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作為一個農業縣，縣委、縣政府是不是如《人民日報》評論員說的那樣：“長期以來只準‘單打一’的經營”，使得如發生“拔瓜事件”的南莊那樣的“高產隊”成為“窮隊”？縣也成了著名的“高產窮縣”？

　　民以食為天。沒有糧食，不僅事關民生，事關國家工業，特別是輕工業的發展，而且事關政權穩定，是政治上的大問題。因此，中央把農業放在“基礎”的地位，號召全黨“大辦農業”、“大辦糧食”。把農業中的糧食生產放在重中之重，“綱”的位置上，不敢放松。不能不說反映了當時糧食生產的嚴峻性和解決糧食生產的決心和意志。

　　“以糧為綱”還有后話，即“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如果說糧食生產是“綱”，那么，糧食之外的“農林牧副漁”就是“目”。所謂的“單打一”，就是糧食生產之外的“農林牧副漁”各業全部被砍光。這可能嗎？是事實嗎？每個人只要看一看，想一想，自己身上穿的，嘴里吃的，蓋房用的等等，那樣不是出自農民，出自大田？只要是正常人，不要多少學問，就不難判斷，那種論調純屬合著眼的臆想、臆斷！

　　正定縣縣委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級黨委，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與黨的大政方針“對著干”。歷屆縣委、縣政府抓糧食生產不放松，糧食畝產量比解放初期成倍的翻，此功也？過也？國人難道失去判斷力了么？

　　有“綱”就有“目”。所謂的“全面砍光”，好像是只要“綱”,不要“目”。沒有了“目”還有“綱”么？看來，那些自稱為文人的人是不懂得綱與目的關系，不懂得否定了其中的一個，也就否定了其中的另一個。還是以“不懂”掩蓋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無法解釋糧食生產之所以取得歷史性重大突破的原因，只能靠胡編亂造理由以自圓其說。

　　經過近三十年的奮斗，正定縣實現了糧食穩產高產，基本過關。歷史的看，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這難道不是共產黨領導下創作的歷史奇跡？

　　在還來不及高興的時候，新的奇談怪論、流言又出籠了。“以糧為綱”，就是“全面砍光”，就是“單打一”。為解決糧食而努力的人們被冠以“極左”，被否定的一干二凈。他們到底是些什么人？想干什么？

　　說那種話的人，決不是那些辛辛苦苦用自己的雙手實現了糧食高產的人，也不可能是那些能夠吃飽飯而還有良心的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實現了糧食高產的農民，他們在辛辛苦苦結出豐碩成果的同時，難道就是為了讓那些無良的人給自己扣上一個“極左”路線執行者帽子嗎？農民再愚，還沒有愚到那個地步！

　　“單打一”、“全面砍光”之類，究竟出自何時，哪位“高人”之口？這么高度的概括，這碩大的“發明權”，至今也沒有看到誰認領，也已經難以求證出處，卻在各媒體肆意鼓騷。

　　那些明顯地悖于事實的言論，純屬于睜著眼說瞎話，應該列入流言之類。這個“功”，沒人“爭”。

　　炮制“拔瓜事件”，矛頭難道僅僅是正定縣縣委、縣政府嗎？不，決不！

　　縣委、縣政府是執行上級黨委、政府部署的機構。他們沒有制定政策的權力。

　　借“拔瓜事件”，矛頭指向縣委，不過是借題發揮，甚至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由點及面，否定正定縣這面農業戰線上的紅旗，繼而歪曲、否定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在當時提出的農業“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指導方針。否定農業戰線，特別是在糧食生產方面在解放后三十年中取得的偉大成就。或許還不只是這個。是在借助“自主權”而否定“集體經濟”，否定新中國農業的根基。

　　當糧食生產、棉花生產上不去的時候，甚至遇到挫折，走了彎路的時候，他們是責任的承擔者，甚至挨批、挨罰、做檢查。當他們殫精竭慮，好不容易打牢了農業生產的基礎，把糧食生產、棉花生產抓上去了，農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的時候，什么“以糧為綱，全面砍光”啦、“單打一”啦，“高產窮縣”啦，一句句非難糧食生產的流言蜚語就開始指向了他們。看來，他們無論怎么做，“躺著都中槍”！

　　而這次向他們大興問罪之師的居然是國家最權威的媒體。是那些媒體人對那些流言蜚語的真實性失去判斷力了嗎？

　　不，流言蜚語可資利用，當然可以“拿來”為我所用。沒有可用的，就不顧媒體人的職業道德和做人的良心，更談不上共產黨的黨性。編造一個如“拔瓜事件”，硬是強加在他們頭上。從這個意義上說，“拔瓜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

　　不能低估他們的智商和政商。焉知不是在為歷史虛無主義制造輿論！或許還另有原因，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那種陰暗的心理，他們的“底牌”，怎么能亮出來示人？

　　一個縣、一個隊，種什么，不種什么，是不是“單打一”，不必具備什么思想水平，認識能力。只要在農村生活過，只要會走路，能走路，眼不瞎，到農村大田里轉一遭，很容易做出獨立的、否定判斷。

　　在《人民日報》評論員那里，好像正定縣及其轄下的南莊生產隊就知道種能夠“高產”的糧食作物，不知道種別的，沒有種別的。唯此，才可以稱為“單打一”，才是“全面砍光”，才是“極左”的證據和表現。否則，“極左”那頂帽子只能自己收回戴在自己的頭上，或者還不夠。

　　“集體化”之后的生產隊，是最基層的，也是農業生產一線的生產單位。是“獨立組織生產”、具有“獨立核算”、“自主分配”等自主權。不可能像“合作化”之前的土地私有制時期那樣，農民個人對屬于自己的土地具有完全的“支配權”，當然，包括經營權。

　　事實上，在解放前的那種農業“體制”下，在農民對土地具有完全“自主權”的“體制”下，并沒有解決廣大農民的吃飯問題，更沒有讓廣大農民富裕起來。甚至說不上農業有什么發展。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實踐檢驗了兩千多年的“私有制”，難道還沒有結論么？“集體化”才“檢驗”了20年，就能得出結論么？

　　毫無疑問，生產隊作為“計劃經濟”鏈條上的“終端”，國家農業“計劃”的各項指標的完成，都要落實到生產隊，要取決于生產隊對“計劃”的完成、執行情況。特別是在農業發展極度不平衡的農村，有的承擔的計劃“指標”可能要多些，有的可能要少些。有的適合種糧食作物，有的適合種經濟作物。有的村人均土地多一點，有的村人均土地少一點。有的村，有的隊，由于種種不同的原因，甚至還需要國家的補貼和救濟。那樣貧窮、貧困的生產隊、生產大隊，在那個年代也不可能成為時代的光輝榜樣，農民的方向。

　　就基層黨員干部而言，誰愿意辛辛苦苦地犯“極左”那樣的路線錯誤而做檢查，甚至挨批判？如果說生產隊種什么，不種什么，多種什么，少種什么具有完全的“自主權”。那么，國家下達給縣里的“統購”指標怎么完成？完不成糧食征購任務，影響國家的工業發展且不說，影響了市民吃飯，找誰算賬？找生產隊嗎？找農民嗎？追究下來，縣委、縣政府難辭其咎。到那時，媒體又該以什么為題報道正定縣的不能完成國家計劃呢？該給縣委、縣政府扣上個什么帽子呢？恐怕就不是“極左”，而是要“插白旗”的“右傾”了。

　　怎樣才能夠讓縣委、縣政府既不“極左”，也不“右傾”，而是“中庸”。媒體、記者有什么好辦法，好主意？該他們露一手的時候，卻留一手，看著別人犯“錯誤”。不管犯什么錯誤，他們都能夠寫出花樣來去邀功。某些媒體人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他們的“身段”很“柔軟”，什么時候都少不了那種人，而且他們繼續存在著。

　　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從國務院，到縣，都設有“計委”。對于農作物的種植，種多少糧食作物，種多少經濟作物，縣、社必須根據上級下達的征購的指標和本縣的土地、人口等情況，合理計劃，層層分解，如同時下的“責任制”，向生產隊下達種植計劃。

　　具體到正定縣，具體到南莊，下達多少“指標”，哪怕是個大概比例，才不被認定為“極左”？國家好像也沒有個“劃道”，更沒有為各縣“量身定做”，制訂出一個具體標準。恐怕再高明的思想家、政治家也難給劃個杠，也劃不出“極左”與“右傾”之間的那道杠到底應該劃在那里。因此，在中央歷來關于反對“極左”或者反“右傾”的文件中就沒有那類的規定。而炮制“拔瓜事件”的人們不顧事實，“信口雌黃”，把本來就不存在的“單打一”，上升到“極左”的高度。“單打一”與“極左”之間有必然的聯系么？

　　只有不了解農村和農民的官老爺、文少爺才想象的出的一個個“莫須有”的罪狀。只有這樣，才能夠需要說你是“極左”的時候，你就是“極左”。不需要理由，更不要爭論。話語權在誰的手里，誰說了算。這雖然不是“真理”，也不用“實踐檢驗”，也無法用“實踐檢驗”，卻是擺在人們面前的事實。關于正定縣的“高產窮縣”和“拔瓜事件”，《人民日報》上的評論員等就是如此。像“拔瓜事件”，本來沒有發生，為了政治需要，不是也被刻意編造出來了嗎!一些人想那么做，就那么做了，而且臉不紅心不跳，做的轟轟烈烈，那是何等“硬”的功夫！

　　不過，《新華社》的記者，《人民日報》的評論員可能不知道正定縣的大田里除了糧食作物，到底還種了些什么，種了多少。

　　不管是南莊生產隊在事實上是種了6畝西瓜，還是按照他們的說法種了三十多畝，只要承認“拔瓜”拔的是種在棉花地里瓜，就說明，他們知道南莊大隊在種糧食之外，起碼還種了幾十畝經濟作物——棉花。承認南莊種了“棉花”，不就是對“單打一”的否定么？種了多少，不必計較。說南莊“單打一”，這不是明擺著自打嘴巴，睜著眼說瞎話嗎？

　　事實上，只要了解農村，了解農業，只要了解農民生活的人，那類流言就會不攻自破。一個縣一個公社，要“單打一”，要“全面砍光”那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因為那樣做本身就違反農民的意愿。硬說正定縣及其轄下的公社、生產隊是“單打一”經營，而且還非要扣上一頂“極左”的帽子，那就不是有點難，而是根本不可能。

　　查，1979年，正定縣種經濟作150259畝，其中棉花126427畝，花生20144畝，芝麻676畝，還有煙葉、麻類等。具體到有的生產隊，因生產條件不同，未必均攤。有的，未必不是生產隊自主決定的。

　　即使是糧食作物，也不是“單打一”。小麥、玉米、谷子等屬于主要的征購糧。國家的重要儲備糧。小麥種植307964畝，秋糧種植面積337809畝，其中玉米175270畝，稻谷37047畝，谷子17306畝，薯類81110畝，高粱16561畝，大豆5396畝。像谷子等，當時并不是高產作物。但是，農民有喝小米粥的生活習慣，是農村婦女坐月子不可或缺的營養品。特別是生產隊喂養的大牲口，它的重要飼料就是“干草”，即谷子的秸稈。即使是不為人，為大牲口計，也需要種幾畝谷子。它們，畢竟是生產隊不可或缺的最為強壯的勞動力。

　　至于那年南莊生產隊并非“單打一”，只種了糧食。而且至少還種了棉花。所謂的“拔瓜事件”，就發生在棉花地里。僅此，就足以打“單打一”的臉。

　　棉花之外，是不是還種了什么別的，筆者沒有調查，不敢妄加猜測。不過，根據我在農村的經歷，我隊的種植情況，不會只種兩種作物。因為，在那個年代，農民的許多生活需求，不是到市場上去買，而是從生產隊分。如儲存的大白菜，腌制的大白蘿卜等及季節性蔬菜之類，都是從生產隊分，有的年頭甚至每人也分幾個西瓜。雖然年終都會在分紅后扣除，作價要比集市上便宜許多，甚至都是象征性的。如，一斤大白菜，也只合幾厘錢一斤。在市場上沒有那個價格。

　　“單打一”，不是農民創造出的概念。農民的頭腦中不會憑空想象出那樣的概念。因為他們的種植具有“多樣性”。

　　正定縣在實現了糧食“高產”之后，就在日理萬機的周總理心里掛了號。據《正定縣大事記1949——1983》記載，在1973年3月20日至26日召開的“農業學大寨現場會和勞模大會”上，傳達了周總理在全國棉花生產會議上的指示。周總理談到正定縣時說：“正定縣只要糧食千斤縣，不問棉花怎么辦。應該既要糧食千斤縣，又要棉花更好辦”。

　　當時正定縣棉花的畝產量，畝產量不高，而且不穩定。正是在周總理的關懷下，正定縣的糧食生產穩步發展，棉花生產也逐漸上去了。從周總理的殷殷希望中，看到的是中央對糧食生產、棉花生產的高度重視。這是當時關系到國計民生的農產品。

　　正定縣的人們，如果僅僅為了滿足自身吃飯穿衣的需要，他們完全可以少種糧食多種棉花或者更高附加值的作物。其實糧食即使畝產千斤，值不了百元。可以說夠吃。正定縣50多萬畝耕地，43萬人口，即使畝產千斤，人吃之外，還需要留足種子、飼料，需要上繳“愛國糧”，那需要種多少畝糧食作物才能夠滿足需要？那些記者沒有為正定縣算清楚。

　　即使不是“單打一”，農民就能夠富起來嗎？

　　回答仍然是否定的。因為那年頭，即使多種經濟作物如棉花，農民也同樣也不能富起來。

　　如果具備棉花的種植常識，就知道，棉花屬于一年生的作物。而棉花在當年的產量并不高。正定縣的棉花產量一直在百斤之下徘徊，有的年頭甚至年畝產不過幾十斤。按照當時棉花的收購價格，每斤不過一元上下。國家統購統銷的價格長期在１８００元／噸。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每人每年半斤棉花票，應該知道那半斤棉花需要多少錢買。當然，買的棉花也不是最好的，一般說不過是“三類棉”。比起農民從生產隊分的白棉花，彈出來的棉絮，相差甚遠。在正定縣，每畝棉花的收入，有時甚至還不如糧食高。

　　因此，把正定縣的貧窮歸罪為“單打一”是不了解農業的人們的主觀臆造。

　　正定縣不能只為自己算，還必須為國家算，為那些吃商品糧的人們供應糧食和棉花、布票。甚至還要考慮到還有小崗村那樣的“階級弟兄”在張著嘴，等著吃“救濟糧”活命。那時上繳的糧食叫做“愛國糧”，棉花叫做“愛國棉”。因此，縣里、社里、隊里都必須按照計劃種植，以滿足國家的需要，并以此為榮，他們那里想過那是“極左”！“高產”了，還被戴上“極左”的大帽子！天下還有沒有“公理”？

　　再說，“計劃”是國家定的，征購指標也不是正定縣縣委、縣政府想定多少就定多少。國家不減少征購，所謂的“自主權”下放，在許多時候，下放的空間并不大。這能怪縣委、縣政府嗎？即使是縣委、縣政府想多為國家做一點貢獻，想多交一點“愛國糧”，到底是應該鼓勵，還是應該鞭笞、甚至不惜給他們戴上一頂“極左”的大帽子嗎？那些人到底想干什么？

　　《人民日報》及其評論員，不明就里，矛頭卻指向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在一線的縣、社領導者，抹殺他們在糧食生產過程中對國家、對人民的積極貢獻，還非把他們在全國范圍內搞臭，到底為什么，是何居心？沒有必要懷著善意去揣測他們。

　　當人民公社、生產隊解散之后，所謂的“自主權”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即使還有“單打一”的農戶，也是此“單打一”非彼“單打一”。概念上可以是一個，內涵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即使仍然是“貧困縣”，哪怕仍然是“高產”，已今非昔比，已經非但不是“極左”，而是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還要美其名曰，要通過“改革”解決。

　　事實證明，所謂的“單打一”、“全面砍光”之類不察事實的胡說八道，完全是文人的杜撰。因此而“發明”的“極左”那頂帽子就不應該扣在正定縣的黨員、干部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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