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搞“肅反”對黨和紅軍危害最大

　　邵建忠

　　在黨和紅軍的初創時期，為了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各根據地的黨組織，都能根據中央的指示，把擴大紅軍的工作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做，積極地發動和動員廣大貧苦工農群眾踴躍參軍投身革命，使得紅軍隊伍得到了迅速地壯大和發展，革命形勢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但是，在轟轟烈烈的擴紅工作順利進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情況，一些冒充工農群眾且懷有各種目的和思想的人也被裹挾進革命隊伍，甚至還有敵人派出的特務分子，這無疑給黨和紅軍的生存發展構成了極大的潛在威脅。清除這些投機不堅定分子、變節分子，尤其是敵特分子，對處于正在發展時期的黨和紅軍來說尤顯得非常的迫切和必要。為此，各蘇區根據地也都先后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進行了適當和必要的肅反鋤奸工作，清除了一些混入到革命隊伍中的敵特分子及投機分子，這對純潔黨的組織，加強紅軍隊伍建設無疑是有益、重要和不可或缺的。

　　肅反鋤奸工作也伴隨著黨和紅軍的發展，逐漸成為了各蘇區一項重要的長期性工作。盡管在工作的過程中個別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一些過火行為，傷害了一些自己的同志，但經過分析甄別和鑒定，都能夠及時地予以糾正，總的局勢沒有出現嚴重擴大化的問題。然而，完全使“肅反”擴大化，且一步步走向“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直到出現“濫殺無辜”的局面，則是從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支持下，通過六屆四中全會使王明等人奪得了黨中央的領導權之后才開始的。雖然他們的出發點應該說也是好的，但由于在主觀上對中國革命性質、任務的判斷上犯了“左”的錯誤，對革命前途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不僅提出了一套完全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方針口號，還過分的夸大了對內部變節分子、尤其是敵特分子打入革命陣營內部進行破壞搗亂危害情況的估計，這無疑為后來的肅反工作不斷地升級并進而擴大化埋下了伏筆。

　　為了做好肅反鋤奸工作，王明等人便把蘇共的一些作法移植到了中國黨（軍）內，之后便在湘贛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陜甘蘇區拉開了“肅反”的序幕。由于肅反的不斷升級，伴隨而來的嚴重擴大化，使得在清除革命陣營中敵特和變節分子的同時，更多的則殃及株連到許多無辜的同志。致使肅反非但沒能起到純潔革命隊伍的作用，反而對黨和紅軍造成了難以愈合的內傷，招致革命力量遭受到了嚴重的損失。

　　由于內部的“斗爭”，造成了黨（軍）內空前的危機。各根據地先后持續進行了四年多之久的“肅反”，直到1935年10月黨中央長征抵達陜北，才以釋放遭左傾路線逮捕扣押的陜北根據地創始人劉子丹、習仲勛、高崗等陜北紅軍領導人，及被錯抓亂扣的其他人之后為標志，先行結束了陜北的“肅反”，各根據地的“肅反”也隨后被中央陸續制止和叫停，被錯誤抓扣的同志也給予了釋放和平反。

　　這場持續之久的肅反，對各蘇區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嚴重危害。如果說其他蘇區的“肅反”是因為執行了左傾錯誤路線的話，那么，鄂豫皖蘇區的“肅反”，應該說是張國燾拉大旗作虎皮，以貫徹中央路線之名，行打擊排除異己、樹立個人權威之實的結果，因而鄂豫皖蘇區的“肅反”較其他蘇區相比就更顯得殘酷、慘烈，時間最長，危害也最大。

　　（一）

　　1929年冬，蘇共在全黨開始了一場清黨運動，而此時身在蘇聯中山大學的王明便積極地投身到了其中。他為了顯示自己的積極，便借校長米夫的權勢，在校內也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批斗活動，借以排斥打擊那些和自己意見相左、尤其是反對他的人，并以各種理由給這些人戴上反黨和右傾的“帽子”，甚至還開除了一批他認為是不合格的黨、團員。王明的所作所為受到了大多數人的抵制和反對。然而，他的作法在校內引起的恐慌，非但沒有得到制止，反而卻得到了米夫的賞識、縱容和支持。1930年，隨著中山大學的解散，王明等人先后回國，此時米夫也被共產國際任駐中共的代表即將啟程來到中國。于是，王明便把自己在蘇聯受米夫贊賞的作法也帶回到了國內。回國以后，他不是想著用在蘇聯學到的馬列主義理論結合中國的實際去為黨做一些富有成效的實際工作，而是一門心思地尋找各種機會想要取得中央的領導權。而此時的中共，由于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造成了對黨和紅軍的嚴重損失，正在受到共產國際的嚴厲批評。10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專此發出了《給中共中央關于李立三路線問題的信》，信中批評李立三犯了路線錯誤、中共犯了“調和主義”錯誤，這無疑給了王明等人要趁此取得中共領導權一個天賜良機。以王明為代表的一伙人為了迎合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批評，也在有意推波助瀾，以顯示他們最正確、最積極，最擁護共產國際路線。為了開展對李立三的猛烈批評，他們不僅有意夸大渲染李立三的錯誤，甚至還對其進行人身攻擊。他們打起了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擁護國際路線的旗號，儼然成了正確路線的代表，騙得了共產國際對他們的信任。1930年12月米夫來到中國，王明便認為時機已到，在米夫的支持下，他不顧許多人的反對，加快了改組中共領導機構的步伐。1931年1月，王明一伙便通過六屆四中全會取得了中央的領導權。之后，為了能夠更有力的貫徹中央的方針路線，他們便自上而下的把那些“吃過洋面包”的，“信得過”、且有工作“能力”的人派到各根據地去奪權，相繼派出多路的“欽差大臣”到了各個蘇區，要求各蘇區中央局堅決貫徹執行共產國際與中央的路線和方針。至此，各根據地的肅反由此也拉開了序幕。張國燾便是這“欽差大臣”中的一員。

　　為了給這些“欽差大臣”們撐腰和壯膽，以便使他們能夠在和那些“不服從”中央路線的人作斗爭時更有膽量和信心，9月份，中央便向各蘇區發出了《中央關于同蘇區反革命團體斗爭的決議》。照此決議，“欽差大臣”們不僅可以把那些不滿“左傾”錯誤領導的人當作反革命，而且把他們在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思想作風、違反了紀律等問題，也都可被視為“反革命性質的破壞活動”。如此一來，就使得各蘇區黨組織及紅軍領導人之間原本在工作中出現的一些不同看法甚至矛盾，不僅不能達成共識得以溝通諒解而得到解決，反而因“肅反”加劇成了更為激烈和尖銳的矛盾，解決問題和矛盾的方法也因此升格為了對抗性質的斗爭，且斗爭方式還象病毒一樣迅速在蔓延。

　　各根據地的黨組織和紅軍，在一面遭受到敵人圍剿的同時，不但要應對敵人的進攻，一面還要對自己人搞的“肅反”加以堤防，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幫助敵人的作用。

　　面對“肅反”不斷擴大化的錯誤，各蘇區大多數黨和紅軍的領導人，對此不僅深惡痛絕，而且還冒著有可能被以“肅反”的名義招致被殺頭的危險于不顧，挺身而出對這些“左”的錯誤進行了堅決地抵制和斗爭。雖然不能完全制止肅反，但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許多無辜受牽連的紅軍干部戰士，使他們免遭被殺頭的厄運，在一定程度上扼阻住了錯誤行為的蔓延和發展。然而，在鄂豫皖蘇區，由于張國燾披著欽差大臣的外衣，通過連續不斷地“肅反”，撤換了許多干部，以致于到后來使得徐向前等人的正確意見屢遭否決，無法形成多數，久而久之，張國燾的錯誤就發展到了無人能夠糾正也難以糾正的地步，四方面軍已經被搞成了一個完全由他操控又稱霸一方的獨立王國，為他之后濫殺無辜、分裂黨的行為埋下了隱患。

　　張國燾自1931年4月到鄂豫皖蘇區，至1935年9月拉部隊南下公開與中央鬧分裂的四年多時間里，四方面軍中許多紅軍優秀的高級指揮員先后被他以各種罪名慘遭殺害，其中有曾中生、鄺繼勛、許繼慎、熊受暄、周維炯、魏孟賢、吳荊赤、王培吾、黃剛等人。尤以殺害紅軍師長許繼慎的手段最為慘烈，先是讓人用繩子捆綁著手腳，遭受鞭打，后又在張國燾“綁到馬上，拖他”的吼叫聲中，被人拴在馬上拖著奔跑活活地拖死，手段殘忍，令人發指。除此之外，張國燾還殺害了許多富有革命斗爭經驗的活動家及干部徐朋人、曹學楷、王秀松、方英、戴克敏、戴季倫、舒傳賢、鄭新民、王宏學、雷紹全等人。株連的基層干部和戰士更是不計其數。

　　利用“肅反”打擊排除異己，是張國燾慣用的手法。“肅反”已被張國燾當作成了剪除異己，培養自己親信，打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樹立自己權威的工具。通過不斷使“肅反”升級，張國燾在其地位一步步得到了“穩固”、且人強馬壯的同時，權力欲也在惡性的膨脹，四方面軍在一步步地漸變成他搞獨立王國工具的同時，也使得他擁有了挑戰中央權威的資本，以至于后來終于發展到了敢于公開與中央對抗叫板、鬧分裂的地步。這不能說不是肅反助長了其野心的結果。如果說遵義會議之前的中央能夠及時地發現和制止肅反擴大化，或許張國燾的錯誤不致于發展到后來如此嚴重的地步。

　　（二）

　　1927年四月，蔣介石公開地撕去了偽裝，徹底背叛了孫中山聯俄聯共輔助農工的政策，舉起了屠刀大肆屠殺毫無防備的共產黨人。慘痛的教訓迫使共產黨人不得不豎起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旗幟。在黨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主張，號召共產黨人必須以革命的武裝反抗反革命的武裝。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之后，全國各地的武裝起義便風起云涌，鄂豫皖地區的黨組織也先后領導發動了黃（安）麻（城）、商（城）南、六（安）霍（山）三次武裝起義，創建了三支紅軍和鄂豫邊、豫南以及皖西三塊根據地。1930年初，根據鄂豫皖三省邊界斗爭發展的情況，為統一黨的領導和對紅軍的統一指揮，中央決定建立邊區特委及紅軍第一軍軍部，任郭述申為特委書記，許繼慎為第一軍軍長，曹大駿為政委，熊受暄為政治部主任，徐向前為副軍長。在特委和軍前委的領導下，鄂豫皖根據地形勢發展的很快，不僅根據地得以擴大，而且還取得了攻克英山等六縣的勝利。

　　1930年11月，中央派曾中生擔任鄂豫皖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曾中生積極發展紅軍，建立各級黨組織，擴大鞏固已有的根據地。年底，由湘鄂贛進入鄂豫皖的紅八軍一部，與游擊隊合編組成紅十五軍，蔡申熙為軍長，陳奇為政委。1931年1月，紅一軍與紅十五軍合編為紅四軍，鄺繼勛任軍長，余篤山任政委，徐向前任參謀長，許繼慎任十一師師長。鄂豫皖根據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然而，這剛剛出現的大好局面卻因為張國燾的到來發生了逆轉。

　　1928年至1930年期間，張國燾還是一名在蘇聯的中共代表團的成員，雖以瞿秋白、鄧中夏為首的代表團曾受到過以王明為首的中山大學支部局人的反對，但由于張國燾會見風使舵為人圓滑，對米夫、王明的態度較好，所以，他不但沒有受到攻擊，還受到拉攏，成為了王明較為信賴的人。1931年1月，張國燾從蘇聯回到上海。4月，他便和沈澤民、陳昌浩一起，被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秘密護送來到了鄂豫皖蘇區，幸虧顧順章是在完成了護送任務之后，在回上海途經武

　　漢時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隨之而叛變的，否則，張國燾等人也可能要遭到逮捕，那四方面軍的歷史就要改寫了。

　　由于張國燾是被以王明等人把持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后的中央派到鄂豫皖蘇區去的，所以他便不遺余力的為王明等人大唱贊歌。他為了證明自己是多么地擁護四中全會，堅決反對“立三路線”，一到蘇區，便以“欽差大臣”和“太上皇”自居，無視蘇區黨組織和紅軍的發展，一味指責曾中生等人在蘇區執行了富農路線，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犯了“對立三路線調和主義”的錯誤，他甚至不顧事實地否定一切，給了蘇區干部和群眾當頭一棒。面對張國燾的發難和指責，廣大干部無不覺得極度壓抑難以適從。

　　為了能夠按照王明等人的意圖改造蘇區和紅軍，張國燾首先對蘇區原有的組織進行了“改組”。 5月，他首先在新集成立了中央分局和軍事委員會，自任書記和軍委會主席，隨之便撤銷了以曾中生為書記的原蘇區特委，并將之降為紅四軍政委，接著又以種種理由開始“調整”紅四軍其他領導干部。他先后以沒有在皖西堅決處置“該組派”為由，開除了舒傳賢的分局委員，之后將其殺害；以因反對在春耕時節重新分配土地等政策，將鄂東北特委書記徐朋人開除岀黨；以因發表文章反對片面提高工人工資，影響工農聯盟為由，撤銷了陳定候四軍政治部主任之職；以領導能力不強為由撤銷了鄺繼勛的軍長之職。

　　對于張國燾的“左傾”錯誤，曾中生等人與之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斗爭，因此便招來了張國燾的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9月上旬，在新集召開的分局與軍委緊急會議上，討論部隊南下作戰的問題時，曾中生等人與張國燾發生了爭執。但在多數人的堅持下，使得張國燾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意見，部隊仍然南下作戰。后來事實也證明南下作戰不僅取得了重大勝利，又支援了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斗爭。然而張國燾卻認為：曾中生因為撤銷了他的職務，是故意借題發揮，曾中生與自己的爭論已經到了公開反抗的地步，除了撤換之外，別無其他辦法。張國燾隨之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誣蔑曾中生用家長式的方法領導紅軍，不進行兩條戰線上的斗爭，對執行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線有怠工，決定撤銷其政委工作，調到后方去考察。張國燾的這個錯誤報告卻得到了以王明為首的中央的肯定，之后，曾中生便被撤銷了紅四軍政委的職務，由陳昌浩接替。由于有王明的支持，張國燾更毫無顧忌地大肆調整撤換甚至逮捕殺害許多“不稱職”的干部。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記載：“從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張國燾先后以‘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莫須有罪名而遭到逮捕的紅四軍中的干部就有：第十一師師長周維炯，第十二師師長兼皖西軍分會主席許繼慎，第十二師政治委員龐永俊、副師長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衣、參謀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政治委員羅炳剛，第二十九團團長查子清、政治委員李奚石，第三十團團長高建斗、政治委員封俊，第三十二團政治委員江子英，第三十三團團長黃剛、王長先，政治委員袁皋甫，第三十四團政治委員吳荊赤，第三十五團團長王明，第三十六團團長魏孟賢，第三十八團團長任難，以及十二個團的政治處主任等。在白雀園遭殺害的軍事系統的高級干部還有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軍分會主席和第十二師政治委員姜鏡堂，原紅一軍獨立旅旅長廖業祺等多人。”1931年11月中旬，張國燾在下令處死了年僅30歲的紅軍指揮員許繼慎之后，又株連逮捕了2500余名紅軍戰士，這些人大部分也都遭到了殺害。

　　（三）

　　張國燾利用一切機會打擊迫害干部，到了毫無顧忌不擇手段的地步。如果說張國燾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撤換逮捕干部還有情可原的話，那么他利用國民黨有意制造的反間計，干起了迫害自己同志的罪惡勾當，做著仇者快親者痛的事，那就是對黨犯下不可饒恕的罪惡了。

　　盡管張國燾大肆搞“肅反”，斗爭迫害自己的同志，但廣大紅軍指戰員在戰場上與敵作戰時仍然表現得很頑強勇敢。當敵人看到了紅軍英勇作戰不怕流血犧牲，要想通過在戰場上的較量已難以達到要消滅紅軍的目的之后，便看準和想要利用紅軍內部正在進行的“肅反”，搞起了反間計的陰謀，企圖通過制造紅軍的內亂，使其互相殘殺，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目的。敵人的這一招可謂不狠不毒也！

　　一次，紅軍在占領了英山之后，主力部隊隨之便撤退到了其他戰場，而師長許繼慎則奉命率部留守，敵人看到了有機可乘，國民黨特務曾擴情便以黃埔同學關系，派人送信給許繼慎，信中謊稱許已與敵“聯系”上，表示歡迎許來投蔣并給以重任。曾中生、徐向前接到信后，立即對來人進行了審問，在弄清了這完全是敵人耍的花招和陰謀之后，便將信送交到了中央分局處理，希望以此為鑒對敵加以提防。然而張國燾卻別有用心，依此作為殺害許繼慎的理由。他也知道這是敵人的陰謀，不便直接逮捕許繼慎，于是他先以其他借口非法逮捕了鄂豫皖軍委會參謀主任、原紅四軍黨委書記李榮桂等人，又以刑訊逼供的方法逼他們供出許繼慎、熊受暄“確有準備把部隊拉到長江邊投降蔣介石”的反革命計劃，在得到了這個“證據”之后，接著，他就炮制出了一個所謂以“許繼慎為主席的反革命陰謀案”，這樣，他不但“名正言順”地逮捕了許繼慎，還誅連了與之有關的其他干部。有了“證據”之后，他便令陳昌浩在余子店逮捕了十一師師長許繼慎，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在麻埠逮捕了四軍參謀主任柯柏園、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在斑竹園逮捕了三十團團長高建斗、政委封俊，三十五團團長王明，三十六團團長魏孟賢，這些人先后被殺害。張國燾給許繼慎加上反革命、改組派等罪名，逮捕后遭嚴刑拷打還嫌不夠，硬是被用馬活活地拖死，慘不忍睹，其手段比起敵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就是多年以后張國燾在其《我的回憶》中仍還承認“許繼慎是一個才華畢露的軍人”、“對鄂豫皖邊區軍事上有過很大貢獻”。這番表白張國燾想要說明什么？是懺悔、自責、不安，只有他知道。

　　利用信件離間紅軍制造混亂，是敵人慣用的伎倆。敵人在看到利用離間計達到了使張國燾除掉許繼慎的目的之后，便先后對四方面軍的其他領導人也使用了此計謀，之所以都沒有能夠得逞，只是張國燾怕再引起更大的內亂，而沒有敢再繼續逮捕人。當這一招已經不靈了之后，黔驢技窮的敵人反而卻打起了張國燾的主意。國民黨將領劉峙令空軍用飛機在紅軍駐地上空丟下一封給張國燾的信，信中說國燾派去的人已到，如果愿意“那樣辦”的話，就趁早下手為好等等，妄圖再次制造紅軍的內亂。這一拙劣行為再次說明這完全和前面敵人曾使用過的手法如出一轍，是愚蠢的陰謀，大多數紅軍領導人也都對此不屑一顧不予置理。然而，面對敵人對他的誣陷，張國燾卻不允許其他人對此有任何的議論和猜疑，以掩蓋其之前曾利用敵人陰謀清除異己之險惡用心。

　　（四）

　　對于張國燾惡劣霸道的軍閥作風，曾中生、鄺繼勛、余篤山等人在與之斗爭無果的情況下，也聯名寫好了給中央的信，反映張國燾放棄蘇區，盲目向西轉移，毫無目的退卻的錯誤以及軍閥主義作風等問題。1932年12月9日，當部隊到達陜南城固縣小河口時，在此召開了師以上干部會議。曾中生、鄺繼勛、余篤山等人商議，將原準備向中央反映張國燾錯誤的信，改在會上由曾中生做書面發言。希望通過在會上的發言使張國燾能夠對自己的錯誤行為有所認識后，他們也就不再向中央進行反映了。應該說曾中生等人的做法不僅是善意的和符合組織原則的，也是維護張國燾的權威和威信的。然而，張國燾卻對此極為不滿，他先是隱瞞事實欺騙輿論，之后便尋找各種時機進行報復。1933年6月，紅四方面軍在南江縣木門召開軍事會議之后，張國燾便利用擔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權利，在部隊和地方黨組織開展了“反右”斗爭，以此對曾中生等人進行報復。他先以莫須有的罪名秘密殺害了鄺繼勛、余篤山等人，接著又軟禁了羅世文及中央代表廖承志等人，最后決定再擇機殺掉曾中生。8月，張國燾在《干部必讀》上發表了《右派的根本錯誤》和《托陳取消派之完全破產》兩文，用對號入座的辦法為殺害曾中生制造口實。他誣陷曾中生是托陳取消派、右派，叫囂對這樣的分子，必須執行紀律。之后，便宣布撤銷了曾中生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職務，非法逮捕，長期被關押，使其遭受到了精神上極大的折磨。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在川西北會師，曾中生得知后，認為自己的問題中央一來就有希望解決了，于是他便向張國燾提出了要求釋放自己并允許向中央寫信匯報自己思想的請求。張國燾認為曾中生是想利用中央來壓他，因此非但不許其與中央領導人見面，還扣押了他的信件，繼續關押。

　　兩個方面軍會師之后，中央便提出了在川、陜、甘三省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在兩河口政治局會議上又作出了《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但張國燾陽奉陰違，不但不執行中央制定的北上的方針，還伸出了向黨要權的黑手。鑒于張國燾的態度，和一、四兩個方面軍沒有共同合作的歷史，為使兩路紅軍能夠共同北上，中央煞費了苦心，不得不采取遷就忍耐的態度，將周恩來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職務讓位于張國燾，以求得能夠共同北上。8月3日，中央決定組成左、右兩路軍北上，且干部又進行了交叉任職。右路軍由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中央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率領，與紅軍總部一起行動。為了在兩路軍分頭北上的途中能夠保護并營救曾中生，且還不讓張國燾看出是中央的意圖，中央決定讓朱德以個人名義利用自己在紅軍中的威望，及與張國燾接觸較多的機會，向張國燾提出面見曾中生的要求，然而，張國燾拒絕了朱德的要求。朱德被拒之后，中央更擔心曾中生的安全，在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曾中生等人仍被扣押的情況之后，中央便直接向張國燾提出了面見曾中生的要求，但又被張國燾以種種理由所拒絕，這讓中央看到了問題的嚴重和復雜。中央要見曾中生引起了張國燾的警覺。在張國燾看來，隨著兩軍會師之后他與中央分歧的不斷加深，又鑒于曾中生掌握了他更多的情況，留著曾中生不僅會極大地妨礙他日后分裂黨和紅軍的行為，也會成為今后中央批評他所犯錯誤的一個活證據，于是在8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他讓人將曾中生用繩子活活勒死，殺人滅口，企圖一了百了，之后卻造謠污蔑說曾中生暗中通敵，在投敵的路上掉進河里被淹死了。曾中生是在中央提出要求給予保護情況下仍被張國燾殺害的最后一位高級干部。張國燾利用肅反，清除異己，可謂心狠手辣，登峰造極。

　　（五）

　　1933年1月，由于“左傾”錯誤路線的領導，黨在白區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黨中央被迫由上海遷入江西和蘇區中央局合并，蘇區中央局便改稱中共中央局。從此，中央機關就始終和一方面軍在一起，一方面軍也因之被稱之為中央紅軍。9月，共產國際顧問李德也到達江西蘇區。10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由于一方面軍反圍剿作戰的勝敗直接關系著中央的安危，使得中央不得不全力應對和指揮一方面軍的作戰。然而，由于李德、博古的錯誤指揮，反

　　圍剿作戰最終失敗，導致了中央紅軍不得不進行長征。

　　1935年1月之前，中央的領導權仍然是被以博古為首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所把持，當錯誤路線仍在繼續的時候，要糾正他們在各蘇區的“肅反”錯誤是不可能的。即使在遵義會議上將博古李德趕下了臺，并確立了以張聞天、毛澤東等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中央也僅僅只是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者錯誤的軍事指揮，也并沒有否定其政治路線。鑒于嚴峻緊迫的軍事形勢，打破敵人的軍事圍剿，已成為了紅軍求生存唯一緊迫的首要問題。中央要求各路紅軍要相互協同配合，共同努力去打破敵人的圍剿，不宜在此情況下提及“肅反”等涉及到政治路線方面錯誤的問題。否則，不僅會出現人心渙散，內部不團結，也不能形成協調配合的態勢，還可能使有利的軍事形勢也會因此而喪失。只有待軍事形勢趨于好轉之后，才能再逐步地去糾正政

　　治路線上的錯誤。應該說中央的策略是正確的。

　　遵義會議之后，中央紅軍機動靈活輕裝上陣，以在湘西的二、六軍團，在川西的四方面軍這兩個支點為依托，忽而東忽爾西，通過四渡赤水往返佯動，造成中央紅軍急于要與之會師的假象，使蔣介石誤判，進而達到迷惑并甩掉敵人，跳出鐵桶般的包圍圈，最終實現了與四方面軍會合的戰略意圖。兩軍會師之后，由于實力對比過于懸殊，面對擁兵自重的張國燾，中央極為擔心會合后兩軍能否共同北上。因此，中央要求中央機關和一方面軍，除了講團結、講一、四方面軍在軍事行動上相互配合之外，其他一切問題一概不予提及，尤其是對于張國燾來說比較敏感的“肅反”問題此時更是不能提及，避免觸碰張國燾敏感的神經。

　　盡管一、四兩個方面軍之間相互了解的也不多，但中央對四方面軍總的情況，尤其是肅反擴大化的問題還是有所了解的，只字不提及四方面軍的任何問題。這就為日后爭取張國燾，使其能夠執行中央戰略方針，預留了一個大的空間。然而，中央的良苦用心沒有能夠感動張國燾，反而讓他反客為主，怪罪起了中央。兩軍會師之后，張國燾在了解到中央紅軍只剩下了三萬人馬，已遠不能與他的十萬之眾相比的情況后，便先將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責任推向中央，進而向黨伸手要權，露出了他要“用槍來指揮黨”個人野心的馬腳。中央在看出了張國燾不愿北上，并以此要挾中央進而達到向中央要權的目的之后，迫不得已，不僅讓他擔任了紅軍總政委，還增加陳昌浩、徐向前、周純全為中央委員，任命陳昌浩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盡管中央作出了如此大的讓步，但張國燾仍欲壑難填，步步逼宮，一度曾讓張聞天有了只要紅軍不分家他愿意讓位總書記職位給張國燾的想法。面對張國燾的咄咄逼人，中央也不在一味的對其讓步。為了能扼阻張國燾更大的“企圖”，求得一、四兩個方面軍能夠共同北上，中央也不得不在此時亮出本不該亮出的底牌，要求釋放現仍在被關押著的同志。其意就是要向其傳遞出這樣的信息：四方面軍利用肅反殺害了許多自己同志的錯誤，中央是了解的，而在此時提出此事并不是要追究此事的責任。中央的目的也僅只是起到要點一下張國燾“穴位”的作用，讓其適可而止，即刻收手，使其行為能夠有所收斂，不要再得寸進尺。

　　張國燾陽奉陰違的行為，中央仍對其采取規勸的態度，等待著他的回心轉意。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會議上通過的《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中指出：“四方面軍的黨的領導在基本路線上是正確的，是執行了四中全會后國際與中央的路線的。四方面軍英勇善戰，不怕困難，吃苦耐勞，服從命令，遵守紀律等許多特長……，是現在一方面軍應該學習的。但四方面軍絕不應該以此自滿……。必須使一、四方面軍的每一個同志了解，一、四方面軍都是中國工農紅軍的一部分，都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所領導的。在我們中間只有階級的友愛與互助而沒有分歧和對立。”中央對四方面軍的肯定和苦口婆心的規勸，目的只希望其能夠一起共同北上。張國燾為什么要隱瞞肅反，他怕因肅反引出了其他的問題，敗露了他的分裂行為，因而在與中央的交鋒中始終躲避肅反問題，但他也視乎從中央的決議中隱隱約約地感到一絲不安。由于他不僅繼續堅持錯誤，還要向中央伸手要權，便將公開肅反變為了秘密肅反，雖然秘密地殺害了曾中生，而廖承志則由于朱德的秘密保護，總算是保住了性命。自一、四兩個方面軍會師之后，為了能夠求得共同北上，中央迫不得已不得不在川西北苦等他三個月時間，但中央的良苦用心終究未能換回張國燾的醒悟。他的個人野心惡性膨脹，在錯誤的道上不僅越走越遠，而且到了要用武力來要挾中央南下的地步。中央為了實現自己的戰略方針，9月10日，不得不率領一、三軍團迅速脫離險境先行北上。

　　（六）

　　由于張國燾分裂了黨和紅軍，1935年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再次電令他率部北上。然而，張國燾繼續對抗中央，除命令部隊全部南下外，還在中央未抵達陜北之前的10月5日，在卓木雕公然地打起了第二中央的旗子，公開宣布：“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撤消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并下令通緝。葉劍英、楊尚昆免職查辦”，個人野心和分裂行為達到了頂點。毛澤東后來也回顧說，和張國燾的斗爭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時期，足見斗爭之艱辛和不易。

　　10月19日，中央率一、三軍團歷盡艱辛到達陜北吳起鎮。此時不但人困馬乏，加之左傾路線正在陜北根據地搞肅反，扣押了劉志丹、習仲勛等領導人，造成了根據地空前的危機。中央迫在眉睫的任務除了要粉碎國民黨軍對陜北蘇區的軍事圍剿，還要解決陜北肅反擴大化的問題，已經無力顧及解決張國燾問題。就在中央對張國燾問題鞭長莫及、束手無策之際，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從蘇聯經外蒙古，于年底回到了陜北，中央便將此重任交給了他。

　　那么從什么地方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切入點呢？根據張國燾盡管不服從中央，但卻不敢不服從共產國際的心里，中央決定讓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來解決張國燾問題。首先，毛澤東給張國燾發電，告他共產國際已派代表張浩來解決中共目前的問題，希望他先取消第二中央，以便能讓自己有一個臺階下，然而張國燾卻并不領毛澤東的這個情。1936年1月16日，張浩正式電告張國燾，他受共產國際委托回國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同時，告知了他中共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精神于1935年12月2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作出的決定。這讓張國燾視乎看到了一點希望，也感到了一絲不安，他與中央拉鋸式的舌戰到了要結束的時候了，他希望張浩能支持他。1月24日，張浩又電告張國燾：中央紅軍長征的勝利，立足陜北，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線，希望張國燾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南局，直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領導。張浩的電報也讓朱德、徐向前、劉伯承等人認為，張國燾不宜再繼續堅持錯誤了，應該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張國燾不得不做出妥協的姿態，但仍然堅持他的第二中央。想要讓張國燾放棄第二中央，沒有制于他的“撒手锏”，他是不會輕易就范的。

　　經過幾個回合之后，中央看到了張國燾的心理變化，于是決定從張國燾最怕別人提及的肅反這塊軟肋入手，依此反制于他，使其放棄第二中央。1936年2月，張浩電告張國燾：“鄂豫皖肅反頗多左的錯誤，擴大化，至一營一連的被捕，地方黨組織全部坍臺。四方面軍先后破案中涉及兄處高級負責人為托派，是否屬實難判明。鑒于歷史教訓，盼兄負責檢查，使擴大、偏見與單憑口供刑訊等錯誤早告肅清，廖承志、曾中生即使有反動嫌疑，亦須保全生命，并給以優待。此為代表團所切囑。”張浩的這份電文，使張國燾的希望徹底地破滅了。與此同時，不僅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人始終與張國燾的錯誤進行著斗爭，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日益覺醒也讓張國燾頗感壓力，加之南下損兵折將嚴重，6月6日，他不得不取消第二中央，成立了西南局。7月2日，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中央隨即令二、六軍團和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為防止張國燾將其拉入他的麾下，聯合對抗中央，任弼時、賀龍在了解了張國燾的分裂之后，完全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針，至此張國燾不得不同意二、四兩個方面軍共同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合。27日，經中央批準，撤銷西南局，組成西北局，任張國燾為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統一領導兩個方面軍的工作。十月上、中旬，紅一、二、四，三個方面軍在會寧會師，艱苦卓絕的長征終于結束。

　　隨著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及之后中央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共與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局面的形成，黨的工作重心已經轉移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來了，由于許多人對張國燾的錯誤性質認識不清，尤其是被他長期蒙騙了的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許多人對接受黨的這些策略方針一時在思想上還轉不過彎來，且已經妨礙到了中央路線方針的貫徹和執行，為此，中央決定在延安開展批判張國燾的錯誤的活動，以達到分清是非、增進團結、統一思想之目的。

　　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指出:“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后破產”。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延安召開(通稱延安會議)，會議的兩個議題中就有一個是關于張國燾錯誤的議題。與會者以大量事實指出了張國燾的錯誤，批判了他的分裂行為。劉伯承、徐向前對曾中生的軍事指揮能力比較了解，并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們嚴肅地批評了張國燾迫害曾中生的錯誤。凱豐在他的《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那里》一文中說:“國燾總想把肅反工作成為個人的工具，因此濫用權力發展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凡是與國燾個人意見有不同的，他就利用這個權力的機關去加以壓制，結果使黨內生活成為不可容忍的現象，許多好的干部，曾經與國燾有意見分歧的干部，都遭到他的這種濫用權力的壓制。”。博古在發言時說:“其他蘇區的肅反的目的，錯誤無非是在鞏固蘇維埃和黨的目的下，而國燾的基本錯誤在于將肅反看作是反黨反中央的斗爭工具，只當作是鞏固自己個人威信的工具。這是絕對非共產黨的罪惡行為，絕對不能容許的。”在31日的會議總結時毛澤東說:“張國燾路線毫無疑義是全部錯誤的”。會議對張國燾問題作出了結論，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當時這個決議得到了張國燾及四方面軍廣大干部的認可。中央之所以作出這樣個結論，就是由于張國燾在四方面軍的時間之長影響之大，使得一些干部在處理問題時大多出于感情方面的原因，會自覺不自覺的、不加分析的就去執行張國燾的命令，犯了本不該犯的錯誤。例如對待北上和南下的態度就是證明。1935年9月10日，中央率領一、三軍團單獨北上后，中央便給統領右路軍的陳昌浩徐向前發電:“中央已令一方面軍主力向羅達、拉界前進。四、三十軍歸你們指揮，應于日內尾一、三軍后前進，有策應一、三軍之任務”。但陳昌浩徐向前以不使四方面軍分家為由，沒有執行中央的命令，而是南下與朱德張國燾率領的右路軍會合，犯了不該犯的嚴重錯誤。徐向前也在《歷史的回顧》一書中寫到:“想來想去，還是決定和部隊在一起，走著看吧！這樣，我就執行了張國燾的南下命令，犯了終生抱愧的錯誤”。中央把張國燾問題定性為路線問題，顯然就是為了保護這些干部。然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妄圖推翻這個決議，進而否定黨的歷史，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當然是不會得逞的。

　　批判張國燾無可厚非，但不恰當地將張國燾的錯誤延伸到了基層干部戰士的身上，尤以凱豐以三萬字的《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那里》一文，列出的13個問題，就是“一竹篙掃落了全船上的人”，引起了四方面軍指戰員的不滿，以致發生了許世友等30多人“密謀”逃離延安的事件，后經毛澤東出面得以化解，批判張國燾的活動也隨之停止。

　　盡管張國燾把四方面軍搞得灰頭垢面，讓許多干部戰士抬不起頭來，但中央始終把他和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是嚴格區別對待的。在對待干部的安排使用問題上，毛澤東說:一、四方面軍的干部都是黨的干部，必須一視同仁，打消了許多人的思想顧慮。因而后來四方面軍絕大多數干部都能被中央根據其能力委以重用，張國燾也讓其擔任了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全面抗戰開始后，四方面軍便被改編為由劉伯承和徐向前統領的八路軍129師，在敵后抗戰中發揮了極其重用的作用。1945年在黨的七大會議上，中央也為曾中生、許繼慎等被張國燾迫害致死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復了名譽。

　　張國燾在他的《我的回憶》中卻對自己的行為只字不提，卻一味的自責別人，借以掩蓋自己的罪行。1938年4月4日，張國燾以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身份在清明節祭祀黃帝陵之際，只身投身了國民黨的懷抱。之后，經周恩來等人作了大量爭取工作，他仍拒絕黨的挽救，17日便聲明脫黨，依然棄黨而去，當了可恥的叛徒。張國燾用他的行為戳穿了自己的一切謊言。鑒于張國燾的錯誤，18日黨中央就作出了關于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

　　能背叛共產黨也一定能背叛國民黨，蔣介石對待叛徒的態度歷來是重而不用，盡管他后來給張國燾安排了一個所謂的政治問題研究室主任的虛差事，但那只不過是給張國燾的最后一塊骨頭讓他沒事的時候去消磨時間磨磨牙而已，張國燾也感到自己已經淪落到了沒有了任何價值的地步。在之后的歲月里，張國燾便逐漸地退出了政壇，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他先后從大陸去了香港、臺灣等地，后來又去了加拿大，最后死于加拿大。無情的歲月已經把這位弄潮兒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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