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毛澤東搞“三反”“五反”是政治運動，制造很多冤案，可如果看看如今那些制假販假、偷稅漏稅、污染環境、盤剝工人、奸淫幼女、侵吞國有資產的企業家，看看貪官污吏相互勾結、貪污腐化、欺壓良善的現實，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毛主席發動“三反”“五反”的意義。哪個朝代都有冤死的鬼，對于冤案，我們當然深表遺憾，但決不能因此否定偉大的“三反”“五反”運動，就像改革開放時期也有很多冤假錯案，但無人借此否定改革開放一樣。

　　有人說毛澤東時代很多人因言獲罪，并借機鼓吹所謂“文人風骨”“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可如果看看“解除中國核武裝以取信美國”、“中國主動向美投降”、“聯俄抗美是一廂情愿”、“美軍來了我帶路”等反動言論，大家就會明白毛主席打擊右派和極右分子、狠抓意識形態、整頓輿論環境有多重要多正確。

　　有人說毛澤東時代迫害知識分子，可如果將知識分子換成馮瑋、方方、吳勇、茅于軾等人，相信很多人會豁然開朗。如今那幫被迫害知識分子的形象之所以接近完美，就是因為有人在蓄意拔高漂白，就像他們以前包裝吹捧公知一樣。事實上，當時的知識分子的確有嚴重西化、親美懼美等很多問題，有的相當嚴重，即便放到現在，也會受到懲罰，如充當美國間諜、大肆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等。另外，作家老舍、羅廣斌、科學家姚洞斌、校長卞仲耘等被迫害致死，應該是刑事案件，其中，有的罪犯已被抓，如殺害姚洞斌的兩名罪犯；有的或因牽扯高層人士，或因死者屬于“造反派”，已永遠成為歷史謎案，如老舍、羅廣斌、卞仲耘等。

　　有人說毛澤東時代迫害老干部，可如果將這些人換成蘇榮、令計劃、趙正永等人，許多人會感覺罪有應得。老干部早年參加革命，身經百戰，為黨和國家立下汗馬功勞，理應受到尊崇和優待，但他們同樣會像劉青山、張子善那樣居功自傲、貪污受賄、以勢壓人，而且歷史上，開國勛臣驕奢淫逸、違法亂紀的案例不計其數。因此，有些老干部被“迫害”純屬群眾對官員欺壓的反彈，就像如今有人長期舉報甚至殺死貪官污吏一樣；有些老干部被迫害則屬于宗派斗爭，就像如今書記市長、董事長總經理、局長副局長等官場內斗一樣，落敗的一方當然屬于被迫害對象；有些老干部被迫害則是因違規違紀受到懲處，就像如今落馬的官員一樣。

　　有人說一些演員特殊時期受到迫害，可如果看看如今演藝圈的丑態，你會感覺這些人被迫害實屬必然，因為他們的確問題突出，如解放前充當漢奸、黑社會頭目、拜漢奸為干爹干媽、演出色情暴力劇目、壓榨劇團成員、男女作風極不檢點、為國民黨當特務等，解放后驕奢淫逸、吸食毒品、涉嫌通奸、主動介入高層政治、利用涉外演出走私等。可見，這世界本就沒有那么多“迫害”，許多迫害只是窩里斗，而特殊時期師徒反目、夫妻相斗、手足相殘，不能歸罪于時代、制度和信仰，因為改革開放時期也有很多類似案件。

　　有人說匡亞明等校長因為破格使用一些專家教授遭受迫害實屬不公，以此證明毛澤東時代是“極左”“瘋狂”的年代。但仔細深究，發現這些專家教授多屬于“右派”甚至“極右分子”，想想當下橫行高校的公知教授、漢奸文人，就會知道此類問題不僅性質嚴重，而且影響惡劣。毛澤東時代講究“又紅又專”，但北大、復旦等一些院校某個時期鄙視工農子弟，排擠退役軍人，問題就出在院校領導和部分專家教授身上。如今許多院校之所以出現蔡霞、鄧相超、羅崇敏等公知，甚至一些課堂成為反共反華舞臺，就是因為他們不講政治、“只專不紅”，甚至故意庇護問題人員。

　　有人說特殊時期自殺源于“迫害”，那么，改革開放后自殺的海子、徐遲等30多名文人，自殺的原北京副市長王寶森、原天津市政協主席宋平順等數百名官員，富士康工人的“十三連”跳，是不是也因為受到“迫害”？

　　有人說曾與中國關系密切的越南、阿爾巴尼亞是“白眼狼”，以此暗示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極度糟糕；可如果看看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曾高呼“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并真心實意給與幫助的美國，如今跟咱們勢不兩立，發誓“幫歐洲就是幫自己”的歐洲，如今追隨美國一起反華，以及得到巨額援助后又一度與我們反目成仇的斯里蘭卡、菲律賓、蒙古、布基納法索、莫桑比克等國，我們會知道，世界本來就風云變幻，“白眼狼”“忘恩負義”是常態，毛澤東時代的越南和阿爾巴尼亞，不僅從中國獲得大量好處，也為我們提供大量幫助，毛澤東不會做虧本的買賣，而且那個時代的外交非常成功，至少在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在中國警告下，戰機從未跨越北緯17°線，1965年的印度，也僅僅因為《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就在3日內從侵占的中國和巴基斯坦領土倉惶撤軍，這在當下是不可想象的。

　　總之，許多歷史問題，結合現實，會看得更加透徹。（20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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