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點檢（相當于今天的衛戍區司令）趙匡胤在陳橋驛（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發動兵變，建立宋朝，到公元1279年大臣陸秀夫抱著幼帝趙昺崖山跳海殉國為止，宋朝享國約320年。

　　宋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非常特別的朝代。

　　在中國歷史上大統一的王朝中，宋朝版圖最小，然而，宋朝的GDP卻又是歷代封建王朝不能望其項背。宋朝科技領先于世，“四大發明”中的三樣（指南針、印刷術、火藥）產生于宋朝，“四大發明”在宋朝都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并促進了宋朝商貿的空前發達，而宋朝卻又因國家財政的入不敷出而不得不推行慶歷新政和變法。宋朝建立的軍隊數量之多為歷代封建王朝望塵莫及，然而，宋朝的軍隊又是歷朝歷代戰斗力最弱的，除了立國之初打過幾場像樣的勝仗，爾后就基本上是屢戰屢敗，沒有贏過。宋朝跟漢朝一樣分為兩段，漢朝分西漢與東漢，宋朝分北宋與南宋。但是，在文化上，卻又大不相同，西漢文化與東漢文化區別很大，而北宋文化與南宋文化卻是一樣的。

　　兩宋覆亡都很突然，縱是讀宋史，也對兩宋的覆亡有種種猝不及防的感覺。

　　然而，歷史又從來都是嚴肅的，它所作出的每一項決定，都有它的道理，及歷史規律。

　　歷史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為，歷史老人的所有收藏都不會以后人的好惡而更改。這也為我們研究歷史提供了根本遵循：這便是走進歷史，縱觀歷史，以事究史，知史而明理。

　　一切熱愛歷史的人都很難不被宋史所吸引。都會情不自禁地走進宋史，縱觀宋史，探求宋史。也就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會發現這么三件糊涂事，導致了宋朝的覆亡。即茍安政治；金錢外交和奴化文化。

　　二

　　宋朝政治上的茍安思想實屬罕見。雖然我國的歷朝歷代都有茍安思想，但像宋朝那么茍安得離譜的卻是沒有過。宋朝的茍安思想，是從一開始就有的，也滲進到了宋朝政權的骨子里面。

　　宋朝的政治制度設計特別注重一個“防”字，防謀逆，保皇權。這么設計，既有對前朝覆亡教訓的吸取，也有對自身政權合法性的考量。

　　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登上皇位本來就是謀逆篡位；宋太宗趙光義的繼位也是留下了“燭影斧聲”千古之迷。這些，應該對皇帝設計宋朝的政治制度都有影響。

　　當然，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宋太祖看到了安史之亂的根本原因不是禍起蕭墻，而是官權膨脹擺脫了對皇權的控制。

　　宋太祖認為，藩鎮之所以能夠與皇權對抗，主要是他們“既有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于是，宋太祖在建國之初，便同時展開了對藩鎮和節度使的針對性控制。手段主要是稍奪其權、制其錢谷、 收其兵權。

　　這樣一來，先朝權力熏天的節度使在宋朝只相當于知州，宋朝的藩鎮也沒有了地方稅收，都只能依靠中央財政。

　　在宋朝，官權確實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央集權得到了空前加強。對此，我們也可以從《水滸傳》中窺見端倪。水滸傳中那么多官僚，沒有一個有能力像安?山那樣造皇帝的反，逼得沒辦法了，也只能上梁山。

　　宋朝不但強化了皇權對官權的控制，也強化了皇權對兵權的控制。對于兵權的設計，宋朝堪稱歷史一“絕”。

　　“可以為百代之利者，唯養兵也”，這是宋太祖的名言。從士兵到殿前都點檢，又從殿前都點檢登上皇帝寶座的宋太祖趙匡胤太知道軍權的重要了。為了把兵權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宋太祖可謂殫精竭慮，煞費苦心。

　　比如軍隊平時管理訓練上的“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比如禁衛軍隊指揮上的“三衙統領”。比如軍隊調動上的“樞密使”負責，領兵權與調兵權分離等等。坊間“杯酒釋兵權”的段子，說宋太祖巧計奪走了把他送上王位、跟他一道起家的石守信、王審琦等開國將軍的兵權，也不是捕風捉影。

　　如此這般操作，對于穩定國家政權自然有好處，也是一種開創性的改革。問題是這番操作的指導思想并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保皇位。

　　宋太宗繼位后，又進一步對宋太祖設計的制度框架進行了完善。

　　于是，宋朝這個擁有歷朝歷代都沒有過的龐大軍隊的朝代，其軍隊卻又是最不中用的。除了宋太祖親自帶兵征戰天下的時期打過一些漂亮仗之外，就基本上找不到宋軍的戰績了。

　　因為軍隊的指導思想是保皇權皇室，國家次之。于是，宋朝龐大的軍隊主要部署在宋京開封。史稱“舉天下之兵宿于京師”。而京都實際上是無險可守的四戰之地，可駐軍卻超過了全國軍隊的一半以上。這一部署可謂是古代版的“攘外必先安內”。

　　這樣一來，軍隊再多，也沒法實施對邊境的有力保衛。加上宋朝對將領的管理實施的是“將從中馭”，即戰時由皇帝繪制作戰決心圖交給前線將領，前線將領按皇帝的畫的圖打仗，既延誤戰機又瞎指揮，加上軍隊平時管理訓練的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宋軍每次作戰基本上都是吃敗仗就在所必然了。

　　也是由于政治上的茍安思想，軍隊吃了敗仗在廟堂眼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重要的是茍安就行。于是，便有了“澶淵之盟”。

　　咸平二年（999年），遼承天皇太后，遼圣宗耶律隆緒率兵南下，宋將傅潛率大軍駐定州（今河北定縣），依城消極固守。次年正月，遼兵在瀛洲（今河北河間）大敗宋軍，生擒宋將康保裔。咸平六年，望都之戰，宋將王繼忠兵敗降遼。景德元年（1004年），遼承天皇太后，圣宗又以收復瓦橋關（今河北雄縣舊南關）以南地區為名，發兵南下，一路回避不少城市的攻堅戰，直趨黃河邊的澶洲（今河南濮陽附近），對宋都開封構成嚴重威脅。

　　面對敵軍兵臨城下的嚴重戰事，宋朝大臣王欽若主張放棄開封，遷都昇州（今江蘇南京）；宋朝的另一大臣陳堯叟主張遷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只有新宰相寇準等少數人反對逃跑，力請宋真宗趙恒前往澶洲前線督戰。大將楊嗣和楊延期（楊業之子，后改名延昭）、楊延朗也上疏，建議“飭諸軍，扼其要路，眾可殲焉，即幽，易數州可襲而取”。這一主張雖沒有被宋真宗采納，但也給宋真宗打了一針“雞血”，宋真宗御駕親征了。

　　雖然宋軍兵不知將，但知道皇帝。宋真宗進入澶洲后，宋軍士氣大振，還射殺了遼南京統軍史蕭撻覽。遼、宋兩軍進入相持。

　　本來，戰爭的走向對宋軍變得越來越有利了，對勞師遠征的遼軍變得越來越沒利了。但宋朝的茍安政治想的是如何求和，讓遼軍快點撤走。而遼軍南侵既定的方針又是以軍事威脅和政治訛詐搶奪財物為目的。這樣，宋、遼雙方便坐到了談判桌前。雙方經過討價還價，最后達成協議，概括起來有三點：

　　其一，宋遼兩國化干戈為玉帛，以白溝河為界，雙方撤兵，結成兄弟國。遼帝稱宋帝為兄，宋帝稱遼帝為弟。用今天的外交語言來說，就是兩國“互相尊重”，“結成戰略伙伴關系”，面子功夫做足給宋朝的老百姓看。

　　其二，大宋每年向遼國提供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體現了宋朝是負責任的國家。

　　其三，雙方不得在邊境創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后凡有越界盜賊逃犯，彼此不得停匿，雙方于邊境設置榷場，開展互市貿易。用今天的外交語言就是“開展國際追逃合作，深化互信共贏”。

　　值得一提的是，澶洲之盟后，王欽若轉而在宋真宗面前攻擊寇準，宋真宗罷免了寇準，由王旦接任相位。至此，北宋再無主戰人。

　　澶淵之盟以前，中國歷史上民族間帶有屈辱色彩的求和妥協方式一般是“和親”，而澶淵之盟則開啟了后患無窮的經濟“輸貢模式”。

　　與此同時，伴隨澶淵之盟的是大宋王朝公然放棄了燕云十六州的主權，承認了大遼對這個重要地區的占領與統治，讓國家統一進程整整延誤了400年，直到400年后的朱元璋才收回失地，完成國家大統一。

　　三

　　“澶淵之盟”不但是宋朝的重大外交事件，也是宋朝的一個轉折點；不但影響了宋朝的歷史走向，也對后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種廣泛的影響概要地講，就是開了金錢外交或曰利益外交的先河。

　　應該說，“澶淵之盟”最先讓宋朝的廟堂之上嘗到了花錢買平安的甜頭，而且還贏了面子。不就是每年給遼10萬兩銀子，20萬匹絹么，灑灑水啦，何況還有“宋帝稱兄，遼帝稱弟”之明文規定，加上盟約的簽訂者宋真宗駕崩時，遼圣宗還“集蕃漢大臣舉哀，后妃以下皆為沾涕”，宋朝廟堂認為這錢花得太值了。

　　當下很多人談到“澶淵之盟”的時候，也大唱贊歌，說是“理性外交”，贏得了和平發展環境什么的。

　　就宋朝的經濟實力來看，花這點錢確實既沒有傷筋，也沒有動骨。還買個和平。而且，宋朝的制造業、工商業等等都世界領先，花出去的錢還會通過國際貿易賺回來。對于不差錢的宋朝來說，經濟帳確實合算。

　　根據宋末元初史學家馬端臨的專著《文獻通考》記載，北宋中后的國家稅收為7000萬貫到8000萬貫。最高稅收峰值達到1億6000萬貫。即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國家稅收也達到了1億貫。一貫約等于0.7白銀，保守估計，宋朝的稅收平均每年也有6000萬兩白銀。

　　也許你還不知道這個數字有多牛，那好，我們來作些對比——

　　明隆慶5年（1571年）國家歲入白銀250萬兩。張居正改革之后的萬歷28年（1600年），歲入400萬兩。

　　明末天下大亂，在后金和農民起義的兩面夾擊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餉加派”，結果弄得民怨沸騰，烽煙四起。而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給國家帶來的稅收也不過每年1000萬兩左右。

　　也就是說，明朝一年的財政總收入最多時也不過1500萬兩白銀左右，僅僅是北宋稅收峰值時的1/10，南宋的1/6，盡管這時已經是南宋滅亡的300多年之后，盡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于宋朝。

　　清朝的財政狀況比明朝要好一些，國家初定的順治7年（1650）歲入1485萬兩。咸豐年間（1850前后），歲入約為3000-4000萬兩。數量仍然遠遠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時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3億，估計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

　　宋朝不但農業發達，工商業和科學技術也是當時全球翹楚，還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

　　熙寧10年（1077）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占30%，工商稅4911萬貫，占70%。

　　宋朝工商稅這個數字究竟有多大，我們也可以比較一下——

　　明朝著名的財迷皇帝明神宗（萬歷）以“礦稅”的名目，用殺雞取卵的方式壓榨工商業者，8年間總共搜刮到了200萬兩白銀，不足宋朝的一個零頭。

　　宋朝工商稅這個數字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開始向工業社會悄悄邁進了。

　　對此，我們還可以從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窺探到宋朝的經濟盛況：商鋪林立，建筑豪華，人流如織，衣著華麗。

　　直到宋亡600年后的清朝末年，工商業收入才再一次超過了農業稅。

　　宋朝朝廷很有錢，社會也同樣很有錢。在“水滸傳”中，林沖這么一個禁軍的中級軍官就可以拿出1000貫錢去買一把刀。一個賣炊餅的半殘疾人武大郞住的也是小二樓別墅。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齋志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百金”在當時就已經是一戶中人之產了。

　　像司馬光這樣的人對當時社會的富足都有些不適應，抱怨道：世風日下，凡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絲制的鞋子。

　　1275年，當來自西方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馬可.波羅來到南宋的京都杭州的時候，立即被眼前的繁華驚得瞠目結舌。他在《馬可.波羅游記》里寫道：杭州民宅雕梁畫棟，百姓穿的是綾羅綢緞，再窮的人也有肉吃，街上美女如云，穿金戴銀，花枝招展……

　　而馬可.波羅看到的還是經過了十數年宋蒙戰爭破壞的杭州。可見宋朝當時的經濟領先世界很多。

　　宋朝第一次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和“會子”，還有世界上最早的銀行：錢莊。這是宋朝商貿的極其發達的標志。

　　宋朝最大的遠洋海船長達30多丈，寬7丈5，深9丈，可載5000石貨物或600人，按今天的噸位已是200多噸。宋瓷器、絲綢、茶葉等等，行銷全球。

　　歷史之所以關注“澶淵之盟”開啟的金錢外交，利益外交，是因為并不在金錢、利益本身，而在于它的隱患。

　　開了這個頭，往后但凡有事，宋朝廟堂之上就用錢來擺平。慢慢地，外交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成了宋朝的國家信條。

　　比如，出使宋朝成了遼國大臣的香餑餑，每次都會收到宋朝的“饋贈”，許多人因此發了財。有位姓蕭的遼大臣看到遼金戰事吃緊，便把把接受宋朝的饋贈捐獻出來，以助遼國軍餉之不足。一個遼國大臣從宋朝所得財物居然可助國家軍餉以一臂之力，可見宋朝為了茍安花掉了多少錢！

　　后來，宋朝對西夏、對金也是一樣，破財消災。

　　公元1110年起，遼國治下的金人起義，勢同烈火，遼國岌岌可危。這時，金人專程訪宋，提出要和北宋聯合滅了遼國，好處就是燕云十六州。

　　北宋看到遼朝已經油盡燈枯，沒有什么利好了，于是，北宋立即撕毀與遼國的盟約，轉而聯金滅遼。因為，聯金滅遼劃算。

　　此事氣得來宋的遼使當庭破口大罵：“遼宋兩國，和好百年，盟約誓書，一一俱在。爾能欺國，不能欺天！”最后，遼使當庭哭了。因為，遼使這時已經知道，自己的“大哥”變了，變得很勢利了，變得不認識了，變得不能回頭了。

　　國家重利輕義必然導致社會道德滑坡，丑惡現象頻出，各種矛盾增多。于是，便有了宋朝的宰相高俅要霸占一個下級軍官林沖的妻子這樣的糗事。也有了方臘、宋江的起義等等。宋朝廟堂開始忙于全國各地“撲火”。

　　更要命的是，本來是說好宋、金共同出兵滅遼的，結果宋朝派不出兵。

　　方臘的起義軍勢如破竹啊，宋朝廟堂決策者只得急忙命令派聯金伐遼的十五萬禁軍和西北邊兵，改道日夜兼程南下，鎮壓方臘起義。

　　但這些，對于金這個局外人，不理解呀，加上北宋對遼的表現，金對北宋的印象是背信棄義，殺北宋的心都有了。

　　這樣一來，北宋不但背叛了遼，也與金結下了“梁子”。而且，北宋國內也是矛盾堆積得越來越多。

　　于是，等金國把平遼之事搞掂，反手便給北宋來了個“靖康之恥”。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軍殺入開封，俘虜徽、欽二帝后后妃、皇子、宗室貴戚等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寶璽、輿服、法物、禮器、渾天儀等也被搜羅一空，所謂北宋滅亡，即指此事。

　　其實，金朝本意只是搶東西，沒有想過要滅掉宋，他們只是沒想到宋朝這么不堪一擊。弄得金將完顏宗望和完顏宗翰這哥倆把北宋能拿的都拿走（包括徽、欽二帝）后反倒不知所措了。因為，金朝的目的是讓宋朝為自己輸送GDP，而不是滅了宋。

　　如果金的目的是要滅掉宋朝，以完顏宗望和完顏宗翰哥倆的戰斗力，在擒獲徽、欽二帝后，一鼓作氣，滅掉群龍無首的北宋那點殘留是輕而易舉的事，那還會給其喘氣坐大建立南宋的機會。

　　他們哥倆沒這么做，而是慌忙冊立北宋宰相張邦昌為楚帝，企圖建立一個完全聽命于他們女真族的傀儡政權。無奈這個張邦昌是扶不上墻的稀牛屎，金軍一走，張邦昌因沒有能力服眾又乖乖地把皇位交給了趙家宗室康王趙構。

　　令金人沒有料到的是，蒙元這個野蠻部落異軍突起，不但控制了草原，而且“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已是昭然若揭，并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而南宋廟堂見之，又倒戈了：聯蒙滅金。

　　于是金國使者又像當年的遼國使者一樣，當庭責問南宋的決策者：“金宋是戰略同盟，堅持睦鄰友好，尊重彼此主權和利益關切，幾十年的兄弟關系……”

　　歷史在相同的條件下真的會驚人地相似重復出現。北宋晚年的那一幕又在南宋徹頭徹尾地上演了一次。

　　現在網上有種論調，說什么南宋頂住了強悍的蒙古軍隊40多年的進攻，完全是胡說八道。真實的歷史是南宋幫蒙古人滅了金朝之后，彼此還進入了一段蜜月期。

　　南宋與蒙古人交惡的原因是南宋反悔了，認為自己得到的不夠，應該把祖宗的開封從蒙古人那里要回來。同時，過著美好生活的南宋人，壓根就看不起茹毛飲血的蒙古草莽。

　　于是，南宋又再度撕毀合約，趟過淮北偷襲蒙軍。

　　好在當時蒙古軍團全力西征，對南下真沒興趣。畢竟，往西打有草原，而江南的良田又不能放牧，屁用沒有。但南宋與蒙古的“梁子”卻結下了。等忽必烈忙完西征之后，就開始追究這事了。

　　兩軍一交手，南宋才發現這些北蠻子相當厲害，自己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對手。于是，南宋又向蒙古稱臣，劃長江為界，每年向蒙古進貢。忽必烈也消了不少氣。

　　然而，新的合約剛簽訂，忽必烈家里就出事了，急著往回趕。南宋見機，立即毀約偷襲……

　　寸有所長，尺有所短。蒙古人打仗很厲害，但頭腦卻遠沒有宋人那么復雜，簡單很多。

　　“你玩弄老子，看老子打不死你”。被南宋廟堂決策者一次次當猴耍的忽必烈就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做的。

　　本來，忽必烈要滅掉南宋并不容易，甚至還有被南宋反噬的可能。這倒不是因為南宋如何厲害，而是因為中間還有一個狠角。就像當年的楚漢相爭，中間還有一個韓信，韓信倒向誰，天下就歸誰一樣。

　　這個人就是據守山東的李璮。李璮手里的兵，比當年韓信手里的兵還要多。他名義上是蒙古的大臣，但李璮卻不上蒙古的朝。忽必烈也沒辦法，這家伙的實力實在是太強悍了。

　　李璮是個漢人，他私下里和南宋朝廷的關系也“鐵”。不過，兩面的賬他都不買。

　　忽必烈要收拾李璮，李璮也感知到了。

　　李璮知道自己要活下去，就要干掉忽必烈，但李璮沒這個實力，加上南宋就夠了。

　　于是，李璮和南宋形成了秘盟。李璮還把漣海三城獻給了南宋。

　　萬事俱備后，東風也來了，忽必烈的弟弟造反了。

　　李璮聽聞忽必烈已經出兵大漠，毫不猶豫的造反了。他士氣高昂，殺光了自己守備區的蒙古人，然后進占濟南。眼看蒙古的生死劫到了，南宋卻再次違約，根本不發兵。

　　更讓李璮想不到的是，忽必烈聽說他造反以后，連弟弟也不征討了，回頭就來打他，而南宋在旁邊看熱鬧……李璮死了。

　　所有的朋友都玩完了。當賈似道抬著數不清的財寶拜謁忽必烈求和時，忽必烈命人抬出蒙、宋這些年來的所有條約，對宋使說：“只要你能從中挑出一份你們兌現過的，蒙古大軍就立即全部撤回，永遠不犯南宋……”宋使啞口無言。

　　祥興二年（1279年），元軍向崖山（廣東省新會縣南海中）的宋軍發起了最后進攻，宋軍失敗，陸秀夫懷抱幼帝趙昺投海而死，南宋滅亡。

　　值得一提的是，元太祖忽必烈把南宋滅了之后，也立即想到一個問題：俺蒙古族要中原干毛？俺蒙古族一不會種莊稼又不懂農時，更不會做農具。中原大地一時之間還真的成了忽必烈的一個包袱，甚至忽必烈還有過把中原的億萬頃良田全部種草，改造成牲畜牧場的想法……這一切都說明忽必烈根本沒有想過要滅掉南宋。

　　宋朝滅亡得近乎尷尬，面對這一歷史罕見之事，有人說，兩宋死得很冤。

　　冤嗎？非也。

　　這個世界上，古往今來，誰要是喪失了道義，誰就注定要走進墳墓，只是兩宋到死的時候也沒有明白這個道理罷了。

　　四

　　宋朝覆滅的另一根本原因那便是宋朝的奴性文化。

　　宋朝文化也是一道文化奇觀，每當說道宋朝文化，人們首先想到的主是唐詩宋詞，其實，宋朝文化遠不止宋詞，宋詞充其量不過是宋朝的文藝，在宋朝的文化中占比并不是很大。宋朝的核心文化是程朱理學。

　　就宋詞來說，雖然華麗動人，但基本不能給人以方向。“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宋詞就是這樣，讓你美得找不著北，卻根本就沒有給人以方向，也就沒有扛起文化化人的使命。

　　在整個兩宋期間，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沒有國家文化認同的。而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又迫切需要文化的引領。這個時候，宋朝的士大夫階層也都看到了文化建設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就有了后來范仲淹、“三蘇”、王安石等人的籌劃，于是，才有周敦頤等理學人物的脫穎而出。

　　兩宋理學從周敦頤創立到朱熹成熟，倡導“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之人生境界和人生風骨，也取得了學術上的巨大成就，但整體上來講，卻陷入了客觀唯心主義泥潭。最后在朱熹那里，理學成了準宗教式的國家意識形態，即“三綱五常”（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五常指仁、義、禮、智、信），所有的人都被理學馴化為權威下的“奴隸”。這也是崖山之戰后十萬老百姓跟著幼帝跳海自盡的原因。

　　古今中外，凡是匍匐于權威腳下的國度，結局無一不是失敗。

　　宋朝文化的另一個更為長久的主流則是金錢文化。在宋朝，金錢就是王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發財。這也是為什么“商”在宋以前都不能進入社會主流，而到宋朝之后卻成了國之四民中的一民的原因。

　　就發財一事本身來講，并沒有什么錯。問題是錢的來路正不正當，用途合不合理。

　　而對于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宋朝不但缺乏正確引導，還長期錯誤地引導。比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就是出自宋真宗之口。宋真宗就是那個簽訂“澶淵之盟”的北宋的第三個皇帝。

　　北宋宰相呂蒙正的《寒窯賦》料想很多人都讀過，其價值導向也是升官發財。

　　可見，發財占居了宋朝朝野上下的精神世界。

　　問題的嚴重性永遠還不是這里，比發財更嚴重的是花錢的糜爛。

　　蘇東坡的朋友張生發了財。然后，張生80歲的時候娶了一位18歲的的妙齡少女。還洋洋得意地自我調侃：“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紅顏我白發。與卿顛倒本同庚，只隔中間一花甲”。而蘇東坡這樣的文化名人竟然還跟風打趣：“十八新娘八十郎，蒼蒼白發對紅妝。鴛鴦被里成雙夜，一樹梨花壓海棠”。

　　金錢把宋朝的下半身文化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縱是王安石這樣的明白人也沒法沖破，還留下了戴綠帽子不生氣，是宰相肚里能撐船的千古笑柄。

　　至于花柳詞人柳永反映出來的社會下半身文化，縱是在今天，也讓人驚掉下巴。

　　宋人掉進了錢眼里，掉得很深很深。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宋朝經濟實力很強，卻經不起巨大的奢靡消耗。加上官僚貪腐，富豪壟斷，宋朝財政開始入不敷出。《宋史.食貨志》記載：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國家財政開始出現赤字。隨后，國家財政危機日益加重，這便是范仲淹的“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的時代背景。目的都是開源節流，扭轉國家財政赤字。

　　可以說，中華漢唐的英雄主義文化在宋朝轉彎倒行了。取而代之的宋朝文化不但不能給人也方向，還導致了人的精神的匍匐，雖然也有帶來過經濟繁榮，但卻不能持久，就像喝了興奮劑的運動員不耐跑，越往后越不行一樣（我們將對此話題專門單獨闡述），無法支撐時代的發展。

　　以上這些，料想誰也否認不了是宋朝覆亡的主要原因，引人側身回望長咨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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