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毛澤東和計劃生育的關系，如今仍有一些負面的、錯誤的輿論導向，如北京大學人口學教授穆光宗在人民網誣蔑毛澤東強烈反對計劃生育；鳳凰衛視造謠說毛澤東起初支持計劃生育，后因“超英趕美”而轉向；中國政府網則在2012年4月10日發表的《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一文中，僅僅提到1957年毛澤東曾多次提到計劃生育，而且說“由于受反右擴大化、文化大革命等的影響，以及社會文化和技術條件等諸多限制，計劃生育工作遭受大的挫折并一度停頓”。

　　1979年7月23日，北大黨委向中央呈送了《關于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報告》，其中寫道：“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完全是為了控制人口，實行計劃生育，為黨獻計獻策，不料他的憂國憂民的愛國之心，卻遭到陳伯達、康生之流的迫害，何罪之有?歷史的發展證明：中國批了一個馬寅初，人口增長了六億。”1979年8月5日，發起“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光明日報》，發表了記者朱相遠的報道《錯批一人，誤增三億》，從此這一說法謬種流傳。

　　實際上，這些都是對毛主席的誣蔑，因為毛澤東主席曾19次明確提出“計劃生育”，數十次談到“中國人口多帶來一系列嚴重問題”以及“如何搞計劃生育”等問題，而且，文革時期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取得明顯成效，“遭受大的挫折并一度停頓”的說法缺乏依據。

　　一、1949—1953年鼓勵生育

　　新中國建國初期是鼓勵生育的，這是因為連年戰亂，人口減員非常嚴重，加上國內匪患頻繁，仍在進行戰爭，為推動經濟建設、滿足戰爭需求，迫切需要擴大人口規模，為此，國家出臺一系列政策，如1950年4月20日，衛生部和軍委衛生部聯合發布《機關部隊婦女干部打胎限制的辦法》，1952年12月31日，衛生部制定了《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一方面是為鼓勵生育，另一方面是因為一些孕婦私自墮胎，不僅很難達到效果，還往往造成孕婦大量病亡。

　　后來由于城市嬰幼兒死亡率已經下降，部分干部和城市居民因為工作和住房等現實壓力，產生了較強烈的避孕需求，而1952年11月在印度孟買成立的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已開始關注并宣傳控制人口的思想，由此必然影響到中國，如1953年1月12日，衛生部曾通知海關：“查避孕藥和用具與國家政策不符，應禁止進口”，雖然稍有轉向，但1953年春，有人建議實施“計劃生育”，建議仍被退回。

　　二、1953——1957年思想轉向

　　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勝利，國際環境趨穩，國內建設步入正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亦將開始，這時，毛澤東開始注意到人口計劃增長的問題，“計劃生育”問題已經進入了毛澤東的視野。

　　為摸清中國的人口底數，1953年6月30日開始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便為人口政策的決策做依據。1954年公布結果：大陸人口為58260萬，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0‰，每年凈增1200萬人。在看到中國人口迅速膨脹后，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關于“計劃生育”的思想開始轉變。

　　如1953年8月，鄧小平副總理敦促衛生部下發了《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

　　1953年9月29日，周總理在《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中指出：“我國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萬，……這樣一個增長率的供應問題，卻是我們的大負擔。”

　　1954年11月10日，衛生部下發《關于改進避孕及人工流產問題的通報》，規定“避孕節育一律不加限制”，“一切避孕用具和藥品均可以在市場銷售，不加限制。”

　　1954年12月27日，劉少奇委員長在一次關于節制生育的會議上宣布：“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

　　1955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

　　1956年1月，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指出：“除了少數民族地區外，在一切人口稠密地區，宣傳和推廣計劃生育。”

　　1956年9月16日，周總理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2次講到節制生育。

　　1956年10月12日，毛澤東接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說：“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1957年2月，毛澤東接見全國學聯委員時說：“中國的好處是人多，壞處也是人多。北京現在有360萬人，將來要是有3600萬人，北京市長如何得了。”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我國的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增加的，大約在一千二百萬以上。” “在許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和鄉村，要求節制生育的人一天一天多起來了。我們應當根據人民的要求，作出適當的節制生育的措施。這個工作的推行，應當得到人民的自愿合作。” 并專門提出：“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根據毛澤東指示，中央生育限制委員會當年成立，標志著政府開始設專門機構研究人口問題。

　　1957年3月1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結束語中指出: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使他能夠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有些時候增加一點，有些時候停頓一下，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的生產。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中共中央頒布的《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首次寫入了計劃生育內容，計劃生育開始在一些地區進行試點。

　　三、1957——1961年公開辯論

　　作為高級領導干部，馬寅初深諳中央關于人口政策的轉變，隨后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他在1950年撰寫的《新人口論》。

　　雖然號稱“新人口論”，其實馬寅初的論點并不“新”，僅與張競生1920年的觀點非常類似，比如避孕、晚育；“對只有兩個孩子的父母加以獎勵，而對超過兩個孩子的父母要抽稅”。其中，也有些錯誤觀點，如把下層階級的失業和貧困歸之于所謂“自然法則”，而不是歸之于資本主義制度，他在《新人口論》中聲稱：“帝國主義、封建致以和以四大家族為代表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固然是造成我們貧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眾多這個事實的本身，也是我們貧困的原因。”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竟然說，“要和平共處，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這和帝國主義鼓吹的“黃禍論”非常想起。此外，馬寅初還置黨中央和毛主席關于主要矛盾的論述于不顧，大談“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資金積累得似乎太慢。”

　　這顯然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黨的一系列主張，劉少奇隨即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不點名地反駁了邵力子、馬寅初等人的觀點：“某些學者甚至斷定，農業增長的速度還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他們認為，人口多了，消費就得多，積累就不能多。……他們只看到人是消費者，人多消費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產者，人多就有可能生產得更多，積累得更多。”

　　1959年、1960年，《光明日報》、《新建設》發表了一系列批駁馬寅初的文章（不僅僅是他的人口論）。馬寅初也毫不妥協，1960年1月在《新建設》發表《重申我的請求》說批他的文章“不但沒有駁得‘體無完膚’，反而駁得‘心廣體胖’了”。可見，包括劉少奇在內的許多領導同志和學者批判馬寅初，并非是因為其“主張節育”的觀點，而是因為其他錯誤觀點，此舉當然是正確的。

　　在50年代中后期，對馬寅初的學術批評也很注意分寸。當時寫文章的主要是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專家學者，一部分是報紙和刊物的讀者;這些文章都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沒有什么扣帽子的現象，更沒有什么人身攻擊的地方，用語也比較和善，許多人在文章里還尊稱馬寅初為“馬老”;而且當時的報刊不僅發表了批評《新人口論》的文章，同時也發表了反批評的文章，并沒有出現“以力壓服”的現象，即便是康生與陳伯達的加入（實際上這是謠言），也只是以平等的學者身份而非以官員身份加入批評隊伍的，況且當時馬寅初的職務并不低。對《新人口論》的批評與反批評從1957年一直延續到了1960年，這一事實正好說明，當時認真貫徹了毛澤東主席提出的“雙百”方針的，是政治民主的體現。

　　另外，北京大學校辦秘書揭發馬寅初在商務印書館有股票68000元，在上海閘北火力發電與自來水公司有股票約20000余元，每月還收取房租160余元等。當時，馬寅初所持股票數量是筆巨額資金，作為國家高級領導干部，領著副國級工資（相當于行政三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是行政二級，宋慶齡是行政一級），配有秘書、警衛、司機、廚師和幾套寬敞的住房、轎車，享受一系列特權，自己卻還擁有大量的股票和房產，這不是資本家是什么？因此，馬寅初在辯論會上經常理屈詞窮，頓感臉面無光，于1960年1月主動請辭北京大學校長職務，到3月底獲得批準，但馬寅初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發生變化，如仍擔任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1965年8月應邀參加周總理主持的歡迎李宗仁歸國的茶話會；1965年擔任了劉少奇任主任的孫中山紀念委員會委員；文革中幾乎未受到沖擊;1972年中央專門批準了馬寅初的直腸癌手術，以當時整體的醫療條件，這算是很特別的照顧了，雖然手術后因病癱瘓，但一直受到很好的照顧，并又活了10年;1976年周總理逝世后，馬寅初還到醫院出席遺體告別儀式;1977年馬寅初參加了華國鋒出席的游園活動;1978年初，馬寅初96歲仍被安排任全國政協常委等。

　　相比馬寅初，蔣夢麟因在臺灣提出計劃生育，1959年遭“立法委員”及輿論的圍剿，甚至出現“殺蔣夢麟以謝國人”之類的口號。

　　四、1962年——1976年開始實行

　　由于受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1959年——1961年，中國人口增速大幅下滑，但1962年又恢復快速增長，為此，1962年12月18日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

　　1963年3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部完成和力爭超額完成精減任務的決定》指出:現在有必要在全國人民中，特別是在城市人民中，大力提倡晚婚和計劃生育。

　　1963年5月3日，毛澤東會見幾內亞政府經濟代表團和婦女代表團時說:我們的國家有一個很大的缺點，人太多，這么多人要吃飯，要穿衣，所以現在還有不少困難。 兩天后，即5月5日，毛澤東會見馬里文化代表團時說:中國大是大，但人太多，難辦，這么多人要吃飯、穿衣、住房子。

　　1964年1月,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下設辦公室,各直轄市和多數省先后成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或領導小組。

　　1970年5月11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時說:中國人多，他們怕。我們也怕，因為人多要吃飯，要穿衣，那個問題可多了。

　　1971年7月8日，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商業部、燃化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指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和其他地區外，都要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 “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使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降低，力爭到一九七五年，一般城市降到千分之十左右，農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原來城鄉綜合增長率就低的，如上海全市已降到千分之九點零一，則不應回升。”首次提出把人口自然增長率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計劃生育進入一個新階段。

　　1973年6月20日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國家計委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大力開展計劃生育，降低人口出生率。爭取到1975年，把城市人口凈增率降到10‰左右，農村人口凈增率降到15‰以下。各省、市、區都要由主要的負責同志，認真抓好這項工作。”人口規劃第一次被正式納入國家的經濟發展計劃，并成為中央和地方發展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后，歷次國家計劃均包括有人口指標，使計劃生育真正做到名實相符。

　　1973年7月16日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華國鋒兼任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各地區各基層單位也陸續開始建立計劃生育機構。1973年12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召開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會上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晚”即晚婚晚育，是指男25周歲以后、女23周歲以后結婚，女24周歲以后生育；“稀”是指生育間隔為3年以上；“少”即少生，是指一對夫婦生育不超過兩個孩子。開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

　　1974年底，毛澤東在《關于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由于措施有力，這段時間的計劃生育取得了明顯成效，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當然，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執行的滯后性和中國國情的復雜性，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在1963年達到3.35%峰值后緩慢下降，隨后5年稍有波動，穩定在2.78%的水平，并于1968年由2.75%穩定地緩慢下降，1976年達到1.272%， 1979年達到谷底的1.161%后，1980年開始迅速上升，從1981年連續11年超過1976年的數據，直到1992年才重新下降到毛澤東逝世時1976年的水平。

　　五、毛澤東時代計劃生育與后世的區別

　　實行改革開放后，1979年1月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召開，在貫徹69號文件，把“最多兩個”去掉，變成了“最好一個”，獨生子女政策至此正式開始；１９８０年９月，國務院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指出：“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長率盡快控制住”。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1981年3月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決定，設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１９８１年１１月，五屆人大第四次會議更加明確地提出：“限制人口的數量，提高人口的素質，這就是我們的人口政策。”１９８２年９月，黨的十二大把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同年１２月，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從此，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被以憲法的形式確定下來。1987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達到1.661%的峰值后再次下降，直到1992年才下降到毛澤東逝世當年的水平。不過，雖然都叫計劃生育，但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與后世的計劃生育有顯著不同。

　　一是目標不同。毛澤東時代的目標是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所以并不絕對強調節育，而是人口隨增長與經濟社會一樣呈現“波浪式增長”，而后世的計劃生育本質是“獨生子女”“一胎化”。

　　二是重點不同。毛澤東時代提出“先城市后農村”，偏重城市；后世由于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得到控制，將重點轉向農村。

　　三是手段不同。毛澤東時代提倡“加強教育、啟發自覺、政府支持”，因此，加大對計劃生育的宣傳，政府免費提供避孕藥具和技術，在農村有大量赤腳醫生給予幫助；尤其是毛澤東堅決反對強制計劃生育，早在1958年1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他就提出：“你現在要人家節育，但我們一是工具不夠，二是宣傳不夠。農民字都不認識，還有早婚的習慣，你強迫他節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毛澤東在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就認識到文化對生育行為的影響：“人民有文化了，就會控制了。”；后世更提倡計劃生育的強制性，將節育與公職人員的獎金、晉升、分房等福利掛鉤，農村出現了“牽牛、趕豬、扒房、收糧”等現象。

　　從2022年中國人口出現負增長后的輿情看，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政策無疑更科學、更人性，更符合國家的長遠利益。（202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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