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揭露與道出“拔瓜事件”的真相，就不能不提到堯山壁先生，原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是他，讓我了解了“拔瓜事件”的原委。否則，恐怕到現在還仍然被蒙在鼓中，及對家父的疑惑與誤解之中。

　　作為河北省人，他關注、關心已經轟動全國的“拔瓜事件”，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也只知道與在當時輿論鬧的沸沸揚揚的《歌德與缺德》一樣，是河北省政策保守的例證。

　　“拔瓜事件”發生之后，全國的媒體一片聲討、大加批判。竟然沒有一家媒體，一個記者深入到正定縣對當事人進行實地采訪，這才使得“拔瓜事件”謬種流傳。

　　就“瓜棉間作”的科學性，也居然沒有一家省和中央級的權威農業研究機構發聲。或許是有聲而發不出。當然，也沒有人關心那些被拋到風口浪尖上的人們的榮辱與命運。

　　在“事件”發生之后的三十多年中竟沒有一篇質疑和揭露事實真相的文章，說明當時的人們，包括筆者在內，對于發生的“拔瓜事件”深信不疑。

　　有道是“紙包不住火”，假的總有一天會被戳破。終于在2010年8月之前，一個作家出于“職業原因”，借到當地開會之機，采訪了“拔瓜事件”的當事人，當時的留村公社書記（“拔瓜事件”之后任縣委辦公室主任。1983年，在縣委新領導班子任縣委常委、紀委書記。后在縣人大常委副主任崗位退休）是已知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通過采訪“拔瓜事件”的當事人而揭露“拔瓜事件”真相的作家。

　　筆者是在網上瞎撞中看到的作者2011-04-22 07:17:47，作為“百姓舊事”發表在新浪博客的《拔瓜事件》一文。看到標題的那一剎那，先是一喜，看到“鬧劇”一詞，一愣。懷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錯了。也懷疑是不是那位公社書記因為心存“成見”而表現出的情緒化。

　　這種懷疑即刻即消，急匆匆地看下去，才恍然大悟。后來通過與那位公社書記交談，確信公社書記的話是真的，堯教授的文章寫的是真的。確定《人民日報》、《新華社》、《河北日報》的那些記者是真的造假者。他們蒙蔽了他們的領導，也通過他們掌控的媒體蒙騙了國人，極大的傷害了正定縣的廣大干部。

　　關于“拔瓜事件”，相信知道內情、真情的人不會少，其中多是沒有“話語權”普通人。而寫出真相的人為什么偏偏是一個與正定縣本來沒有什么關系的學者、作家？其前自不必說，為什么其后也沒有人對真相進行調查、核實、澄清？堯教授在河北省，起碼也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啊！他的文章，竟然發表在博客上。

　　后來，通過一個朋友，才了解到，《今晚報》在2010年8月1日第9版《今日副刊》上登載了堯山壁先生的《拔瓜事件》一文。這比我在堯教授的博客上看到的要早7個多月。這也是我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所看到的唯一一篇介紹“拔瓜事件”來龍去脈的文章。《今晚報》是唯一的一家地方媒體。

　　為什么一些人“瞞天過海”，“欺下瞞上”，能夠制造出一個“拔瓜事件”？或許也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許多事，即使是假的，有人也寧可信其有，甚至樂于傳播。這，恐怕是有人熱衷于造謠，熱衷于傳謠的根本原因。因為那樣的報道、事件可以與他們產生“共鳴”，或許他們就希望那是真的。借助謠言，大做文章，是某些人的拿手好戲。這種現象，在以后，人們已經看到了不少。它雖然成事不足，起碼在擾亂人們的思想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堯先生與《河北日報》的評論員、記者及《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新華社》的記者，同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甚至同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們的差距怎么就那么的大呢？是在文化知識上可分伯仲，還是在政治、道德品質上有高下？

　　雖然堯山壁先生曾任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但是，堯先生文章所揭示的“拔瓜事件”的真相顯然沒有引起媒體，特別是《河北日報》的回應。這固然耐人尋味，或許也好理解。他們已經沒有正視堯教授和事實的勇氣。奇怪的是，也沒有看到其它媒體的轉載。他們當初的熱情那里去了？是他們健忘，已經忘記了當年自己在轟動全國的“拔瓜事件”中的推波助瀾的角色？

　　沉默，常常不必付出任何代價！沉默，常常助長惡勢力，使得正義得不到伸張。

　　對于沉默者，或許不應該多說什么。當人們成為“沉默的羔羊”的時候，社會，就已經不正常了。

　　這樣，本來堯教授、《今晚報》提供一個澄清“拔瓜事件”的契機，而就這樣，在眾多媒體的沉默中，“拔瓜事件”的真相又一次被掩藏了起來。

　　不過，《今晚報》畢竟在密不透風的輿論空間，捅了一個小窟窿。這個小窟窿，已經無人能夠補得上。從這個意義上說，筆者關于“拔瓜事件”的言論，不僅僅具有了“合理性”，更具有“合法性”。

　　堯先生的《拔瓜事件》，內涵的信息量非常大。應該說，把“拔瓜事件”的來龍去脈、政治背景等記述的清清楚楚。現，未征求堯先生的意見，把他發表在《今晚報》上的《拔瓜事件》一文附后。以這種方式表達對堯先生的尊重和敬意。　　

附：拔瓜事件

　　作者：堯山壁        發布日期： 2010-08-01 00:00

　　河北正定，千年古縣，土肥水美，向來糧棉高產，曾經是我國北方第一個過“江”縣，糧食畝產超過八百斤。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卻為一次“拔瓜”事件蒙羞。1979年8月北京釣魚臺《歌德與缺德》座談會上，“拔瓜”與“歌德”相提并論，當作河北省政策保守的例證。31年后，我來此地開會，出于職業原因，想對當事人采訪，又怕人家不來。結果出人意料，對方答應得很爽快，如約而至。

　　來人時任公社書記，被認為“拔瓜”事件的主角。此人姓武名實，形象與名字一樣雄勁，年近古稀而腰板挺直，一臉紅潤，二目有神，硬朗得像田野上一棵老棗樹。對面而坐，我這里揭人瘡疤，于心不忍，忐忑不安。他那里回顧往事，從容自若，談笑風生。原來在武實眼中，所謂“拔瓜”事件，只不過是一場鬧劇，嗤之以鼻。

　　1979年麥收剛過，武實帶領公社一班人檢查夏種夏管。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農民思想解放，釋放出壓抑已久的積極性，田野上一片欣欣向榮。走到一塊方田，他們停住了腳步，情況有些不對。兩垅棉田夾一垅瓜秧，說不清這六七畝地是棉田還是瓜田。那時提倡科學種田，間作套種。如果小麥玉米間作，可以爭取時間，“把天種長，把地種寬”。但是棉花和西瓜在一起犯克，這是常識。此時正是蚜蟲、棉蛉為害高峰期，五天打一次農藥，1605、3915都是劇毒。而此時瓜秧正在開花坐瓜，農藥殺死蚜蟲，同時也會積存在瓜內。將來毒瓜上市，必然釀成大禍。還有一層道理，棉花地除草務盡，不讓草苗爭肥。而瓜田必須有草，草長高了為瓜遮陰，避免太陽直曬，西瓜才能長好。

　　棉與瓜勢不兩立，必須拔一個留一個。事不宜遲，武實找來村干部，曉以利害。還特別叮囑，十一屆三中全會開了，問題交給群眾，發揚民主，拔瓜還是拔(棉)花，干部別表態，社員民主決定。社員大會上，生產隊長說現在科學種田，我年輕，經驗少，頭腦一熱，想套種西瓜，弄點錢花，盤子外邊找菜吃。這樣下去，就是損人利己。有的社員就念毛主席語錄：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群眾是通情達理的，不大一會兒舉手表決，達成一致意見：拔了瓜，留下(棉)花。

　　可是事情傳出去就走了樣，突出拔瓜了。北方一家媒體捕風捉影，一個記者來到現場，發現真的拔瓜了，這還了得，侵犯農民自主權，抓住就不松手。不久“拔瓜”事件見諸報端，放在重要位置，上綱到路線問題，其它媒體也一窩蜂跟進，墻倒眾人推，破鼓亂人捶，武實一下子成了眾矢之的，被人口誅筆伐。那位記者又來到農科所，動員他們參加到批判的行列。農科所說武實他們沒有錯，瓜就是該拔，不寫。武實自己寫了反駁文章，媒體壓著不發。

　　此事驚動了作家楊潤身，專程從平山來到這里。他想的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好像農民不會種地了，領導干部坐在城市辦公室里，發號施令，催耕催種，每畝地下幾斤麥種，栽多少棵山藥秧，都包辦代替了。農業學大寨，“要過江，種高粱”，不管農民愛不愛吃。命令風，瞎指揮要不得。他也想在這方面做點文章。可是實地調查，猴吃麻花滿擰。登門上戶，田間地頭，深入了解，沒有一個社員贊同媒體的觀點，誰是誰非，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這瓜就是應該拔，不拔就可能毒死人。最后他找到武實，來前想好的批評改為安慰：你沒錯，社員也沒有錯。應該放下偏見，尊重事實，錯的改正，對的堅持，這才是實事求是科學的態度。

　　楊潤身的話給武實吃了定心丸，把劈頭蓋臉的批評當作耳旁風。不管風吹浪打，一如既往地挺著腰板，奔走在田間地頭。縣委、地委了解他，支持他，不為閑言碎語所動，不久還提拔他當了縣委常委、縣紀委書記。

　　那位記者不服氣，還要找茬兒算賬。直到第二年全國棉花工作會議上，李先念副總理明確指示，棉花地里不許套種西瓜，一場風波才算平息下去。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