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驟起，來勢洶涌，席卷全國，影響巨大。生活在政治穩定環境下多年的群眾、干部，又有多少人理解？當回憶父親的歷史時，繞不過他的那一段經歷。期間發生的事具有那個時期的印記。那個印記，無論人們怎么看，卻都無法抹去。

　　將近半個世紀過去，按說它已經成為歷史，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關于父親的那一段歷史，只是浩瀚的“史料”中的一例，很可能不是“典型”的一例。但是，對于父親，卻是“唯一”。回憶他那段歷史，自有獨特的感受和認識。

　　看了他在“文革”中的“檢查”與經歷，不由得生出一些感慨。我，畢竟是他兒子，也經歷了那一段歷史的全過程，而且以軍人的身份，在首都參加了“軍訓”、“軍宣隊”，在高校中與不同派別的老師、學生都有打過交道的經歷。再看父親在那個時期的經歷，雖然是有驚無險，仍然有幾分贊嘆。贊嘆他的原則性與智慧。這，或許與他工作、入黨，始于最基層，到離休，終于基層，一生沒有離開過基層有關。

1 .“文革”初逃過一劫

　　趙縣的“四清運動”，曾經牽動著家鄉一起抗戰的戰友和鄉親的心，許多人都曾經為他能不能“過關”而擔心。他，總算是平安度過了。除了被免職，沒有傷筋動骨，留下“硬傷”。

　　祖母是在舊社會歷盡艱難，年近古稀的老人，沒有人與她說什么，也沒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對于發生在家中小院之外的事，好像都與她無關。在“文革”進入高潮之前的1966年秋，祖母則因腦溢血突然去世。父親回家料理了祖母的后事。而我作為祖母唯一的孫子，因為在部隊服役，父母怕我請不了假而沒有通知我。我知道祖母去世，是在一年之后。

　　我的母親大字不識一個。對于趙縣的“四清”，由于聲勢挺大，來勢挺猛，對她有所震動。“文革”時，由于父親不在趙縣，沒有人與她通消息。作為一個普通農婦，母親像往常一樣，該下地時下地干活，不下地干活時，就做衣服、鞋子、織布等，沒有閑著的時候，好像有干不完的活。除了提心吊膽的過日子，無計可施，只期盼不要出事。

　　不過，舅舅這個1939年參加八路軍，后轉業都鐵路，時在縣城的火車站不過是一個工人，卻受到劇烈的沖擊，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被打的毛細血管都已經失去了知覺。那段時間，母親每個禮拜都像“探監”一樣的去探望。直至部隊某專案組找到他調查關于某位首長的情況之后，情況才有好轉。這些情況，我在部隊并不了解。1969年6月，我從部隊探家，從火車站下車后去找舅舅，本想找輛自行車回家。不料，等了一個來小時，仍不見舅舅。我對負責傳話的人說，找不到就算了。或許他看到為身穿軍裝，或許是因為別的什么原因，過了一會兒，舅舅就出來了。或許仍然被“監管”。見到舅舅，看到他表情凝重，沒有多說什么，也沒有說自行車的事情，大中午，頂著烈日，步行二十余里回到家中，與母親談及此事，母親才把舅舅的遭遇說過我聽。母親對她這個弟弟的擔心勝過對于父親的擔心。比較，父親作為一個曾經的當權派，雖然在運動的“重點”之列，卻遠沒有遇到舅舅那樣的遭遇。

　　“文革”初起，遠在部隊的我，雖然悄悄的聽到些從京城傳到部隊的一些消息，沒用政治方面的。在施工駐地的農村，目睹了該村的一個老太太“掛牌”游街，不忍多看。在那年10月份進京執行任務時，才看到了紅衛兵在天安門前打著紅旗、排著隊、呼喊著“打倒xxx”的口號。雖然從報紙的報道中，也已經感覺到中國的政治形勢已經和正在發生變化，對于眼前看到的事實，仍然感到愕然然。

　　隨著“運動”的發展，有的連隊收到戰士在家鄉當村干部的家長被“造反派”批斗，“揪出”的揭發信，年底，就被復原處理。那個時期，也擔心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的身上。不過，這樣的事情終于沒有發生。

　　而這時，沒有父親的消息。心中雖然掛牽、擔心，只是深深的隱藏在心里。那時，沒有消息或許就是最好的消息。

　　“四清”之后的父親，雖然沒有清出什么問題，卻被免職，成為“待分配”干部。

　　在趙縣的“四清”試點結束之后，“四清運動”在全省、全地區全面展開，需要抽調大批干部充實“四清”工作隊伍。像他這樣經過“四清運動”，有“四清運動”體驗的“待分配”干部，奔赴“四清運動”的第一線，可以“現身說法”，也順理成章。就這樣，他悄然離開了趙縣，到石家莊市郊區一個生產隊任四清工作隊隊長。那樣的位子，一般是應該由公社級的領導干部擔任。在父親眼里，那不過是換了一個工作崗位。這樣的現象在全國或許具有普遍性。

　　作為“待分配”干部，人離開了趙縣，工作離開了趙縣，工資關系卻還在趙縣。1969年初夏，從部隊回家探親，見他還住在原來的宿舍。說明他離開趙縣之后，宿舍仍然保留。只是從“當權派”成了屬于趙縣管理，應該是“代管”的干部。

　　記得一次接到他的信的時候，地址是石家莊市郊區“南x營四清工作隊”。在他的自傳中，說是“參加了石家莊市郊區四清工作團白x工作隊任隊長”。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文革”咋起，如火如荼的時候，各路“造反派”組織紛紛成立。各級黨政機關、“當權派”頻頻受到沖擊。他卻因在縣百里之外的石家莊市農村搞“四清”而遠離他曾經當權的地方——趙縣，遠離了權力中心，倒顯得“清靜”。無形中，給他留下了觀察、思考的時間。縣里發生的一切，他是不是知道，不得而知。即使是知道，由于不在其中，應該不是很清楚。說到底，自被免職，就已經與趙縣沒有什么關系了。

　　“文革”，迅速波及到了石家莊郊區的農村。“四清”工作隊不可能袖手旁觀，也回避不了群眾提出的有關問題。

　　面對出現的新情況，作為工作的隊長，不能不應對。不得不回答和解決相關問題。

　　在“文革”中的檢查中，他認為那期間，他犯有兩個錯誤。

　　他說：“1966年10月以前，我在石家莊郊區白x生產隊搞四清時，限制群眾組織紅衛兵”。

　　在檢查中他進一步說：“當時貧下中農要求成立紅衛兵，我不看北京的形勢，怕做錯了，上級對自己不滿意，而請示了四清工作團。他們說：‘農村不組織紅衛兵’，我就照辦勸阻群眾”。

　　錯誤之二，他說：“文化大革命普及到郊區時，有的貧下中農提出‘我們大字報是否上街’，我們又請示四清總團，給貧下中農說，‘農村不貼大字報，大字報不上街。’‘農村和城市工廠不同，我們主要是組織會議揭發，小字報和面對面的批判’”。這基本上是“四清”中的通常做法。

　　面對突如其來的問題，到底如何解決，如何回答？不知道或者拿不準的時候，通常的做法就是向上級“請示”、“匯報”，按照上級的指示辦。這種做法說不上錯誤。

　　共產黨人，共產黨的干部，特別是像父親那樣有十幾年軍旅生涯的轉業干部，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已經養成了嚴格遵守黨的組織紀律，特別是政治紀律的習慣。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那也是黨章中對共產黨員的要求。

　　他檢查說“給群眾劃框框，限制群眾，違背了十六條和毛主席說‘大字報是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的教導”。

　　這在當時是一個對待群眾態度的問題，是一個比較嚴重的政治問題。按照當時的說法是“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不過，對于廣大干部，即使是“問題”，也不過是認識問題。

　　對于“文革”如何搞，一個基層生產隊的四清工作隊隊長，不知所以是很自然的。拿不準的，不擅自做主，而是請示上級和領導，以避免犯錯誤。這是那時候一般的、通常的工作方法。這種做法，完全符合組織原則。向上級和領導反映情況，請示怎么辦，也是組織紀律問題。

　　在1957年制定的“右派”標準中，有反對“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都可能被劃成“右派”的規定。“反右”擴大化的教訓，黨員、干部在處理與上級，與組織的關系時，一般都十分謹慎。沒有上級和組織的指示，一般說不越雷池一步。

　　“文革”初期，許多黨員、干部比較謹慎，持觀望態度，沒有像“造反派”那樣，揭竿而起，造反。許多人成為或者被打成為“保守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讓父親像“造反派”那樣，自發地造“上級”的反，造“黨委”的反，根本沒有可能性。

　　在農村，“文革”初期所面對的問題，其實也算不了什么大問題。農民面對的問題，說到底，主要是本村的問題。農民或許也知道，工作隊是“飛鴿牌”，而不是“永久牌”，不會在村里待多久。遲早要走。關鍵的問題是農民們與工作隊之間沒有利益和利害沖突，也沒有揪住工作隊不放。上級要他們撤離，他們就順順當當的撤離了，沒有人為難他們。這，當然是一種分析。

　　“文革”與“四清”，兩場“運動”之間發生了矛盾與沖突。

　　在1966年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16條”中的第十三條“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的部署問題”中指出：

　　“文革使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加豐富、更加提高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在農村和城市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地方，如果原來的部署是合適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亂它，繼續按照原來的部署進行。”

　　但隨著"文化大革命"的不斷深入，四清運動中的許多做法和部署，已不適應"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了。

　　“文革”沖擊了“四清”的正常進行。當領導“四清”的當權派也受到沖擊的時候，“四清”就無法再進行下去。

　　12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決四清問題和四清復查問題。

　　這一中央文件，終結了“四清運動”。

　　由于四清工作隊隊員都是從各地臨時抽調，自然是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父親雖然是四清工作隊的隊長，面臨的仍然是何去何從。

　　他曾經對母親說，趙縣“四清”之后，領導曾經找他談話，讓他去元氏縣做原來的工作。那只是領導談話，并且無實際的調令。那個談話是不是還算數，恐怕已經沒有人能夠決定的了。即使算數，元氏縣的人不知道他，他也不了解元氏縣，也無法參加那里的“運動”。

　　有人也曾經問他，為什么回趙縣。他說：他得到的答復是“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就這樣，他回到了趙縣。這恐怕與他的工資關系還在趙縣，因此，還算是趙縣的人相關。出來趙縣，他也無處可去。

　　父親回趙縣不是被“造反派”揪回去的，也不是自己主動回去的，而是奉命回去的。

　　離開趙縣的時候，他在趙縣已經沒有了職務。回到趙縣后，他是作為一個編外的一般干部參加運動。這反而讓他處在了一種超然的地位。

　　從事實上看，那時的趙縣，與全國一樣，群眾組織蜂起，１０月，開始出現群眾組織。在不同的群眾組織中，不但都有共產黨員參加，而且也有黨員領導干部或明或暗的支持。

　　由于在趙縣并沒有職務，他不可能，也沒有責任和理由插手趙縣的“運動”。或者說，他只能被動的被“運動”。按照某些“造反派”的說法，他們那些經過“四清運動”，在“四清”中被“打倒”的當權派，已是“死老虎”。這在當時，反而成了“護身符”、“保護膜”。使得他在“文革”初期波濤洶涌的惡浪中，躲過了第一個浪頭的沖擊。

２.在群眾組織中沒有“站隊”

　　趙縣不是世外桃源。當他回到趙縣參加“文革”的時候，同全國各地一樣，當地已經形成兩大派對立的群眾組織。仍然面對選擇。他對不同的群眾組織雖然有不同的認識，卻沒有選邊站，沒有公開支持一派，反對一派。那不是他的風格與做派。

　　事實上，他在趙縣，本來沒有“民憤”，甚至還有一定的口碑。與“四清”后的當權派也沒工作上的交集，有的還曾是他的下級，有的只是一般的認識關系。論資歷，大都是在新中國參加工作，自然不存在矛盾。無論是當權派還是不同派別的群眾，除了“爭取”他，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還沒有人能夠強迫他怎么做。

　　父親在檢查中說，回趙縣后，“那時，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始了。紅衛兵串連開始了。那時矛頭對準走資派，個人也有點自知之明，格外小心”。他是“帶著‘有人批評就檢查，對運動不理解少說話，少招事’的思想參與革命的”。這，應該是他“文革”中在趙縣的基本態度。

　　由于“文革”初他不在趙縣任職，自然就不存在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這是當時許多當權派受批判的一個重要原因和主要罪狀。

　　按照12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規定，他回到趙縣的時候，應該是在12月之15日之前。那時之前，由于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大批紅衛兵涌進北京，作為駐京部隊，曾經四次參加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執勤。這是一生難忘的回憶。

　　或許是由于“造反派”忙于大串聯的，或許他已經離開了趙縣等別的什么原因，總之，他沒有遭到各派群眾組織的批判、圍攻、戴高帽子游街和臺上批斗卻是事實。

　　總體上說，各個群眾組織對他還比較“客氣”。沒有被揪斗和在群眾大會上做檢查，沒有在臺上“陪斗”。為此，母親曾經感到非常欣慰的與我談起時說：“那么大的運動，恁爹都沒有挨斗”。頗有幾分得意。僅此，就讓家人少了許多擔心。關于這一點，不能不說與他對各派群眾組織采取了“一碗水端平”的正確態度相關。用當時的話說，他沒有“引火燒身”。

　　在你方批罷我方斗，都想以此證明本派是“革命造反派”的日子里，幾乎支持或者傾向不同派別的當權派都被不同派別批斗的日子里，父親卻成了“逍遙派”。不過，他也沒有過幾天“逍遙”的日子，就去了海河工地。

　　他說，經過“四清”，自己已經是“死老虎”了。其實，在中國，裝怯作勇，好打“死老虎”的何乏其人？每每想到“四清”中、“文革”中父親在趙縣的遭遇，我多懷感激之情，感謝趙縣的父老鄉親，干部群眾表現出的對父親的厚道和情誼。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沒有為難父親。

　　我曾想，“死老虎”，這可能是他回到趙縣之后沒有被打倒在地，被公開批斗的一個原因。但是，肯定不是根本的原因。因為，在“四清”后已經離開趙縣的原縣領導，也有被揪回趙縣進行批斗的。聽父親說，“四清”后到別的縣任職的領導，有的被揪回趙縣后批斗的仍然很厲害。

　　從父親對于戰爭年代的回憶中，我看到的父親是一個做事有分寸，講策略、講政策，不盲目。但是，在“文革”那樣的大潮之下，暴風驟雨之中，哪個當權派不小心、不謹慎？有自知之明者多著。許多人并沒有因此而逃脫被批斗的厄運。

　　回想1967年，我所在的部隊“支左”的時候，就有一條明確的、鋼性的“支左不支派”的規定，或者說是鐵律。具體說，就是不能宣布那一派群眾組織是“保守”組織。一概稱為“群眾組織”。說明這時從上到下對“造反派”組織的認識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時，據發生在上海的“一月風暴”不過一個來月。

　　事實上，不同的群眾組織人員構成不同，思想傾向不同，都有不同的問題。或者說，都有“派性”的問題。在當時，那一派群眾組織也忌諱被說成為“保守”組織。“支一派，打一派”，無疑是“引火燒身”，把自己放到火爐子上。弄不好還要落個“挑動群眾斗群眾”的罪名。這是當時的“氛圍”。

　　敝人所在的部隊，忠實地執行了這一規定，在團結不同派別組織的學生，實現“班級大聯合”方面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某大報曾經在頭版頭條做了長篇報道。

　　當父親回到趙縣參加“文革”的時候，當地已經逐步形成了“聯指”和“工農學”兩大派群眾組織。對于兩派的情況，他不能說一點也不了解。畢竟，他離開趙縣的時間還不足一年，那里有他熟悉的干部、群眾，他有獲得信息的途徑。

　　面對不同派別的群眾組織，兩派都有人動員他站隊。他沒有喪失“自我”，沒有喪失辨別力和判斷力，因此“沒有站隊”。這在當時也的確是明智之舉。現在看，也是正確之舉。既堅持了黨性，也表現出智慧，使自己免于陷入“派性”斗爭的漩渦，從而保護了自己。

３.婉拒參加“奪權”

　　“文革”中發生的一個重要事件，就是1967年初發生在上海的“奪權”風暴。它“示范”作用很快傳遞到趙縣。

　　據《趙縣志》的記載，趙縣的“工農學”組織，是在1967年2月5日奪了縣委、縣人委（即縣政府）的權。另一派群眾組織“聯指”于2月10日進行“反奪權”失敗。在“奪權”的翌日，趙縣武裝部介入，宣布支持“工農學”。并于1967年2月15日建立趙縣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此后，于2月18日，“聯指”被打成“反動組織”，25日迫使“聯指”解散。足見趙縣文革初期的形勢錯綜復雜，矛盾十分激烈，十分嚴重。

　　父親目睹和經歷了趙縣的“奪權”。

　　在奪權的過程中，父親說：“我是看的”、“沒有站隊。”這是他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在這個問題上，他沒有迎合“奪權”的那一派組織。

　　在趙縣，他雖然沒有加入那一派群眾組織，但是，并不表明他對于兩派群眾組織沒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斷。對于“工農學”一派組織的“奪權”的舉動，他并不贊成。

　　在“工農學”一派“奪權”之際，他這個14歲就入黨、參加革命，經過“四清”又沒有被清出什么問題，特別是運動初期不存在“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革命領導干部”，成為奪權一派的爭取對象是十分自然的。

　　在“奪權”后成立“籌委會”的時候，一般說，當時被“結合”的干部都是比較容易被接受的干部。從另一方面看，說明父親在“奪權”一派群眾組織的眼里還有點分些量和影響力。畢竟他是趙縣在恢復縣建制時的縣長。同“四清”后組建的領導班子成員相比，還具有一定的“人氣”和群眾基礎。

　　但是，當造反派組織奪權，征求他的意見的時候，按照他的說法，以“地委確定調我到元氏”為由，委婉地拒絕了進入他所謂“三湊合”的“革委會”，并沒有跟著“造反派”跑。

　　其時，當時地委管那么多的干部，誰還記得和承認地委當時的承諾？當時，連他們自己恐怕都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誰還顧得了他的事？這不能不說是他對付“造反派”，拒絕參加“革委會”的一個巧妙的、說得過去的、甚至是無可辯駁的理由。對于奪權的“造反派”，不能不說那是一個“軟釘子”。

　　當支持“工農學”奪權的“領導干部”了解到他的想法是，他們“奪權”時“沒搞大聯合，沒和各個革命組織商量”后，曾經唆使不明真相的學生“沖擊”他兩次。據說，不過是不多的幾個學生去他那兒喊了幾聲口號便散去，并沒有別的什么過激舉動。

　　再說，參加“臨時權力機構”的“革命干部”，恐怕是“四清”之后調去的干部，算來，他們到趙縣工作的時間不過一年多，沒有什么群眾基礎。他們想得到父親的支持，可以理解。對于沒有得到父親的支持，可能心又不甘。企圖以那種背后搞鬼的方式逼父親就范，顯然的錯打了算盤，沒有奏效。

　　在當時，被“結合”起碼可以證明自己屬于“革命干部”，不是運動的“重點”的大形勢下，至少在精神上可以得以暫時的解脫。他拒絕參與“奪權”、被“結合”，這起碼說明，他不爭權，不貪權，不戀權，面對曾經喪失而即將“失而復得”，“唾手可得”的“權力”，他心態平和。在復雜的政治形勢下，沒有“隨大流”，沒有喪失自己的原則，沒有投機心理。

　　“造反派”奪權，成立“籌委會”后，一位領導干部讓他表態，他不情愿地寫了“支持工農學革命群眾革命行動的聲明”。說“革命群眾奪權是革命行動，我支持。”

　　父親雖然文化不高，看來還很注意用詞。只是寫支持“工農學革命群眾”，而不是支持“工農學革命組織”。

　　“籌委會”的主要領導，說他的“聲明”是“不涼不酸”、“沒有棱角”。他并不在乎，也沒有理會。

　　對于父親的 “不涼不酸”的態度，那些“造反派”和當時支持和參加“奪權”的“革命干部”其實也無可奈何。他們也無法強迫他進入“革委會”。在父親這個“三八式”的老干部面前，其實也無計可施。

　　畢竟，父親與“造反派”之間沒有實際和實質的瓜葛，沒有公開反對他們，也沒有阻擋那些“革命領導干部”們掌權的道，占他們的位，影響他們前途。或者說，雖然有矛盾，卻沒有妨礙他們什么。

　　查《趙縣志》才知道，趙縣的“文革”幾經反復。3月19日，某部到趙縣支左，7月17日，發表聲明，撤銷對“工農學”和“籌委會”的支持。實際上是對“奪權”的否定。之后，于10月8日“支左”部隊“輪換”。“工農學”一派也在當年10月份土崩瓦解。1967年12月15日，宣布成立臨時權力機構——趙縣革命委員會。

　　而駐石家莊的部隊到趙縣“支左”時，父親已于3月離開了趙縣，到海河工地去了。這讓他再一次遠離矛盾的漩渦。

　　關于那次“奪權”，由于后來的“支左”部隊進入而撤銷了對于“奪權”的“工農學”一派的支持。由于在“工農學”奪權時曾經發表過那個表示“支持”的聲明。當那次“奪權”被否定之后，1968年8月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從海河工地招回，接受“審查”，包括對“文革”的態度的審查的時候。對于那個表示過支持“奪權”的“聲明”自然要做檢查。

　　父親在檢查中說他發表那個“聲明”，“是為了保自己”，“是不堅持原則的行為”。

　　其實，“保自己”，并不是什么錯誤與罪惡。如果為了自保而傷及他人或者無辜，或者搖尾乞憐，賣身投靠，才為人不齒。父親顯然沒有那么做過。

　　對于父親在“奪權”問題上的表態，不過是當時的官話、套話、空話。其實各派群眾都看的懂，那些“革命領導干部”也看的懂。

　　父親的行為，只是在那種形勢下沒有采取“對著干”的策略。他沒有那種力量，也沒有必要與“造反派”硬頂。“造反派”畢竟也是“群眾組織”。更主要的是，在“奪權”的問題上，他并沒有支持的實際行動。

　　至于說到“原則”。當時許多人思想混亂，甚至是無所適從。在對待“群眾組織”方面，縣武裝部與后來前去“支左”的部隊，明顯不同。有的地方，反復奪權。以至有“站不完的隊，請不完的罪，寫不完的檢查，流不完的淚 ”的說法。反映的就是當時某些地方“反復”的情況。

　　現在看，不能不說父親當時的頭腦是清醒的，做法是策略的、恰當的。這與他多年中對于黨性的錘煉和對于形勢的判斷，和冷靜處理有關。

　　父親沒有參與奪權，奪權后的父親同樣無所事事。聽父親說，這時，地區有人曾問他在做什么，他說沒事干。地區的誰問的他，他沒有說。

　　對于此事，記得曾經問過他。他說，是在海河工地上的地區哪個部門的書記，應該是工地的負責人，而且與他比較熟悉。在當時的局勢下，工地或許也缺乏干部。不知道他是如何運作的，父親就去了地區根治海河指揮部。

　　那時，“文革”仍然在“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地進行。在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號召下，自1965年7月起，治理海河的工程沒有因為“文革”而停止，農民該出工的還照樣出工。石家莊地區根治海河指揮部的某些領導中有的可能被揪回去批斗，工地缺干部的原因，于是，把他這個無所事事的閑人招去了海河工地。這就是他說的“67年3月份我就去海河帶民工去了”。這是發生在趙縣奪權不久之后的事。看到他寫的“自傳”才知道，原來他在海河工地還有一個“官銜”，擔任了政治部副主任。這說明，他去海河，既不是被趙縣“革委會”所派遣，也不是上級對他采取的“保護性”措施。這樣，他暫時擺脫了在趙縣的尷尬處境。

　　到海河工地工作一年多以后，他說：趙縣在“68年成立革命委員會后，于7月間（舊歷）回趙縣搞斗批改，實際是受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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