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瓜事件”，其來也浡焉，其去也忽焉。虎頭蛇尾。“風波”很快悄然過去。“鬧劇”蔫不出溜地收場。

　　如果只是“高產窮縣”也就罷了，總比“低產窮縣”的日子好過一點。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畢竟，“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糧食，是作為生產力的人“能源”。只要能夠吃飽肚子，就有力氣，就能夠去創造人間奇跡。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創業，好不容易實現了糧食穩產、高產。興頭上，一個胡亂編造的“拔瓜事件”，猶如當頭一棒，瞬間就“賺”了一頂“長期極左”、“保守”的帽子。冤，還是不冤？

　　現在，看到手頭上的一點關于正定縣的資料，了解了一點正定，才感到，正定縣的“高產”之路，走的十分艱難，付出十分巨大，甚至有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但是，在當時“一窮二白”的情況下，不走那條路行嗎？有什么路可走？有誰曾經給他們指出過別一條道路？不干，還有別的路可走嗎？正定縣的“高產”之路，就是集體農民靠共產黨，靠雙手、靠吃大苦、耐大勞的自力更生的“創業”之路。

　　以往的文學家關于農村題材的創作，多以一個農村為背景展開寫作。能夠寫出一個縣三十年變遷的，還沒有見過。以后是不是還有有興趣進行那樣的寫作的作家，歌頌共產黨領導的農業合作化、集體化過程中農民的“創業”精神，亦未可知。現在，不僅沒有那樣的氛圍，沒有經過那個火熱的年代，沒有感受過那個年代的農民如何戰天斗地的轟轟烈烈的場面，感受和目睹過農民的飽滿熱情和沖突的干勁，憑空想象，無論想象力怎么豐富、魔幻，也不會寫出反映那個時代的好作品，即使是寫，也容易寫歪。

　　僅據一些現成的統計數字分析，當然非常膚淺和枯燥。不過，對付那流言蜚語和造謠生事的家伙們，也足夠了。

　　正定縣糧食高產，成為“大寨縣”，是因為他們具有同大寨一樣的精神。黨的堅強領導是不可或缺的條件。是歷屆縣委、縣政府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不動搖，狠抓糧食不放松。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三十年的結果。也可以肯定地說，沒有“集體化”就不能最大限度的集中財力、物力、人力，解決個體農民時期想解決而沒有力量解決，在土地私有制下根本就解決不了的農田基本建設和生產條件等問題。歷史，至少兩千多年的歷史證明和“實踐經驗”，就不可能有糧食的穩產、高產。

　　其實，農業學大寨，不只是為了糧食高產。在糧食高產的背后，大寨是“山水林田路”的綜合治理。正定縣沒有山，治的是旱地、沙地、河灘地、鹽堿地等低產地。

　　廣大農民在縣委、縣政府及公社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統一規劃，統一部署指導下，吃大苦，流大汗，摟起袖子，甩開膀子，“鼓足干勁”，抓住影響農業生產的特別的水、土等基礎問題，下功夫治理。在建國后的30年中：

　　一．整治滹沱河以防治洪澇

　　滹沱河流經正定縣，河床較淺，漲落無常，遷徙不定。一遇暴雨，洪波巨浪，沖刷河岸，塌陷民田，決口為患，俗稱“撲塌河”、“小黃河”。1949年之后，就開展了有計劃的整治。特別是1974年，地區動員正定縣、晉縣等10縣對滹沱河進行大規模的實驗性治理，設計泄洪流量400立方米/秒，防洪3300立方米/秒，正定縣境內30余公里。建丁字壩28條，總長14718米；筑防洪堤3條，總長5560米；筑堵壩4條，總長2570米；開挖引河6.7公里。全部工程投資145.7萬元，動土哦113.8萬立方米，用工46.7萬個。如此種種，不一而足。從根本上解決了滹沱河的水患。

　　二．平整土地以適應農業機械化

　　1963年的特大水災之后，1964年開始大規模的平整土地。到1978年，合計：35.15萬畝。計土方703萬方；用工373.5萬個，投資186.75萬元。土地平整，為農業機械的廣泛使用，水利灌溉打下了基礎。

　　三．改造堿地以提高產量

　　自1964年到1968年，合計改造堿地8.3萬畝。計土方226萬方；用工117萬個；投資59.5萬元。

　　四．改造沙地以增強地力；

　　自1964年到1978年；合計改造沙地29萬畝。計土方1963萬方；用工2230萬個，投資1115萬元。

　　五．沙灘造田以擴大土地面積

　　自1964年至1978年，沙灘造田4.05萬畝。計土方396.5萬方；用工397.4萬個。社隊投資351.6萬元，縣投資54萬元。特別是1970年之后，逐年加大投資力度。

　　六．大力發展水利建設，實現旱澇保收。

　　1949年，全縣磚井23619眼，水澆地43萬畝。到1954年，全縣有磚井24078眼，水澆地48萬畝，占耕地面積的86%。

　　1958年打出第一眼機井，全年打機井380眼；全縣購進電動機40臺，開始用電動機帶水泵澆地。1959年之后電動機、水泵不斷增加。

　　以后連年加強打井力量。1971年至1974年干旱少雨，1972年一年打井758眼，1973年打井857眼，修舊井451眼，到1974年底，全縣有機井5547眼，平均每百畝地一眼井。其中機泵配套4492眼。全縣耕地成為水澆田，消滅了旱地。

　　1965年，效力低，水頭小，需要大牲畜，在缺少大牲畜的生產隊需要人推的老式八卦水車和管子水車被淘汰，普遍使用電動機、水泵。

　　1975年，對機井動力搞柴油機、電動機雙配套，用于灌溉的電動機6621臺，柴油機5330臺。保證了農田的灌溉。

　　以上所列遠不是全部，都是與糧食生產緊密相關的事項。屬于“硬件”建設。集體積累。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硬件”建設得到極大的改善和完備。農田低產變為高產，實現了“穩產高產”，“旱澇保收”。這才是創造歷史奇跡的不可或缺的基礎。1965年糧食畝產上了一個新臺階，達到“綱要”要求的指標。1971年糧食畝產過“長江”。實現并持續保持了所謂的“高產”。

　　除了看得見的“硬件”設施的投入和建設，在田間管理，種子改良、化肥的使用等科學技術在生產中投入與運用，對于糧食高產無疑具有重大的助力作用。

　　農村集體經濟對于農業的投入為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糧食從西漢時的120斤，翻一翻，提高到畝產200多斤，跨越了兩千多年。而從200多斤，到翻兩翻，用了不到30年。這不是歷史的奇跡是什么？這難道是“長期極左”的產物么？是什么人，通過什么方法得出的那種結論？他們可有一絲一毫的歷史唯物主義？他們居心何在？

　　值得說明的是，那都是在生產力與舊中國差不多，極其落后，沒有機械，缺乏大牲畜，只靠農民兩只手的條件下實施和完成的。那將是怎樣的勞動強度，將是怎樣的付出？即使是現在的那些年輕農民，恐怕也是想象不出來的。

　　兩千年中沒有做到的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只30年就做到了？前后對比，人們不難發現，主要兩點根本的不同，即也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所有制變了。二者缺一不可。

　　可以說，1979年之前，正定縣的農民是艱苦創業的年代，是綜合治理的年代，是大批投入人力、物力、財力的年代，是前人為后人打基礎的年代，是科學種田的探索年代，也是看到經濟效益和成果的年代。對于正定縣人民，正是通過辛勤的汗水，通過糧食的高產，不但解決了自己溫飽，而且成為由糧食調入縣，一舉而成為糧食調出縣。糧食高產對于正定縣農民，其意義不只是解決自己的溫飽！

　　如果說正定縣在三十年中的付出與取得的成就，換得的卻是一頂“長期極左”，的帽子。那么，入不敷出，靠“三靠”度日的社、隊、縣，該戴頂什么帽子呢？怎么沒有人給他們戴帽子？“鞭打快牛”，只是怎么了？是那里出了問題？

　　伴隨著糧食的高產，是中國農業由傳統農業走向現代化農業，是科學技術在農業生產中逐漸而廣泛的應用，是農民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被解放出來，是工副業逐漸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形成鄉鎮企業的雛形。對于中國農民，這是歷史性的改變。透過糧食的“高產”，應該看到新中國農業的發展的方向。

　　透過“糧食高產”，人們應該看到廣大農民的付出。“高產”，是付出的成果。這個成果，是碩大的。歷史性的、劃時代的。無論怎么說，都不過分。

　　糧食“高產”的確給正定縣帶來了榮譽。曾經被當時的主流媒體宣傳。1975年《人民畫報》以《朝氣蓬勃的帶頭人（1975年）》為題，悉數刊登了縣委領導班子的照片。（下圖為當時刊登的照片之一）正定縣到底該不該宣傳？　

　　縣委副書記、老干部馮xx（右）同蘇xx談心。他熱情支持新任書記，鼓勵他大膽領導，做好工作。

　　正定縣的人民幾十年戰天斗地，難道就是為了博得一頂“農業學大寨”先進縣的“桂冠”，吸引媒體、記者的眼球？就是為了日后博得“長期極左”的罪名？倘使如此，那是對正定縣廣大黨員、農民、干部的極大侮辱與污蔑！甚至就是別有用心！

　　事實上，正定縣的廣大農民在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改天換地的時候，他們還不知道“大寨”在那里。那時還沒有“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他們就像“愚公”一樣，年復一年，百折不回的治理著正定縣的農田、土地。也可能不知道何年何月能夠把山搬走，治理好自己祖祖輩輩生活的那一片天地。這絲毫不影響他們每天揮汗如雨，“挖山不止”。因此，就不存在他們的干，是為了博得“農業學大寨”那頂“桂冠”。應該說，“大寨精神”本來就是中國農民中蘊藏著的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大寨的農民有，正定縣的農民也有。能否把那種精神挖掘出來，轉化為改造大自然的物質力量，主要看那里的共產黨的領導，這毋庸置疑。

　　“拔瓜事件”之后，正定縣雖然是“高產縣”，媒體斷言仍然是個“窮縣”。由于“高產”沒有使得全縣農民富裕起來，在幾年及多年后還常常在媒體上被奚落，被譏諷為“高產窮縣”。“高產窮縣”甚至成了正定縣的招牌，代名詞。那是多么尷尬、難堪的事！

　　如果沒有那個時期億萬農民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靠集體的力量，只靠農民的兩只手，簡單的農具，單打獨斗，不可能打下農田基本建設的基礎；也不可能有糧食產量的成倍提高。這決不是靠信口雌黃所能夠改變與抹殺的。倘使那樣，農民難道就能夠富起來么？

　　沒有糧食畝產量的提高，怎么可能有后來的廢除糧票！所謂的“廢除糧票”，難道不是前人種樹，后人“摘桃”嗎？“摘桃”的罵“種樹”的、澆水的、施肥的，精心呵護的，責怪他們為什么不讓桃子早熟，讓他們早早地享用。他們在責備那些種樹、澆水、施肥的人們的時候，就那么心安理得么？他們的“感恩”之心那里去了？

　　說“全面砍光”的那些人，真是吃飽了撐的，才憋出了那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胡話、瞎話。

　　在糧食沒有過關，國家沒有錢進口糧食，在遭受經濟封鎖，甚至有錢也買不來的年月，農民自不必說，城里的人們吃的糧食靠誰生產？靠農民那有限而貧瘠的土地，舍此難道誰還有別的高招嗎？

　　在一個極其落后的農業國，要發展工業，靠什么？不要忘記，那是用農民生產的農產品，包括糧食，去換取寶貴的外匯，再去國外換取工業產品。在一定意義上說，沒有農業的發展，沒有集體農業提供的積累、勞動力，就沒有中國輕重工業的發展。

　　在缺糧的年代，追求和爭取糧食高產，有什么過錯嗎？帶頭率先達到和超過了中央制定的農業發展綱要，實現了“高產”的正定縣，到底是該褒，還是該貶？是非到底在那里？

　　這本來是個是非清晰的問題，時間過去不過幾年，是非怎么就被顛倒了過來？“溫差”怎么就那么的大？人們的認識的跳躍性怎么會那么大？有人，采取的顯然是機會主義的態度。這，不是共產黨人應有的作風和品德。

　　對于為實現糧食高產而付出的正定縣，坊間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調侃調侃也就罷了。“雞蛋里面挑骨頭”本來就是某些人的“強項”，他們的存在本也不足為奇。一些所謂的學者、號稱為“人民”發聲的公眾媒體為什么也跟著起哄，那么挖苦，那么不厚道？難道他們也失去判斷力了么？正定縣的干部、群眾是招誰惹誰了？沒有！

　　正定縣這個先進典型的遭遇是偶然的嗎？

　　正定縣的各級干部群眾，在國家計劃的指導下，積極的投身于農業生產，是本分。有些事的發生，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有的事的發生，本不是因為他們犯了什么錯，不一定非要招惹誰。而是應了那句“樹欲靜而風不止”。或許就是“樹大招風”，有人需要拿“典型”開刀、祭旗達到別的什么目的。這，不只是正定縣這個先進“典型”的命運。“拔瓜事件”不過是為某些人否定正定縣這面“農業學大寨”中的先進縣提供了一個契機。它的真實與否，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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