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周總理誕辰125周年紀念日。周總理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道德楷模，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周總理誕辰120周年的講話中說：“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當我們提到這個名字就感到很溫暖、很自豪。”我與總書記一樣，對周總理有種發自肺腑的尊崇，一想到他就覺得很溫暖。因此，我們有必要回顧總理波瀾壯闊的一生，揭批他文革期間“違心”支持、“違心”簽字等謠言，還原真相，這是對周總理最好的紀念。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雷鋒學習日）生于江蘇淮安市駙馬巷7號，出身于沒落的官僚家庭。

　　一、輾轉求學（7年）

　　1910年春，周恩來隨伯父離開淮安，先后在奉天省銀州(今遼寧鐵嶺市)銀崗書院和奉天(今沈陽市)東關模范學校讀書。1913年春，離開沈陽到天津；8月，考入南開學校，1917年6月畢業。

　　二、赴日留學（2年）

　　1917年9月，赴日留學，由此接觸馬克思主義。

　　三、五四運動（1年）

　　1919年4月回國，參加五四運動，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和重要領導者；9月入南開大學，入校后參與成立進步團體—覺悟社，社員包括周恩來、鄧穎超、劉清揚、郭隆真、諶志篤、薛撼岳、鄭季清、周之廉、李振瀛、諶小岑、潘述庵、馬駿、李錫錦、胡維憲等人。1920年1月，在領導天津學生愛國運動中被捕，7月出獄。

　　四、留學法國（4年）

　　1920年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赴法勤工儉學者先后17批約1700多人，其中包括周恩來、蔡和森、蔡暢、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鄧小平、陳毅、李富春、聶榮臻、向警予、李維漢、李立三、徐特立、何長工、傅鐘（總政副主任）、李卓然（中宣部部長）、劉伯堅、郭隆真、張昆弟、羅學瓚、蕭三、熊雄、蕭樸生等人。1921年3月，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巴黎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8個發起組之一），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

　　1922年3月到德國，6月和趙世炎等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翌年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負責宣傳工作（其中，趙世炎為書記，李維漢負責組織）；10月，與趙世炎、王若飛、尹寬、陳延年等4人當選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23年2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

　　1923年6月，與尹寬、林蔚等代表旅歐青年團與王京歧達成協議,80余名團員全都以個人身分參加了國民黨旅歐支部，同年11月25日,在中國國民黨駐歐支部成立大會上,當選為執行部的總務科主任，主持國民黨駐歐支部的工作。

　　總之，留法期間，因為處于國共合作蜜月期，周恩來參與組建旅歐共產黨和旅歐國民黨組織，并都擔任重要職務，這使得他在國民黨內很有人脈，為日后做特科工作和統戰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五、任職黃埔（2年）

　　1924年7月啟程回國；9月到達廣州；10月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11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和孫中山任命，擔任黃埔軍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之前，國民黨戴季陶、邵元沖，都當過幾個月的政治部主任）。1925年2月，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長，參加第一次東征； 8月8日，和鄧穎超在廣州結婚；10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時，擔任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參加領導黃埔學生軍東征和平叛作戰。1926年2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

　　六、南昌起義（3個月）

　　1926年12月，被調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是中共最早參與軍隊工作并與軍隊長期保持良好關系的領導人。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特別軍委書記；3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任總指揮，趕走了駐守上海的北洋軍閥部隊；5月，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仍兼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軍委委員有周恩來、王一飛、聶榮臻、顧順章、顏昌頤、賀昌、羅亦農、鄧中夏等，主要是進行組織、聯絡和政治工作；7月12日，擔任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7月—10月，擔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期間中央軍事部部長職務由王一飛擔任；8月1日，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在江西南昌領導武裝起義，失敗后由香港轉到上海；11月，中央政治局將中央軍事部改為軍事科，隸屬中央組織局，周恩來兼軍事科科長；11月，創建中共特科，顧順章是負責人，陳賡負責日常工作。192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重新設立軍事部作為全黨最高軍事指導機關，由楊殷任部長。

　　七、上調中央（3年）

　　大革命失敗后，各地黨組織遭到嚴重摧殘，黨員由6萬人銳減到1萬多。以“八七會議”為轉折，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逐漸離開領導層，毛澤東也受到影響，而在歐洲留學、曾出任黃埔軍校政治主任的周恩來等留蘇、留歐人士逐漸走入中共核心領導層。

　　1928年6月，周恩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秘書長兼中組部長。11月，回調上海，由于向忠發能力不足，他承擔了諸如工會工作、農民運動、兵運工作、蘇區工作的責任，實際上主持了中央工作。

　　1929年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在政治局下設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楊殷任軍委會主任；1929年8月24日，楊殷等被捕，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兼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中央軍委會主任；11月11日，組織陳賡等暗殺叛徒白鑫。

　　1930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央軍事部與中央軍事委員會合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由周恩來、關向應、曾中生等9人組成，直屬中央政治局領導，周恩來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1930年3月，離開上海去莫斯科參加聯共(布)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軍委書記職務由關向應繼任，8月19日周恩來回到上海，重任中央軍委書記；9月24日，周恩來同瞿秋白、毛澤東等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毛澤東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瞿秋白在會議上做了報告，周恩來繼續甘當二把手，兩人共同批評李立三的錯誤。不久，王明回到國內，他仗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認定李立三犯了路線錯誤，指責瞿秋白、周恩來折衷調和。

　　米夫到中國后獨斷專行，在1931年1月召開的四中全會上，將瞿、周列為主要批判對象，瞿秋白退出政治局，周恩來、項英、羅登賢、關向應、毛澤東等原政治局成員繼續當選，其中，周恩來仍任常委，主持組織和軍事工作，這是因為米夫很清楚王明等新人，沒有威望撐起整個政治局，所以沒有采納王明、羅章龍等人排斥周恩來的建議。因此，周恩來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聶榮臻任參謀長，該委員會由周恩來、陳郁、聶榮臻、陳賡等7人組成，主要負責白區的兵運、情報等軍事工作及對蘇區軍委、各主力紅軍重大決策的指導，不直接指揮紅軍的作戰行動，與后來的中央軍委有本質不同。

　　八、來到蘇區（3年）

　　1931年5、6月間，顧順章、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導致王明、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已很難在上海立足；9月，王明、周恩來二人確定由博古（王明親信）、張聞天為核心、博古負總責。成立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4人在博古家中商定了名單，成員包括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云等人，其中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任常委，并由博古負總責。隨后，王明返回蘇聯，周恩來來到蘇區。

　　1931年11月2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成立，委員15人，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12月，周恩來離開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1932年6月，被增任為中革軍委副主席；8月初，在興國召開的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為加強集體領導，“前方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最高軍事會議，周恩來為主席，負責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10月，在寧都會議接替毛澤東兼任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1933年5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紅一方面軍總政委。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的第四次“圍剿”。1934年2月，與王稼祥一起擔任中革軍委副主席（主席朱德）。此后的中革軍委實際上由博古代表黨中央并與軍事顧問李德掌握最高決策權和指揮權，從前方調回瑞金的周恩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雖然他保留紅軍總政委名義，但只是協助博古做組織領導工作；朱德僅是形式上的軍委主席和紅軍總司令，并不掌握最高軍事指揮權。1934年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周恩來成為中央軍事領導核心，但起決定作用的仍是博古和李德。

　　期間，周恩來積極落實王明路線，與項英、張聞天、劉伯承等一起排擠毛澤東同志，后來擔任紅軍總政委、中革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成為中央軍委最高負責人。李德雖是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但周恩來聽信李德，造成重大軍事失利。因此，中央蘇區政治路線的錯誤由博古、張聞天負責，軍事路線的錯誤則由周恩來負責。不過，這里的軍事路線其實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李德確定的，周恩來寧犯路線錯誤，不犯組織錯誤，他把李德看作共產國際的化身，對他言聽計從，這是其性格和認識方面的局限性，但絲毫不損害其光輝形象。

　　九、參加長征（1年）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與張聞天、王稼祥、朱德等，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對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起到關鍵作用。

　　遵義會議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隨后，根據會議精神，中央常委分工由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3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團”（又稱“三人小組”、“三人軍事小組”、新“三人團”），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8月4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窩會議決定，紅一方面軍總部重新組成，周恩來任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委；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俄界擴大會議，決定北上的紅一方面軍改稱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組成“五人團”，即陜甘支隊前敵委員會（此時朱德正隨左路軍行動），領導紅軍工作，主持人為毛澤東。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名義，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在“五人團”基礎上擴大為9人，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周恩來同時兼軍委后方辦事處主任，該處實際上是紅軍的總后勤部，負責領導軍委供給部、衛生部、兵站部、武裝動員部、紅軍學校、紅一方面軍留守單位和陜北、陜甘(后為陜甘寧)兩省軍事部以及地方武裝，統一領導前后方的供給，保衛紅一方面軍的后方安全。

　　1936年12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決定擴大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組織，由23人組成中革軍委，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等7人組成中革軍委主席團，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張國燾任副主席。

　　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誠懇地做了自我批評，由于威望很高，仍被選為“三人團”之一。但周恩來此時此刻顯示出博大的胸懷，他不貪戀權勢，主動讓賢，懇請毛澤東全權負責軍事指揮，并親自找一、三軍團的林彪、彭德懷做工作，讓部隊完全服從毛澤東的指揮；他還說服博古主動向張聞天交權，在革命轉折時刻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十、主抓統戰（8年）

　　1.到達延安（2年）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后，任中共全權代表，與秦邦憲、葉劍英等赴西安同蔣介石談判，和張學良、楊虎城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從而形成了團結抗日的大好局面。

　　抗戰爆發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組成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其成員由11人組成：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張浩、賀龍、劉伯承、徐向前、林彪（張國燾因犯下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錯誤已出局）。毛澤東任書記(亦稱主席)，周恩來、朱德任副書記(亦稱副主席)。

　　2.赴漢工作（2年）

　　1937年12月，周恩來到武漢，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王明為書記，委員有秦邦憲、項英、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等），與書記王明站在一起，支持他“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1938年1月，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將副部長（陳誠為部長）。

　　3.轉戰重慶（1939年1月-1946年6月，共7年半）

　　1939年1月，赴重慶擔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兼中央敵后城市工作委員會主任；8月，因與江青策馬而墜馬受傷赴蘇治病，1940年3月回延安；9月,和鄧穎超一起回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周恩來、王稼祥組成。同月，周恩來在《新華日報》為皖南事變題詞，怒斥國民黨當局同室操戈、破壞抗戰。

　　1942年10月，同林彪一起在重慶與蔣介石談判。1943年6月，參加延安后期整風，因曾支持王明路線被劉少奇等嚴厲批判。1944年11月，回到重慶同國民黨談判。

　　抗戰期間的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陳云回到延安后，周恩來、彭德懷、張聞天、博古、陳云等人追隨王明，搞得毛澤東很孤立，因為大家都認為王明代表共產國際，而中國共產黨不過是共產國際的支部，而且王明非常懂馬列主義原理，所以，他提出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主張得到眾人支持。期間，周恩來代表中共長期在重慶及國民黨控制的其他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先后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

　　十一、國共和談（半年）

　　1945年的中共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當時決定七大議程是5個報告、3個講演,即政治報告(毛澤東)、組織報告(劉少奇)、軍事報告(朱德),統一戰線報告(周恩來)、歷史報告(任弼時),關于邊區(高崗)、華北(彭德懷)、華中(陳毅)3個地區工作的講演。隨后，周恩來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成為新一屆領導集體核心成員。8月，當選中央軍委副主席，新的中央軍委委員共12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陳毅、聶榮臻、賀龍、徐向前、劉伯承、林彪、葉劍英，其中，主席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等4人為副主席，彭德懷兼總參謀長。

　　1945年8月，和毛澤東等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10月，和王若飛代表中共在《會議紀要》上簽字；1946年1月，同馬歇爾、張群談判達成停戰協議，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并領導了國統區內黨的工作、軍事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6月內戰爆發后，返回延安。

　　十二、解放戰爭（3年）

　　1947年3月，和毛澤東、任弼時等撤離延安，轉戰陜北；8月，彭德懷改任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后，由周恩來代理總參謀長。1948年3月，與毛澤東到達西柏坡，其后，參與指揮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同時指導國統區的革命運動。1949年3月，和毛澤東等率中共中央機關進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在北平談判；6月，主持進行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0月，參加開國大典。

　　十三、擔任總理（27年）

　　建國后，周恩來一直擔任國務院（政務院）總理職務，直到逝世；其中，1949年10月—1954年9月，當選中央軍委副主席，曾主持中央軍委工作（1952年7月，由彭德懷接替）；1949年10月到1958年2月，兼任外交部長職務；還曾當選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屆、第十屆中央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四屆主席。

　　1950年1至2月，陪毛澤東在莫斯科與蘇聯斯大林等領導人會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0月，協助毛澤東組織領導抗美援朝戰爭。1958年,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一度因“反冒進”遭到批評,在一段時間里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1972年，被診斷出患膀胱癌；同年因積極批林彪“極左”，受到主張批林“極右”的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批評。1974年中央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周總理再次受到影響。1975年1月，周總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四個現代化”目標。1976年1月8日在京逝世。

　　周總理建國后的主要角色是毛主席政策的執行者和中央決策的參與者，毛主席定下大的方針以后，具體落實一般由總理負責。

　　十四、支持文革（10年）

　　周恩來一直堅定支持文革，絕不是“違心”支持的“兩面派”。如他僅接見紅衛兵組織就高達160多次；是紅衛兵組織批判老干部的主持者，是點名批判老干部最多的領導之一，如他點名批判或號召批判了劉少奇、鄧小平、朱德、林彪、賀龍、聶榮臻、徐向前、薄一波、譚震林、瞿秋白、安子文、葉劍英、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田家英、周揚、陶鑄、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陳毅等一大批老干部；是審查老干部的組織領導者，曾擔任高崗、劉少奇、彭真、林彪專案組組長，也是中央各專案組總負責人，他組織中央政治局審定各專案組報告，然后形成意見再交毛澤東批示，所以，幾乎所有中央領導的審案結論均有周總理的意見和簽字；他是文革時期政治走向的主要決策者，不僅主持行政和經濟管理工作，而且也主管意識形態和理論宣傳，如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僅1970年，周恩來共審批新華社各種稿件439篇；同時，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他保護過陳毅、賀龍、彭德懷等一大批老干部和民主人士，還曾保護過后來遭到關押的戚本禹、邱會作、王秉璋等人。

　　毛主席對周總理十分信任，文革前后，無論他是否在軍隊中任職，都能直接調動軍隊。如1966年3月8日邢臺地區發生強烈地震后，周總理直接調動軍隊赴邢臺救災；1966年5月17日，由于發生了羅瑞卿問題和彭真“獨立王國”事件，為加強北京衛戍區力量，他直接致函毛主席請示調整北京衛戍區的軍隊部署；１９６７年２月２3日夜，又當場向21軍軍長胡煒下達了到陜西“支左”的命令；1966年武漢“七二0事件”，他特事特辦，不僅直接指定由副司令劉豐和政委肖前負責毛澤東警衛，而且于７月３０日清晨，致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曾思玉“我已經派飛機去接你，你立即來北京，３日你去武漢軍區工作”，而正常情況下，軍隊高級指揮員的調動由軍委下達命令；1967年6月29日，贛州發生武斗事件，周總理又直接從廣州軍區調動一個師，跨戰區制止武斗。

　　周總理政治斗爭和治國理政經驗都十分豐富，文革中，真正不打折扣落實毛主席指示的是“四人幫”和周總理，“四人幫”主要在意識形態和宣傳理論方面，而周總理則是黨政軍全面抓。“四人幫”與他在工作中雖有分歧，但總體上配合默契，只是在1975年1月四屆人大人事安排上出現分歧，江青等人對總理很有意見，但周總理不計前嫌。1975年四、五、六月間，江青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遭到批判，被迫4次檢討，周總理則拖著病體強行中止了中央政治局對江青等人的批判。（2023-3-6）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