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泰俊：我們敢浪費，是獨生子女政策的“功勞”

　　——公有制的計劃經濟是人類社會的最佳選擇（之三）

　　我們前幾年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不論怎么統計，包括把物價上漲指數水分全部被擠出，事實上我們的社會財富已經比40年前有了大幅的增加。我們每天消費的財富量是40年前很多很多倍。這是一個誰都不能否認的客觀事實。這是我們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

　　我們今天可以在飯店吃一頓飯，可以隨意將剩余大量沒吃完的食物當成垃圾倒掉，產生了大量的浪費，所以從中央到地方不停的要提倡大家節儉。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我們之所以能夠在飯店吃飯的時候，有大量的食物隨意拋棄浪費，是因為我們有很多人擁有這些財富，拋棄和浪費對我們影響并不大。

　　但我們不應該沾沾自喜，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沾沾自喜。

　　四十多年前生活物資非常匱乏。

　　我小時候經常穿打補丁的褲子。記得在小學擔任學校的故事員的時候，暑假寒假也要定日到學校去給同學們講故事。講故事的時候腿部會有動作，膝蓋上開線的補丁就會上下扇呼，引發同學們的哈哈大笑。

　　幾十年來，再也看不到衣服上打補丁了。現在反而是年輕人穿著牛仔褲，故意把他磨破洗白，撕破個洞，把這個當成時髦。而我們當時確確實實是因為貧瘠。現在很多人家里穿的衣服沒有地方放，將各種衣物放入捐獻箱，提供給需要使用的人。

　　我們不是真的富足了嗎？

　　確確實實我們現在平均人均占有的物質財富遠遠超過40年前人均所占有的財富。因此我們就認為，這是實行非公有制經濟和市場經濟體制帶來的。

　　但是這些顯而易見的物質財富的大量增加和富余是市場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經濟帶來的嗎？

　　不是。我們今天人均所占有的財富之所以綽綽有余，是因為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紅利。

　　我們可以用非常簡單的例子來告訴大家，不要受到簡單的事實的迷惑。

　　我出生在省會城市。父親是國營大廠的工人。母親家務，沒有上班。1962年姐姐出生，我是1964年出生，1966年妹妹出生，1968年弟弟出生，1973年小弟弟出生。我們家到1973年的時候7口人。

　　大概在我6歲的時候，父親由三級工調整到四級工，工資由30多元調整到42.5元。這個數字我記得很清楚，因為以后很多年一直如此。

　　記得至少在弟弟1歲之前，我們家里是沒有補丁衣服的。我父母都是很講究儀表的人，父親有幾套體面的中山裝和禮帽，呢子大衣，皮鞋。母親也是有體面的衣服和皮鞋，但因為不上班不經常穿。所以后來在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母親把他的皮鞋給我穿了。

　　這段時間家庭應當是沒有金錢困擾的，所以勤奮的父親還有閑心在家里養金魚。

　　大概是我4歲的時候，父親買了一輛自行車，回來的時候，鄰居們都在街上看，好頓夸贊。

　　我6歲的時候，父親和別人換了房子，我們搬到廠區的平房宿舍住宅居住。我當時看到房本上面寫的碗架柜大概是1塊錢或者8角錢押金，板凳2角錢押金，很驚異，太便宜了，因為我們看一場彩色電影是2角錢。這些板凳可都是很結實的硬木做的，幾乎永久不會壞的。

　　我們這片居住區在廠區宿舍區來講是最差的。因為建廠的時候就已經建設了二百多棟宿舍樓，那是高質量的宿舍樓，5層左右，每個樓都很大，墻體都是至少40多厘米后的紅磚，樓頂是雕梁畫棟的飛檐，上面是綠色的琉璃瓦。上下水、電、煤氣到戶，但是都是二室一廳一廚一衛的戶型，并且一套單元房屋兩戶居住，共用廚房、餐廳和廁所。這些樓距今已經快70年了，質量仍然非常好，據說現在已經沒有舍得人賣了。那一片的學校也都是這樣的樓房，非常漂亮。

　　可能是因為經濟原因，很多年沒有再新建職工宿舍。大概到了1975年以后才開始大面積新建職工宿舍。這些宿舍都是一戶兩室一廳一衛一廚，單獨的淋浴間。分配到這樣住房的，都是一戶居住，不再像老房子兩戶共用廚衛。但是這批房子都是火柴盒式樓房，沒有裝飾。

　　我上學期間，我們廠區有六所子弟小學，四所子弟中學。我1981年考上軍校后，增加到七所小學、五所中學。每所學校都是幾千人。后來由增加了技校和聯合大學。

　　我廠原有的工人俱樂部，因為只能容納1000多人看電影，無法滿足需求，所以決定新建一個大俱樂部。在建成前，每周六晚上在俱樂部旁邊的體育場放露天電影，片子都是這一周正常在俱樂部里放的電影。新建的大俱樂部定名為文化宮，座位3000多，分成兩層，但是因為中央要求停止樓堂館所建設，停工了，直到我在上軍校期間，大概應當是1983年或者1984年才竣工使用。

　　廠區內有很多副食商店，也有日用品和百貨商店，但因為不能滿足需求，決定新建百貨大樓，也同樣因為中央政策，停建，也應該是在1984年左右竣工開業。

　　廠區內有新華書店、青少年宮、體育場、燈光球場等等設施。還有托兒所、幼兒園，還專門有接送帶孩子的母親通勤的母子車（專用大客車）。我們在小學的時候，在我們學校邊上就又新建了托兒所，總能聽見小孩啼哭。

　　我是1971年3月上小學的。大概在我上小學開始，穿補丁衣服變得不稀奇了。父母照例每年過年所有孩子都要添置新衣服，夏季服裝也會有新衣服，但通常也就這些。但是孩子是在長大的，像我這樣的男孩整天都是上房、下溝到處玩鬧，衣服動不動就刮破或者摔出口子，連皮鞋的前頭都被踢得破了一層皮。再加上當時的衣服都是棉布，也不像現在這樣結實。好衣服也很快成了補丁衣服。

　　從上中學開始，我就不穿補丁衣服了。因為父親不允許。我日常經常穿洗的發白的舊工作服，又結實又好看。老師還經常用我的衣服干凈利索教育其他同學。

　　我父母沒有讓我們餓著。實際上因為我們在長大，家里定量的糧食是不太夠吃，父親就有時用肉票與他的徒弟們換糧票，竟然也沒有沒吃飽的時候。可見當時的定量也差不多是夠吃的。

　　大概是1975年或者是1976年我們住平房的開始家家戶戶養豬，只養了一年。我們家也養了一頭。

　　平時的日子我們家總是養的一只大鵝，經常下雙黃蛋的大鵝。

　　1977年的春節發了很多供應春節的副食票，其中有木耳，我是這時才知道木耳的。

　　好像從這時開始走出低谷，一年生活比一年好起來，包餃子吃已經不是需要盼望的事情了。

　　我是不滿7周歲上的學，所以比姐姐只是低一個年級。開學后，老師讓交學費三元，回家告訴爸爸，第二天上學走之前，父親發現只有兩塊錢。后來直到中學畢業，我只交過這一次三元的學費。此后，我們家五個孩子都是免費上完小學、中學。第二學期老師說，家庭人均收入不足7元的，免交學費。我們家7口人，父親42.5元的工資，人均不足7元，剛好符合條件。所以，我屬于免費接受了中小學教育。

　　醫療也是如此。我們廠的職工醫院是省級醫院。父親是職工，醫療國家全包。我們家屬孩子只需交2角錢的掛號費，醫療費其余全免。

　　那段時期家庭5個孩子的很多，極個別家庭是1個孩子，多數都是4個或者5個孩子，還有的家庭10個孩子。

　　我有一個同學是獨生子女，他家父母雙職工。他家里有兩架手風琴，非常令人羨慕。他家有很多書。我經常去他家玩，每次都借一摞書回家看。他是小皮鞋白襪子，就是我們當時嘲笑的“吊腿褲子白襪子”的人。

　　那時家里5個孩子雙職工生活是不屬于困難的，至少吃穿不愁。只有我家父親一人上班的5個孩子家庭才可能人均不足7元，被列為無需繳納學費的家庭。

　　那時的工資看上去雖然不多，但是這些工資只是用來購買吃穿，而且購買的物品雖然有定量，但是價格極低，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國家補貼。

　　前面說了很多的房子、學校、公用設施，是告訴大家都是我們父輩創造的財富。

　　現在，在我們自以為物質豐富的時代，如果一個普通工人能不能養活妻子和5個孩子呢？他們能夠達到我父親的標準，每個孩子按照六七十年代的定量標準吃飽穿暖和正常上學，全家沒有看不起病的擔憂嗎？

　　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別說普通工人，即使是普通公務員也做不到養活7口人。

　　如果所吃的食物都和六七十年代一樣很少化肥，很少農藥，今天稱之為純綠色食品的食物，那就更吃不起了。

　　如果全社會普遍家庭生育4-5個孩子，有會是什么結果？恐怕就要很多人餓死。

　　新聞節選

　　我國人均糧食產量達483.5公斤，已超國際公認安全線

　　新京報訊（記者陳琳）今天（2022年10月17日）上午，黨的二十大新聞中心舉行第一場記者招待會。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黨組書記、局長叢亮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2021年，我國人均糧食產量達到483.5公斤，即使不考慮進口的補充和充裕的庫存，僅人均糧食產量就已超過國際上公認的400公斤糧食安全線。

　　2012年我國糧食產量首次站上1.2萬億斤臺階，自2015年起連續7年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2021年創造了歷史新高，達到了13657（萬）億斤，比2012年增加1412億斤。“我國人均糧食產量達到483.5公斤，就是說，即使不考慮進口的補充和充裕的庫存，僅人均糧食產量就已超過國際上公認的400公斤糧食安全線。”

　　如果我們不實行堅決的獨生子女政策，按照1963年到1972年人口增長平均增長率2.544%計算，到2022年我國總人口應為30.5億人。

　　如果按照叢亮所說的“13657（萬）億斤”“我國人均糧食產量達到483.5公斤”，我國人口為14.123億人。由此計算，2022年糧食總產量對于30.5億人，人均223.5公斤，比1950年239.4公斤還少15.9公斤。

　　因為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1960年人均217.3公斤，1961年人均207.3公斤，1962年人均229.5公斤。1960年至1962年人口出生率減少，如果按照有人說餓死1000萬人（我不贊成這個說法）（以1960年6.6億人口餓死 1000萬）推算，2022年人均223.5公斤，30.5億人口要餓死4600萬人。

　　計劃生育是從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實行了。獨生子女政策的堅決執行應當是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才開始。而此時，五六十年代生出生的我們早已經成為了社會勞動力。也就從這時候開始，這些勞動力因為獨生子女政策要求，雙職工家庭只負擔一個孩子的養育。也就是說兩個人掙錢三口人花。兩個人創造的財富三個人來分，與我們父輩一個人創造的財富7個人來分，生活水平當然會截然不同，相差至少4.7倍。

　　而這，不是一個家庭，是全社會。

　　不是一時一年，而是40年財富累計。

　　能不富足嗎？

　　所以，并不是我們實行包干到戶、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計件工資，“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勞動熱情和生產積極性”，才帶來了當前的物質極大的豐富。更不是非公有制經濟大力發展所帶來的物質極大豐富。實際上是我們通過堅決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極大的減少了社會負擔。

　　現在的物質富余是一種錯覺。其實即使在六七十年代所謂物資匱乏的時期，獨生子女家庭生活仍然是非常舒適，物質上是得到相當滿足的，只不過因為全社會整體負擔的比較重，所以全社會的物資就相對的要匱乏，那么獨生子女家庭即便是有錢也買不到更豐富的物資而已。

　　通過這樣的對比，就可以看出我們所謂的制度創新并沒有給我們帶來任何實質性的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增加。創新的制度與物質財富增長沒有任何關系。

　　我們物質財富的增加完全是因為獨生子女政策的堅決執行，一下子減少了五分之四的社會負擔的必然結果。因此，用我們普通群眾都能感受到的今日之物質財富的豐富，來論證40多年來制度創新的成就是錯誤的，是對制度的錯覺。我們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不被表象所迷惑，才能夠真正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發展需要的真正的道路。

　　注：本人并不贊成獨生子女政策，也是第一批聯合署名提議放開獨生子女政策的人。本文旨在分析制度與社會財富增長的關系，將財富的增加歸結于獨生子女政策而已。不要誤會。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