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月七日，是個意義非凡很值得紀念的日子。五十七年前的今天，毛主席對總后《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作出批示，這就是著名的“５、７指示”。指示發出后反響廣泛、強烈，很快“五、七干校”就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全國各地。對“五、七干校”，在當年住過干校的人們中，感受、認識是很不一樣的，有人將干校稱之為“牛棚”，恨之切切，我也算是親歷者，我倒覺得，有住干校這段經歷，應是人生幸事。我曾寫過一篇回憶干校生活的短文，發表在我所在學校離退休處的內刊《夕陽紅》上，我將其再發表于此，作為我對五月七日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的紀念。

　　往事回顧

　　─憶北京政法學院五七干校

　　任 中 杰

　　看了庚紅同志的兩篇《安徽“五七干校”的那些趣聞軼事》和程滔的“引言”，也勾起了我回顧五十年前那段“干校”生活的興趣。庚紅用“趣聞逸事”作標題，透著一種對當時生活的愉快回顧（至少說不上痛苦），很不同于某名人大學問家的《牛棚雜記》。我沒有讀過《牛棚雜記》，無權評說這本書的內容，不過我知道“牛棚”，“文革”初期是指紅衛兵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把“五七干校”比作牛棚，可見作者對住干校不是一般的不滿，而是恨之切切！不過當年各單位干校的學員可不是什么“牛鬼蛇神”，應當說當時大多數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和高校教職員（毛主席的女兒也在其中）都住過五七干校。看來將住干校感覺如住“牛棚”的人并不多。我們學校這些干部教師，從五十年代后期起，就沒有間斷過參加工農業勞動，去廣西、四川、河北搞“四清”，訪貧問苦、扎根串連，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其艱苦程度要遠超過五七干校，恐怕很少有人有干校生活苦不堪言的感覺。

　　“五七干校”其名稱來源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對軍委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作出批示，指出“軍隊應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冶、學軍事、學文化、又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型工廠，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四清運動，又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工、軍農、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緊接著毛主席又要求全國工、農、學、商各行各業都應辦成這樣的大學校，以一業為主，兼學別樣。毛主席批示后很快從中央到地方都辦起了“五七干校”。毛主席提出這一主張，是基于他對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向共產主義過渡歷史階段任務的深刻認識：要使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群眾知識化；要消滅工農、城鄉和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三大差別；要培養一專多能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一代新人；要為擺脫“奴隸般的舊式分工”創造條件。雖然我們的干校離主席批示的要求似乎還是有不小差距的，這是因為作為干校領導的軍宣隊并沒有在如何實現主席批示要求上下功夫，只是換個地方邊勞動邊搞運動，為最后解散做準備。我們是解散后在安徽分配，軍宣隊那些人其實也面臨解散（轉業）和分配，但他們多在北京分配。正因為這樣，五七干校結束后，大家對軍宣隊的領導多有不滿。但是盡管我們的干校有這樣那樣的不完美，我總覺得收獲還是不小的，有這樣一段經歷，應當是人生的幸事。

　　五十年過去了，人老了，對不少往事的記憶己十分模糊，不過有些事情還是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現作個粗略的回顧。

　　北京政法學院在安徽濉溪五鋪農場辦五七干校，從1971年春至1972夏一共持續了差不多一年半左右時間，主要干了兩件事，一是參加勞動，二是搞運動。除此之外，我有印象的是還組識過幾次頗受歡迎的參觀活動。

　　先說說勞動。主要是幫農場干農活，都干了些啥已記不清了，總的說不算很勞累。留下印象的有兩件，夏收割麥子和打井。麥收那會兒天不作美，常有雨，需要與老天爺爭搶時間，據說有一年就是因為下雨，麥子有的收上來無法曬干，不少都發芽了，有的甚至在地里就長了芽子。最后只能降價賣給酒廠釀酒，損失慘重。有鑒與此，必須加緊搶收。所以有些緊張，比平常累一點。不過伙食不錯，食量也大增，我記得－天得吃一斤半糧食，所好我的定量不低，每月三十六斤。打井這項活兒之所以印象深，是因為以前沒有接觸過，更沒有干過，感覺新鮮、有趣。活兒不很累，主要是象推碾子似的推那個打井專用的挖土機挖土。

　　值得慶幸的是我比大伙參加的勞動項目多了一項，我把它定義為“學工”。軍宣隊調我和楊福盛同志去指揮部搞宣傳，主要任務有兩項，一是搞廣播（播放中央臺的新聞和放紅歌），二是放電影。放廣播的第－項基礎工作是架線。這既是技術活也是體力活。對技術我們一竅不通，不過唯一一位跟著我們去干校的工宣隊員小張師傅（名字怎么也想不起來了）卻是行家。他是北京電話局的外線工。是他帶著我和孫廣華（政法學院復校后沒有回來，是在山西政法管院院長任上退休），高質量完成了從五輔至魏樓約二三里地的架線任務。架線看似簡單，樹幾根桿子，綁上電線，如此而已。其實枝術含量并不低。達不到規定的技術標準，是經不起風吹雨打的。小張師傅確實有兩下子，就說截電線吧，我和孫廣華使盡力氣也截不斷，免強裁斷時，那斷面也像被狗啃了似的，難看極了。可人家小張師傅也沒見他使多大勁電線就斷了，而且斷面很整齊，他說這是六十年代技術大比武練出來的硬功夫。無論廣播還是放電影，都要用電，但從宿縣向西好幾個公社都未通電。我們是用一臺單缸的小內燃機帶動一個小發電機發電。我是邊看說明書邊操作，花了很大功夫才算較為熟煉地掌握了發電技術。放電影多數時間得騎自行車去宿縣租片，來回一百里（五鋪是五十里鋪的簡稱，是指距宿縣五十里）路程，這也是一種勞動鍛練。（記得也有－兩次是李達生師傅開小華沙去宿縣辦事時搭他的“順風車”。）帶到干校去的是－臺新的，放映16毫米膠片的小型放映機，不過我和老楊都沒有放過電影，不會使用。老楊從三連請來了原教務處的馬逢平（？音），老馬是個多面手，原學校電化教育那些設備他都熟悉，還會電焊，一次我們那臺小發動機的油箱震裂了就是他焊妤的。老馬干事很認真，每次放電影，放映前差不多要用半天做準備。先用屋里的土墻當銀幕試放－遍，確保沒有問題了晚上才正式放映。每次都在五鋪和魏樓各放一場。電影豐富了文化生活，很受大家歡迎。不過也出了點事，在干校面臨結束之際，當地五鋪大隊的幾個干部來找我，說他們搞到了一部影片，但苦于沒有放映設備，也無人會放，想讓我們為他們放一場。我沒有多想就答應了。當時已沒有別人了，只能我一人操作。一開始很順利，放映效果不錯。可是放了不到一半突然發電機出了故障，沒有電了。折騰半天機器也起不動，只好作罷。收拾完設備后大隊的人讓我先回去，說是一會兒他們找個架子車將設備給我送回去。可我回去后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們送過來。我感覺不對勁，再去找卻不見人影。我這才發現受騙上當了。他們是為了得到這套放映設備精心設計了這個騙局。設備是從我手上丟失的，追回來是我的責任。我到他們大隊部索要，他們也承認是他們扣下了，理由是干校結束了，你們也不需要了，不如留給他們作過紀念。我毫無辦法，只能向軍宣隊領導匯報。領導發話說算了，給他們吧！這算是免了我的責任。

　　再說說搞運動。文革己進入第五年，情形與初期已大不相同。主要任務己不再是針對各單位領導，原來的黨政負責人早就全解放了。干校期間搞運動，至今我仍留有映象的主要有這三項：－是批極“左”清查“5．16”，二是批陳整風，三是9．13事件后批林。

　　批極“左”清查“5．16”軍宣隊將重點放在“清查”上，而對文革中作為－種思潮的“極左”的“批判”卻重視不夠。可是查又偏偏查不出來。靠著不知從哪里弄來的材料，沒有認真核對就輕易整人。最終一個也沒有清查出來，倒是傷害了好幾位好人。其中魏平雄、呂世興（復校后未回校，先后任煤炭部紀儉負責人和人事司長）、張廣海……，應是受沖擊最厲害的幾位。查5．16是糾“左”，可卻采取了“左”方法，效果當然不會好。

　　批陳整風我覺得很有收獲。1970年夏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林彪、陳伯達發難。先是林彪在會上發言定調子，引導大家離開原定的主題，大談“天才”，陳伯達配合林彪搞了個《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于“稱天才”的幾段語錄》，搞亂了會議進程。其實推崇毛主席是假，為林彪反黨集團“搶班奪權”造輿論、做準備是真。毛主席隨即反擊，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批評陳伯達搞“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告誡大家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不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從而使會議回歸正確方向。1971年初在全黨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記得當年我們既學習又討論，大家積極性很高。學習的范圍很廣，有毛 主席的相關著作和語錄，內容有關于唯物史觀（批天才論）、關于革命群眾的大聯合大團結、關于人性論和階級論等等。大家興趣很高，不僅討論會發言熱烈，會下也對一些理論問題進行探討。至今我還記得，我們曾同李進寶副院長一起討論人性論問題，李院長認為是階級論還是人性論，這是判斷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的標尺。我很受啟發。為弄清真假馬克思主義的界限、改變黨內真懂馬克思主義的人不多的現實，毛主席號召廣大干部認真讀幾本馬列著作，很快全國就掀起了學馬列六本書的高潮。有關方面還特請我們干校幾位對馬列經典著作比較熟悉的同志作輔導報告，有在當地講的，也有請到省里講的。印象中程筱鶴老師（程滔的父親）的《國家與革命》輔導講座，在整個安徽省都很有名。

　　“9．13事件”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全國都按中央精神批林。與批陳不同，這次我們是走出去與公社社員一起批。去的地方是五鋪西面的百善公社。我們兩三個人一組去一個生產隊宣講批林的文件、材料，并組織學習、座談。我所在的小組是張子培同志帶隊，隊員好像還有陶髦（記不很清了），當地派了一個大隊干部幫助我們組織群眾并照顧我們的生活。我們先召集在這里插隊的上海知青，與他們一起學習，然后又同他們一起用多種形式向社員群眾宣傳中央文件的精神，很有效果。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們開了個座談會，從會上的發言看得出，大家對中央文件精神的領會不錯，有幾位老社員的發言還很有水平。

　　這次活動收獲是多方面的。當然主題是批林，除了自身思想認識的提高外，還做了宣傳，可以說是雙豐收。再就是與社隊干部和社員群眾較深入的接觸彌補了因我們干校設在一個地方國營農場，接觸面較窄的不足。特別是與那位大隊干部一起生活，聽他聊家常，講村史，不僅受教育，而且長知識，增加了對當地風土人情的了解。特別是他講的暫時困難那幾年的一些故事，可以說使我對造成困難原因的認識更全面了。天災的確是重要的客觀原因，而“人禍”（浮夸風）也應是重要主觀原因。他照顧我們生活，一日三餐都是他做飯，什么烙饃、紅薯粥等很具當地特色，真得感謝他。當地上海插隊知青不少，這個生產隊男男女女就有十多人。雖然在農村的勞動、生活要比在上海家里艱苦得多，但他們的精神面貌是向上的，他們加入我們的批林宣講隊伍，對我們幫助很大。我曾去他們住的地方參觀，他們把我當“戰友”，他們說：“我們都是走的五七道路，我們都是五七戰士。”我見他們宿舍堆了一大堆紅薯干，他們說這是他們的勞動所得，準備春節帶回上海。這種東西在當地的地位遠低于米面等細糧，可到了上海，碾成面可比白面更受歡迎。與這些上海知青交往，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對我個人竟然還起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作用，因為離開干校后我先后在安徽大學和北京體院擔任學生輔導員和政治課教師的工作，工作對象不少都是知青，在安大還都是些上海知青，有了這段與知青交往的經歷，對我此后熟悉工作對象，無形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覺得還有一樣值得說說的事情，就是參觀。干校一共安排了三次參觀活動。兩次農業、一次企業。第-次去的是安徽省農業學大寨的典型──郭莊。郭莊的領頭人叫郭宏杰，文革期間曾從郭莊書記升至安徽省委書記。文革后不清楚為什么倒臺了。郭莊原先很窮，土地是鹽堿地，后來學大寨精神，依靠集體力量艱苦奮斗，改良了土地，由窮變富，被樹為安徽學大寨的典型。我們參觀，現在仍留有印象的是看了大田、養殖場和還處在規化階段的新村址。當時覺得的確搞得不錯，莊稼長勢很好，社員的積極性很高。唯一覺得不很好的是他們講在最艱苦的時期曾組織社員外出乞討。我們多數人都認為這不應作為經驗宣傳。隨著文革被否定，郭宏杰倒臺，郭莊也就沒有多少人問津了，不過前不久我從網上發現，一批曾在郭莊插隊的上海和合肥知青，他們仍然沒忘那段在郭莊的插隊生活，沒有否定郭莊當年艱苦奮斗干出來的成績。他們寫回憶錄并出書懷念郭莊，感恩郭莊的鄉親對他們的關懷、幫助和照顧。看來無論對郭宏杰這個人物的是是非非怎樣定論，對郭莊當年的成績都不應輕易否定，因為那是郭莊勞動人民艱苦奮斗干出來的。

　　我們參觀的另一先進生產隊的名稱我記不得了，只記得那也是一個用科學方法改造鹽堿地的典型，是一位老隊長頂住了單干風，拖著多病的身體帶領大家戰天斗地，取得了成功，而他自己卻倒下了，再也沒有能起來。生產隊的負責人領我們來到一塊麥子長得非常茂盛的田邊，田角處有一個十分普通的土墳頭，這就是老隊長的安息處。社員們深深懂得老隊長的心思，讓老隊長看著這傾注了他心血土地上長出來的茂盛莊稼，他好安息。

　　再一個參觀點是淮北煤礦。這對我來說是一次很不錯的體驗。我去過多地的農村，也參觀過不少工廠，卻偏偏沒有下過礦井。下井前先得換上井下工人的全部行頭，帶上連著有礦燈的頭盔，儼然一副井下礦工的樣子，下到井底后，經過很寬敞整潔的主坑道，再到分支坑道，然后進到采煤的掌子面，一路上礦上派來陪我們參觀的人都給我們介紹情況，講解坑道里的設備、儀表等的用處，講得最多的是確保安全。可以看得出，當時煤礦對安全生產還是十分注意并高度重視的。當然井下再怎么注意通風，煤粉也少不了，所以在井下差不多每個人都是一臉黑。“煤黑子”這個詞大概就是這么來的。不過從井下上來的人員第一道程序就是洗浴更衣，井上看不到有人一臉黑。礦工辛苦 ，所以那時礦工的工資一般也比較高，吃得也較好。我們參觀結束后曾在礦上的食堂就餐，伙食非常好，種類多，味道美。這次參觀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