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豐——遵義會議上極力反對毛澤東的人

　　邵建忠　　

　　黃河之濱，集合者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這首大氣磅

　　礴，氣吞山河，催人奮進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當年，它不僅回蕩在延安城的上空，也使無數有志愛國的熱血青年，經過了在延安的“淬火”，又把它唱到了烽火連天的抗日前線乃至全國。今天，當我們再次唱響它的時候，依然感覺是那樣的催人奮進熱血沸騰，心潮澎湃蕩氣回腸。因為它不僅唱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擔當，更唱出了中華兒女誓死抗戰到底的氣勢和決心，也成為了今天的人們回憶那段崢嶸歲月歷史最好的見證。那么，這首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歌曲的詞作者是誰呢？他就是出自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部長的凱豐之手。

　　沒有對黨和人民的忠誠，沒有對腳下這片熱土的摯愛，是寫不出這樣從心底里流淌出來的歌詞的。對于凱豐來說，也許是因為自己對在遵義會議上所犯錯誤的深刻反省和感悟，才激發他創作出了這篇高昂奮進而感人肺腑的經典作品。

　　正是這位文采飛揚的宣傳部長，的確在長征途中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生死攸關的遵義會議上，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這就是：他不僅對左傾錯誤指揮給紅軍造成的嚴重損失視而不見，也充耳不聞大多數人強烈要求批判錯誤指揮，撤換其軍事領導權，由毛澤東重新出來領導指揮紅軍的呼聲于不顧，卻一味極力的在替李德和博古進行辯解，阻撓中央對左傾錯誤路線的糾正，甚至在會上還挖苦諷刺阻撓毛澤東出山，鑄下了他一生不該犯的一個大錯。凱豐的行為，不但使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不能理解，就是事后連自己都認為是犯下了一個難以原諒的錯誤。盡管凱豐光明磊落對黨忠誠，能夠直抒己見，絲毫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且在會上的發言表態并不違反黨的組織原則，完全是在行使一個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代表的權利，也沒有任何的不妥之處。但是，他在正確與錯誤已經涇渭分明的事實面前，不顧多數人對左傾錯誤的批判，仍為其進行辯護支持，無疑給犯了錯誤的人注射了一針強心劑，他的行為畢竟干擾了會議的方向，也在已傷痕累累、非常脆弱且正在恢復健康的黨的肌體上又劃出了一道新的印痕，埋下了對毛澤東不信任的伏筆。他的發言與會議上多數人發言形成的強烈反差，為中央期望在較大程度和范圍內盡可能地糾錯添加了阻力，也為會議之后一段時間毛澤東實施對紅軍的指揮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和干擾。凱豐的行為無疑是錯誤的。

　　由于遵義會議在中共歷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及毛澤東高超政治軍事指揮才能的發揮使得紅軍浴火重生，走出了困境，由小到大，由弱到強，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不斷地取得勝利，以致在后來的行軍途中使凱豐不但逐步認識并改正了自己的錯誤，還能直面批評張國燾的分裂行徑，但他的名字毫無疑問的已經和在遵義會議上受到批判的人聯系在了一起，留給他的是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凱豐在會上的過激言辭深深地刺痛了毛澤東，在中央到達陜北，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之后，更加激發了毛澤東努力發奮地讀書，研究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以致許多年之后毛澤東與中外人士談論到有些人不遵守客觀規律，事事都要照本本去做的問題時仍多次地提及到了此事。

　　（一）　　

　　凱豐（1906—1955），原名何克全，江西萍鄉人。1926年擔任了區農會宣傳委員，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任校團支部委員。1930年11月回國，不久，由秦邦憲（博古）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1年1月，出席了中央在上海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當選為中央委員，后又任共青團廣東省委書記。1931年5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后被黨組織營救出獄。1933年春，到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工作，先后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和書記，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后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1934年10月，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之前，凱豐則和劉少奇、陳云三人作為中央代表，被分別派到九軍團、八軍團、五軍團工作，以加強黨對這三支部隊的領導，凱豐因此便隨九軍團一起行動。

　　1935年1月，凱豐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的身份參加了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遵義會議。由于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認識不足，加之有留蘇的情結，出于維護其領導的正統和權威，使得他不僅在會上極力維護其“左”傾路線的錯誤外，還反對毛澤東出來領導指揮紅軍，凱豐的行為受到了與會多數人的批評。會理會議之后，凱豐的態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6月中旬，一、四兩個方面軍在懋功會師，之后，在中央與張國燾分裂錯誤的斗爭中，凱豐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態度堅決，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1937年春，凱豐在被調任中央宣傳部代部長期間，寫下了氣勢磅礴催人奮進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受到了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人的高度贊揚，毛澤東在審閱歌詞時大加稱贊：“寫得不錯，完全符合抗大的辦學方針”。在黨的洛川會議和12月政治局會議上，他先后被選為中央軍事委員和政治局委員。1938年2月，任中央長江局宣傳部長，參與《新華日報》編委工作。1939年1月。到重慶協助周恩來作統戰工作。1940年底，回到延安。1942年9月，籌組了中央編譯局，并親自編寫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等著作，還編譯了幾本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冊子。1945年中共七大之后，調任東北局宣傳部長。新中國成立后，任東北局常委、沈陽市委書記。1952年11月，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馬列學院（今中共中央黨校）院長。由于長期過度勞累，積勞成疾，以致使他英年早逝，于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49歲。縱觀凱豐的一生，是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的一生。他光明磊落，任勞任怨，工作勤奮，文字理論功底深厚，對黨忠誠執著。然而，唯有執著中的固執，給他留下了一生中永遠無法彌補的缺憾。

　　（二）　　

　　1935年1月，以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為轉折點的遵義會議，無疑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的一個偉大轉折點，永遠的成為了黨的歷史乃至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豐碑而載入史冊。因為它不僅僅是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領導，而是全黨經過從成立之初至此十幾年的艱難探索，在遭受了無數次磨難挫折和付出沉重代價之后，最終正確選擇的結果。正如毛澤東在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預備會上所指出的：“從1921年到1935年遵義會議，經過十四年的時間，才結束了多次錯誤路線對全黨的統治”。足見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代替博古成為了黨的總負責人，毛澤東入圍政治局常委，從而形成了事實上的以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對黨和軍隊領導的開始。這一轉變來之不易，它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背景之下獨立處理自己內部事務的開始，也是中共以此開始走向成熟的標志。

　　黨的歷史上有過幾次錯誤路線，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對黨造成的危害最大，在黨內統治的時間也最長。

　　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由于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使“左”傾教條主義者占據了中央領導崗位，之后，由于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總書記向忠發的相繼叛變，迫使黨中央機關不得不從上海遷到瑞金蘇區，黨和紅軍的命運也由此便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調集了100萬軍隊，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由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指揮，在敵人對蘇區進剿的包圍圈越縮越小，中央紅軍在已經是付出了極大代價也不可能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情況下，最后不得不撤離蘇區進行長征。從長征開始到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中央紅軍的損失已經過半，左傾錯誤對黨和紅軍造成如此重大的損失，已引起了廣大指戰員的強烈不滿，正如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在批評李德博古瞎指揮時所說的，他們是“崽賣爺田心不疼”。之后，蔣介石在判定中央紅軍就是要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意圖后，又布置重兵企圖一舉圍殲中央紅軍在湘西，在此險惡情勢下于12月12日舉行的通道中央緊急會議上，李德博古不得不采納毛澤東力主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的意見，從而避免了紅軍的全軍覆沒。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又在黎平會議上確定了繼續向貴州進軍的戰略。1935年1月1日，在猴場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確定了奪取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發展的方針。隨著形勢的逐步好轉，廣大紅軍指戰員強烈要求改變錯誤軍事指揮領導的呼聲也越來越高。1月15至17日，在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遵義會議上，經過大多數人的理論和抗爭，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李德、博古，不得不順從黨心民意交出紅軍的指揮權。會上盡管他們對導致紅軍失敗的原因避重就輕，只強調客觀因素而不肯承認主觀上的錯誤，但在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最終他們也不得不承擔起這個失敗的責任。關于改換紅軍的領導指揮權問題，由于毛澤東在紅軍中的威望，絕大多數與會者強烈要求他重新回到領導指揮紅軍的崗位，因為這不僅是黨心軍心眾望所歸，也是黨和紅軍的唯一正確選擇，就連在會上受到了大家批判的博古等人也沒有表示出堅決反對的態度。然而，令人費解又想不到的是，這一議題竟遭到了一個有悖于多數人意愿，又不握有紅軍指揮權的凱豐的極力反對，他不但在會上言辭激烈，為李德和博古的錯誤進行辯護，而且矛頭直指毛澤東，這讓多數與會者始料未及大惑不解。

　　就每位會議的參加者來說，那一個不是目睹和經歷了李德、博古“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給紅軍造成重大損失的當事人和見證者，他們對瞎指揮才是最具有批判資格和有話語權的人。紅軍指戰員強烈要求終止錯誤領導的呼聲在與會者中產生了共鳴，由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應該說已經是水到渠成，沒有多少的懸念。而作為中央代表且一直隨九軍團行動的凱豐，對錯誤軍事路線瞎指揮的感受應該是最直接和最深的，也是最有發言權的。然而，他卻出于維護以博古為首的“正統”中央的威信，以及與其有“留蘇吃洋面包”經歷的情結，竟然不顧紅軍遭受重大損失的錯誤事實，完全地站到了與大多數人對立的一面，給錯誤指揮者進行辯護和減壓，嚴重地干擾影響了會議的進程。在會上，當大多數與會者都在批評李德、博古的錯誤，要求他們下臺時，凱豐立即表示了反對。尤其是當周恩來提出“應該讓澤東同志擔任紅軍軍事指揮”的話音剛落，凱豐就馬上接話說：“四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是不容否定的，誰要否定，就是一種機會主義論調。”他見沒人附和，便環視了會場一周，仍不顧眾人對他鄙視的眼神，又以憤懣的聲音繼續說：“讓毛澤東擔任紅軍的軍事指揮，這怎么行呢？他老毛大談什么軍事路線，其實懂得多少？”說到此，還以一種鄙夷不屑的語氣沖向毛澤東：“你懂得多少馬列主義？無非是看了點《孫子兵法》罷了！”周恩來打斷并反問凱豐：“懂得《孫子兵法》才了不起呢，你懂得嗎？”凱豐立即說：“《孫子兵法》算什么，能夠與馬列主義相比嗎？”接著又說：“我不同意對中央路線的指責。四中全會以來，中央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克服了羅章龍左傾分裂黨的危險，保持了黨的團結和統一，粉碎了國民黨的四次圍剿，建立了廣大蘇區根據地，組織了二十余萬鐵的紅軍，實行了土地革命，發動了廣泛的反帝運動和民族革命戰爭，難道說這都是“左”傾冒險主義？難道因為未能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就把一切都歸罪于博古同志？”凱豐完全不顧基本的事實，他不僅把毛澤東、朱德等人建立蘇區擴大紅軍的功勞歸于了博古等人，又對由于錯誤軍事指揮對紅軍造成重大損失的基本事實輕描淡寫，依此達到要繼續維系李德博古的錯誤領導之目的。凱豐這種在已經是受到多數人批評的情況下，仍在極力地維護李德、博古權威的行為，不能說不是他政治上尚不成熟的表現。

　　凱豐的錯誤不僅是由于他在會上站到了博古的一邊，而且還由于在會前受博古的指使私下進行串聯拉票，做了違反組織原則的事，成了博古的馬前卒。他三番五次地找軍團一級領導人談話，要求他們在會上支持博古，由于沒人響應未能成功，凱豐就立即向博古進行了匯報。他在找聶榮臻時，當即遭到了拒絕，凱豐便對博古說：“聶榮臻這個人真頑固”。會議的最后，錯誤軍事路線終被糾正。凱豐在看到了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大權被旁落之后，引得他的情緒在較長一段時間內都難以撫平，甚至遵義會議之后，凱豐還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 凱豐固執的行為也為遵義會議之后一些人不信任毛澤東軍事指揮領導設下了伏筆。

　　由于凱豐在對左傾錯誤路線認識上的態度，中央擔心他可能會把自己的情緒帶到九軍團，不向部隊傳達遵義會議的精神，可能會給指戰員在思想上造成不同程度的混亂，影響到部隊的戰斗力。會后，中央便撤銷了他擔任的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職務。不久，隨著他逐步認識并改變自己的態度，中央才恢復了他原有的職務。

　　盡管凱豐的發言未能阻止會議的進程，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干擾了會議的方向。他的行為，無疑是給執行錯誤路線已經失去人心且下了臺的那些人注射了一劑“強心針”，也為一些仍不服氣的人留下了一個不信任甚至懷疑毛澤東軍事指揮能力的反彈空間，一度還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了中央對紅軍的指揮。

　　鑒于李德、博古在軍事指揮上的獨斷專行，為防止這種局面的再出現，遵義會議之后一段時間，中央雖取消了他們的軍事指揮權，撤銷了最高三人團，但卻采用了將指揮紅軍打仗的決策權改由集體表決通過的辦法，結果錯失貽誤了許多戰機。為了集中統一指揮，中央采納了毛澤東的建議，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由于中央紅軍輕裝上陣，采取了兜大圈子的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經過了四渡赤水、佯攻遵義等，甩掉并跳出了敵人包圍圈，這樣難免要使部隊多走一些路，于是便引起了部分下級指揮員，甚至個別軍團一級指揮員的不理解，以致出現埋怨發牢騷的現象，就連井岡山時期就一直跟著毛澤東，并被他看好的林彪，都認為讓部隊“不走弓弦走弓背”，拖垮了部隊，公開寫信要求撤換毛澤東，這才引起了中央的警覺和重視，直到5月12日在會理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糾正了這些錯誤之后，可以說凱豐在遵義會議上注射到執行錯誤路線的人身上的這一針強心劑的“藥勁”才得以釋放并散去。遵義會議后一段時間一度在戰士甚至指揮員中出現這些不穩定的情緒，不能說與凱豐在遵義會議上的態度沒有關系。

　　雖然凱豐會議后思想上的彎子一時難以轉變，但可貴的是，他敢于直言也能知錯改錯。又好在他是一個磊落直言知錯即改的人，縱然他忠誠中往往帶有固執，但隨著毛澤東政治軍事指揮才能的發揮和被全黨所認可，整個形勢都在不斷地好轉，尤其是紅軍經過一系列戰役變被動為主動，在不斷勝利的事實面前，他在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后也真誠地宣布放棄自己在遵義會議上發言時所持的觀點，會理會議之后，凱豐便完全改變了自己以前的看法。

　　凱豐在遵義會議上的發言，雖在一定程度上阻滯了中央從更深層次上對左傾錯誤路線進一步的糾正，也使得中央在糾正錯誤軍事路線的同時仍然保留住了對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路線的肯定，這也就給犯了錯誤的同志一個認識并改正的機會。凱豐的行為不僅在毛澤東的心里留下了陰影，也極大地傷害了毛澤東，以致后來毛澤東多次地提及此事。1962年1月，毛澤東在與日本一個訪華代表團談話時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么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并沒有看過，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么？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 1963年10月，毛澤東同王任重談話時又談到：“凱豐他們也不知道什么是《孫子兵法》。誰想到打仗看《三國演義》？是打出來的，逼出來的。”足見此事對毛澤東的傷害之深。

　　（三）　　

　　盡管凱豐由于在遵義會議上的態度，使得大多數人對他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但他并沒有因此而消極沉淪，而是以更加努力地為黨工作的實際行動，重新換回大家對他的看法。

　　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根據會師后的形勢和任務，統一兩個方面軍的行動，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確立了兩軍共同北上的戰略方針。凱豐在堅定支持中央決定的同時，還能根據部隊處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情況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寫了《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的文章，刊登在《前進》報上，指導部隊順利地通過少數民族地區。他還根據張國燾擁兵自重，不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凌駕于中央之上，以所謂西北聯邦政府的名義，是想把中央也“聯邦”進去的企圖，批評張國燾。張國燾看了后極為惱火，并把自己的不滿發泄給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張國燾依仗人多勢眾，在中央不得不對其采取極其忍耐態度的情況下，凱豐寫的文章應該算是最早公開批評張國燾的文章了。如若當時沒人公開批評他，就會更加助長張國燾的野心，他就會更加肆無忌憚的挑戰中央的權威，凱豐的行為是替中央點了一下張國燾的野心穴位，在一定程度上呃阻了他個人野心的惡性膨脹。

　　隨著張國燾向黨伸手要權野心的日漸暴露，中央也作出了一些讓步，盡可能滿足他的“要求”。在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除了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外，又增加了徐向前、陳昌浩為委員。7月18日至22日，中央在蘆花召開兩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研究解決紅軍統一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時，又任命了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面對張國燾咄咄逼人的態勢，中央領導人都保持著極大的克制，委曲求全，在滿足他要求的前提下，盡量不談論涉及到四方面軍過去的錯誤，尤其是張國燾最敏感的肅反錯誤的問題，力避雙方矛盾公開和擴大進而導致紅軍的自殘或分家。為此，張聞天甚至還建議毛澤東，自己愿意讓出總書記職務來成全張國燾，以求得紅軍的團結，張聞天的一番好意當然被毛澤東所拒絕。在此情況之下，凱豐又一次當面批評張國燾隨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蘇區的錯誤和不愿意北進的錯誤，再次剎了一下張國燾的威風，維護了中央的權威。在同張國燾的斗爭中凱豐協助中央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就連毛澤東后來也說，和張國燾的斗爭是他一生最灰暗的時期。足見斗爭的復雜。

　　在8月間中央召開的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和9月間召開的俄界會議上，凱豐都是旗幟鮮明地維護張聞天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反對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活動。在沙窩會議上政治局委員分工時，中央讓凱豐負責長征路上的少數民族委員會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會議上，他又受命組織中央宣傳委員會，并負責審查關于民族問題的宣傳材料。后來，又擔任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干部必讀》的編委，他不僅努力做好中央交辦的任務，個人的理論才能也在工作中日益顯露了出來。為他日后為黨作理論宣傳工作奠定了基礎。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之后，西安事變也得以和平解決。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把四方面軍干部戰士的思想引導到中央的路線方針上來，中央隨即開展了對張國燾路線進行清算和批判的活動。凱豐受中央委托起草的《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經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獲得了通過。1937年2月27日，凱豐在延安發表了《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里》的文章，他以3萬余字的篇幅，列出了13個問題，系統地總結了張國燾與黨的分歧。但在批判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罪行的同時，卻不恰當地提出：“國燾路線的性質是蘇維埃運動中一種特殊形式的右傾機會主義和軍閥、土匪主義”，也就是一竹篙打翻了一船人，引起了四方面軍干部戰士的強烈不滿。因為凱豐在指導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工作中，未能把張國燾與紅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嚴格區分開來，傷害了他們的感情，因此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

　　1937年4月3日，因批判張國燾錯誤的擴大化，終于導致了內部悲劇的發生：延安紅軍大學原四方面軍的許世友等人，因串聯三十多人，密謀“拖槍逃跑”的罪名而遭被捕，毛澤東聽說后十分吃驚，在查明了緣由之后，他立即召見凱豐責問道：“你搞的什么名堂？弄得這么多紅四軍高級干部反對我們，這還能說你正確么？凱豐同志，我看你是把他們逼上梁山嘛。” 凱豐在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后一時思想上轉不過彎來，委屈地辯解說：“主席，我是認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毛澤東厲聲批評說：什么我的精神。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張國燾，你卻不分青紅皂白，一竿子橫掃一大片。你還別出心裁跑到紅軍大學和四方面軍中，去搞什么“究竟是毛澤東水平高，還是張國燾水平高”的討論。張國燾過去在四方面軍批我毛澤東，就沒有批一個戰士，可現在毛澤東批張國燾，居然連戰士都一起批了！把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都推到了我們的對立面，這就不對了嗎？凱豐也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之后，毛澤東立即去看望被捆綁關押中的許世友等人，一句“許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使得許世友跪地大哭，這樣才化解了這場“危機”。之后，凱豐也就此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后來，在政治局召開的批判張國燾的會議上，仍由凱豐作主報告，并到抗大指導這場斗爭。

　　（四）

　　1938年3月，凱豐被派往武漢中共長江局工作。當時在武漢的政治局委員有王明、周恩來、博古和凱豐。王明在12月政治局會議上取得一些人的支持后，野心更大，幻想有一天成為黨的總書記，還企圖把武漢搞成第二中央，有時，竟擅自以中央名義發表談話。他的這些非法活動，遭到了周恩來和凱豐的一致反對。1938年4月2日，張國燾背著中央以祭黃帝陵為名離開延安，先是到了西安，后又到武漢。盡管黨中央指示王明、周恩來、博古和凱豐一起，對張國燾做了耐心細致的批評和挽救工作。4月17日，張國燾最終以書面聲明脫黨，次日，中央就作出并公開了《關于開除張國燾的決定》。在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關鍵時刻，凱豐做了許多富有智慧的工作。 1938年4月10日，毛澤東領銜發起成立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盡管凱豐沒有被列為發起人，但在擬定學校董事會名單時，毛澤東還是把他列了進來。凱豐關心和指導這所高等藝術學院的成長，為黨培養了大批革命文藝人才。

　　1938年7月7日，為紀念抗戰一周年，凱豐在《新華日報》發表《中國抗戰一周年》的長文。后來，武漢危機，凱豐隨長江局遷到重慶。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準在重慶正式成立南方局，他與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一起，領導華南、西南各省黨的工作。經中央批準，凱豐還擔任了南方局宣傳部長，主抓宣傳和黨報工作，兼任《新華日報》社領導。在紀念 “ 五·一 ” 和抗戰二周年時，他親自著文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在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蘇聯十月革命22周年等重要集會上，凱豐也都出席并講話。他還主持了中央青委在重慶召開的大后方青年工作會議。期間，盡管凱豐不在延安，沒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但他仍被選為了政治局委員，擔任新成立的中央宣傳教育部副部長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

　　1940年11月3日，根據新的形勢和任務，為了加強黨的宣傳工作，中央電示凱豐回延安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他主持并參與制訂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關于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關于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等，還參與了《解放日報》的創刊(1941年5月16日)、延安大學的籌建(1941年9月22日開學)等工作。1942年開始，在毛澤東和中央的領導下，指導全黨的整風工作。4月3日，中宣部作出了《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又稱“四三決定”)，對整風運動中的學習文件和檢查工作，作了明確具體的指示，并規定了整風運動中的18個必讀文件(后又增加4個文件)。這個決定，有力的指導了全黨整風運動順利進行。

　　1945年，黨的七大在選舉中央委員時，凱豐遇到了麻煩。代表們因為他在江西蘇區時，積極參與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傾路線，尤其是在遵義會議上又公然反對毛澤東，拒絕投他的票。毛澤東出于對凱豐關心，讓他在大會發言時，對過去所犯路線錯誤作個檢查，以爭取主動并取得代表們的諒解。盡管凱豐因病逐漸難以正常工作了，毛澤東也苦口婆心做了引導解釋工作，但結果凱豐還是落選了。

　　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凱豐為黨做了大量積極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使得他積勞成疾，英年早逝，盡管工作中也犯有錯誤，但縱觀他短暫一生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做出的努力，是功不可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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