東不斷看到《大公報》上所載的日、俄在1916年7月間為再次瓜分在中國滿蒙的權益而簽訂協約的消息。報端還披露：日本內閣行將改組，因此，不少中國人就寄希望于炮制《二十一條》的罪魁禍首大隈重信首相下野后，日本對華關系有望趨于緩和。

　　7月25日，毛澤東給蕭子升寫了一封長信，主張對曾經附和帝制的罪魁禍首嚴加懲治，“庶幾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掃絕風霾腥穢之氣。”他在信中還說，新大總統黎元洪下令懲辦洪憲帝制禍首楊度等8人，是“人心奇快”。“此袞袞諸公，昔日勢焰熏灼，炙手可熱，而今乃有此下場！”“故最愚者袁世凱，而8人者皆次也。”

　　毛澤東對新總統黎元洪也表示了不滿，他寫道：

　　“此次懲辦，武人未及，如段芝貴、倪嗣沖、吳炳湘等，皆不與于罪人之數，輿論非之，即8人者，聞亦多逃矣。”

　　接下來，他分析和預測了中日之間的關系，他寫道：

　　“此約業已成立。兩國各尊重在滿蒙之權利外，俄讓長春濱江間鐵路及松花江航權，而且助俄以槍械彈藥戰爭之物。今所明布者猶輕，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見人也。”

　　“大隈閣有動搖之說，然無論何人執政，其對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感以縱橫萬里而屈于三島，民數號四萬萬，而對此三千萬者為之奴！滿蒙去而北邊動，胡馬骎骎入中原。況山東已失，開濟之路已為攫去，則入河南矣。20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愚意吾儕無它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只有磨礪以待日本。吾之內情，彼盡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內狀，吾人寡有知者焉。吾在校頗有奮發踔厲之慨，從早至晚，讀書不休。”“吾愿足下看書報，注意東事，祈共勉之。謂可乎？”

　　這正是：憂國憂民開慧眼，未卜先知超先賢。

　　交友結黨小試手，道義未擔練鐵肩。

　　欲知毛澤東后來如何將自身歷練鍛煉，請看下章內容。

　　東方翁曰：關于中日兩國之間關系之發展，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發生了；而他那“20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的預言，后來也果真成了事實：15年之后，“九一八事變”發生了，其結果是日本占領了中國的東三省；21年之后，日本又挑起了盧溝橋“七七事變”，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斯時尚不足23歲的毛澤東，豈不是料事如神么？但毛澤東可能沒有想到的是，在20年之后動員全國老百姓奮起抗戰、統帥千軍萬馬、運籌帷幄于抗日疆場之上的領袖，竟然會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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