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搜索“北大沈元”，會發現《他是新中國第一位被槍決的高考狀元,天妒英才還是時代使然!》《被槍決的1955年高考狀元還有誰記得他 ?》《被處決的狀元——“右派”沈元》《這一年,沈元32歲,想逃離那個變態時代的他最終因此而喪命》等許多令人驚悚的標題，很多文章蓄意吹捧其狀元身份，拔高其學術成就，以證明毛澤東乃至共產黨忽視、打壓、摧殘人才，進而抹黑毛澤東時代和社會主義制度。這么多居心叵測的文章，居然出現在共產黨執政的大陸，實在令人震驚，也反映出意識形態斗爭的復雜性、長期性和艱巨性。因此，理清沈元及相關事件的性質，是宣傳領域撥亂反正的關鍵。

　　一、真真假假的“高考狀元”，已很難置評

　　一些文章說沈元是“全國高考狀元”，另有文章說他是“1955年北大文史類高考狀元”。雖然都是“高考狀元”，但前一種說法指1955年全國文史類高考狀元，而后一種說法僅指1955年北大文史類成績最高者，未必是全國狀元，因為除北大外，還有中國人民大學等其他數百家高校。鑒于多數文章喜歡肆意吹噓，而1955年高考成績又查無實據，本人僅對此表示懷疑，但不過多置評。

　　另據旅居美國的自由派人士、原北大講師郭羅基的說法，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北大錄取分數線和考生成績都是不公開的，根本不存在所謂“高考狀元”，他只說過“沈元以優異成績考上北京大學歷史系”，堅決反對有些人以“上海文科狀元”、“上海高考狀元”、“全國文科狀元”等不實之詞吹噓沈元；而且，沈元雖然比較出色，但絕非“天才”。如果郭羅基所說屬實，說明很多文章以訛傳訛、信口開河。

　　二、翻譯傳閱蘇共秘密報告，涉嫌違紀違法

　　根據搜索結果，沈元翻譯蘇共報告的過程大致如下：

　　1956年2月，沈元在閱覽室里看到一份美國的《Daily Worker》（《工人日報》），上面全文刊載了在蘇共二十大閉幕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及其后果》，讀后大為吃驚。據郭羅基回憶，當時大學生的外語都是選擇地學習俄語，不能閱讀英語報紙。沈元在中學學過英語，借助字典摘譯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私下供同學們傳閱。其中特別驚人的是斯大林在肅反中大開殺戒，受害者達七十萬人之多。

　　1956年，沈元從美國的《Daily Worker》（《工人日報》）讀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及其后果》，斯大林在他心目中的光環瞬間滑落，震驚之余，他摘譯了部分內容與同學分享，這是課堂上學的《聯共(布)黨史教程》看不到的，在同學間的議論中，他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后，郭羅基仍記得他當時的疑問，“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么不能寫信史？斯大林憑什么掌握生殺予奪的大權，而且干了壞事可以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僅僅歸結為個人崇拜，他卻直言根本上還是制度問題。

　　上述兩段內容涉及三大問題：

　　第一，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及其后果》來自美國報紙，鑒于美蘇尖銳對立，美國媒體一直在千方百計丑化蘇聯，在信息相對閉塞的上世紀50時代，沈元憑什么認為美國報紙說的一定是真相？他是缺乏必要的政治鑒別力，還是政治立場有問題？

　　第二，蘇聯是給與中國最大支持的盟國，在中蘇關系尚處蜜月期的情況下，沈元大肆傳播美國報紙未經證實、涉及蘇共高層的負面消息，是不是涉嫌違紀？另據沈元外甥女回憶，沈元所看報紙并非普通的英文報刊，而是限于高官閱讀的“內部刊物”，是通過其擔任高官的姑父看到的。如果情況屬實，沈元翻譯并傳播“內部刊物”的行為，已涉嫌泄密，即便沒有違法，也屬于嚴重違紀行為。

　　第三，沈元曾得出結論：“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么不能寫信史？斯大林憑什么掌握生殺予奪的大權，而且干了壞事可以長期隱瞞？”沈元的結論似乎無懈可擊，但關鍵是，他為什么僅憑美國報紙，就能得出如此謬論？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是不是從中可以推斷，沈元受西方宣傳毒害很深，已到了盲從西方的程度？至于后面所謂“他卻直言根本上還是制度問題”，如果真是沈元所說，則說明他已質疑社會主義制度，這與當下公知的腔調非常相似，即只要涉及中蘇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負面消息，肯定是社會制度出了問題，而如果西方出現負面消息，則是社會治理問題，與制度無關。

　　歷史類文章本來就有高度的政治性，美國和西方的文章肯定會百般維護和美化資本主義制度，夸大社會主義制度的陰暗面，中國、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文章則恰恰相反。這本是常識，但身為“全國狀元”、“北大天才”的沈元，反而缺乏起碼的政治鑒別力，并匪夷所思地將美國報紙上的內容作為評價蘇聯的標準和依據，進而質疑和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如此西化的“狀元、天才”要他何用？可見，北大將沈元劃為“右派”，并非無中生有。

　　這兩段敘述還涉及“其中特別驚人的是斯大林在肅反中大開殺戒，受害者達七十萬人之多”一句，許多文章都刻意突出這句話，看似無心，實則大有深意，說明即便蘇聯解體30多年，仍有人借美國之口抹黑丑化她，此舉的根本目的是影射社會主義制度，這其實是公知指桑罵槐的慣用伎倆。相反，美國和西方的罪惡罄竹難書，公知總是選擇性失明。

　　三、是學術天才，還是背景深厚

　　沈元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就匪夷所思地調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關于這段歷史，有文章說“1962年，沈元被人推薦到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看了沈元的文章后予以破格錄取”。

　　也有文章詳細講述整個過程：“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薦給學部負責人劉導生的，劉導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薦到黎澍的門下。按那時的人事常規，一個從北京大學歷史系三年級被開除的右派學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調進最高學府，有幸的是，劉導生和黎澍都是有膽識而愛惜人才的領導，那時又正值三年困難的調整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相對寬松，沈元才得以走進近代史所的大門”。

　　看過第一段，相信許多人會得出“黎澍不拘一格、唯才是舉”的結論。但看過第二段，相信大家的感覺比較復雜：

　　一是沈元靠“疏通關系”調入中科院。沈元姑母找了中科院學部負責人劉導生，劉導生再將沈元推薦給黎澍，這其實是“疏通關系”的基本套路，至于姑母和劉導生是否存在利益交換，我們不得而知。

　　二是沈元違規進入中科院。從整個過程看，沈元進入中科院，跟能力無關或關系不大，與是否是右派無關，“副所長黎澍看了沈元的文章后予以破格錄取”僅是場面話，因為按規定，大學肄業、剛剛摘掉右派帽子的沈元，是沒有機會調入中科院的。沈元調入，勢必擠占那些大學畢業、不是右派，但沒有背景的草根人才的機會，因此，他后來因升遷過快被人舉報實屬正常。還有文章說毛主席秘書田家英壓下別人寫給主席的舉報性，這更說明沈元手眼通天。背景深厚的沈元，在《人民日報》等媒體發表一、兩篇文章，實屬稀松平常，與能力無關或關系不大，不值得大驚小怪。

　　三是媒體對沈元調入中科院的解釋非常奇葩。如“有幸的是，劉導生和黎澍都是有膽識而愛惜人才的領導，那時又正值三年困難的調整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相對寬松，沈元才得以走進近代史所的大門”；再如“最主要的還因為那時正值三年困難的調整時期，毛澤東的極左做法多少受到非議，一時比較收斂，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相對寬松了一些。不然，按那時的人事常規，一個被開除的右派學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調進最高的研究機構的”。

　　在這里，某些人將沈元通過關系違規調入中科院，解釋得冠冕堂皇，還順便抹黑了毛主席及其知識分子政策，實屬誅心之論，說明這幫人無恥至極。

　　關于沈元的背景，有篇文章講的比較清楚：

　　“他姑父是北京一家醫院的副院長，姑母也是名醫，聽說也是中央高層領導的保健醫生吧，房子就在章士釗家的旁邊。可能他姑父還有些地位，沈元跑出勞改隊，也沒人管他，還摘去了右派帽子。”

　　這段話從側面說明沈元因很有背景，在勞改隊及勞改后相對自由，否則不會有“跑出勞改隊，也沒人管他，還摘去右派帽子”的說法。

　　四、化妝潛逃外國駐華使館，屬于嚴重犯罪

　　沈元最富爭議，也是讓他命喪黃泉的事件，就是化妝潛逃外國駐華使館，整個事件有多種說法。

　　一是郭羅基的說法：

　　1968年夏天，他化裝成黑人進入蘇聯駐華大使館，表示去蘇的意愿，被拒絕收留，過幾天再去，即遭逮捕。隨身所帶的所謂“機密材料”不過是當時的紅衛兵小報。

　　二是雷光漢的說法：

　　可能他覺得在中國無望了，要跑國外。沈元瘦高、圓臉，頭小，他把自己臉用鞋油給涂黑，化裝成黑人，跑到一個非洲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沒想到文革期間非洲國家與中國的關系是很好的，大使館馬上給外交部打了電話，把沈元帶走了。第二年初碰上“一打三反”，就給當成叛國罪槍斃了。

　　三是劉志琴的說法：

　　他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裝成黑人潛逃，以為可混過大使館的門衛，卻被輕而易舉地揭露，在兩國交詈中，這是投奔敵國的行為，毫無疑問，這是叛國，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賣情報之類的證據，這是司法常識，可他身處社會的最低層，沒有任何情報可出賣，兩手空空，一無所有，只是為保命逃到蘇聯大使館，豈能被收留?可這絲毫也沒有減輕他的罪過。

　　這三種說法大同小異，但透露出三條重大信息，一是沈元確實想投敵叛國，且做了充分準備；二是沈元可能不止一次與外國使館工作人員接觸；三是沈元帶了一些自認為可當作情報的材料，即“紅衛兵小報”。可見，文革中的沈元已從中科院研究員淪為投敵叛國的罪犯，至于他闖的是馬里還是蘇聯駐華使館，已經不重要了。

　　有人為給沈元開脫罪責，說他“身處社會最底層”，搞不到有價值的情報，還說“紅衛兵小報”沒有情報價值。

　　此人很可能不懂歷史，也可能是故意混淆視聽，因為翻閱文革材料，外國駐華使館工作人員查看“大字報”的記錄比較常見，其目的一為了解政治動向，二為搜集重要情報，所以后世有文章說“文革時期紅衛兵小報造成嚴重泄密”。

　　另外，沈元絕非“身處社會最底層”，他是國家級智庫—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員，同時擔任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的助理，因此，年滿31歲、在中科院工作多年，并受到身為高官的姑父姑母提攜的沈元，有機會搜集并能夠識別有價值的情報，他絕不可能蠢到帶些毫無價值的情報，去當叛逃國外的“投名狀”。

　　還有人祭出“暴政逼走沈元”的怪論，照此邏輯，此人應該問一問斯諾登，在美國受到何種“暴政”，讓他逃出美國。

　　至于沈元是否罪不至死，則另當別論。當時的判決書是這么說的：

　　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三十二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

　　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并企圖叛國投敵，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污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另據公開消息，沈元父親沈昌是國民黨中將，哥哥沈荃曾因是民國中央大學“三青團”成員，被當作“反革命”判刑5年。

　　總之，關于沈元的輿論千奇百怪，其中很多文章是根據其親戚、同學、同事提供材料撰寫而成，里面除充滿贊譽之詞外，不可避免夾帶一些私貨，如涉嫌抹黑毛主席和毛主席時代，另有文章嚴重失實。在中央嚴抓意識形態工作的今天，這么多問題文章仍然存在，甚至出現在黨媒黨刊上，實在令人憂慮。（20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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