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前副總編梁衡2010年發表《假如毛澤東去騎馬》，其中有一段寫道:

　　“毛一路或騎馬或步行又重新回到百姓中間，所見所聞，隱隱感到民間積怨不少。他想起1945年在延安與黃炎培的‘窯洞對’談話，那時雖還未得天下，但黃已問到他將來怎樣治天下。他說：‘只要堅持民主，讓老百姓監督政府，政權就能永?；盍Α?rsquo;想到讓人民監督，毛忽然憶起一個人，此人就是戶縣農民楊偉名。楊是一普通農民，在村里任大隊會計，他關心政治，以一點私塾的文化底子，苦學好讀，‘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在1962年曾向中央寫萬言書，系統分析農村形勢，提出許多尖銳而又中肯的意見。如允許單干﹔敞開自由市場﹔不要急于過渡，再堅持一段新民主主義﹔要防止報喜不報憂等等?，F在看來，這些話全部被不幸言中。這篇文章的題目叫《一葉知秋》，意即，從分析陜西情況即可知全國農村形勢之危。其忠諫之情溢于言表。當時毛正熱心于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些意見當然聽不進去，便憤而批曰：‘什么一葉知秋，是一葉知冬。’”

　　楊偉名聯合戶縣城關鎮七一大隊書記賈生財、大隊長趙振離所上萬言書的正式名稱叫《當前形勢懷感》，毛主席當年于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其有所批評：

　　“這篇文章中有一句話，‘一葉知秋，異地皆然’。一葉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個階級都講自己有希望。戶縣城關公社的同志也講希望，他們講單干希望……”

　　可知梁衡謂毛“憤而批曰：‘什么一葉知秋，是一葉知冬。’”系加油添醋與割裂歪曲兼而有之。至于“允許單干﹔敞開自由市場﹔不要急于過渡”這些“憂其君”的“忠諫”之言毛主席聽不進去，并非簡單表面的熱心于大躍進、人民公社之故。毛主席為何說一葉也可以知冬呢？回顧1965年他重上井岡山與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的幾段對話就可分曉：

　　5月21日那天主席心情舒暢一見張即開口：“今年的早稻收成會不錯吧。”張平化認真回稱：“主席對農業恢復時間的判斷是正確的。”毛主席接著嚴肅地論道：

　　“問題不在于誰的判斷正確，在于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強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走到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

　　顯見包產與否影響的不只是短期糧產增加的淺層問題，而是關涉革命道路正確走向的深層要害。5月25日上午張平化欲回長沙主持會議，主席想步送幾位湖南同志下山，張平化趕緊下車，請一夜未眠的主席回房休息，主席卻說：“你們這么多人那么遠送我上井岡山，我走幾步送送你們，有什么不行？快上車吧。”張平化知道多說無用，不禁眼垂淚花說了聲“請主席保重”，可還是舍不得上車，此時主席便諄諄叮囑：

　　“你是沒有忘記專列上我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這番話讓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說：“主席，我懂了。”主席的深謀遠慮正應驗王震所言“比我們早看五十年”——農村一包產，一旦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工業品的銷售就會受影響，進而危及國有工業的生存，以資易社的結果將重現勞動人民被盤剝的慘狀。君不見包產走資四十年后，2020年5月28日李克強總理于兩會閉幕記者會上坦承：“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六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而早在2008年7月10日《南方農村報》就報導：“在珠三角，每年至少發生斷指事故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只！”歷經二代人以資源耗竭、環境污染、健康受損為代價的輸出財富、換取美元借條發展模式，不須反思其利弊得失嗎?于解散集體、丑化社會主義道路的鼓譟中，毛主席所憂心在資本帝國內外夾擊下“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不幸一語成讖成為殘酷的現實，善良懦弱的中國百姓無助之余只能以一波高過一波的毛澤東熱來表達深深的懷念與期盼。

　　農村包產讓毛主席一葉知冬，想借知秋一楊以達不可告人目的的梁衡于前揭文聲稱：

　　“如果老人家在60年代能反思自己的錯誤，晚年不犯或少犯錯誤，這該多好。”

　　萬方有錯，罪在一毛乎？試問“六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局面又該問罪于誰？文革前毛主席預以三五年騎馬探江、河未成，梁衡竟嚷嚷：

　　“實在是太遺憾了，是一個國家的遺憾、民族的遺憾，中國歷史失去了一次改寫的機會。”

　　彷彿潤之坐鎮菊香書屋是吾土吾民的沉重負擔，還讓華夏喪失歷史機遇，救星淪為災星，曲筆如此，季羨林還吹捧梁某“無論談歷史、談現實，最后都離不開對國家、民族的憂心。”豈不是扶同為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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