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挺與皖南事變

　　邵建忠

　　1940年下半年，正當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進入到了戰略相持階段的時候，國民黨頑固派由于堅持片面抗戰和反共立場，在日本誘降和英、美等國的勸降下，竟置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大局于不顧，悍然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干起了親者痛仇者快的勾當。他們不僅加緊了反共活動，蓄意制造摩擦，尋釁滋事挑起事端，使之升級，并把摩擦的重心由華北南移到了華中。由于江南的新四軍已處在了四面被敵、頑軍包圍的危險境地，因而使得國民黨頑固派把要下手的目標鎖定在了新四軍的身上，矛頭直指堅持敵后抗戰的新四軍部隊。

　　國民黨頑固派欲消滅新四軍的罪惡陰謀蓄謀已久，他們一方面以種種理由對其進行無端指責、限制和封鎖，另一方面卻做著合圍聚殲的軍事部署和準備。新四軍的命運已危在旦夕。

　　無理發難

　　1938年10月，隨著武漢、廣州的相繼失陷，被日軍占領，國民黨軍的正面戰場也即告結束，敵后戰場隨之成為了抗日的主戰場。在華北，為打破日軍對我抗日根據地實行的“囚籠”政策，從1940年8月下旬至12月初，華北八路軍部隊在彭德懷指揮下對日軍發動了大規模的破襲戰，即百團大戰，此役斃傷日軍二萬多人，偽軍一萬八千多人，摧毀日偽軍據點二千九百多個，繳獲大批武器彈藥。打亂了日軍向太平洋南進的計劃，狠狠地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戰的勇氣和信心。然而，此次行動卻也無疑地暴露了八路軍的實力，這對一貫視共產黨為心腹大患，想通過日軍來消耗八路軍實力，更不愿看到在抗戰中共產黨力量不斷發展壯大的蔣介石來說，迫于國際、國內對八路軍抗日一片贊譽聲的壓力，一方面不得不假惺惺地作出對八路軍的英勇抗日行為給予通令嘉獎的姿態，而另一方面卻又在背后做著消滅共產黨軍隊的準備。

　　蔣介石之所以要把消滅新四軍的時間節點選擇在百團大戰尚未結束行將結束之時，他的目的就是試圖以此在國人面前制造一個他獎罰嚴明又最具堅定抗戰決心的假象，這就是：凡是“服從命令”的，就是抗日的部隊，就嘉獎；凡是“不服從命令”的，就是不抗日的部隊，就要被撤消，乃至消滅。這樣他不僅可以順勢利用八路軍主動發起百團大戰國人給予的贊譽和榮耀，為他蔣某人臉上貼金，還能讓其以“嚴明軍紀”為由，來消滅新四軍，借此迷惑和欺騙輿論，達到這樣一個“一石二鳥”的目的。蔣介石這一招不可謂不“陰險狠毒”也。

　　1940年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政部長、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在蔣介石的指使下，采取了惡人先告狀的做法，向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新四軍軍長葉挺發出《皓電》，除誣蔑八路軍、新四軍：“不守戰區范圍自由行動；不遵編制數量自由擴充；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不打敵人專事吞并友軍”以外，還將蓄謀已久削減八路軍、新四軍編制的《中央提示案》抄達中共中央，并限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尤其對皖南的新四軍，他們在明知路途遙遠，還要過日、偽軍的控制區，不僅時間限制要求苛刻，而且單方面提出并限定了新四軍的北渡路線，并有意將這一信息透露給日軍。其險惡用心是：如若新四軍不動，則以不服從命令為借口就地殲滅；如若移動，則乘機圍殲或借日偽軍之手，消滅新四軍于轉移途中。蔣介石不僅作著軍事上的準備，而且從經濟上也中斷了對共產黨領導下抗日力量的軍需物資供給。11月19日，國民政府軍政部軍需局告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奉軍政部長何應欽之命，從本日起，停發八路軍、新四軍經費，十月份欠發的二十萬元，亦一律停發。12月10日，蔣介石又以密電致第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該戰區對江南匪部，應按照前定計劃，妥為部署，至限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該軍仍不遵命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國民黨頑固派欲消滅新四軍的意圖已昭然若揭。

　　針對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浪潮，中共中央高度重視，中央政治局多次開會研究商討對策，最后決定采取政治上進攻，軍事上防御的方針，毛澤東還親自起草審定了反擊的電文，這就是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等名義，發出致何應欽、白崇禧的《佳電》，對《皓電》作了公開答復，義正嚴詞地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的險惡用心，歷陳了八路軍、新四軍數年來團結抗戰，御敵保國，收復失地的事實，拒絕了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全部開到黃河以北的無理命令。但是，為了顧全大局，不給蔣介石以借口，鞏固來之不易的抗戰局面，以及考慮到新四軍的處境，中央在反擊國民黨頑固派的同時，也想先拖一拖，待進一步了解蔣介石的真正意圖之后，再作相應的對策。但當了解到蔣介石就是要消滅新四軍的圖謀之后，隨之便作出了在不損傷自己實力的前提下，對其給予必要讓步的決定，同意將皖南新四軍移至長江以北。11月30日，毛澤東在致周恩來、葉劍英的電文中指出：我們采取的這一方針“緩和可以爭取群眾，抵抗可以保衛自己，軟可以給他以面子，硬可以給他以恐懼”。只有雙管齊下，才能打破和制止國民黨頑固派投降和摩擦的陰謀。

　　麻痹猶豫

　　黨中央十分關注新四軍的處境，由于軍部及所屬部隊一萬余人，駐扎在涇縣、繁昌一帶不足100公里的狹窄地區，北靠長江，有日軍封鎖，東臨日偽，東、西、南三面還有國民黨重兵監視，時時有被包圍聚殲的危險。中央一方面指示周恩來、葉劍英在重慶向蔣介石交涉新四軍北移問題，同時指示江北和蘇南新四軍部隊做好迎接皖南部隊的準備。中央還多次提醒新四軍領導人要根據自己所處險境的情況，做好應對一切復雜局面的準備，并指示皖南新四軍必須在12月底以前全部北移，以防不測。然而，由于項英等人受王明右傾思想的影響，及對皖南的留戀，思想麻痹，對此危機缺乏深刻地認識，在中央已經指出了新四軍當前的危險并給了明確的方針指示后，仍然猶豫不決。對于事關新四軍前途命運如此重大的行動不僅毫無思想準備，并且一再以種種理由拖延：或向中央請示具體的行動方針，或要求中央向國民黨當局談判交涉，推遲北移。中央書記處對此十分擔憂，12月26日，專門再此致信項英、周子昆、袁國平，明確指出：“如果動搖猶豫，自己無辦法，無決心，則在敵頑夾擊下，你們是很危險的。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與決心。我們不明了你們要我們指示何項方針，究竟你們自己有沒有方針，究竟你們主張的是什么，主張拖還是主張走，似此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中央對新四軍安危如此關注以及對項英等人措辭之嚴厲是前所未有的，而在這份電報里唯獨沒有提及葉挺的名字，足以說明中央是清楚葉挺在新四軍的處境及在行動問題上與項英等人意見的不同，但由于最后決定新四軍前途命運的權利掌握在項英的手里，中央不得不對項英等人專發此電。

　　招致事變

　　在中央多次發電催促下，項英等人才同意部隊北移，但此時已經超過了蔣介石要求新四軍北移的最后期限。1941年1月4日，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率領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9000余人由駐地全部北移，經過兩天的行軍，7日途經涇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已經設伏在此的國民黨7個師8萬余人的包圍襲擊，被迫進行自衛還擊。由于沒有任何準備，終因眾寡懸殊，彈盡糧絕，至14日止，除2000余人突出重圍以外，其余大部犧牲或被俘，軍長葉挺被頑軍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遭叛徒殺害。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終于發生了，國民黨頑固派欲消滅新四軍的目地已經達到。17日，蔣介石便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發表命令和談話，競反誣新四軍為叛軍，不僅宣布取消其番號，并聲稱將葉挺交軍法審判。針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暴行，18日，中共中央發言人就皖南事變發表談話，嚴厲地譴責國民黨頑固派制造摩擦，破壞抗戰的罪行，同時，針對國民黨當局封鎖和掩蓋事實真相的做法，發表了《關于皖南事變的指示》。周恩來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了“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20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決定重新組建新四軍，并任命了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云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的新的領導機構，以示對國民黨17日反動命令的抵制。

　　皖南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除了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處心積慮地要消滅新四軍以外，與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受王明右傾錯誤影響、沒有很好貫徹執行中央關于向東向北發展的方針，對時局的嚴重性缺乏深刻認識，又利用中央賦予的東南局書記和新四軍軍分會書記，有最后決定新四軍行動的權利，壓制和排擠軍長葉挺有著直接的關系。

　　項英與葉挺沒有一起合作共事的歷史，且兩人的經歷反差也較大，這樣的組合難免使兩人在決策某一問題時出現截然不同的兩種結果，毛澤東及中央也充分考慮到了這一點。葉挺雖然是蔣介石提名的，但也是共產黨方面認可的軍長。項英自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后，一直就是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的領導人，而葉挺卻一直在國外，這樣一個特殊的組合搭配在某一種程度上來說，也為事變的發生設下了隱患。

　　負氣出走

　　葉挺（字希夷），1896年出生于廣東惠陽。1914年考入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校，1916年畢業，隨即以優等生的資格進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學習，1918年畢業后加入粵軍，由于作戰有功，孫中山任命他為憲兵司令部參謀長兼一營營長，并在孫中山身邊擔任護衛。1924年，葉挺赴蘇聯學習，同年10月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共青團，1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1925年9月回國。1926年在北伐戰爭中，他率部長驅直進、屢建戰功，被譽為“北伐名將”，所部葉挺獨立團為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的稱號。1927年8月1日，葉挺受黨指派，擔任了南昌起義的前敵總指揮，成功領導了此次起義。南昌起義的成功，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新時期。葉挺的名字也已和南昌起義的領導人周恩來、朱德、賀龍等一起，被載入中國革命的光輝史冊。繼南昌起義之后，中共中央又決定在廣州地區舉行武裝起義，廣東省委于是根據中央的指示，積極進行著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鑒于葉挺成功的領導了南昌起義，12月11日，中共中央又決定讓葉挺擔任了廣州起義的總司令。然而，由于多種原因，這次起義未能成功，從此也就拉開了葉挺人生悲劇的序幕。

　　1928年1月，中共廣東省委在香港召開會議，檢查廣州起義失敗的問題，理應實事求是地查找原因，但省委領導卻不分青紅皂白，片面指責起義領導人，稱葉挺在關鍵時刻動搖、指揮不力，犯了軍事投機和盲動主義的錯誤，且不容葉挺和其他人解釋和申辯，就對起義領導人都給了處分，尤其給了葉挺留黨擦看6個月的處分。葉挺是個剛性有血氣的軍人，他根本無法接受這一處分，一氣之下出走西歐，與黨脫離了關系，從此在海外度過了他十年的流亡生活。葉挺后來回憶說：“那時黨內清算中國革命失敗的問題，我覺得有些脫離事實，同時因失敗情緒的影響，與國民黨、共產黨都脫離了關系。”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作為南昌起義主要領導人的周恩來在參加完會議之后，取道歐洲回國，在途經德國柏林時看望了葉挺并與之進行了長談，在周恩來的勸說下，使葉挺重新振作了起來，葉挺向周恩來提出自己先在德國學習好軍事，然后回國為黨效力。實踐證明，當時對起義領導人的指責和處分是錯誤的，周恩來后來也說：“這件事我們應該給葉挺伸冤”。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葉挺再也無心繼續學習，隨即回國。

　　受命抗戰

　　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七七”抗戰的全面爆發，為了實現全民抗戰，國共雙方就共同抗日達成了協定，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1937年8月25日，紅軍改變為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了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9月28日，國民黨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頒布命令，將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集中起來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并任命葉挺為軍長。雖然葉挺是國共雙方都能夠接受的較合適人選，但中央對其能否搞好新四軍也不是沒有顧慮，這主要是因為葉挺長期寓居海外，對他的政治態度和立場中央還需要有一個考驗了解的過程；其次對蔣介石把南方各地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游擊隊領導權單方面授于葉挺的作法，雖也沒有提出異議和反對，但需要對此作全面慎重的評估和研判，中央希望葉挺能來延安面談。11月3日，葉挺受中央之邀到達延安，向中央請示關于組建新四軍的有關問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通過與葉挺進行深入地交談，加深了對他的了解和信任。毛澤東還親自為他在抗大禮堂舉行了歡迎大會，毛澤東說：“我們今天為什么歡迎葉挺軍長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代的北伐名將，因為他愿意擔任我們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贊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毛澤東的話語字里行間充滿了對葉挺的信任和希望，也避免了提及他敏感的脫黨之事，事實上此時毛澤東已經把他當作共產黨可以信賴的朋友來看待了。葉挺也非常理解毛澤東的用意，他對自己的哪一段歷史也沒有躲閃和回避，在講話中反而提及到了此事，以表示自己對黨的忠誠。他對中央如此隆重的歡迎和款待十分感激，對自己所走過的彎路也非常內疚，他在會上說：“革命就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險，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時間，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又跟上來了。今后，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主席正確領導下，堅持抗戰到底。”同時，葉挺在自己還暫時不能恢復黨組織關系的情況下，也向毛澤東表示：“愿在黨的組織之外，但愿在黨的領導下工作。”中央對葉挺真摯誠懇的態度非常贊賞，對他搞好新四軍的工作給予了極大的信心和希望。

　　1937年11月9日，帶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重托，葉挺從延安返回武漢后，立刻投入到了籌建新四軍的工作之中。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正式成立，并任命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云逸為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此時，葉挺正式成為了國共雙方都承認的新四軍軍長。為加強共產黨對新四軍的領導，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南局及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項英任分局書記兼軍分會書記（政委），陳毅為軍分會副書記，從而作到在政治上保證了這支軍隊能處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然而，這種由共產黨人士和非黨人士組成的新四軍領導機構框架，卻為后來的“事變”埋下了伏筆。隨著形勢的發展，軍部先后又移至南昌，再移至巖寺。全軍下轄四個支隊共九個團，一萬余人，六千多支槍。新四軍成立之后，黨中央就就對其行動方針作出了明確的指示：要抓緊有利時機，積極主動深入敵后，在廣大農村開展游擊戰爭，獨立自主地創建抗日民族根據地。葉挺堅決忠實地執行中央對新四軍的方針，在之后領導新四軍艱苦卓絕地進行民族解放事業中，為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贏得了黨和中外人士的高度贊譽，毛澤東稱贊他“領導抗敵，卓著勛勞”，一些外國人士也贊譽他是中華民族的英雄。

　　項英阻撓

　　正當葉挺全力以赴投入到籌建新四軍并為之工作的時候，他的工作卻受到了來自于項英越來越多的干擾和影響。

　　項英1922年入黨，在黨的三大、六大上分別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26年—1930年期間，曾任湖北省總工會黨團書記，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兼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1931年后，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毛澤東為主席），是一位對黨的事業堅定執著的領導人，他的資歷和地位都比葉挺要高。而葉挺由于有脫黨和在海外10年的經歷，這一點使他總感到愧疚和不安，因而在和項英一起共事時，葉挺也就自覺地把自己放在了尊重和服從于項英的位置上。葉挺這種誠懇的態度和顧全大局積極工作的精神，就是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希望得到項英及新四軍軍分會對自己那段脫黨經歷的諒解，達到與項英等人共同搞好新四軍工作的目地，同時爭取使自己重新加入黨的組織。然而，盡管葉挺對項英始終表示出尊重和服從的態度，但在工作中仍時有對葉挺有不夠尊重和不信任的地方。由于葉挺的特殊背景，從他們一起共事開始，項英對待葉挺就缺少誠意和合作態度，在葉挺面前，項英總是保持著居高臨下的態勢，許多事使得葉挺難以適從，非常尷尬。葉挺不是共產黨員，不能參加黨的會議和軍分會會議，連中央的一些重要指示和決定，也沒人向他傳達，這無疑給葉挺的工作帶來了很多的不便和困難。在此情況下，要搞好新四軍的工作，對于項英來說沒有比團結葉挺更重要的了。當然，對于項英來說，這個度也的確難以把握。毛澤東也非常了解和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在新四軍成立后不久的1938年5月4日，他在致項英的著名的《五四指示》中，除了對新四軍的各項工作作了具體的部署和要求以外，在最后特意味深長地叮囑項英：“此外請始終保持與葉同志的良好關系”。毛澤東在這里稱葉挺為同志，實際上是提醒和告誡項英，不要把葉挺當外人，而要以同志來相待。毛澤東的勸誡，未能引起項英的注意，由于項英過于剛愎自用，始終不能真正地接納葉挺，經過幾個月的工作之后，葉挺仍感到不能適從，1938年6月，葉挺因公去武漢時，便婉轉地向中央長江局提出，要求在新四軍組織一個委員會，以便共同商議處理一切問題。長江局將此情況上報了中央，中央同意了葉挺的建議，遂于6月9日復函長江局，同意成立新四軍委員會，項英為主任、葉挺為副主任，陳毅、張云逸、周子昆、袁國平為委員。然而，由于項英對葉挺的態度依舊，雖然成立了軍委會，但總的局面仍舊未能改觀，項英仍然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不采納不聽取葉挺的意見，使得新四軍委員會形同虛設。

　　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感到自己一面受國民黨當局的掣肘，另一面受項英的“排擠”，左右為難，終于在1938年底負氣出走，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了辭去新四軍軍長的要求。葉挺的這一舉動使蔣介石看到了葉、項的不合，正合他以此牽制新四軍之意，因而沒有批準葉挺的請求，葉挺也只好委曲求全，繼續干著他不愿意干而又不得不干的差事。1940年10月12日，葉挺在《紀念本軍成立三周年》的文章中道出了自己的難言和苦衷：對于新四軍的工作“特別項英同志，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所以，我明知道有很多困難，而為了促進團結，想對於國內團結與抗戰，盡我自己的力量，我接受了我現在的職務。”不難看出身為新四軍軍長的葉挺，對于這樣的處境，確實使他為難和不安，也反映了他當時的心情。由于新四軍的實權握在項英的手里，不但使自己不能正常工作，而且他的許多建設性的意見也不能被項英所采納，他的許多想法和做法也就根本無法去實現。使得葉挺對項英的作法產生了質疑和不滿，但由于無法扭轉這種局面，因而他心里異常地痛苦和無奈，只能默默地承受著這一切。

　　在中央對新四軍已經作出了北移的決定，而項英仍無動于衷的情況下，葉挺曾說：“中央三令五申要新四軍北上，我認為中央的分析是正確的，可是，項英就是不聽！”他還自責自己說：“部隊遲遲不動，中央會是怎樣的看法呢？會不會認為是我葉挺不愿走？我是夾在兩個輪子中間的一粒沙子，很不好過呵！我的心是貼著黨的，我為什么老是碰到這樣的處境呢？”英雄無用武之地，使他頓感十分的傷感和無奈。

　　新四軍失敗的教訓是深刻的，正如在1941年1月15日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總結時指出的：項英過去的路線是錯誤的，不執行獨立自主政策，沒有反摩擦斗爭的思想準備。這些也就是新四軍失敗的主要原因。

　　下山被扣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分三路由駐地出發轉移，由于下雨路滑，行動困難，翌日下午才全部到達茂林，部隊只好就地休息。6日黃昏，又繼續出發，向星潭、榔橋方向前進，在遭到頑軍四十師、五十二師的阻攔，將其擊潰后，7日到達了丕嶺。在此，軍部領導人召開了會議，討論如何組織力量有效地進行突圍等問題。葉挺提出：要選擇政治、軍事素質較強的部隊，組織三個主力團，不惜一切代價攻下星潭、突破敵人的包圍，向上官云相總部后方之旌德、寧圖挺進，然后再轉向江南，與陳毅、粟裕部隊會合，待機渡江。但是，這一意見卻遭到了項英的反對，他認為這一舉動過于冒險，如果硬拼，就會引起重大傷亡。葉挺感激地說：“現在只有殺出一條血路沖出去，才能保住這支隊伍。”然而，由于項英的反對，這一方案未能實施。8日，當部隊在向高嶺進發的途中，又與頑軍遭遇，葉挺又提議集合部隊，乘敵人立足未穩，向茂林方向突圍，再由北向銅陵、繁昌之間渡江。但此時的項英不僅一籌莫展，猶豫不決，也沒有了主見，坐失了使部隊突圍出去的良機，且在當晚競與袁國平、周子昆一起離開了部隊，不辭而別。在這極端危急的時刻，葉挺挺身而出，一人擔負起了指揮部隊繼續突圍和作戰的重擔。在之后召集的團以上干部會議上，他悲憤地說：“為了黨的事業，為了人民的事業，我們要下定決心，不惜任何代價，沖出重圍，堅決戰斗到勝利。”為了使中央了解新四軍的情況，8日，葉挺、饒漱石向毛澤東及中原局報告了此情況：“今（九）日晨北進，又受包圍，現在集全力與敵激戰，擬今晚分批突圍北進。項英、國平□□□□與今晨率小部武裝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為全體安全計，決維持到底。”中原局隨即復電葉挺：“項、袁□□不告而別，脫離部隊，甚為不當……望你們極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圍走蘇南，并直令二支隊接應。”9日，頑軍又向新四軍發起全線進攻，葉挺立即召開會議進行戰斗動員，而且莊嚴地宣布：“同志們，如果我葉挺臨陣脫逃，你們可以隨時將我槍斃！”之后又帶領部隊繼續前進。10日拂曉，部隊到達石井坑，葉挺向中央報告了部隊的情況。當天下午，項英、袁國平等因未能走出敵人的包圍圈，又返回到了部隊。葉挺在見到項英等人后，嚴正地指出了他們的錯誤，并將中原局的電文告知了他們，這使項英感到了問題的嚴重，項英隨即向中央發電解釋說明：“今日已歸隊，前天突圍被阻，部隊被圍于大矗山中，有被消滅極大可能，臨時動搖，企圖帶小隊穿插繞小道而出……，至九日即感覺不對，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開會并影響甚壞。今日聞五團在附近，及趕隊到時與軍部會合。此次行動甚壞，以候中央處罰，我堅決與部隊共存亡。”11日，葉挺率領部隊繼續在石井坑堅持戰斗。由于頑軍對新四軍的包圍圈越縮越小，幾次突圍均未能成功，葉挺給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發電報告：“本軍五晝夜不停與五、六倍［之敵］激戰于重圍，計劃又告失敗，現將士疲勞過度，只好固守一拼，惟士氣尚高。此次失敗，挺應負全責，實因處事失計、指揮失當所致。但政委制□□□□之缺點實亦一因。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贖其過。”在此嚴重的危急關頭，葉挺向中央勇敢地承擔起了新四軍失敗的責任，但也認為由項英來決定新四軍重大行動的政委制也有一定的責任。無容置疑，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們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的保證，但項英獨斷專行的作法造成了如此局面，確實給黨領導軍隊的政委制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使得葉挺對項英的作法不滿并以此提出對政委制的不同看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2日，頑軍5個師向新四軍發動總攻擊，部隊傷亡慘重，軍部也完全處于敵人火力控制之下，指揮部與各部隊之間的聯系已經中斷，部隊已經到了彈盡糧絕的地步，在此異常危急的情況下，葉挺作出了各部隊根據實際情況，分散突圍，以盡可能保存新四軍有生力量的決定。新四軍領導人隨即也分兩批：葉挺、饒漱石為一路，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為另一路分別突圍。鑒于由于項英的錯誤造成如此嚴重的局面，已經不適宜再擔任新四軍領導重任的情況，當日，中央給新四軍發來了急電：“一、中央決定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軍長、饒漱石二人負總責，一切行動決心由葉軍長下。項英同志隨軍行動北上。二、中央此決定向部隊干部宣布。”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又致電葉挺、饒漱石：“如有可能、似以突圍出去分批東進或北進為有利……，同時應注意與包圍部隊首長談判。”事已至此，中央也只有寄希望于保存新四軍的實力了。13日，石井坑周圍陣地相繼失守，軍部在由石井坑向東北方向翻越一座大山時，又遭頑軍的包圍，損失很大，戰斗中袁國平壯烈犧牲。14日，部隊的處境更加困難，彈盡糧絕，已無繼續抵抗和突圍的能力，此時，新四軍各陣地已全部失守。

　　雖然新四軍部隊已被頑軍消滅或打散，但新四軍軍部及領導人并沒有被抓著，于是頑軍便開始了搜山行動。為了挽救危局，遲滯頑軍的搜山行動，一個新的情況又出現在了葉挺的面前，饒漱石以東南局副書記和新四軍分會委員的身份勸葉挺下山與頑軍談判，葉挺說：“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是堅決不能去的。大革命失敗后，我離開黨已經十年，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我是深刻記取的。”葉挺認為如果自己下山與頑軍談判，以后就無法向黨交待清楚了，仍堅持不與頑軍談判。但是，在饒漱石的一再勸逼下，葉挺只好同意，并說：“如果是黨派我去，我就服從。我和頑軍談判，他們一定把我扣留，但是可能放松一點搜索，可以讓更多的同志有機會分散突圍，回到部隊去。”說完，葉挺便帶著葉育青、葉欽和等幾名隨從下山與頑軍談判，隨之即被扣押囚禁。之后饒漱石也遭被捕，不過在被捕時他詭稱自己是美國華僑，投身抗日，在新四軍內部工作僅幾個月，還收買了國民黨軍的一個名叫葉正順的連長，這位連長不僅做了一頓飯給饒漱石吃，并且安排由排長陪他辦理路條，護送出警戒線，他便很快脫險并與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了聯系。

　　要求入黨

　　葉挺被俘后，中央十分關注他的處境，先后通過多種途徑向國民黨當局交涉，要求釋放葉挺。經過周恩來在重慶與蔣介石交涉，最后中共以釋放國民黨將領馬法五換回了葉挺，被囚扣了五年之久的葉挺終于在1946年3月4日獲得了自由。獲釋的當天下午，葉挺在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的陪送下，回到了重慶中共代表團的住處，受到了董必武、王若飛、鄧穎超、博古等同志的熱烈歡迎，代表團還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長期的磨練和考驗，更加堅定了葉挺對黨的信念。出獄后的葉挺，不是立即與家人團聚，而是在10個小時之后就寫好了入黨申請書，第二天，他就立即致電黨中央，請求加入中國共產黨，電文說：“毛澤東同志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我已于昨晚出獄，決心實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在你們的領導之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我的一切。我請求中央審查我的歷史是否合格，并請答復。”3月7日，經毛澤東字斟句酌修改審定的電文，從延安飛到了重慶葉挺的手中，電文說：“親愛的葉挺同志：五日電悉，欣聞出獄，萬眾歡騰。你為中國民族解放與人民解放事業進行了二十余年的奮斗，經歷了種種嚴重的考驗，全中國都已熟知你對民族與人民的無限忠誠。茲決定接收你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黨員，并向你致熱烈的慰問與歡迎之忱。”葉挺對黨中央的復電興奮不已，對自己經過了千難萬苦終于回到了黨的懷抱，對黨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當《新華日報》社的記者問到他為什么要重新入黨時，他說：“我認為只有中國共產黨的同志能貢獻其全部力量為中國人民來工作，重新加入共產黨，我將貢獻我全部的力量，來為中國人民服務。”為祝賀葉挺出獄和入黨，陽翰笙、郭沫若設宴請他全家吃飯，席間，他誠懇地說：“經過幾十年的奮斗，使我認識到了一個真理，只有馬列主義才能救中國，黨走的路，就是我走的路。我個人是渺小的，除了為人民，為最廣大的勞動人民，還能有什么？我迫切想到延安去，到人民中間去，貢獻自己的一切！”在重慶期間，他積極努力完成黨交給自己的一切工作。

　　不幸遇難

　　1946年4月8日，葉挺奉命去延安參加黨的整軍復員會議，在與王若飛、博古、鄧發等人乘機飛往延安的途中，不料飛機在山西黑茶山撞山焚毀，機上人員全部遇難。全黨全軍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一連幾天，延安及各地都舉行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動。4月13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中國人民無可補償的損失》的社論，稱葉挺同志是“北伐時期的虎將，抗戰時期的岳飛，他的畢生奮斗，是足以使每個中國人為之感動的。”

　　4月18日，延安隆重地舉行了有三萬多人參加的追悼大會，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全部出席了大會，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寫下了“天下正多艱，賴斗爭前線，堅持民主，驅除反動，不屈不饒，驚聽兇音哀砥柱；黨中留永痛，念人民事業，惟將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爭勝利慰英靈。”的挽聯，還為葉挺寫下了“為人民而死 雖死猶榮”的題詞，以表示對葉挺等革命烈士深切的懷念。

　　毛澤東高度贊揚葉挺，曾當著葉挺的面說，你是“共產黨的第一任總司令，人民軍隊的戰史要從你寫起”。作為一代名將，葉挺為民族和人民所建立的豐功偉績，為世人所頌揚，他的清廉人生和高風亮節，將彪炳千秋，為后人所敬仰。

　　備注：□□表示原文獻字跡模糊不清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