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萌發并自設“紅軍爬雪山過草地”考察項目的動因之一是基于以下認識：

　　人們談紅軍長征，幾乎必言雪山草地——爬雪山、過草地，是長征中最具標志性的行動，雪山草地成為長征的地理標識，順理成章。對大眾來說，雪山草地意味著紅軍精神，長征精神;對研究黨史軍史的人來說，雪山草地與歷史上的諸多重大事件密切相關。比如紅一、四方面軍的懋功會師，以及之后的高層爭論與主力分途，就發生在皚皚雪山、茫茫草地當中;長征中的大部分中共政治局會議也是在爬雪山過草地期間召開的，蘆花，沙窩，兩河口，毛爾蓋，巴西等這些曾經不起眼的地名從而進入人們的視野。

　　然而，由于種種原因，迄今大眾乃至學界對紅軍長征中許多重要事件和重要活動的認知還是粗線條的。人們往往樂于舉辦各種大型活動，熱衷于到處建碑塑像，鐘情于打著長征名頭的各種POSE和秀場，而對于承載歷史事件的基礎背景資料，包括地理要素、人文環境、軍事態勢、行軍路線等重要史據，反而疏于考量，懶于復原。

　　比如，我們迄今沒有一幅準確可靠的長征路線詳圖，不能不令人慚愧!眾所周知，長征中紅軍共三次穿越草地，但打下江山數十年后竟未完全弄清三大主力各部隊的草地行軍路線。現存的路線圖過于粗糙，且存在錯訛。又比如，我們沒有為研究長征而配套的大比例尺地圖集，文獻史料中相當多的冷僻地名有待考證注釋，而且有些已被誤用誤讀，紅軍在很多偏僻地域的活動因而被蒙上一層迷霧。

　　背景條件不明，環境數據不全，難免影響對長征的研究和敘述，甚至可能造成誤導。諸多重大歷史進程中的關鍵謎團之破解，恰恰系于關鍵的路線與地名。路線、地名這些要素搞清了，與時間、人物對上號了，一些迷團得以迎刃而解。比如長征中著名的“草地密電”之前張國燾發給下級指揮員的那份“扣留軍委縱隊”電，其中有一句長期被誤判為存在掉字——“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地理要素一旦厘清，可以判定該句并無漏字，其本來面目就是“如其聽則將其扣留”。再比如1935年7月的“雜谷垴會議”，搞清其確切會址——東門外(今汶川縣東門寨)——之后，今天針對該會議的某些爭論也無必要繼續。

　　紅一方面軍的長征一直是作為中國革命的主線來研究，來傳揚的，以紅一方面軍為樣本而著的《紅星照耀中國》無疑發揮了作用——作者斯諾到陜甘寧邊區采訪時三大紅軍主力還未會師。這對一般讀者、海外讀者而言當然沒有問題。然而對于長征的研究者，對于紅軍的后代，以及軍迷史迷來講，顯然不能滿足于以紅一方面軍為主的敘事。雪山草地是紅軍三個方面軍在長征途中發生交集的地域，而事實是：對紅二、四方面軍長征路線的研究未得到足夠的重視。補充完善紅二、四方面軍長征史料，充實重要事件的背景，也是筆者自立課題，實施踏勘的動力之一。

　　歷史需要把一筆清爽的賬目留給后人。紅軍長征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長途行軍，也是20 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從這個重大歷史事件中，誕生出了被世人們稱作是“長征精神”的文化圖騰。這個文化圖騰是中華民族獨有的，也是全人類共享的精神文化財富。而承載這筆財富的載體是由諸多有機或無機、有形或無形的要件構成的。比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這支團隊，圍追堵截這支團隊的國民黨軍的強大力量，嚴酷而復雜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實際上都是這個精神文化財富的載體——從辯證唯物主義的意義而言，除了這支團隊以至高信念所驅動的求新生不屑茍活的英勇奮斗外，這支團隊內部關于戰略方針選擇上的爭議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內部斗爭，乃至他們后來完成整合實現團結的過程，來自強大對手圍追堵截的煅擊和壓迫，乃至嚴酷冷峻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強烈挑戰……等等，這些看擬相互矛盾甚至沖突的要素實際上都與這次偉大遠征共生共存，而且在各自不同的位面承載著歷史留給后人的這個巨大寶庫。

　　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來說，這樣的實地踏勘和考察也是必須和必要的：長征中諸多影響乃至決定歷史進程的關鍵性的事件就發生在“雪山草地”間。這片地域當年人煙稀少，民族隔閡很深，新中國成立前的歷屆中國政府都沒有對這片區域進行過現代手段的詳勘，紅軍過境時又沒有大比例尺的詳圖可供參照，只能靠偵察詢問當地群眾來確定方位和行軍路線，他們自繪的行軍作戰略圖上標注的地名多是從群眾口中音譯而來——有些甚至就是他們自己的命名，與現在的地名差異很大，辯析起來非常吃力，當然也就影響到了對相關歷史的判讀和深入認知。因此，對紅軍長征經過地區的自然環境中諸多要素特別是如“雪山草地”這樣的標識性要素，應該本著對歷史負責對后人負責的態度，進行認真的辯析和梳理。而這樣的辯析和梳理，是不可能在圖上完成的，因此必須在充分判讀和辯析各種史料的基礎，輔以實地踏勘，對其間的地理要素予以標定和確認，從而為未來的長征研究置于更加可靠、更加嚴謹因而也就更加堅實的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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