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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動全國的正定縣“拔瓜事件”

馮壯波 · 2022-09-25 · 來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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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生產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一個瓜棉間作、棉花地里種植的西瓜可能因為劇毒農藥的污染而引發毒瓜中毒這樣“人命關天”的大問題,幸被領導及時發現、指出,社員就自己解決、糾正了:拔瓜留花。把隱患消除在萌芽狀態,這本來是體現公社領導對人民高度負責的責任感和敏銳的觀察、判斷力和執行力。沒有放任,沒有簡單粗暴,甚至沒有影響生產,更沒有形成“事件”。

 

  當年發生在河北省正定縣的“拔瓜事件”還有幾人記得?

  1971年,正定縣糧食畝產跨長江,成為中國北方過江縣,之后糧食一直保持高產、穩產。對于缺糧,糧食生產沒有過關的中國,無疑是一個榜樣。

  僅僅過了幾年,1979年7月,因一起記者捕風捉影,編造的“拔瓜事件”,卻把正定縣拋到了風口浪尖之上。把正定縣打成全國“長期極左”、“保守”的典型。

  糧食產量,上“綱要”、“過黃河”、“跨長江”、“千斤縣”,那樣的歷史奇跡,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在號稱農業大國的中國,可有哪朝哪代創造過?那難道難道不是生產關系的變更,農業集體經濟代替個體小農經濟之后,釋放出的生產力么?那難道不是農業生產力發展、提高,其中包括“科學種田”,科學技術,水利化、機械化在農業生產中的廣泛應用取得的結果嗎?

  放眼歷史,這本來是炎黃子孫創造的,全國農民,不,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為之自豪,中華兒女應該為之驕傲。可歌可賀才是正常的心理狀態。

  高產縣所在的河北省《河北日報》中的有些人,不知道珍惜、維護轄下來之不易創造的歷史奇跡及縣、社干部、群眾用汗水換來的榮譽。他們或許就不知道農民創業的艱辛,把正定縣幾十萬黨員、干部、群眾三十年的付出,毫不心疼地毀掉,利用掌控的“喉舌”,制造事端,進行詆毀。

  他們為什么會“成功”?為什么能在全國掀起滔天巨浪,攪得周天寒徹?

  這個答案原本不難回答。為什么沒有人回答?其實不是沒有人回答,而是不同的聲音被壓制、被扼殺。關于“拔瓜事件”的報道,或許是暗合了一些人的思想,甚至政治圖謀,才一拍即合、拿一個名揚華夏的農業戰線上的先進典型開刀,把本來就不存在的“事件”,渲染成為轟動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拔瓜事件”!

  是他們把發生在一個普通生產隊幾畝地上的一個生產中的“故事”,不察緣由,無限放大、擴大,甚至“上綱上線”,讓正定縣聲名狼藉,成為千夫所指,頂著“長期極左”、“保守”的帽子,惡名遠播!

  所謂的“拔瓜事件”是如何轟動全國的?

  最早制造并捅出這一“事件”的是河北省的喉舌《河北日報》。如果說是“事出有因”也是事實。說是捕風捉影,更是千真萬確。說他們的行為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是板上釘釘。

  1979年6月20日,正是“三夏”大忙時節。留村公社組織社隊干部例行檢查夏種、夏管時,在南莊村南,發現南莊二隊有六畝棉花西瓜間作。一個社員正在用噴霧器噴灑“3911”劇毒長效農藥治棉蚜。各村支部書記、大隊長一致認為這樣種不行。建議南莊村社員討論怎么辦。結果南莊村社員自己拔掉了西瓜幼苗。這就是所謂的“拔瓜事件”的原委和真相。

  一個生產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一個瓜棉間作、棉花地里種植的西瓜可能因為劇毒農藥的污染而引發毒瓜中毒這樣“人命關天”的大問題,幸被領導及時發現、指出,社員就自己解決、糾正了:拔瓜留花。把隱患消除在萌芽狀態,這本來是體現公社領導對人民高度負責的責任感和敏銳的觀察、判斷力和執行力。沒有放任,沒有簡單粗暴,甚至沒有影響生產,更沒有形成“事件”。

  畢竟是正在生長的瓜秧被拔了,難免不在社員中產生一些議論,成為茶余飯后的談資,在農村發生這樣的事,也沒有什么奇怪。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而這,偏偏被一個到南莊村串親戚,頗具“新聞”頭腦的“通訊員”聽到。這個人就是王貴海。

  在事后二十多天,《河北日報》記者不顧留村公社黨委的反對意見,編造《強令拔西瓜實在太霸道》的報道,刊登在1979年7月19日《河北日報》的頭版,并附1979年6月18日《正定縣留村公社黨委的通知》。并蓋“中共留村公社黨委”(章)。以證明“拔瓜事件”的真實性。這就為他們策劃、制造、渲染“拔瓜事件”,忽悠讀者奠定了“事實”基礎。

  如果僅僅是一個記者的“報道”也就罷了。特別是該報在頭版頭條刊發“本報評論員”的文章《尊重生產隊自主權必須深批極左》。

  這樣,“拔瓜”從一個記者所謂的“霸道”的工作作風問題,就被《河北日報》的“評論員”加工、升格,上綱上線到了政治上的“極左”。這個標題,彰顯了他們編造“拔瓜事件”這個假新聞的鮮明的政治目的:批判極左。

  他們之所以在《河北日報》上制造、刊登如此新聞,說明他們沒有把“拔瓜”看成是孤立的的,個別生產隊的個別現象,而是正定縣“長期極左”的產物,矛頭直指正定縣縣委。這是粉碎“四人幫”之后,在提倡實事求是的大環境下發生,豈不是咄咄怪事!

  而《人民日報》顯然也沒有把拔瓜“事件”看成是河北省一地的現象,生產中出現的現象。就像抓住了寶,無限放大,無限擴大,無限上綱,氣勢洶洶,必欲置他們于死地。

  7月27日《人民日報》在第二版大篇幅發表了新華社通訊員王貴海(正定縣人。后為石家莊日報社原黨委書記、社長。2014年10月10日 因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領銜及新華社三位記者的文章:《毀瓜的風波說明了什么?》。

  文章開頭說:“河北省正定縣不久前發生了一樁轟動全縣的事:這個縣留村公社南莊大隊三十多畝即將成熟開園的西瓜,被公社黨委強行毀掉了,造成經濟損失近一萬元”。

  文章最后編造說:“七月二十一日,中共正定縣委向全縣發出通報:一、責令留村公社黨委書記張xx、副書記郭xx在全公社大隊干部會上作檢查,再向南莊大隊向干部社員作檢查。縣委準備根據他們的檢查情況作出處理;二、追究毀瓜者造成的經濟責任,由公社給南莊大隊酌情賠償損失;三、在全縣干部中就這件事展開討論,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貫徹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的兩個文件。”

  《人民日報》評論員發表《是誰觸犯了黨規國法?》的評論員文章。其中的描述是:

  “南莊大隊是一個高產窮隊。由于極左路線的干擾,長期以來只準搞‘單打一’的經營,結果是搞得集體空、社員窮。……今年,他們在完成國家計劃的前提下,間種了幾十畝瓜,希望手頭有點活錢用。這本是完全正當的事情,想不到竟觸怒了公社的領導人。他們對南莊大隊大加批評,給扣上了“搞資本主義自由種植”、“觸犯了黨規國法”、“踢開黨委鬧革命”等大帽子,還威脅說,如不毀掉,就要“繩之以黨的紀律”。因為西瓜已經長得象碗口大了,干部社員一再反映意見,說明利害,也打不動這些領導人的心,他們堅持非把幾十畝地的瓜毀掉不可!”

  這就是《人民日報》記述的非常“煽情”的關于“拔瓜事件”及其原委的報道與評論。好像真如他們親歷的一般。

  因為《人民日報》的加工、描述,傳播,“拔瓜事件”好像真的發生過似的。其實,其中竟沒有一個事實,沒有一句真話。

  8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若干篇對“毀瓜事件”表示“痛心”、“義憤填膺”的文章。

  8月20日報道稱,自7月27日截至8月15日“已收到二十一個省市這方面的來信來搞二百四十多件”,以《各地讀者來信來搞對留村毀瓜事件表示憤慨,并提出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什么會發生毀瓜事件?》為題,進行綜合報道。

  《河北日報》還開設批判“拔瓜事件”專欄:《留村公社毀瓜事件說明了什么?》,8月25日第七期就刊登3篇文章。他們好像已經把不明真相的干部群眾煽動了起來。

  雖然在《河北省大事年表》中明確記載:“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就正定留村公社領導人在南莊大隊強行毀瓜事件發表評論員文章《是誰觸犯了黨規國法?》,同時報道了記者的調查《毀瓜的風波說明了什么?》”。《人民日報》報道中說“轟動全縣”。但是,在正定縣,卻靜如止水,遠說不上“轟動”。如果說“轟動”,那就是《人民日報》、《河北日報》制造的“拔瓜事件”這件事“轟動”了全縣。讓正定人知道了原來在正定縣還曾經發生過所謂的“拔瓜事件”。

  孔子曰:“上士殺人用筆端,中士殺人用語言,下士殺人用石盤”。真是如老百姓所說,“舌頭底下壓死人”。

  《人民日報》的報道自然引起迫切盼望“自主權”,從“極左”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農民的憤慨。使得“長期極左”的正定縣成為“過街老鼠”。一個糧食高產的農業學大寨的典型,因為“拔瓜事件”而一夜之間成為全國“極左”、“保守”的典型。

  記者與報人愣是用他們的禿筆,利用自己的獨特地位,借助輿論的強大力量,把個正定縣在政治上打入“另冊”。想用自己噴出的那些吐沫星子,把正定縣淹沒。

  不過,從《人民日報》公開的消息看,在20天里,21個省市,才收到240多件表示“憤慨”的信件,平均每天、收到的每省市的信件不到一封,實在不能說多。如果用“應者寥寥”來形容,不算過分。這就是當時全國民眾的反應!

  相比之下,那時飛往正定縣的信件要多的多,而是以麻袋計,不是表達譴責、憤慨,而大多是表示理解和支持。這樣的信件,一封都不入各種報刊及其領導的法眼。

  看來,經過“大風大浪”的廣大黨員、干部、群眾,對于“瓜棉間作”具有清醒而獨立的認識,都有自己對是非的判斷,沒有盲從于輿論的“引導”,跟著起哄。這非常令人欣慰。

  《人民日報》、《新華社》作為國家級具有獨特影響的新聞單位,在事關一個起碼也是全國有名的“大寨”縣,不去調查研究,不去弄清楚事實真相,不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縣委、縣政府的意見。順著《河北日報》樹起的桿桿往上爬,越爬越高。與《河北日報》的同道同調,一唱一和,可以說是上下呼應,主導、導演了一場轟動全國的“鬧劇”。受“劇情”的影響,還真的引起了幾個不明真相,不懂“瓜棉間作”的危害性的“國人”的“憤慨”。這等“宣傳”的影響力,實在讓人大跌眼鏡。

  不實的報道,鋪天蓋地的的輿論撻伐,對于公社領導施以“輿論暴力”,形成“輿論群毆”,與“文革”中的某些“造反派”的“大字報”可相媲美。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文革”中一些“大字報”固然多是怎么吸引“眼球”就怎么渲染,甚至無中生有,造謠生事。畢竟,那是無組織的個人行為,登不了大雅之堂。也不過貼在院子里的墻上,最多,“大字報”上街。至于登在自辦“小報”上的,由于發行量小,影響也要小的多。也難怪,剛從那個年月走過來的當地老百姓說:“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又在報紙上鬧起來了。

  “拔瓜事件”,通過全國最為權威的《人民日報》、《新華社》傳向全國、全世界。這已經定格在那個歷史的瞬間。大概是事鬧的太大了,以致不好收場,也沒有人去收場。

  事實真相不可能永遠被隱瞞,任何人都無法把謊言長期隱瞞下去。當事實真相被天津《今晚報》揭露出來之后,有些人,只能是裝瞎作啞。所看到的是,當初極力傳播和渲染“拔瓜事件”的媒體,一個個是回避!回避、再回避、竭力的回避!當初的氣勢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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