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臨終前揭發(fā)“江青、張春橋是叛徒”的說法，多年來一直盛行。其中，《中華文摘》的說法是：1974年12月，在周恩來總理即將于23日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讓人用擔架把他抬到周恩來總理那里，揭發(fā)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接著，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聞生給毛澤東帶話揭發(fā)此事，顯得十分急迫。

　　《同舟共進》的說法是：重病纏身的康生，于1974年周總理赴長沙向毛主席匯報工作之前，趕緊向周總理揭發(fā)江青、張春橋是叛徒。接著他又托人給毛主席帶話，揭發(fā)江、張的叛徒問題。

　　《周恩來年譜》是這么記載的：（1974年）12月26日，（周恩來）在長沙同毛澤東單獨長談。…… 毛澤東還表示，他已經(jīng)知道有關(guān)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

　　還有其他類似說法。

　　雖然這些說辭大致相同且相互印證，但仔細研究，深感疑點重重。

　　首先，揭發(fā)動機存疑。有人說康生“熟知黨內(nèi)斗爭、善于窺測政治動向”，這話放在一般人身上合適，甚至放在年輕的康生身上也可能合適，但1974年12月的康生，已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多年，并擔任了黨中央副主席，加上重病纏身、時日無多，仕途更進一步絕無可能，他此時“窺測政治動向”有什么用呢？若是為了子女，當時，他的女兒僅是青島卷煙廠一名普通職工，56歲的兒子也只是山東省革委會副主任，區(qū)區(qū)副部職干部，且早已跨入大齡干部行列，此時“窺測政治動向”，對子女有何意義？康生去世前已吩咐將自己收藏文物全部交公，存款8000元也都交了黨費，說明他沒有為子女考慮。另外，康生、江青、張春橋等都堅定支持毛主席發(fā)動文革，幾人感情深厚，康生對此心知肚明，他向周總理“揭發(fā)”時，正值四屆全國人大召開前權(quán)力斗爭進入白熱化階段，此時揭發(fā)江青、張春橋，既不為自己，又不為子女，還要面臨團伙內(nèi)訌的風險，康生有那么傻嗎？

　　其次，揭發(fā)方式存疑。眾所周知，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春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兩人身份特殊、位高權(quán)重，揭發(fā)他倆是叛徒，必將對中國政壇產(chǎn)生深遠影響，因此，必須慎之又慎。康生長期做情報和審干工作，一直心思縝密、行動謹慎，然而，如此重大事情，他僅是在1974年12月找周總理當面匯報，后來竟匪夷所思地通過王海容、唐聞生向毛主席匯報，顯得非常兒戲，尤其是由王、唐向毛主席“傳話”，個人感覺可能性不大，因為即便江青、張春橋真是叛徒，在已向周總理匯報、毛主席尚未做出政治決定的情況下，康生不可能冒著違反政治紀律的風險，隨便擴散知悉范圍；而且，如果他真想再次揭發(fā)，完全可以通過書面材料以密件形式，親自派秘書向毛主席當面匯報，不大可能由他人代傳。

　　再次，揭發(fā)證據(jù)存疑。目前，康生揭發(fā)“江青、張春橋是叛徒”的有力證據(jù)僅是王海容、唐聞生被調(diào)查期間撰寫的交代材料，其他材料尚未看到。后世很多文章，多是根據(jù)王、唐交代材料寫的，本質(zhì)上屬于“二傳手”、“再加工”，不足為信。所謂“孤證不立”，這么重大的事件，僅有王、唐的交代材料，顯然是不夠的。（202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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