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創(chuàng)舉，被載入了史冊，雖距今已過去了八十多年。但長征精神已成為了我們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每當我們紀念紅軍長征勝利，深切緬懷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以及那些為長征勝利而犧牲的無數(shù)革命先烈的時候，尤其使我們不能忘記的還有這樣一位為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作出了特殊貢獻，卻由于積勞成疾英年早逝，以致于使后來的人們已經(jīng)對他有所淡忘的人---他就是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張浩。

　　漫漫長征路，每一步都非常的不易和艱難。阻攔紅軍前進的最大困難和危險除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和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以外，更有來自黨和紅軍內部的錯誤路線和分裂。不糾正左傾錯誤軍事路線、戰(zhàn)勝內部的分裂，中國革命就有被葬送的危險。在生死攸關的遵義會議上，黨依靠自身努力成功地解決了左傾錯誤路線問題，找到了自己的領路人，使中國革命重新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但之后出現(xiàn)了張國燾和黨鬧分裂的問題，使得剛恢復了元氣的黨和紅軍，又經(jīng)受了一次更嚴峻的考驗。黨中央不得不為此做大量爭取和挽救的工作。由于張國燾個人野心惡性膨脹，完全將自己置于中央之上，拒不執(zhí)行中央北上的方針，不但要自立為王另立中央，還要挾迫一、四方面軍南下，到遠離中國革命主陣地、荒無人煙且難以生存發(fā)展的西南一隅，使得中央所做的一切努力前功盡棄。張國燾問題成了擺在黨和紅軍面前的難以逾越但必須要逾越的一道坎。能否解決張國燾與黨鬧分裂的問題，說服和爭取張國燾及四方面軍北上，不僅關系著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還關系到中國革命的命運和前途，毛澤東及中央領導為此煞費了苦心，在作出了最大的讓步，用盡了一切辦法仍毫無結果的情況下，不得不暫時擱置，單獨率軍北上。

　　(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后，黨中央便隨一方面軍(也稱中央紅軍)一起告別了瑞金中央蘇區(qū)，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在前往湘西去與二、六軍團會合的途中，雖突破了敵人的四道封鎖線，但卻使紅軍由出發(fā)時的八萬六千人，損失過半，如果還繼續(xù)堅持前往湘西，紅軍必陷蔣介石布置下的口袋，而招致全軍覆沒。一籌莫展的李德和博古，不得不接受毛澤東等人的正確意見在通道轉兵，改道去敵人力量相對薄弱的貴州，總算保住了剩下的幾萬人馬這點老本。1935年1月，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和糾正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重回指揮紅軍的崗位，經(jīng)過四渡赤水等一系列戰(zhàn)役戰(zhàn)斗，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紅軍也重新獲得了新生，一舉扭轉了自長征以來的被動不利局面。1935年6月，一、四兩個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革命力量得到了加強。然而，但由于左傾路線的錯誤領導，使得一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損失慘重，無論是從人員數(shù)量上還是武器裝備上，以僅有不到兩萬人馬的中央紅軍已經(jīng)遠不能與號稱十萬之眾的四方面軍相提并論了。實力對比的如此懸殊，使得張國燾這個實力派心理天平頓時失衡，他便將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及迫使紅軍長征的責任歸罪于中央，以此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而且依仗著人多勢重，擁兵自重，向黨討價還價，實現(xiàn)他個人的主張。盡管整個形勢也已完全朝著有利和好的方向發(fā)展。然而對于只唯實力的張國燾來說卻不顧這些事實仍妄自尊大，他完全拋棄了黨指揮槍的原則，把紅軍當成了他向黨要權的工具。他裝出一幅服從中央的姿態(tài)，陽奉陰違耍兩面派，內心卻在打自己的如意小算盤。他錯誤的估計了形勢，認為兩軍的會師帶給了他用槍來指揮黨的天賜良機，由他取代中央的時機已經(jīng)到了，接著他便以種種理由開始向黨發(fā)難。他拒不執(zhí)行中央北上的戰(zhàn)略方針，表面上他強調要充實和加強中央的領導，實質上是要用四方面軍干部取代中央的領導；強調紅軍要統(tǒng)一指揮，并且收繳了一、三軍團與中央聯(lián)系的密碼，實質上是要完全由他來掌握指揮紅軍。張國燾的行為一時讓中央陷入了窘境，找不到更好的應對之策，而操之過急反而又會適得其反，連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在張國燾步步逼宮面前都感到難以招架，甚至提出了要讓出自己的職位來成全張國燾的想法，以求得紅軍免遭分裂。幸虧毛澤東及時進行了制止，才避免了覆水難收局面的出現(xiàn)。毛澤東后來說：如果當時真的將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了張國燾，那他以后成立的第二中央也就合法化了，由此而帶來的麻煩真可就大了。 1937年2月6日張國燾在延安向黨中央所作的檢討中也承認：“1935年一、四方面軍會合時，因為當時目擊一方面軍減員和疲勞現(xiàn)狀，就過分的估計了這一現(xiàn)狀。”顯然是在避重就輕敷衍了事。

　　兩軍會師之前，由于一、四兩個方面軍分處在兩塊根據(jù)地，沒有共同合作的歷史，互相也不了解，所以多少有一些陌生感。會合之后，只有相互尊重溝通了解搞好團結，才能戰(zhàn)勝強大的敵人。而恰恰相反，張國燾在了解了中央和一方面軍的情況之后，不是在做促進兩軍團結方面的工作，而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在四方面軍的干部中散布對中央不信任的言論，煽動不明真相的干部戰(zhàn)士對中央的不滿，挑撥和中央的關系，制造兩個方面軍的不和，他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要先把水攪渾再渾水去摸魚，達到自己的目的。然而，毛澤東深知這個和他一起作為中共一大代表且擔任大會主席的張國燾的秉性，要張國燾放棄自己的主張，是很難做到的。但為求得共同北上，促進張國燾轉變及爭取四方面軍，不得不采取特殊的、十分忍耐的策略方針來作感化挽救爭取的工作。他從全黨團結的大局出發(fā)，不但要求一方面軍要搞好和四方面軍的團結，還要求黨的高級干部都要尊重張國燾及四方面軍的干部。張國燾曾任鄂豫皖和川陜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要求全黨都要稱呼其為主席。當張國燾向黨伸手要權時，中央雖拒絕了他的要求，但為了團結和挽救張國燾，爭取四方面軍的廣大干部，除了沒有讓出紅軍總司令和黨的總書記兩個職位以外，中央也在不得已而為之的情況下作出了最大的讓步，不僅在政治局增補了四方面軍的干部，還將周恩來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職位也讓給了張國燾，并且還要求兩個方面軍都要尊重張總政委。中央作出了如此大的讓步，中央領導人又苦口婆心的規(guī)勸，不僅未能感動張國燾，讓他的個人野心止步，反而使他認為中央是看他人強馬壯有求與他，因此更讓他欲壑難填進寸得尺，權利欲惡性膨脹，以至于發(fā)展到不但巨不執(zhí)行中央北上的方針，甚至企圖以武力危害中央。中央在說服張國燾北上無望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得不迅速脫離險境，率領一、三軍團先行北上。毛澤東后來曾感慨地說，和張國燾的斗爭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時期。足見斗爭的艱難和復雜。然而張國燾卻在《我的回憶》中歪曲事實說：“毛澤東等破壞了中共和紅軍一致行動的最高原則，私率一、三軍團單獨行動，結果造成中共和紅軍的分裂……”。完全顛倒了事實。

　　1935年7月21日中央對兩個方面軍的組織系統(tǒng)進行了調整，將原一方面軍下轄的一、三、五、九軍團，改番號為一軍、三軍、五軍、三十二軍；原四方面軍下轄的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軍番號不變。1935年8月3日，中央將一、四兩個方面軍進行混編，分左、右兩路軍北上。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率領，由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軍組成；右路軍由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由一、三、四、三十軍組成，中央隨右路軍行動。黨中央和一、三軍團緊急北上之后，無法將北上原因等情況告知在左路軍中的朱德和劉伯承等人，這就使得他們的處境一度十分被動和艱難，盡管他們不知道中央北上的真情，但他們堅信中央的方針是正確的。張國燾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他以中央和一、三軍團北上連紅軍總司令總參謀長都不知道，分明是不聽指揮的逃跑行為為由，不僅在開會時讓他們表態(tài)發(fā)言批判中央，還逼迫他們發(fā)表聲明斷絕與毛澤東等人的關系。劉伯承與張國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朱德更是義正嚴詞地回絕張國燾：我是共產(chǎn)黨員和紅軍總司令，中央在兩軍會師后確定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我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在沒有弄清楚中央北上的原因之前，我是不會表態(tài)的。至于和毛澤東的關系，連國外都知道中國有一支朱毛紅軍，朱毛怎能分開呢，你們就是把我劈成兩半也不能割斷我和毛澤東的關系。無計可施的張國燾不得不就此收手，在目的沒有達到情況下便派人對二人進行監(jiān)視，限制其行動自由，即便如此兩人始終與其分裂行為進行著斗爭。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毛澤東對兩軍混編后去了左路軍的同志與張國燾的斗爭給予了贊揚，對朱德同張國燾的斗爭給予了高度評價，說他斗爭得有理有節(jié)，“臨大節(jié)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為了取代中央，張國燾便不斷地在四方面軍中散布指責中央的言論，為他之后成立第二中央制造輿論和造勢，他甚至認為中央北上一定會被蔣介石消滅，到陜北至多也不過是“剩得幾個中央委員”，因此他認為成立新的中央的時候到了，于是加快了成立第二中央的步伐。

　　10月5日，張國燾認為時機已到，終于撕下偽裝，在卓木碉公然成立了非法的第二中央，而且宣布開除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的中央委員，并下令通緝，個人野心達到了頂點。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革命終于有了個落腳點。然而，沒有三大主力紅軍的共同北上，中國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最后的勝利的。但此時的中央紅軍早已是人困馬乏，加之左傾路線正在陜北根據(jù)地搞肅反，扣押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馬文瑞等許多干部，造成了根據(jù)地空前的危機。由于中央迫在眉睫的任務除了要粉碎國民黨對陜北蘇區(qū)的圍剿以外，還要解決陜北肅反擴大化的問題，已經(jīng)無力顧及解決張國燾的問題了。正在中央對解決張國燾問題鞭長莫及、束手無策之際，恰在此時有一位從蘇聯(lián)歸來的人，給解決張國燾問題帶來了希望，他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駐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張浩。

　　(二)

　　張浩，1896年出生，湖北黃崗人。原名林育英，改名林仲丹，化名林春山。李復生等。這個林氏家族可不簡單，出了中國近代史上三個重量級的人物---張浩（林育英）、林彪（林育蓉）和林育南這林氏三兄弟。林育南是著名的工人運動領導人，曾任中央候補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委兼秘書長，湖北省委代理書記，1931年被國民黨秘密殺害。張浩1925年參加和領導了滬西工人舉行的“五卅”大罷工。1927年9月又參加了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1930年被派到東北工作。根據(jù)中央指示，組織了滿洲臨時省委，并代理書記。同年9月，在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由于叛徒告密，在撫順被捕入獄，后經(jīng)黨組織營救，1932年獲釋。1933年至1935年任中國駐職工國際代表團代表。1935年7月下旬，與陳云、吳玉章等同志參加了共產(chǎn)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參與了以中共中央名義發(fā)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之后受共產(chǎn)國際和中共代表團的指派，同年12月從莫斯科回到陜北，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chǎn)國際“七大”要旨。抗戰(zhàn)爆發(fā)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下轄三個師，即115師，120師，和129師。林彪任115師師長，張浩任129師政委，毛澤東曾開玩笑地說：假如林育南還在的話，干脆八路軍這三個師都由這林家三兄弟給包了。張浩于1942年3月5日在延安病逝，時年四十六歲。

　　張浩逝世之后，中央成立了治喪委員會。《解放日報》在頭版發(fā)表了《中共中央委員張浩同志積勞成疾病逝》的消息。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輪流為他守靈并親自為他執(zhí)紼抬棺。毛澤東為他題寫了“忠心為國，雖死猶榮”的挽聯(lián)，還為他提寫了《張浩同志之墓》的墓碑，他的墓地和黨中央所在地楊家?guī)X隔河相望，毛澤東深情地說：“讓張浩同志天天監(jiān)督我們吧”。足見毛澤東對張浩的尊重！

　　早在中央紅軍長征以前，上海中央局的電臺已被破壞，中共中央從此失去了同共產(chǎn)國際的聯(lián)系。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入瑞金中央蘇區(qū)，9月共產(chǎn)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也在沿途地下黨的護送下從上海到達瑞金中央蘇區(qū)，李德一到蘇區(qū)就被博古等人捧為太上皇，凌駕于中央之上，正是由于他的瞎指揮，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李德雖列席了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但他在會上已沒有了昔日的驕橫，并且成了會上被批評的對象，被趕下了臺。隨著軍事指揮最高三人團的被解散，李德便被下放到了由林彪任軍團長的一軍團隨軍行動。

　　根據(jù)共產(chǎn)國際組織章程規(guī)定，世界各國共產(chǎn)黨組織都要接受共產(chǎn)國際的指導。由于中共是共產(chǎn)國際的一個支部，所有活動必然要接受共產(chǎn)國際的指導，尤其是黨的領導人的變更，更要得到共產(chǎn)國際的同意，然而唯有遵義會議是在沒有共產(chǎn)國際指導和參與的情況下召開的，不僅更換了領導人，還把共產(chǎn)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也趕下了臺，中共的作法顯然不符合共產(chǎn)國際的規(guī)程，但這正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成熟的標志。因此黨中央認為有必要將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告知共產(chǎn)國際，讓共產(chǎn)國際了解中國革命的處境，同時也急切盼望盡早恢復同共產(chǎn)國際間的聯(lián)系，希望得到它們的幫助和支持，紅軍四渡赤水之后，黨中央便派陳云秘密離開紅軍隊伍經(jīng)上海去遠東再到莫斯科。與此同時，共產(chǎn)國際也想盡早恢復與中共中央的聯(lián)系。1935年7月下旬，共產(chǎn)國際七大召開，張浩和陳云、吳玉章一起出席了會議。為了向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傳達共產(chǎn)國際“七大”會議精神，及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名義發(fā)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共產(chǎn)國際便與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商定，決定派一位中國同志回國，來完成這一任務。這個重任就落到了張浩的身上。他化作商人，攜帶密碼，與在蘇聯(lián)受訓的趙玉珍踏上了回國的漫漫征途。

　　他們由外蒙入境，風餐露宿，忍饑受餓，歷時一個多月，穿過了茫茫無際的沙漠，同年12月終于來到了中共中央當時的所在地瓦窯堡。張浩的歸來，帶回了共產(chǎn)國際根據(jù)陳云向共產(chǎn)國際的情況匯報，給中國共產(chǎn)黨的方針指示，恢復了中共中央與共產(chǎn)國際的聯(lián)系，使得中共中央根據(jù)共產(chǎn)國際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精神，在12月25日的瓦窯堡政治局會議上，作出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制定和建立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策略方針。

　　(三)

　　張浩已按共產(chǎn)國際及中共代表團要求圓滿完成了他回國的歷史使命。

　　然而在毛澤東看來，他還有更重要的任務需要張浩來完成。要實現(xiàn)黨的戰(zhàn)略方針和目標，完成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解決張國燾的問題唯張浩莫屬了。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jù)張聞天提議，決定彭德懷、張浩到政治局工作。

　　但是對于張浩來說，他從莫斯科出發(fā)時，張國燾并未另立中央，共產(chǎn)國際及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也未賦予他來解決張國燾的問題。如何處理和解決這一棘手問題，對張浩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從黨的利益出發(fā)，經(jīng)過深思熟慮，他毅然決然的以共產(chǎn)國際代表的身份，來解決直止目前這一令中共中央無法解決的問題。

　　首先毛澤東給張國燾發(fā)了封電報，告知他共產(chǎn)國際已派代表張浩回來，了解和解決“過去黨內的爭論”，并稱張浩此行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斯大林和共產(chǎn)國際希望主力紅軍向西北及北方發(fā)展，并不反對靠近蘇聯(lián)。毛澤東仍在規(guī)勸張國燾，希望他能夠率領四方面軍北上。同時又告知張國燾,他與中央的爭論共產(chǎn)國際要來裁決了。毛澤東在投石探路，他要打探一下張國燾的底細，以便采取相應的對策。接到這個電報之后，張國燾似乎看到了一點希望，他與中央拉鋸式的舌戰(zhàn)，終于到了要結束的時候了，他希望張浩能支持他。經(jīng)過反復考慮后，張國燾便采取了先入為主的辦法，他首先以個人名義給張浩發(fā)去了第一份電報，電報中張國燾除誣告中央的政治路線以外，還冠冕堂皇的稱自己為黨中央，并表示“黨中央服從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張國燾的這封來電，讓毛澤東看到了解決問題的契機，也看到了張國燾“急謀黨內統(tǒng)一”想盡早了結與中央的爭論，以及由于受到朱德、劉伯承的抗爭和廣大四方面軍指戰(zhàn)員日漸覺醒的壓力，急切的盼望共產(chǎn)國際來幫他一把的心理。接著他又給張浩發(fā)去了一封挑撥性的電報：“浩兄，是否允許你來電自由”，分明是在拉攏打探和挑撥張浩和中央的關系。在張國燾看來，爭取張浩的支持是他和中央抗衡的唯一籌碼了。

　　在分析掌握了張國燾的這種心里后，1月16日，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商定，讓張浩正式以“共產(chǎn)國際代表”的身份，給張國燾發(fā)去了第一份電報。張浩在電文中稱：共產(chǎn)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經(jīng)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并準備將我所知向兄轉達。同時還要告知中共瓦窯堡會議的相關內容。張浩的這個電報，雖沒有否定張國燾的所為，但也多少讓張國燾嗅到了一點他不愿嗅到的味道。張國燾知道張浩現(xiàn)在陜北，對他與中央的爭論一定有更詳細和深刻的了解，張浩能否支持他，對他來說也還是個未知數(shù)，這使得張國燾開始感到了有些茫然。

　　為盡快解決張國燾問題，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并作出決定：除責令張國燾盡快北上、取消他的第二中央外，還在黨內公布了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會議上作出的《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將張國燾問題告知了全黨，以教育黨員，特別是四方面軍的干部。

　　1月24日，張浩又給張國燾發(fā)電：“共產(chǎn)國際完全同意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兄處可成立西南局，直屬共產(chǎn)國際中共代表團領導，暫與陜北黨中央發(fā)生橫的關系，兄等對中央的原則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張浩的這個電報，明確地否定了張國燾的第二中央，和前一封電報相比態(tài)度已經(jīng)明朗，口氣也更嚴厲。既明確的肯定了中央的路線，又告知張國燾，他與中央的爭論到了該解決的時候了。看到了這個電報，張國燾開始震驚了，這無疑是對他的當頭一棒，他希望共產(chǎn)國際能支持他的想法將化為泡影。與此同時，四方面軍中的二號人物陳昌浩也開始轉變態(tài)度，朱德、劉伯承等同志也在始終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著斗爭，四方面軍中的其他領導人也對張國燾的行為產(chǎn)生了不滿和懷疑。

　　經(jīng)過兩個回合之后，張國燾的防線已經(jīng)開始松動。接著張浩又接連致電張國燾及四方面軍領導人，指出南下的錯誤，要求他們接受共產(chǎn)國際的意見，北上和中央會合，同時傳達共產(chǎn)國際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根據(jù)共產(chǎn)國際指示精神制定的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策略方針等，以爭取和團結絕大多數(shù)四方面軍的干部。后來，張國燾在回憶中也不得不承認：“林育英的電報源源而來，主要是告訴我們共產(chǎn)國際改采新政策的經(jīng)過，并指出黨內團結的步驟。”張浩還針對張國燾為自己錯誤辯解，開脫罪責的情況，嚴肅地批評張國燾：“現(xiàn)在不宜爭辯以往是非，應急謀黨內統(tǒng)一，。”他還針對張國燾所犯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嚴正指出：“鄂豫皖肅反頗多‘左'的錯誤，要接受歷史教訓，進行檢查。”并電示張國燾，必須要保全曾中生、廖承志等同志的生命。這些電報由于出自張浩之手，且措辭嚴厲，使得張國燾只得不情愿的去執(zhí)行，而沒有討價還價的的空間，否則他將背上“違抗共產(chǎn)國際”的罪名，一意孤行，成為孤家寡人，被四方面軍廣大指戰(zhàn)員所拋棄。加之由于張國燾南下的錯誤，使得四方面軍經(jīng)過百丈戰(zhàn)斗等，損失慘重，元氣大傷，無可奈何最后不得不同意中央北上的路線。1936年6月6日，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張國燾終于被迫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成立了西南局。6月10日，張國燾致電中央，同意率四方面軍北上。

　　1936年7月2日，由湖南桑植出發(fā)進行長征的紅二、六軍團在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奉中共中央命令，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在了解了四方面軍與中央的分歧后，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等人都一致認為中央北上的方針是正確的。兩軍會師后，在干孜召開了兩個方面軍領導人參加的會議，任弼時在會上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擁護中央北上的方針。朱德、劉伯承、賀龍、關向應也表示堅決擁護中央的正確路線。還在二、四兩個方面軍未會師之前四方面軍為迎接二、六軍團召開的的動員歡迎會上徐向前也說過：我們和中央紅軍與二方面軍的關系，好比老四與老大、老二之間的兄弟關系，上次我們和老大的關系沒搞好，要接受教訓。在大多數(shù)同志的抗爭和努力下，會議通過了二、四方面軍北上與中央會合的方針。為了配合黨中央解決張國燾問題，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還做了大量團結幫助說服四方面軍干部的工作。7月10日，任弼時致電黨中央：“四方面軍曾以很大動員迎接慰勞二、六軍。現(xiàn)在二、四方面軍階級友愛的關系極好，在目前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決議基礎上是團結一致的。”

　　當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會師時，中央曾擔心張國燾耍花招拉攏、控制二方面軍，形成二、四方面軍聯(lián)合對抗中央路線的局面。任弼時的這封電報，打消了中央的疑慮和擔心，讓黨中央非常高興和放心，也看到了解決問題的希望。任弼時還向中央建議，在三個方面軍靠攏時，召集一次中央擴大會議或政治局擴大會議，并請共產(chǎn)國際派代表出席，分清是非，消除以往的分歧與隔閡，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見。7月27日，經(jīng)黨中央批準，撤銷西南局，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朱德、關向應、賀龍、徐向前、王震、陳昌浩為委員，統(tǒng)一領導兩個方面軍的工作。

　　(四)

　　在看到了張國燾已改弦更張的情況下，1936年8月，張浩、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又聯(lián)名給朱德、張國燾發(fā)電，歡迎他們前來會師，并說過去的爭論一概不談，共產(chǎn)國際代表張浩也將親自前往接應。9月27日，朱德、賀龍、任弼時、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等聯(lián)名致電張聞天、張浩、毛澤東，表示完全尊重和服從共產(chǎn)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二、四方面軍將立即前來與一方面軍會合。黨中央對此十分高興，立即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等同志，電報中說“我們正動員全體紅軍和蘇區(qū)人們粉碎敵人之進攻，迎接你們北進。”為策應二、四方面軍北進，中央令彭德懷率西方野戰(zhàn)軍主力迅速進至西蘭大道以北之海原、固原地區(qū)。十五軍團以騎兵團繞過海原縣城后，連續(xù)奔襲三百多華里，占領了戰(zhàn)略重鎮(zhèn)會寧。

　　10月7日，十五軍團與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在會寧縣城會合，9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的四方面軍總部在會寧與一方面軍會合。18日，二方面軍先頭部隊與一方面軍二師會合。21日，賀龍、任弼時率二方面軍一部到達靜寧縣平峰鎮(zhèn)與一方面軍左權、聶榮臻會合。23日，賀龍、任弼時率二方面軍總指揮部在隆德縣將臺堡與一方面軍會師，至此一、二、四這三大主力紅軍終于在甘肅靜寧、會寧實現(xiàn)了大會師，艱苦卓絕的長征也終于勝利結束了。為統(tǒng)一領導，黨中央隨即撤銷了西北局。中共中央在慶祝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合的通電中指出：“全國主力紅軍的會合與進入抗日前進陣地，在中國與日本抗爭的國際火線上，在全國國內政治關系上，將要起一個決定的作用了”。

　　在爭取和說服張國燾的過程中，由于張浩以共產(chǎn)國際代表的身份出現(xiàn)，作了大量工作，發(fā)揮了他人無法替代的作用，他為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為黨立了大功。然而由于長期積勞成疾，使他英年早逝，以致在后來被人們逐漸淡忘，然而他為中國革命作出的的歷史貢獻和功績將功不可沒。試想如果沒有張浩來說服張國燾，張國燾同中央鬧分裂的問題得不到解決，三大主力紅軍不能會師，全國紅軍不能統(tǒng)一指揮，不僅長征最后的結果將很難預料了。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也都很難預料了。

　　在協(xié)助中央解決張國燾問題之后，張浩又根據(jù)中央指示繼續(xù)作與四方面軍有關的工作，得到了廣大干部戰(zhàn)士的認可，也為之后統(tǒng)領四方面軍奠定了基礎。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以后，西路軍在去執(zhí)行寧夏戰(zhàn)役計劃未果的情況下，轉頭孤軍深入河西走廊，試圖打通與取得經(jīng)新疆進而到蘇聯(lián)的通道，但遭國民黨地方回族軍閥馬步芳、馬步青的重創(chuàng)，損失慘重，中央組成了援西軍，接應西路軍，張浩還出任了援西軍政委，但由于西路軍失敗了，援西軍也沒有成行。

　　張國燾另立中央，他的言行蒙蔽和欺騙了許多四方面軍的干部戰(zhàn)士，中央決定對張國燾的錯誤展開批判，時為中央宣傳部長的凱豐受中央委托，起草了《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獲得了通過。張浩立即組織部隊對決定進行學習，并注意在受張國燾影響較大的原四方面軍的第四軍和第三十一軍中清除張國燾的影響。批判張國燾無可厚非，但凱豐在1937年2月27日發(fā)表的《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那里》的文章，以3萬余字的篇幅，列出了13個問題，文中不恰當?shù)膶懙溃?ldquo;國燾路線的性質是蘇維埃運動中一種特殊形式的右傾機會主義和軍閥、土匪主義”，也就是一竹篙掃落全船上的人，凱豐還到紅軍大學和四方面軍部隊開展了“究竟是毛澤東水平高？還是張國燾水平高？”的討論，引起了四方面軍廣大官兵的不滿，以至發(fā)生了1937年4月3日許世友等30多人密謀逃離延安的事件，后經(jīng)毛澤東出面糾正，不久延安批判張國燾的運動便停止了。這場運動不但在四方面軍的許多中下級干部中、甚至在部分高級干部中，在一段時間內，對中央的決策還心存疑慮，抱有一些偏見和看法，甚至還不信任。然而中央在處理與張國燾及四方面軍的所有問題上，始終讓張浩以共產(chǎn)國際代表的身份出現(xiàn)，這樣就避免了出現(xiàn)不必要的麻煩，不致于造成四方面軍與中央的直接對抗，就就使得不僅張國燾、而且四方面軍的廣大干部都比較能夠接受，而且沒有條件可講，這也充分體現(xiàn)了毛澤東對處理這一棘手問題的策略和良苦用心。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國共開始了第二次合作。七?七抗戰(zhàn)全民爆發(fā)，1937年8月25日，中央軍委發(fā)布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九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的命令，紅軍隨之改編成了八路軍三個師，朱德、彭德懷分別任正副總指揮。1937年9月30日，由原四方面軍主力改編成的129師，在師長劉伯承、政委張浩的率領下，由陜西富平莊里鎮(zhèn)出發(fā)，東渡黃河，奉命建立以太行山為依托的抗日根據(jù)地，在山西抗日前線與日軍作戰(zhàn)。由于身體原因，1938年1月張浩即離開部隊回到延安，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帶病繼續(xù)工作，直到去世。為黨和人民奉獻了自己短暫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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