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此詩句不足以用以評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家書。特別是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

　　古今中外，書信都是傳遞思想、感情的重要載體。這種載體，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在使用。沒有什么條條框框限制人們使用的規定。如何使用，完全取決于使用者個人。

　　不過，能夠對國家的政治走向和政治形勢產生巨大影響的，恐怕莫過于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寫給江青的信。可以說，這是一封古今中外最牛的家書，最具影響力的家書。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絕后的。這就注定了它要成為研究毛澤東，研究“文革”的重要歷史文獻，甚至是繞不開的極其重要的文獻。

　　毛澤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他一生給多少人寫了多少封信，自有研究者去統計，去分類，去研究。但是，有那一封信有那封信像這封信那樣，寫成后沒有給收信人看，而是先給在武漢的周總理、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看。從這樣的經歷中，應該掂量出它的分量。

　　那封信的寫作時間，是在“文革”已經啟動，“工作組”已經由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派出。這個工作組與“四清”時派出的工作組一樣，工作組一到，就全面接管權力。基本上是“四清”的復制。如在清華大學，數以百計的學生、教師被打成“反革命”。6月18日，北京大學甚至發生了打斗事件。從這時開始，事實上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別：“革命派”與所謂的“反革命派”。后來，被稱為“造反派”和“保守派”，統稱為“群眾組織”。兩派之間的斗爭，就一直持續著，難以彌合，甚至發生“武斗”。這些，恐怕是當初派工作組時誰也始料不及。

　　這，難道這就是“文革”的目的？反觀“五一六通知”，工作組的矛頭，明顯與“通知”精神背道而馳。是聽之任之，還是改弦易轍？已經退居“二線”、仍然在外地的毛澤東，作為中央主席的毛澤東，不能不思考，他面臨抉擇。

　　毛主席給江青的信，正是在派出工作組，發生了他認為不應該發生，而且是很嚴重的事之時寫的。他寫這封信的動機與目的是什么，相關當事人沒有留下只言片語。給人一種諱莫如深的感覺。

　　網上查閱相關資料，也少之又少，僅僅是那一封曾經向全國、全黨公開的信，連先前透露的一點點關于周總理的信息都查不到了。圍繞著那封信，隱藏著多少秘密？至今不能公開？是沒有人研究？應該不是。這種現象愈加說明，它的重要性。重要到它的揭露，可能扭轉人們對某些問題的認識。這種認識，很可能具有“顛覆性”。

　　這封信，可以說，是在“文革”面臨何去何從的關頭寫的。反映的至少是毛主席的思考和憂慮。其中包括對形勢的判斷。特別是關于有人“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這個判斷。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封“文革”初期關于“文革”的重要文件。甚至是關系到黨和他本人命運的文件。

　　毛主席對形勢的估計，是不是“嚴重脫離實際”？而在毛主席身后，說他對形勢的估計“嚴重脫離實際”者，是不是包括他對自己處境的感覺？

　　每個人的處境不同，感受自然不同。“高處不勝寒”，不處在毛主席的地位，不會有他那樣的體會。別人的感覺代替不了毛主席的感覺，別人的認識代替不了毛主席的認識。

　　現在爭論這個問題，沒有實際意義，因為不會爭論出一個結果。即使是允許爭論，也是自說自話。事實上，在當時，沒有人任何人提出這個問題并展開“討論”。毛主席身后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不過是為否定老人家找的“莫須有”的根據。因為，“脫離實際”與否，沒有人可以劃定一個客觀界限和標準。說到底，也只是某些人的主觀判斷。而這種判斷，被一些人，其中或許包括某些善良的人接受罷了。

　　毛主席身后的事實證明，有人的確想打倒他本人，想改變黨，并努力的，甚至是不遺余力的把想法轉變為行動。具體表現在“徹底否定”，不留余地。

　　一般說，信，給誰寫，就直接給誰，是正常現象。

　　但是，毛主席給江青這樣重要的信，并沒有通過“機要”部門或者派專人及時送達在上海的江青處。第一個看到的卻是周總理。之后，由周總理充當“信使”，專程去上海，拿給江青看。再之后，便去了大連，給當時的政治局常委之一，中央副主席林彪看。看后即銷毀。

　　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公之于眾。那封信雖然涉及到林彪，成為“批林”的一顆重磅炸彈。如果僅限于此，顯然低估了那封信的意義和作用。那封信，顯然不是在防備林彪、批判林彪，預備“秋后算賬”而寫。當時的毛主席，通過周總理，或許預料到林彪能夠站在他一邊，能否“合作”到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邊走邊看。恐怕預料不到他會外逃、叛國，甚至還想要老人家的老命。

　　毛主席給江青的信，信中雖然涉及到林彪，其目的和矛頭所向應該不是，或者說主要不是林彪，而是所謂的“中央”，即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二把手”。

　　應當說，當時，毛主席與“中央”，具體說是劉少奇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與林彪的矛盾屬于次要矛盾。至于林彪與“中央”的關系如何，從信中分析，“中央”認同林彪的講話，應該是在林彪一邊，是在爭取得到林彪的支持。得到林彪的支持，在某種意義上說，就得到了軍隊的支持。這一點，對當時不掌握軍權的“中央”，十分必要。畢竟，林彪的工作一直在軍中，而與“中央”領導及其他常委之間沒有多少工作交集。

　　自“八大”之后，毛主席退居“二線”，到政治局擴大會議，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達近十年。這是一個不短的時間。其在中央的影響力自不待言。

　　毛主席的信是在武漢寫的，周總理是在何時因何事去的武漢，圍繞著給江青的信，都談了些什么？如此種種，都語焉不詳。而這，對于人們了解“文革”，了解周總理對“文革”的態度至關重要。很難想象，“文革”若沒有周總理的支持，憑借毛主席一人之力將怎樣。

　　從網上披露出來的可信的信息看，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雖然通過了“五一六通知”。據說，而且是朱老總家的人發文說，會上，一些人卻把斗爭矛頭指向了朱老總。其中，就有林彪。指朱老總為“野心家”、“軍閥”，這在“文革”中鬧傳的紛紛揚揚，有人甚至把井岡山“朱毛會師”篡改為“毛林會師”，這是事實。

　　特別是在一、二把手之間的矛盾，通過“四清”已經在黨內“明朗化”了。當面對“二把手”主持會議的時候，焉知那不是避開一、二把手之間的矛盾，“轉移視線”？轉移到何處？事實上，轉移到了一個處于退休狀態的八十多歲的老翁？這說明最有可能站在毛主席一邊的政治局常委朱老總的處境已經岌岌可危。事實上，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常委基本上“一邊倒”的倒向了“中央”。毛主席多次說他是“少數”，不是虛言。當時，有多少人相信？當真？。

　　關于通過“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事實上是“文革”的“第一役”。與會人員都有發言，或者說都表了態。這個會議記錄至今仍然保密。它的保密，極大的影響著人們對“文革”的客觀認識。至于會上有誰說的是真心話，有誰是“違心”的發言，還真的不好鑒別。不過，如果有誰認為毛主席所謂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朱老總，不能不讓人笑掉大牙。像筆者這樣一個當年剛剛參軍的解放軍戰士，斷不會相信。可這樣的事卻偏偏發生了。事出反常必有妖，這種反常現象，就很值得令人深思。

　　在政治局常委中，周恩來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黨內最早的黨員之一。他是朱德的入黨介紹人，是陳云在上海中央特科的直接領導，并長期在周恩來的領導下負責經濟工作。林彪是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學生，在軍事上，長期的下級。鄧小平是在法國留學時期周總理的同學。他們與周恩來的淵源都比毛澤東久遠、深厚，都非同一般。倒是與“二把手”的交集比較少。

　　可以說，周總理在黨內“樹大根深”、“枝繁葉茂”，影響力非同一般。自1927年的“五大”進入政治局之后不久即進入常委會，直至“十大”，一直在黨中央身居要職，任政治局常委。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任政治局常委時間最長的一個。在歷次黨內斗爭中，歷史的轉折中，都居于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立于不敗之地。在黨內的地位雖然居于第三位，在一、二把手之間，周總理站在那一邊，天平就可能向那一邊傾斜，影響力不容小覷。連老百姓都看到的事，毛主席不會想不到。

　　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本來沒有私交，早期的工作，也少有交集。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在中國革命的復雜、曲折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純粹的同志關系和戰友關系。

　　毛主席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一介布衣，從建黨，到擔任黨的主席，一個重要特征是，他沒有立自己的“山頭”，不搞“山頭”，而且一貫的在反對“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對人、對事，完全是出于公心處置。即使是老同學、老同事、老戰友，批評起來也毫不客氣。在“文革”這樣重大問題上，能不能爭取獲得周總理的全力支持，事關重大。這，已經不僅僅是“文革”該怎么進行，而是能不能進行下去。

　　周總理對待“文革”的態度，至今沒有看到詳細的，哪怕是一般的報道。公開的報道不足以解開一些人的疑惑。現在，看到的僅僅是毛主席給江青的信與周總理的關系。僅僅是從形式上看問題。

　　毛澤東把信給周總理、王任重看。主要是給周總理看。王任重不過是見證了那樣的一個歷史時刻和那樣的一個歷史性文件的存在。

　　一些人責難毛澤東為什么不把致江青的信給其他領導看。

　　據最權威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刊“人民網資料”《1966年7月8日毛澤東致信江青談“文革”》中說：“信中卻對黨內斗爭狀況作出了錯誤的估計。這封信是給江青寫的，但談的卻是黨內如此重大的問題，而當時江青并非中央領導人，這是極不正常的。而且此信寫成后，只給在武漢的周恩來、王任重看過，沒有給其他中央領導看。此信寫完后，毛澤東將原件銷毀，后來用的是毛澤東校閱過的抄件。”

　　那寫“資料”的人是何方神筆圣手，沒有顯示。看來他知道的還挺多。他怎么就不“靈機一動”，再多想一想，毛澤東是何等人物，他的信“為什么”要按照他的思路和意思去寫？為什么不能寫給自己的妻子談自己的想法？難道毛澤東是無緣無故地那么做？不過，對于那些勢利的文痞，要求他或者他們為毛主席著想，或者說“換位思考”是看錯了對象，很不現實。

　　毛主席給誰寫信，寫信之后怎么處理，給誰看，難道不是他老人家自己決定的事么？還勞煩別人瞎操心？他們表達的無非是對毛主席處置那封信的方式不滿。

　　毛澤東為什么把信給周恩來？這事本來應該去問毛澤東與周恩來。怎么在他們生前沒有人去問？

　　從毛主席寫信的對象看，當寫那封信的時候，應該沒有準備讓周總理看，更沒有想到給林彪看。因為，信中對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于“政變”的那個講話“感覺不安”，他怎么可能把這種“不安”在不明就里的情況下，傳遞給一個“晚輩”？

　　如果毛澤東只是給江青寫封信，江青看了，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看了，也就完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她做不了什么了。毛主席在信中也沒有要求她做什么。或許只是讓她對局勢的發展有些應對的思想準備。對毛澤東，她幫不上多么大的忙。

　　周總理到武漢后，是在談到什么問題時，毛主席才與周總理談到給江青的信，一般說應該有個“由頭”。這無從知道。可能要沉入歷史的最深處。沒有人知道并透露周總理武漢之行二老都談了些什么。

　　周總理武漢之行，“文革”肯定是話題。從周總理那里，毛主席對“文革”中發生的問題，應該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且并達成了共識。于7月16日暢游了長江，說明那時的精神狀態還不錯，之后18日回到北京。期間，滿打滿算，不過十天時間。這，應該是毛主席與周總理會面的結果。

　　周總理攜信去上海把信給江青看，再專程去大連傳遞這封信，顯然是毛主席與周總理經過深入的商討，在“文革”的問題上，得到周總理的全力支持后，才有可能給林彪看。周總理專程去看望林彪，焉知不是去說服、動員他在“文革”問題上支持毛主席？

　　周總理專程帶著給江青的信去大連去面見林彪。應該是一部險棋。其中有難以解釋的謎團。周恩來何以有把握不辱使命？只有周總理自己清楚。應該從周總理與林彪的關系中去分析。而這方面文字，少之又少。

　　周總理把信給林彪看后，為什么銷毀，其中也應該有說法。

　　總之，毛主席在“文革”初期黨內意見分歧嚴重的情況下寫給江青的，內涵的信息量非常大，意義也非同一般。

　　從結果上看，這封本來是寫給江青的信，成為“文革”初期毛澤東與周恩來進行思想溝通、深入交換意見的橋梁和紐帶。這時，它就不再是只給江青本人的了。它成為了聯結周總理、林彪之間的中介。是它，把政治局中的三位常委聯系在了一起。

　　緊接著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成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而且是“唯一”，這顯然是在突出顯示毛主席與林彪之間的關系，與先前的其他“戰友”的關系，好像不那么“親密”了。這，不過是為了加強和突出林彪的地位而進行的“包裝”。其宣傳意義大于實際意義。真實的情況如何，堂堂的共和國元帥，難道自己心中沒有一點數？在今天看來，他有“趕鴨子上架”的嫌疑。

　　毛澤東在面對“文革”發動的艱難時刻，一封“家書”把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心緊緊地連在了一起，扭轉了“文革”初期的形勢，共同走過了人生的最后的歲月，給中國共產黨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政治遺產。

　　在“文革”處在緊要關頭，特別是在毛主席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中處于少數的情況下，周總理為什么支持毛主席？這，正反映了周總理的原則性、判斷力和立黨為公的品格。

　　周恩來曾對薄一波說：“一波呀，毛主席下決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對，但不要輕易表示反對。在歷史上，有幾次，我曾認為主席的決策不對，表示反對，但過一段時間都證明他的決策是對的。以后我就謹慎了，不輕易表示反對了。但后來又有一次，我確信主席錯了，我堅決表示反對，但實踐卻又證明是主席對了。因此，對主席的意見和決策，你可以反對，但不要輕易反對”。

　　在這里，或許能夠找到答案。信任，是基礎。

　　林彪看到周恩來傳給他毛澤東致江青的信，心情肯定是復雜的，很難說他能高興起來。周恩來到底跟他說了什么，至今沒有一個字的披露。二人之間肯定不是只說官話、套話、家常話。

　　在面臨抉擇的時候，作為一個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的元帥，以毛澤東對他以往的信任和他對毛澤東的了解，他對毛主席不缺應有的尊敬。是不是有與周總理與主席之間有的那種親近，就不好說了。作為上下級之間，他們之間，應該有一定的距離，才是正常的心態。

　　而林彪與周總理之間的關系則不同。恐怕更多了幾分親近。特別是在周總理已經明確站在毛澤東一邊的時候，權衡利弊，他選擇了與周恩來一起，站在了毛澤東一邊，不能說出乎人們的意料，至少在當時是他一種明智的選擇。這才有了８月１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組織、召開。否則，“八屆十一中全會”能不能召開，怎樣召開，召開的議題是什么，甚至能不能把毛主席選下去，重演紅四軍“七大”那一幕，都是個問題。事實上，“八屆十一中全會”盡管召開，進行的并不順利。這才有了８月５日的《炮打司令部》，之后，出臺了關于“文革”的決定，即“１６條”，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

　　八屆十一中全會，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黨內矛盾沒有因為這次會議而解決，“文革”，進入一個新階段，也是斗爭更激烈的階段。

　　毛澤東的一封信，成功地爭取到了政治局常委中周恩來，通過周恩來得到了林彪的支持。這種支持，對于當時的毛澤東，是需要的。至于林彪后來的變化，已經影響不了大局。而在當時，林彪站在那一邊卻不一樣，甚至是舉足輕重。“文革”初期的形勢，頗與“遵義會議”時相似。

　　雖然在徹底否定“文革”中有人竭力把周恩來與毛澤東進行“切割”，“揚周抑毛”，甚至以自己的“違心”認定周恩來的“違心”。那只能騙騙心甘情愿受騙的人，不過是得到一點阿Q式的自我安慰。他們的“揚周”，卻不學周，行事風格一點也不像周，倒像是在借周打毛。事實上，是徒勞的。

通過“文革”，周總理在廣大黨員、群眾中的威望達到人生的高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毛澤東與周恩來是“砣不離秤，秤不離砣”，“相輔相成”、“珠聯璧合”。他們攜手叱咤中國半個多世紀，雖非同年生，卻在同年死，為古今中外歷史所罕見。這就注定了今后不管發生怎樣的變化，他們都是名垂青史的偉大的民族英雄，人民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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