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禹傳啟，家天下”以后至今，中國大約經歷了二十多個朝代。這些朝代的開國之君基本上都是“英明神武，雄才大略”，然而子孫們則大體上都是越來越不成器，直至難免“凄凄慘慘戚戚”的亡國之時，所以古人有詩：“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至今沒有哪一個朝代能逃脫這個定律，其中當然也包括我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
說實在話，沒哪個朝代的江山得來是容易的，改朝換代基本上都意味著“流血漂櫓”，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然而，改朝換代的殘酷并不能否定每位開國皇帝的起事都有一定的合理的道義上的支撐，都或多或少地體現了一點歷史的進步性，如西漢劉邦是緊跟陳勝吳廣農民起義之后起事的，以“伐無道，誅暴秦”為口號；隋文帝楊堅“平南陳，滅北齊”是為了結束國家的長期分裂，恢復漢族正統，客觀上則減輕了人民長期遭受的戰亂之痛；明太祖朱元璋更是高舉“驅逐韃虜”的大旗，解民于倒懸，救民于水火；到了清太祖努爾哈赤，因父祖為明廷效力卻被明廷征剿女真時“誤殺”，憤而起兵，最終他的子孫率領他們的“八旗鐵騎”入主中原，成了以后二百多年中國的主人。
努爾哈赤的確是雄才大略，起兵之初只有區區十三副鎧甲，在以后的戰斗生涯中更是勁敵遍地、險象環生，然而他憑借自己的勇氣和膽略，統一建州女真、挫敗“九部聯軍”、吞并“扈倫四部”、贏得“薩爾滸大捷”、兵進遼沈、傳檄廣寧，雖最后兵敗寧遠城下，但留給子孫的是一個疆域廣闊、人口眾多、兵強將悍，有了“入主中原”本錢的強大的后金國，稱之“戰功赫赫”并不為過。
雖然清兵南下之后，為了消滅明朝以及李自成起義軍的勢力、鎮壓漢族人民的反抗，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屠殺，如人們熟知的“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但努爾哈赤起兵之初，那時女真族還處于弱勢，明朝軍隊鎮壓女真部落也是動輒屠城屠寨，因此他的起兵也具有一定的反抗民族壓迫的性質。只不過后來他和他的子孫對漢族人民的血腥屠殺，把女真族因曾經受到的民族壓迫，而由努爾哈赤作為代表人物起兵反抗的正義性給顛覆了。
因此，從歷史正義的角度來說，無論哪個朝代的更替都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從個人才能的角度來講，無論哪個朝代的開國之君都是一時的“人杰”；然而，同樣的，無論哪個朝代都難逃“初興終衰”的宿命。可見，所謂的“六朝興亡事”既非因為“人種的不優秀”，也非因為“得國不正”，我認為根子還是在于中國四千余年一直延續的“專制制度”。皇權至高無上、不受制約的專制制度是使皇帝們走向腐化的土壤，“上行下效”又導致封建官僚體系的整體腐敗，這樣，每個王朝都從初期的“生機勃勃”漸漸嬗變為末期的腐敗衰落、暮氣沉沉。
1945年7月，毛主席與當時訪問延安的黃炎培曾有過著名的“窯洞對”。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主席認為共產黨可以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只有實行社會主義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主席兌現了自己的諾言，在曾經的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群眾也曾享有過“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民主監督權力，反動勢力也曾在人民群眾的監督下瑟瑟發抖；那時他們雖然怨氣沖天，但也不得不“夾起尾巴做人”。后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人民的這項權利被剝奪，取而代之的是“不爭論”——閉上你們的嘴巴，按我指的路走！“十年之功，廢于一旦”！
人們不禁會問，“王朝周期律”還會起作用嗎？這個問題只有將來的歷史才能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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