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但書中對西路軍只寫是“奉命”西渡黃河，而沒有寫明是“奉誰之命”——是奉張國燾之命，還是奉中革軍委之命？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出版尚未發行之際，這一問題引起了重大爭議。

　　李先念在讀過書中有關西路軍的一部分文字后，于1991年7月8日給有關負責同志寫了一封信:

　　。。。。。。

　　“奉命”、“奉命”，究竟奉誰的命令?。繋资陙硪恢闭f“西路軍是奉張國燾之命西渡黃河的”，甚至說：“西路軍是張國燾擅自命令組成的”、“西路軍是張國燾錯誤路線的犧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華文摘》上還刊登有類似說法的文章?，F在中央正式出版的黨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筆法，對得起壯烈犧牲的一萬多名西路軍將士嗎！?

　　。。。。。。

　　我堅決要求：最少應該加上“奉中革軍委命令”幾個字。

　　。。。。。。

　　7萬本即將發行的成書被迫將相關書頁撕去，再粘上修改后的書頁，自此“西路軍奉中革軍委（中央）命令說”成為正統主流學說。

　　為何李先念要強行加上“奉中革軍委命令”幾個字？

　　這是因為“中革軍委”這個名號關系到“西路軍”的歷史清白，是受中央之命，還是受張國燾之私命？

　　這也正是持“張國燾命令說”研究者反對修改的原因，更改為“奉中革軍委命令”后，就為西路軍摘掉了“張國燾路線”的帽子，西路軍的失敗自然就是中央的責任。

　　要搞清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對存在于中共紅軍時期的“中央軍委”、“中革軍委”、“西北軍委”這三個互有糾纏瓜葛的機構進行界定。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1926年11月，為準備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根據中共中央決定，中央軍事部改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兼上海軍事委員會。張國燾任書記，因張國燾常駐武漢，軍委工作由周恩來負責并代任書記。1927年3月3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中央的軍委同上海區委的軍委為統一的機構。1931年1月，中央軍事委員會隨中央臨時政治局駐上海后重新調整了成員，周恩來任書記，聶榮臻任參謀長。6月，李富春代理中央軍委書記。

　　1931年6月，軍委成員相繼離開上海后，中央軍事委員會改為軍事部，負責國統區的兵運、情報等軍事工作，只對蘇區中革軍委、各主力紅軍重大決策進行指導，不直接指揮紅軍作戰。1933年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從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另在上海設立中央局，中央軍事部改為上海中央局軍事委員會，沒有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

　　在中央臨時政治局從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后，有沒有成立新的機構作為“中革軍委”的上級機關呢？沒有找到這方面的資料，那只有看能否從中央指揮紅軍的負責人員到達蘇區后的職務簡歷中去尋找相關的記錄。

　　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博古在1933年1月進入中央蘇區后，就面對“第四次反圍剿”，當時打仗的戰略方針都要經上級批準，博古“對于如何作戰，既無經驗，又無教條，一切由朱、周放手去打，來什么批準什么。”

　　博古在5月由臨時中央政府決定增補為中革軍委委員。

　　李德是在1933年9月進入中央蘇區，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一到瑞金的那天晚上，博古和張聞天就去“獨立房子”與李德長談，商定由李德主持軍事工作。之后李德便在“獨立房子”口述他的命令，讓伍修權譯成中文電文，轉交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送給軍委的朱德、劉伯承或中共中央的博古、張聞天簽署后執行。

　　李德是在1934年2月成為中革軍委軍事顧問。

　　周恩來是在1931年12月到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1932年6月，中革軍委隨軍到前方，增任周恩來為副主席。10月26日，接替毛澤東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1933年5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1934年2月3日，任中革副主席。

　　毛澤東自受到排擠后，從1934年開始就不再是中革軍委委員，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1935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1935年8月中央為了約束掌握紅軍總司令部權力的張國燾，在19日的沙窩會議上，決定由毛澤東負責中央的軍事工作。

　　紅軍主要領導人員的任職簡歷表明，中央臨時政治局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后，并沒有成立新的機構作為“中革軍委”的上級機關。

　　由于抗日統一戰線的需要，在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軍委）”，接過了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革軍委）”的職能和任務，成為僅屬于中共中央的下屬機構。

　　因此，紅軍時期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應該是結束于1933年1月的上海。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從名稱看，這是個政府組織，它的前身是1931年1月成立的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蘇區中革軍委）。

　　1931年11月25日，“中革軍委”正式成立，是全國蘇維埃政權的軍事部門，管理革命根據地工農紅軍的組織、教育和訓練，并指揮工農紅軍的作戰行動。

　　“中革軍委”雖為政府機構，但它實際上“對中央政治局負責，與政府系統僅僅是一個名義的隸屬關系 ”。

　　在1933年1月“中央軍事部”撤消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承擔起原來中央軍委的職權，但并沒有更名或更改屬性，只不過在簡稱上出現了“中革軍委”與“中央軍委”的混用，這就造成了黨史上困擾至今的“葫蘆案”。

　　1931年11月中革軍委成立初期下轄的機構有總政治部、總參謀部、總經理部、總醫務處等工作機構，之后還成立了總撫恤委員會、總兵站運輸部、后方辦事處、總動員武裝部等。1932年1月總政治部從中革軍委分離出來，成為單獨機構，直接隸屬黨中央和國家領導。1933年5月成立紅軍總司令部，軍委總參謀部改組為紅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部。

　　可以看出，在總政治部劃出后，1933年5月成立的紅軍總司令部成為了中革軍委下屬部門里最重要的機構，總司令部總司令由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兼任，紅軍總政委由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兼任。

　　1934年6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三人團”，中革軍委實際成了執行機構。

　　在組織上架構上，中革軍委是紅軍總司令部的上級機關。由于人員兼職的原因，這兩個機構之間的關系就出現了模糊，造成了“一體兩面”的表象。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里也是把這兩個機構當做了一體，“中央軍事委員會和總司令部名雖為二，實則僅為一個機構”。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

　　紅軍長征前后，我們黨先后成立過三個西北軍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張國燾）；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謝子長—劉志丹—聶洪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

　　在這與中革軍委、中央軍委產生糾纏的是第三個，即毛澤東任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

　　自“草地分裂”后，中央率領一、三軍團北上，“中革軍委”也分裂了：朱德、張國燾南下；周恩來、王稼祥北上。

　　為了適應新形勢，11月3日中央在甘泉縣下寺灣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軍事斗爭。

　　看“奉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命令......”的行文，“西北軍委”直接隸屬于中央政府（黨中央），他不是“中革軍委”的下級機構，不接受中革軍委的領導，但中央也無意用“西北軍委”替代“中革軍委”：

　　一、從組成名單看，人員并非全軍范圍，僅限于在西北地區的紅軍領導人。

　　二、若改變原中革軍委成員、職務，必須通過合法手續。

　　三、與賀龍、任弼時領導的二、六軍團失去聯系。

　　四、張國燾此時在四方面軍有較高威信，完全控制著南下部隊，也不利于爭取團結張國燾率部北上。

　　總之，中央如果此時成立新的“中革軍委”，會被張國燾利用，不利于黨和紅軍的團結。

　　而且，中央在1935年11月28日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 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朱德”的聯名發布了《抗日救國宣言》;又在1936年5月5日聯名發布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這些都說明中央無意改變“中革軍委”現狀。

　　我們看到，現在許多文章在講到1935年11月成立毛澤東任主席的“西北軍委”時，往往對其進行了“行使中革軍委權力”或“中央軍委”類似的注釋，這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學者為了體現西北軍委的地位，搞出來的又一樁“葫蘆案”。

　　這種注釋就制造出了一系列問題，即從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究竟有沒有中革軍委？有幾個中革軍委？誰代表中革軍委？有無中央軍委？中央軍委和中革軍委是什么關系？西北軍委與中革軍委、中央軍委又是什么關系？

　　前面我們確定了紅軍時期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結束于1933年1月的上海，直到1937年8月前當時的中央組織機構里，根本就不存在“中央軍委”這個機構。

　　西北軍委參謀部在1936年8月28日致共產國際電里就“現時西北方面的紅軍狀況”明確指出，“軍事組織系統，最高軍事指揮機關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

　　在分裂時期，中央既沒有改變中革軍委領導層的意圖，也沒有另立“中央軍委”的機構，中央對內沒使用“中革軍委”的名義，張國燾就能用嗎？

　　待我們詳細分析草地分裂前后的“中革軍委”后再回答。

　　草地分裂前后的中革軍委

　　達維會師前的“中革軍委”

　　要理清中革軍委里的權力分布，我們有必要分析一、四方面軍會師前的中革軍委領導層。

　　中革軍委領導層里只有主席、副主席，沒有“政委”，主席與副主席不是上下級關系。依據中革軍委若干電文的落款，推測若需使用“中革軍委”名義發布命令，需要有全體主席、副主席的各自簽名或同意，僅憑一、二人是沒資格使用“中革軍委”的名義，這應該是中央防止出現“軍閥”竊權的方法。副主席如果不同意，可以拒絕簽名，使該命令不能簽發。

　　主席朱德是政治局委員、紅軍總司令，“中革軍委”名義上的第一人。

　　副主席周恩來不僅為朱德的同級（主席/副主席），還是朱德的上級（三人團成員、政治局常委、負責軍事）。

　　副主席王稼祥是政治局委員，掌握著直屬于中央的“紅軍總政治部”，這是黨在軍隊里貫徹“黨指揮軍隊”的重要保證。

　　依據黨指揮槍的原則，周恩來在軍委領導層這個集體里是負總責，他在三人團里的身份是“軍委”，所以我們看到遵義會議的軍事副報告是由周恩來做的。

　　遵義會議解散了博古、周恩來、李德組成的“三人團”， 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周恩來為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2月5日,毛澤東根據扎西會議安排成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中旬,為了把握稍縱即逝的戰機，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了成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這“新三人團”相比于“老三人團”，由于沒有張聞天的參加，不再是統管一切的“最高”，而是專注于軍事指揮，實際是中革軍委的臨時上級。新三人團指揮著中央紅軍于6月12日在達維與四方面軍會合，遇上了以實力向中央要權的張國燾，改組了中革軍委。

　　草地分裂前的“中革軍委”

　　1935年6月29日兩河口會議后，中央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張國燾有了參與指揮整個紅軍作戰的資格。但張國燾對此并不滿意，7月5日夜，他通過中央慰問團負責人李富春向中央提出徐向前任紅軍副總司令，陳昌浩為總政委。

　　7月8日，張國燾召開中共西北特委第二次常委會議（紅四方面軍高級干部會議）,利用凱豐《列寧論聯邦》一文，挑動紅四方面軍干部怨恨中央，授意部屬借口統一指揮，向中央索要更大的權力。

　　7月9日，川陜省委向中央發去《建議加強總司令部與軍委增設常委電》，提出徐向前任副總司令，陳昌浩任總政委。這份電報開創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空前絕后的記錄。省一級的黨組織要求中央改組領導層，直接擬定具體人選，并且要求速決速行，立即答復。

　　中央對這些索要權力的行為采取冷處理，張國燾則采用按兵不動，拖延北上。

　　7月18日陳昌浩向中央提出張國燾任軍委主席，中政局決大方針后，給軍委獨斷決行。陳昌浩語氣強硬對張聞天說，“我和徐總指揮都向國燾提過，國燾說打松潘沒有問題，只要組織問題解決了，就立刻打！”

　　經過反復權衡，毛澤東、張聞天同病重的周恩來商議把總政委讓給張國燾，周恩來絲毫不計較個人職位，同意讓出總政委之職。

　　張聞天通知張國燾：“中央考慮為加強對軍隊的統一領導和調配，決定調整軍委領導成員，準備提議你任總政委，想征求你的意見。”

　　張國燾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現在是打仗，我就當總政委。”

　　張國燾雖然沒當上中革軍委主席，但“紅軍總政委”這職位也能暫時的滿足他的權力欲。

　　紅軍總司令部作為中央與各作戰部隊之間的最重要聯系橋梁，戰役的具體執行者，紅軍總政委控制著總司令部，以“統一指揮”之名將中央聯絡各軍的密碼收繳后，再對中央搞陽奉陰違，扯皮、電報戰，確實能架空中央和中革軍委。

　　張國燾正是這么干的。

　　9月3日，張國燾以噶曲河漲水，率左路軍返回阿壩，拒不執行中央制定的北上方案，并命令徐向前、陳昌浩帶領右路軍南下。

　　9月10日凌晨，為了避免激烈內訌，中央帶著一、三軍獨自北上。

　　9月13日，張國燾在阿壩的格爾登寺召開所謂“川康省委擴大會議”，對中央大肆污蔑。

　　10月5日，在理番縣卓木碉（今馬爾康縣腳木足鄉）宣布另立“中央”，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的黨籍，并下令“通緝”。

　　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的張國燾自任主席的“中革軍委”無疑是非法的，此處不討論。

　　1936年6月3日,張國燾宣布恢復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舊制，即以朱德任軍委主席、張國燾、周恩來、王家薔為副主席，朱德兼任總司令，張國燾為總政委。

　　9月28日朱德、張國燾以主席、副主席的名義發布了《通莊靜會戰役計劃》。

　　從張國燾的回憶錄里，我們知道他將中革軍委與紅軍總司令部當成了“名雖為二，實則僅為一個機構”，所以當裹挾朱德后，他想當然的就認為他就有使用“中革軍委”發布命令的權力，紅四方面軍的干部們無疑也是這樣的認識。

　　張國燾以及紅四方面軍干部的這種“想當然”，是錯誤的。

　　張國燾無權使用“中革軍委”名義發布命令

　　首先從組織名義上看，張國燾無權使用“中革軍委”名義。

　　朱德、張國燾的指揮權是在1935年7月18日由中央、中革軍委授予他們以“總司令、總政委”名義指揮軍隊的，不是“中革軍委或主席、副主席”的名義。

　　我知道僅憑一、二人是沒資格使用“中革軍委”的名義發布命令，分裂前的最后一份由中革軍委領導人集體簽名的命令是1935年8月11日的“恢復第一方面軍司令部通令”，這之后再也沒有用“中革軍委”名義發布命令的電文（1936年7月5日紅二方面軍的成立電報為唯一特例）。

　　1935年9月10日，中革軍委的四位領導人各奔南北，在許多問題上不可能達成一致，中央為了維護中革軍委的合法性與權威性，不愿改變現有的領導人，為了指揮在陜甘寧的紅軍武裝，也是只能另外成立了不隸屬于中革軍委，而是直接受中央領導的區域性組織“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

　　可見當時無論是在陜北的周恩來、王稼祥，還是在川西的朱德、張國燾，都沒有用“中革軍委”對內下達命令的權力，除非是在達成共識后，以“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王稼薔”落款發布電令，才能視為“中革軍委命令”（例如紅二方面軍的成立電報）。

　　所以說，9月28日朱德、張國燾使用主席、副主席的名義發布《通莊靜會戰役計劃》同樣是非法的，但《通莊靜會戰役計劃》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張國燾其實可以在征得毛、周、王的同意后，以“軍委”或“朱、張、周、王”名義發布。

　　其次從機構上看，中革軍委的下屬執行機構（紅軍總部）并沒南下。

　　根據《1935年7月—9月的中革軍委序列》，我們看到軍委下屬執行機構（紅軍總部）的總司令部第2局、總政治部、國家保衛局、總供給部、總衛生部、紅軍大學都是在右路軍，隨中央北上。

　　陳昌浩雖然那時是總政治部主任，但因他住在前敵總指揮部，拒絕北上，成為光桿總政治部主任。紅軍大學只有政委何畏是專職，住在紅軍大學駐地，因此當紅大隊伍出發時，才會被何畏發現，后來紅大中的原四方面軍人員隨追來的李特返回，紅大恢復成達維會師前的組成，跟隨中央北上。

　　朱德、劉伯承帶著總司令部的第1局、第3局到了左路軍，后來南下，他們是“出差”，不是“紅軍總部”隨左路軍行動，僅憑著總司令、總政委、總參謀長、第1局、第3局，是無法稱之為“紅軍總部”，最多只能稱為“紅軍總司令部”，不能由下級變成上級“紅軍總部”，更不可能是“中革軍委”。

　　最后，張國燾并沒有掌握“中革軍委印”。

　　“中革軍委印”相當于古代的“兵符”，必定是掌握在最高決策層內。朱德雖然是中革軍委主席，但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三人團成員，沒資格掌握這枚象征紅軍最高權力的大印。這大印必然由“三人團”中的博古、周恩來、李德持有。

　　最先排除的是李德，他是外國人，是“顧問”，象征中國工農紅軍的印不可能由他持有。

　　博古作為中央負總責、“三人團”成員，是有資格掌握“中革軍委印”的。但通過“交挑子”，我們知道他并不持有這枚大印。1935年2月5日，根據扎西會議的常委分工，博古將“挑子”移交給了張聞天。“挑子”是兩個鐵皮箱子，內裝三顆印章：一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二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三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此外還有重要的文件與黨的經費、金條等貴重物品，重約五十斤。說明“中革軍委印”不在博古那里，之后也不會在張聞天那里。

　　排除博古、李德后，能掌握“中革軍委印”就只有周恩來，我們由高到低的排列他當時的軍事職務，推測是哪項職務使他掌握“中革軍委印”：

　　三人團→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

　　顯然，周恩來是以在三人團中代表軍委的身份掌握“中革軍委印”。紅軍總政委這個職務沒有掌管“中革軍委印”的權力，而是黨需要周恩來能直接指揮具體的軍事行動，才安排他擔任“總政委”這個職務。

　　周恩來在1935年7月18日將“紅軍總政委”這個職務交給張國燾時，并沒有交出“中革軍委印”。因為張國燾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三人團”成員，僅憑政治局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的職務，他是沒資格掌印的。

　　我推測這枚大印后來應該是轉交給了毛澤東。

　　在周恩來身患重病后，中央為了約束掌握紅軍總司令部的張國燾，于8月19日的沙窩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決定由毛澤東負責中央的軍事工作。這實際可以理解為周恩來將軍權交給了毛澤東，那么作為軍權的信物，“中革軍委印”就有可能在此時從周恩來移交給了毛澤東。

　　中央對內為了團結，雖不用“中革軍委”名義與張國燾聯系，但并不影響對外用“中革軍委”的名義發通電：1935年11月28日的《抗日救國宣言》，1936年5月5日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中的落款都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 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朱德”，這正是“中革軍委印”為中央（毛澤東）掌握著才會有的結果。

　　有種說法是張國燾當上“紅軍總政委”后，就是掌握了軍權，那么“中革軍委印”就必然會被他掌握，這是錯覺。

　　張國燾在1936年12月1日到保安后，他的“紅軍總政委”職務并沒被免去，在12月7日的中革軍委擴大組織命令中也再次得到確認，直到1937年3月的延安會議才被免去，其間張國燾非常的低調，再也沒有一年多前那樣的囂張，說明“紅軍總政委”不能制約軍委主席，不掌軍權，執掌軍權和印信的是政治局常委里，負責軍事兼任中革軍委主席的毛澤東。

　　同地辦公，是上級制約下級最厲害的招數，“三生不幸,知縣附郭；三生作惡,附郭省城；惡貫滿盈,附郭京城。”

　　另外張國燾沒有得到“中革軍委印”除了前面推測的原因外，還有個有力的物證。

　　我們知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局印”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革命軍事委員會印”收藏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三枚印章均為銀質。但在西寧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里保存的烈士遺物里,卻有同款的三枚木質大印，它們是在1955年發掘于埋葬西路軍烈士的萬人坑中，經專家推論，這三枚木質印章應該是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第二中央”時私刻的偽印。

　　木質的“中革軍委偽印”，說明了張國燾沒有掌握真正的“中革軍委印”。

　　會寧會師前后的軍事指揮系統

　　自草地分裂后，為了團結,軍委與張國燾之間的聯系使用的都是個人名義。

　　1936年6月3日,張國燾迫于壓力宣布撤銷他的“張記偽軍委”，恢復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舊制。

　　緊接著在成立紅二方面軍的問題上，中央與張國燾出于各自目的，經過幾番電報往來的協商，達成了一致，張國燾向中央交出了與紅二、紅六軍團聯系的密碼，于是1936年7月5日，在陜北的軍委就立即以“軍委命令”的形式向二、六軍團發出了紅二方面軍成立電（這是中央在恢復與二、六軍團直接聯系后發出的第一封電報），落款為朱、張、周、王的簽名，這個例證同樣說明了在使用“中革軍委”名義對內發布命令時，應有的簽名規矩。

　　張國燾雖然在1936年6月6日就取消他的“第二中央”，但并沒承認在陜北的中央，直到9月26日張國燾才提出“請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義指導我們”，可此時軍事如何領導、指揮尚未達成一致（9月21日中央提議的組建6人軍委主席團實際沒成立）。

　　9月28日朱德、張國燾以主席、副主席的名義發布了《通莊靜會戰役計劃》。

　　9月29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在致中央《關于出通渭莊浪靜寧會寧的部署電》中還在自稱“軍委及四指約于八日前到通渭”。

　　10月8日朱德、徐向前、陳昌浩致電中央電的收報方是“黨中央及毛、周、彭”，說“我們及西北局、軍委縱隊、四方面軍指直屬明到會寧”，這份沒有張國燾署名的電報說明他們還沒承認在陜北的“軍委”。

　　10月10日中央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向朱總司令、張總政委、彭司令員兼政委，賀總指揮，任政委，徐總指揮，陳政委轉一、二、 四方面軍各軍事政治機關，各軍、師、團、營、連、排、班首長及全體紅色戰士同志們發去會師賀電。

　　同日20時，中共中央書記處授予朱德、張國燾“以總司令、總政委名義，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事宜。三個方面軍對朱、張兩總之報告，及朱、張對三個方[面]軍之電令，均望同時發給中央軍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聯絡。”這道命令說得很清楚，再次確定朱德、張國燾是以“總司令、總政委”的名義指揮部隊。

　　我們看到在這道電文里，中央使用了“中央軍委”一詞，作為中央在陜北的軍事指揮機構代稱，即“西北軍委”的臨時稱呼。

　　這是因為此時的“中革軍委”處于雖存在，但不能對內使用的尷尬時期，而在陜北的中央控制下的軍事指揮機構只有“西北軍委”，這個機構現在要擔負起指揮全軍的任務，又有名不正的顧慮，所以中央干脆把經常混用的“中央軍委”這頂帽子，拿出來給“西北軍委”戴上，以解決中央在指揮名義上暫時的尷尬。

　　查閱已知的10月10日20時到11月23日之間，中央與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來往電報，我們看到這些電報的收報方、發報方大多是“個人名義”，但也有不少的“組織名義”，基本是“中央及軍委”、“中央軍委”、“軍委”，沒有出現一份以“中革軍委”名義為收、發報方的電文。

　　直到11月24日，在由朱德、張國燾、彭德懷、周恩來、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等聯名向中央發出的《三個方面軍團以上干部向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的報告》中，電文抬頭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表明張國燾正式承認“中革軍委”在陜北。12月7日中革軍委受命擴大組織后，“中革軍委”這個名稱才又在中央的各指揮命令電文中出現，充分說明“中央軍委”這頂帽子是純屬臨時救急的戴在“西北軍委”頭上，在朱德、張國燾12月1日到達保安，實現中革軍委領導的會合后，這頂帽子自然就不再需要，“西北軍委”也同理是不需要存在了。

　　總結

　　本文至此大略梳理了“中央軍委”、“中革軍委”、“西北軍委”在紅軍時期的關系，著重論述了“中革軍委”在草地分裂后的變化，以及中央的應對措施，得出以下信息：

　　一、紅軍時期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成立于1926年11月，結束于1933年1月的上海。

　　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于1931年11月，自1933年1月后擔負起“中央軍委”的職責，至1937年8月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代。中革軍委在1935年9月至1936年11月處于分裂狀態，沒有對內發布命令的權力（除一次特例外）。

　　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于1935年11月，是中央為了在中革軍委分裂時期，能直接指揮陜甘寧的紅軍而設立的，這個機構不受中革軍委領導。在1936年10月會寧會師后，中央曾用“中央軍委”臨時代稱“西北軍委”，以便能有一個可以指揮全軍行動的名義，在1936年12月中革軍委擴大組織后結束。

　　四、重點從中革軍委的授權名義、署名要求、下屬機構、印章持有等方面，詳細論述了即便是張國燾在裹挾朱德、劉伯承和總司令部的1局、3局搞分裂后，也是無權以“中革軍委”的名義發布命令。

　　最后回到西路軍渡河是奉誰之命的問題上，在寧夏戰役時期，紅軍總司令部“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事宜”，中央并不能直接向徐向前、陳昌浩下達命令，要通過張國燾中轉，張國燾則在其間根據自己小集團的利益，做出了處處違背中央意圖的決定，部署紅四方面軍全軍匆忙從靖遠渡河，導致了寧夏戰役的失敗和西路軍孤軍入河西。

　　綜上所述，我的觀點：西路軍的西渡黃河，是“奉紅軍總司令部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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