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江青因孫維世反對“文革”打周總理耳光的文章很多，如搜狐網的《江青嫉恨孫維世陪毛澤東訪蘇，打周恩來耳光》、鳳凰網的《曾被林彪愛慕“紅色公主”孫維世死亡真相》、大渡網的《江青害死周恩來養女孫維世,為何非要那般殘忍?》、微信平臺推薦的《周恩來“縱容”干女兒孫維世反“文革”被江青打耳光？》等，此外還有很多視頻，它們大多是這樣說的：

　　“江青截獲了孫維世給周恩來及給毛澤東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來,憤怒指責周恩來縱容自己的干女兒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時江青為此打了周恩來的耳光。”

　　雖然類似文章、視頻很多，但始終找不到正規嚴謹的出處，其中，《周恩來年譜》是這么記錄的：

　　（1968年）10月17日　就孫維世①死亡問題批：“是否自殺或滅口，值得調查。”“應進行解剖化驗，以證實死因。”

　　備注：

　　① 維世，周恩來、鄧穎超的養女，曾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副院長、中國實驗話劇院副院長兼總導演。十月十四日孫維世在關押處死亡，周恩來今日始知。

　　可見，《周恩來年譜》根本沒有江青打周總理耳光的記錄。由于“江青打周總理耳光”的說法沒有明確的時間、地點、人證、出處，僅是一些文章的說法，與情理不符，很可能是謠言。

　　一是總理德高望重，江青沒膽量打耳光。周總理生于1898年，江青生于1914年，總理年長江青16歲，長期以來，黨內資歷、影響力及人生閱歷遠超江青，江青不敢對周總理胡作非為。如果江青真的打過周總理耳光，只可能發生在丈夫金山1967年12月被捕后和孫維世1968年3月1日被捕前，當時，周總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而江青僅在1966年5月后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代組長、中央軍委文革小組顧問、軍隊文化工作顧問等職，直到1969年4月才當選第9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雖是后起之秀，地位提升迅速，但羽翼尚未豐滿，而且在毛主席的嚴格要求和諄諄教誨下，應該有些涵養，還不至于張狂到不知天高地厚的程度。

　　實際上，江青在文革中也經常受氣、挨批、做檢討。如據《周恩來年譜》的記載：江青在1975年4月27日、5月3日（毛主席在場）、5月27日、6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被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批判，6月28日直接向毛主席檢討。此時，文革已進入第9年，江青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整整6年，身邊有康生、王洪文等加持，政治經驗和影響力不能與前期同日而語，但仍規規矩矩接受批判，再次說明她此前不可能像文中所寫那么張狂。

　　二是總理深得主席信任，江青不可能打耳光。毛主席雖然在具體工作中與周總理有爭執，但一直信任總理。眾所周知，軍權尤其是軍隊調兵權一直由中央軍委主席嚴格掌控，其他人不得染指，但在軍隊中沒有任職的周總理卻有很多次調兵記錄，如1967年6月29日，贛州發生武斗，總理直接調動廣州軍區一個師，跨戰區制止武斗；1967年發生“道縣事件”，總理調動47軍平息事件；1967年2月，青海發生副司令趙永夫和司令劉賢權爭斗，總理宣布趙永夫隔離審查，劉賢權統一指揮蘭州部隊；1971年“九一三事件”時，總理下令關閉全國機場，直接指揮全軍進入戰備狀態，還調派人員進駐空軍坐鎮指揮。沒有職務卻可以直接指揮調動軍隊，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比較罕見，充分說明毛主席對周總理高度信任。

　　尤其是文革期間，無論林彪等其他人的地位多高，周總理一直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處理重大事件，領導中央文革。如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僅1966年下半年，周總理接見紅衛兵組織就高達160余次；而據戚本禹、文貝、惲仁祥等人的著作和文章，周總理是中央各專案組總負責人，同時也是彭真、劉少奇、林彪專案組組長，他組織中央政治局審定各專案組報告，形成意見后報毛主席批示，幾乎所有中央領導的審案結論都有周總理的意見和簽字。可見，毛主席、周總理、江青都對文革堅定支持，不可能發生“周恩來縱容自己的干女兒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江青作為毛主席的夫人，肯定知道毛周關系及總理的作用，打耳光的事情更不可能發生。

　　實際上，孫維世因受丈夫金山牽連而被捕入獄，而金山作為民國知名演員和導演，長期生活在魚龍混雜的上海，與民國高官、社會各界交往密切，個人感情經歷豐富，政治背景異常復雜，文革中被列為“特嫌”是大概率事件。關于這段歷史，《海南日報》2012年8月13日發表的《屹立云端的俏白楊孫維世》是這樣說的：

　　1967年12月,丈夫金山被以“特嫌”的罪名投入秦城監獄,借搜查金山“罪證”之名,對孫維世進行抄家,肆無忌憚抄走孫維世大量與中共高層往來信件、照片和資料。1968年3月,孫維世被捕入獄。

　　據林利回憶，孫維世和她是“蘇修特務的同案犯”，即以所謂“李立三、李莎反革命集團成員”的罪名同一天被捕的。

　　2008年第3期《黨史縱橫》刊載的《“紅色公主”孫維世命殞五角樓》寫道：

　　孫維世被江青加上了“蘇修特務”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銬，投入已被軍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孫維世被打得遍體鱗傷。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死在五角樓，死后一副冰冷的手銬依舊鎖著雙手。

　　還有文章將孫維世被捕說成女人間爭風吃醋、江青秋后算賬所致。可見，孫維世被捕原因復雜，絕非因為簡單的反對“文革”，某些文章蓄意移花接木、胡編亂造，顯然別有用心。

　　三是總理江青關系密切，江青沒必要打耳光。周總理是處理人際關系的高手，他和江青及后來崛起的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都互敬互重，即便工作中有分歧，但總體上配合默契。如據文貝等人的說法，周總理與江青是一種互相關愛、互相保護、互相尊敬、共存共榮的特殊關系，江青曾坦言：“凡是涉及到總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 ”；周總理則是中央高層唯一喊出“江青萬歲”（1968年3月23日大會上）的人，凡是江青參加的座談會或群眾大會，他都積極參加，并在講話時絕對與江青保持一致，如1967年4月22日在與“聯動”分子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9月5日接見安徽來京代表的講話等重要會議，如果僅看過議紀要，根本無法區別兩人在文革中的立場、觀點有何不同。

　　另外，拋開政治因素，延安時期，周總理積極支持毛主席與江青的婚事，還有文章說他“經常派鄧穎超看望江青”等，這些都讓周總理在江青那里得分不少，至于后人渲染的江青等人借尼克松訪華批判周總理一事，其實是中央的安排，參與的人很多，也包括一些“老革命”，并非江青一人，這更像是共產黨員之間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只是后來因在1975年1月四屆人大人事安排上出現重大分歧，江青等人才對總理頗有微詞，但那是以后的事了，前期兩人關系尚可。可見，“江青打周總理耳光”的說法很可能是胡編亂造的。（202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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