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后世的虛假宣傳，許多人誤以為，毛主席建國后大搞“個人崇拜”、“一言堂”，因此一言九鼎、說一不二，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他有時不僅開不了會、講不了話，指示精神被禁止傳達，不能與群眾見面，就連《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的出版發行都似遭人為干擾。
如有人誣蔑毛澤東思想是“教條主義”，反對在黨員教材中引用毛主席言論，并借口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二桿子學理論”、“簡單化、庸俗化、形式主義、實用主義、社會強制”，極力干擾《毛選》等著作的出版發行。
他們公開表示：“現在書店顯得文化很差，書的種類很少，門市部陳列了許多《矛盾論》、《實踐論》，好像毛主席著作不值錢，賣不出去”， “《毛澤東選集》一千多萬套還不夠，那么怪”，“要買這么多《毛選》，是不是《毛選》太便宜了？可以考慮考慮提高定價”，并下令新華書店和發行單位立即整改，人民出版社由此撤銷了專管《毛選》的出版機構；后來又規定各部門、各地區不得編印和出版毛主席著作，出版《毛選》必須經過審批。1965年初，冶金系統職工曾翻印3萬冊《毛主席語錄》，有人聞訊后，勒令全部收繳并燒毀。
也許有人辯解說，這些是對《毛選》等毛主席著作出版發行的治理整頓，此舉對規范毛主席著作的出版發行意義重大，這種說法似乎有些道理，但無論如何解釋，其最終結果是市場上《毛選》數量不足，許多群眾向中央和相關部門寫信，建議增加《毛選》數量。與此相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以下簡稱《修養》）印刷發行量大幅增長。
如1962年，《毛選》在國內沒有發行，而《修養》則于當年9月第二次修訂出版，從9月到12月，印刷473.3萬冊；1962年9月到1966年7月，《修養》印刷1840萬冊，而《毛選》印刷441.9萬套；從全國解放到1966年上半年，《修養》印刷2054.1萬冊，而《毛選》印刷1142.5萬套；從1966年7月到12月，半年內《毛選》印刷約1500萬套，超過建國后前16年總和。
由此可見，1962年和1966年7月是兩條分界線，1962年以前是《毛選》出版多，《修養》出版少；1962年到1966年7月，則是《毛選》出版少，《修養》出版多；1966年7月后，《毛選》的出版量大幅上升，《修養》出版很少，這從側面反映了當時的形勢。(20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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