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下旬至1937年3月中旬，21800余人的西路軍在河西走廊損失殆盡，徐向前、陳昌浩離隊，要回去和中央斗爭。

　　中央在1937年3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中，對西路軍的定性是“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1979年，朱玉調至徐向前元帥辦公室工作，擔負徐帥回憶錄的寫作任務，自1981年2月20日的《“西路軍”疑》開始，通過一系列的相關文章為西路軍“正名”。

　　作為執筆者，朱玉的“正名”觀點被寫入徐向前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冊》，于1985年10月出版，反響巨大。

　　1991年，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因西路軍表述問題，被命令將已經印刷的書籍被全部收回，經修改后才重新發行。主要是將含糊的“奉命”渡河，修改為“根據中革軍委命令”；不再提“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黨史被修改，主流學說的更改，并沒平息質疑聲，幾十年來相關文獻資料的出版，網絡獲取的便利性，使得越來越多的體制外歷史愛好者認為，中央1937年3月31日決議里對西路軍的定性是正確的，即“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時代的進步，使得諸多疑問能擺脫政治的干擾，我們能更平心靜氣的審視西路軍這段歷史。

　　徐向前回憶錄中的“血戰河西走廊”章節，始終是研究西路軍問題的重要資料。徐向前總結西路軍這段歷史，說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造成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任務問題、戰場主動權問題、機斷專行問題。

　　一、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命令的西路軍？

　　判斷西路軍是否為張國燾路線的產物，最重要的是看“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結論是否成立。

　　1936年10月10日三軍會師后，出于團結的需要，中央授權朱德、張國燾以總司令、總政委（紅軍總司令部）的名義，根據軍委意圖，指揮三個方面軍進行“寧夏戰役”。

　　10月11日，中央發布《十月作戰綱領》計劃，“攻寧部隊準備以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全部及定鹽一部、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組成之，其余兩個軍及二方面軍全部，一方面軍之獨四師組成向南防御部隊，可能與必要時，抽一部參加攻寧。”

　　10月14日，朱德、張國燾致電中央，“對十月份作戰綱領和軍事、政治、外交指示，我們及徐、陳完全同意，請迅速進行。”

　　如果“紅軍總司令部”是依照“中央及軍委”的意圖，在制定作戰計劃和發布命令，說西路軍是“根據中革軍委命”是可以的，但是我們看到在渡河前后，“紅軍總司令部”的作戰計劃和命令，與“中央及軍委”的意圖出現了許多嚴重的違背。

　　1、九軍渡河問題

　　10月16日，朱德、張國燾安排“三十軍渡河成功后，九軍即速跟進”。

　　23日，彭德懷計劃三十軍、四軍略取景泰、向中衛攻擊。朱、張表示“完全同意”。

　　24日10時，中央在致彭德懷的電文中指出“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以暫不渡河為宜，爾后北進到海、靖線防御”；25日中央致電朱、張、彭等,“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后”,“在南敵確實受嚴重打擊后，第九軍從中寧渡河”。

　　在中央對九軍有明確的暫不渡河的安排下，25日徐向前、陳昌浩向朱、張報告“九軍決今夜跟進渡河”。當晚，他們安排九軍的機關先渡河，造成了九軍渡河的既成事實。

　　2、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及直屬部隊和五軍渡河問題

　　10月23日，彭德懷根據《十月作戰綱領》做出了“寧夏戰役要旨”計劃，第一階段是四方面軍的兩個軍（30軍、4軍）過河，其他部隊都要留在河東參與阻擊南敵，之后再派一個軍與一方面軍從中寧渡河執行第二階段任務。朱、張表示“我們完全同意”

　　但根據24日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建議、25日紅軍總司令部“一五八號電令”等電報史料和張國燾的回憶錄，紅四方面軍實際是在執行全軍西渡的行動。因敵軍突進，控制了渡口，造成張國燾以及紅四方面軍的其他部隊沒能渡過河。

　　我們不能因戰局意外造成了只有30軍、9軍、5軍的過河，剛好符合《十月作戰綱領》里四方面軍之三個軍參加攻寧的布置，就說紅四方面軍是在遵令執行“中央及軍委”的命令。

　　3、擊破南敵的問題

　　10月24日至30日，中央在致電朱、張、彭等前線指揮員的電文中，基本是每一份都在強調先擊破南敵，后再攻寧：“我處南北兩敵之間，非擊破南敵無法向北。”“對南敵應取擊破手段，僅取抗擊手段不夠。”“以堅決擊破南敵目的，務必消滅其進攻部隊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擊。”“目前方針，先打胡敵，后攻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這些電報都顯示出中央的意圖是欲北進，需先破南敵。

　　紅軍總司令部對如何抗擊“南敵”用得最多的詞是“遲滯”。10月28日，紅軍總司令部致電中央，“若謂目前重心在擊破南敵，停止敵之追擊，事實上，四、三十一兩軍，亦難有保證的完成任務，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礙堅壁清野，以四軍牽制敵人，也可得到爭取時間之利。”

　　“恐反多消耗”正是張國燾的真實想法，他想的是借著寧夏戰役的旗號，帶著紅四方面軍盡快的全軍渡河去甘北，對南敵不愿“擊破”，因此兵力不足，造成“胡敵以我避免決戰，十分輕我，向打拉池銳進，王、毛向靖遠進。”，30日關麟征部控制了渡河口，截斷了紅四方面軍剩余部隊的渡河行動。這對張國燾來說，完全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4、《平大古涼戰役計劃》不是中央及軍委的意圖

　　11月2日徐向前、陳昌浩提出向平番、涼州、民勤方向發展，開展甘北蘇區的建議。

　　中央同日回電：你們率四方面軍主力，暫以現地區為中心，向三面擴大占領區域，以一部占領永登，一部出蘭，大的方向仍前不變。中央3日致電朱、張、徐、陳：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以利交通后方行動。

　　11月5日14時，紅軍總司令部向徐、陳下達的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地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盡可能派一部帶電臺保持黃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礙你們主力的行動，不得已時不必留兵力守渡口。

　　11月6日，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制定出《平大古涼戰役計劃》：“決放棄一條山、五佛寺渡河點”，“進取大靖、平番、古浪、涼州一帶地區，發展創造甘北抗日后方”。這是紅軍總司令部的意圖，不是中央及軍委的意圖。

　　5、河西部隊的集結，迫使中央只能默認《平大古涼戰役計劃》

　　11月6日，徐、陳向紅軍總部匯報，“決將三十軍在一條山、景泰、五佛寺一帶部隊于今夜撤到荒草渠、鎖罕堡線”，“五軍沿河北岸部隊于明（七）日全撤收，擬于十日到打拉牌”。

　　11月7日，朱、張回電，“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為迅速執行為好，兵力集結應稍提前”。8日，中央在致電朱、張、彭的電文中有“徐、陳向涼州進，作戰時集中兵力打敵一旅，各個擊破之”的戰術指導。

　　11月9日夜，西路軍各部（九軍紅豁峴、鎮虜堡線，五軍福祿水、野狐水線，三十軍鎖罕堡附近，指直打拉牌）向西出發。

　　河西部隊向西的行動，看似是在得到了中央批準后才進行的，但這有兩大缺陷：

　　一、沒有查到11月9日西路軍出發之前，中央明確同意《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的電文。

　　二、看地圖示意，就能得出11月6日晚開始自一條山、景泰、五佛寺和11月7日自沿河北岸的撤軍，河西部隊就已自絕了東渡黃河回陜北或北上寧夏中衛的可能，前進方向就只剩下西入河西走廊一條路了。

　　中央面對徐、陳決意西去，并付諸相應行動后，才在8日給紅軍總司令部的電文中進行戰術指導，這是為了團結而不得已的默認。

　　6、對待中央“50天固守電”的態度

　　1937年2月24日20時，徐向前、陳昌浩向中央軍委發出“西進不可能時，但東進亦不可能，我們雖拼戰到一人一彈為止，但此前途危險極大，恐全軍犧牲”的求援電。

　　中央在26日22時致電彭德懷，要求其立即組建援西軍，緊接著在23時致電徐、陳，要西路軍“固守五十天”。

　　徐、陳他們開會，結果是一致決定不固守，在27日晚就向西突圍了。

　　7、徐向前、陳昌浩的離隊是先不向中央請示，后不等中央同意

　　徐、陳的離隊，是陳昌浩在3月14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最后一次會議上做出的，這個決定事先沒向中央請示，也沒同徐向前通氣，直接就宣布的（徐推測陳可能與其他成員交流過）。

　　3月15日19時，西路軍領導層就以“西路軍工委會”的名義向中央匯報情況。

　　3月16日，徐、陳離隊，有些回憶錄說徐、陳是3月14日深夜離隊的。

　　一支部隊的兩位最高領導離隊，居然能事先不請示，事后不等批準，就自行其是，這是何等的蔑視上級組織，以至于共產國際都感到驚訝，在3月28日發電詢問中共中央。

　　小結：此處只列舉了7件有關“始終”的重大事件，完全可以得出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這種結論不能成立。還必須指出的是在西渡黃河前后，徐向前、陳昌浩不僅僅是張國燾命令的執行者，更是積極的推動者。

二、飄忽不定的任務？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說，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并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他舉例道，“先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渡河北進，鏖戰一條山，待機策應一方面軍西渡，共取寧夏；繼則放棄這一計劃，獨力西進，準備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涼地區，不進不退，建立根據地；復則根據西安事變后的形勢變化，忽而準備西進，忽而準備東進；后明確執行西進任務，剛至臨高地區，又停止西進，就地建立根據地；繼復為了策應河東，改為東返；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營子堅守待援；如此等等。”

　　初看確實給讀者“飄忽不定”的印象，但我們根據掌握的史料仔細分析，作者在陳述西路軍所經歷過的任務時，卻是在大搞歷史剪輯，隱瞞史實。

　　1、故意漏掉《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的制定和執行

　　徐向前、陳昌浩是為執行張國燾“甘北計劃”，建立甘北根據地而制定《平大古涼戰役計劃》，他們通過自絕其他選擇，迫使中央默認而“同意”執行的。

　　《平大古涼戰役計劃》是西路軍為什么進入河西走廊的原因和發端，回憶錄卻在總結中故意漏掉它，給讀者造成了西路軍入河西走廊的原因就是奉了中央命而接通新疆的假象。

　　2、故意遺漏西洞堡自決返回倪家營子

　　西路軍在1937年1月21日晚上開始東返，中央表示贊成東返，為了避免戰機的貽誤，在24日還將行動方向自決權下放給西路軍。在27日取得西洞堡大捷后,28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卻莫名其妙的開會決定西返倪家營子，自此西路軍全軍覆沒的結局就無法改變。

　　回憶錄卻說“繼復為了策應河東，改為東返；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營子堅守待援”。經這么一剪接，就成了中央“固守五十天電”斷送了西路軍1月底的東返。

　　3、徐向前認為造成任務飄忽不定的原因

　　第一、西路軍的行動，步步以河東形勢的暫時需要為轉移，缺乏戰略性的久遠安排。這樣雖對河東的紅軍和友軍，起到了一時的策應作用，卻畢竟招致了西路軍覆滅的不幸結局。

　　這實質就是指責中央為了河東紅軍，犧牲西路軍。

　　自1936年11月2日西路軍開始醞釀《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后，就對中央命令陽奉陰違，覺得在理就聽，覺得是妨礙，就自行其是。西路軍在河西走廊的征戰期間，只有西安事變時期的東返插曲可稱為中央需要西路軍配合河東，其余的任務變化都不是。而且這次東返插曲，也被西路軍領導層向中央提出了過高條件，迫使中央不得不放棄。

　　第二、要求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實際的。

　　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難道不是自請的嗎？《平大古涼戰役計劃》被選擇性遺忘了嗎？是誰在11月12日向紅軍總司令部表態“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

　　4、引用毛主席說過：“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戰為主，集中打戰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戰，二者不能并舉。”

　　為了說明在沒消滅馬匪軍之前，中央就要求建立根據地，是行不通的，作者引用了毛主席的話，真是用毛主席的話，指責中央的指揮。

　　毛主席的這段話出自1937年9月21日給彭德懷的《關于實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電文：“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戰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作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

　　我們只要拿著史料一對照，就能看到在引用的這段話后面，毛主席已經是緊接著做出了選擇。作者無視毛主席的解決方法，搞斷章取義。

　　小結：西路軍的任務是沒有飄忽不定、超出應有限度：建立根據地、接通遠方，這就是中央給西路軍的任務。結合河西走廊獨特的地形，建立了根據地，自然也就接通了遠方，所謂的兩個任務，歸根到底其實就是一個：建立根據地。

　　這也正是中央在1937年1月8日給徐、陳電文表明的意思：集中全力反攻追敵，消滅其一部，創肅、甘、安根據地，遠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過、接濟亦必到手。

三、無所作為的戰場主動權？

　　西路軍渡河之初，馬匪軍慌亂不堪，特別是兵圍涼州時，馬步青、馬步芳更如熱鍋螞蟻，然而，好景不長，沒過多久，西路軍便轉入被動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滅。

　　徐向前認為造成戰場主動權喪失的原因在于：第一、遠離根據地，孤軍深入敵軍腹地，且曠日持久。第二、河西走廊地勢狹長，堡寨稀疏，每個堡寨，一般頂多能夠容納一營的兵力，周圍盡是荒涼的戈壁灘。第三、西路軍固守一地，不進不退，被迫以陣地防御戰為主要作戰形式。第四、西路軍受制于任務、地形、作戰形式和騎兵為主的作戰對象，自己的戰術特長，無從充分發揮。

　　此處不想就戰場主動權這個問題進行討論，畢竟牽扯到當時具體的地形、環境、戰情、戰術等，不是幾十年后的人們所能理解的。

　　在這僅提出幾個問題，請讀者自己思考：

　　第一、遠離根據地，孤軍深入敵軍腹地，去建立甘北根據地是短時間能辦到的嗎？

　　第二、明知涼州是“空城”，為什么放棄攻占？作為步兵，西路軍能跑過馬匪軍的騎兵嗎？

　　第三、馬匪軍在圍攻古浪、永昌、高臺、臨澤時，不也是在戈壁灘露宿和集結的嗎？

　　第四、東返的三次機會都浪費了，西路軍何曾想“退”？在占領高臺后，西路軍即無力西進，又不想回陜北，就在倪家營子周邊打轉。

　　第五、西路軍無法發揮自己的戰術特長，那么在一條山、西洞堡的大捷是怎么來的？

四、西路軍缺乏機斷專行？

　　徐向前說西路軍的失敗，與戰場指揮上的缺乏機斷專行，密切相關。造成這種狀況，有兩方面的原因:西路軍沒有應有的自由權，上級統得過死；陳昌浩有思想包袱，當斷不斷。

　　1、徐向前指責中央統得過死，未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由權。

　　中央為了避免西路軍內部的扯皮，把徐向前、陳昌浩提出成立黨的“西北前敵委員會”和指揮軍事的“軍委西北分會”兩個組織，合二為一的組成“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全權領導西路軍。

　　“每一步行動，均需請示報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級指示去辦”，這個指責不是事實。

　　中央要求他們在“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徐、陳卻是放棄一條山、五佛寺。

　　徐、陳11月14日兵圍涼州，15日同馬步青辦外交，事先沒請示，事后也沒報告，逼得中央在連日不得消息的情況下，不得不在17日詢問“涼州情況如何？”

　　西安事變時期，中央要西路軍東返配合張學良，徐、陳卻提出了中央辦不到的建議：“友軍方面派兵力運送一批彈藥到永昌城，同時由蘭州友軍最少出二、三團兵力配合一部炮騎向古浪出動”，實質是拒絕中央的東返安排。

　　1937年1月24日，中央為了西路軍順利東返，抓住戰機，特告訴徐、陳“行動方向由你們自決”。

　　2月24日，徐、陳向中央報告“西進不可能時，但東進亦不可能”，26日中央要他們“固守五十天”,可徐、陳卻在27日向西突圍到了三道柳溝。

　　3月14日石窩會議，陳昌浩決定離隊回延安，事先不請示，事后不待中央回電，徐、陳便在16日就離隊了。

　　縱觀整個西路軍歷史，中央明確沒同意徐、陳計劃的只有一例：翻越祁連山南下，去青海的大通計劃。

　　有這樣自我標榜為“每一步行動，均需請示報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級指示去辦”的嗎？

　　2、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

　　陳昌浩自從岷州會議與張國燾產生矛盾后，他在四方面軍的威信，在漳縣會議上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張國燾在回憶錄中也寫到，“這件事破壞了高級干部間的和諧，也種下了西路軍失敗的根苗。”

　　陳昌浩雖是“西路軍主席”，西路軍最高領導，具有最后的拍板權。但他曾經反對張國燾，被紅四方面軍眾將領認為想取代張國燾，在他與徐向前產生分歧時，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

　　西進還是東返，這是西路軍最重要的戰略選擇，陳昌浩與徐向前的意見并不一致，為此召開了兩次重要的會議：

　　第一次在11月12日的大靖，西路軍政委員會開會討論中央11日詢問他們能否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或返河東有何困難的電報。陳昌浩拿不定主意，這個會能開，至少說明陳昌浩有東返的意圖，只是在猶豫。在這個會上，我們看到徐向前是力主西進的，并且講了五、六條理由，得到了與會者的贊成。

　　第二次在12月25日的永昌，西路軍政委員會開會討論中央24日的東返詢問電，陳昌浩是明確支持東返的，但徐向前與大多數與會者還是要西進。

　　我們看到這兩次會議上，徐向前都主張西進，軍政委員會的其他人也都是支持徐向前，會議結果是按徐向前的意圖執行。

　　另有三次徐、陳有分歧，開會的結果是按陳昌浩的意圖執行：

　　一、永昌建根據地，徐、陳的分歧在會前，以徐向前的退讓得到統一。

　　二、威敵堡會議，徐向前因在會前受到陳昌浩“斗爭”，沒在會上發言。

　　三、石窩會議，陳昌浩先開會做通其他成員的工作，半途才把徐向前找來開會，直接宣布徐、陳離隊的決定。

　　通過對以上分歧的分析，可見陳昌浩并不是如徐向前所講的對西路軍的行動能完全的“拍板”。徐向前可以通過會議的辦法，聯合其他參會人員，決定著西路軍的行動方向。

　　這正是陳昌浩為了能讓徐向前同時離隊，才故意撇開徐向前先在石窩會議上做出徐、陳離隊決定后，再把徐向前找來參會的原因，他是在避免徐向前聯合其他人反對。陳昌浩的這種做法雖然不正確，但也充分說明在重大問題上，徐向前可以通過會議討論得到其他人員的支持，否定陳昌浩的意圖，陳昌浩不得不如此操作。

　　徐向前才是西路軍真正的“話事人”，陳昌浩空負“拍板”其名，成為眾望所歸的黑鍋背負者，檢討做不完。

　　小結：史料表明西路軍是有機斷專行權的，中央為求團結，基本任由徐、陳自行其是；中央在對西路軍下達的指示中，大多數也是商量的口吻；西路軍在做出違背中央意圖的行動后，中央基本也是采取“默認”，對西路軍的后續行動進行戰術性指導。

　　總結

　　《歷史的回顧》“血戰河西走廊”章節對西路軍失敗的總結，可說是漏洞百出，作者或執筆人能把回憶錄寫成這樣的甩鍋錄，為“初刻拍案驚奇”；強改黨史可稱“二刻拍案驚奇”；成為西路軍研究中的學術正統，當為“三刻拍案驚奇”，看來權力或權利真是個好東西。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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