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李先念有一個很著名的“憤怒責問”被煽情放大且廣為流傳——

　　……“奉命”，“奉命”，究竟奉誰的命令!?[]

　　——李先念這里所問的是“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西渡黃河究竟是奉誰的命”。

　　必須承認，李先念這句話，的確問得有道理有底氣，他也有資格這樣問!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遺憾地指出，在整個西路軍幸存到建國后的軍以上首長中，只有紅三十軍代軍長程世才、政治委員李先念有理由有底氣也有資格這樣發(fā)問!這是因為：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后組成“西路軍”的三個軍中，只有紅三十軍的渡河可以認為是符合中革軍委的意圖的，也是在渡河成功之前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同意的。

　　這個所謂“同意”，指的是1936年10月24日10時毛澤東、周恩來致彭德懷關(guān)于與張國燾商榷寧夏戰(zhàn)役計劃的指示，該指示要求彭與張國燾商榷以下問題:

　　⒈西蘭大道及北線堅壁清野問題。

　　⒉大道以北海、靖以南地區(qū)構(gòu)筑防御陣地問題。

　　⒊準備在該地區(qū)與北進之敵進行決戰(zhàn)，企圖消滅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擊問題。

　　⒋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以暫不渡河為宜，爾后北進到海、靖線防御，四、五兩軍主力是否足夠?[]

　　當時中央和軍委并不直接指揮紅四方面軍，而是要通過張國燾掌控的紅軍總部對紅四方面軍部隊實施指揮。所以，中央及軍委在此間沒有對紅四方面軍下過任何命令!而且，毛、周這個指示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是“準備在該地區(qū)與北進之敵進行決戰(zhàn)，企圖消滅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擊”!

　　至于“三十這迅速渡河控制西岸”，那是因為紅三十軍幾天前就已經(jīng)在渡，只不過還沒有渡成!所以，筆者強調(diào)“渡河成功之前”，指的就是在毛、周向彭總作出這個指示之前，紅三十軍的渡河行動已是既成事實!

　　而紅三十軍并不是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全部，更不等于“西路軍”!中央及軍委，從來就下達過任何一個要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的命令——更沒有下達過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渡河的任何命令!

　　10月25日，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以“一五八號電令”，批準了徐向前、陳昌浩“三軍過河”之建議[]。這個時候，他們肯定已得知了中革軍委首長日前兩電所表達的“先南后北”之決心和意圖，而作為“三軍西渡”始動議者的徐向前、陳昌浩是否也得悉了中央的這個決心和意圖，從徐、陳個人留下的文字中尚未看到。

　　然而，“朱張”也好，“徐陳”也好，仍然還是按自已的決心和意圖去行了事。

　　當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紅軍總部朱、張首長并四方面軍各軍首長，通報“九軍決今夜跟進渡河”[]，下午16時，朱德、張國燾在向中共中央報告“奪取寧夏的作戰(zhàn)部署”時，就已經(jīng)將他們?nèi)涨芭c彭德懷取得共識且“完全同意”的部署，變成了一個面目全非的“具體化之方案”：“一、四方面軍布置我們原則上同意徐、陳二十四日的電所提意見，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占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古浪一帶地區(qū)，重點在控制五佛寺渡河點在我手中和對由蘭州北進敵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機動部隊，于一條山、五佛寺之線，以便將來適時協(xié)助一方面軍在中衛(wèi)、靈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驛前線部隊，盡量遲滯吸引會寧方向之敵，該掩護部隊將來如必須渡河時，其一部可于掩護任務完成后，在靖遠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朱張”在此電中還宣布：“控制西蘭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務已大體完成”，同時還提出“從五佛寺出中衛(wèi)，或經(jīng)蒙古包去取定遠營，一則地較窄，一則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寧夏附近去取定遠營為好。”[]

　　這也就是說，紅四方面軍要過河的三個軍，張國燾也無意用于“向中衛(wèi)攻擊”。

　　——這可是“朱張”10月16日部署電中，已經(jīng)明確了的任務啊!

　　與此同時，彭德懷也將紅軍總部的這個部署電告了中共中央[]，而就在這一天，彭德懷根據(jù)毛澤東、周恩來日前指示作出的部署設想本來是這樣的：

　　毛：

　　㈠政治形勢不利敵人持久企圖迫我就范，蔣拼命一干仍有可能。但應估計其內(nèi)部動搖。

　　㈡對策：盡量遲滯敵人于會寧、甘溝驛、青家[江]驛地區(qū)，然后誘敵深入郭城驛南北，我集中四方面軍全部、一方面軍之四師消滅胡敵一路，平服南平[敵]再行過渡。如此著不靈應以有力部隊進占涇川鎮(zhèn)，爾后爭取時間，主力于靖待冰期。

　　㈢張對此計劃還是猶豫不擴大[決]，著急電徐來協(xié)商，一切估計有為可能。我亦在各高級干部中開始此項鼓動。此計劃是否同意，盼即刻電復，以便放手進行。

　　彭德懷

　　(中央檔案館126卷12號)[]

　　彭德懷的這個電報，查閱并向李先念、陳云提供52份電報的人不可能查不到，但他們無視了!不僅無視了，而且還有意藏匿了——在他們編撰出版的所有文獻匯輯中，均沒有收入這份電報，這是為什么?

　　然而中共中央在收到這兩個電報之前，顯然對“九軍決今夜跟進渡河”的既成事實以及“朱張”當日部署還蒙在鼓里，所以毛澤東、周恩來在當天致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徐向前、陳昌浩的電報中，仍然在強調(diào)：“根據(jù)敵向打拉池追擊及三十軍已渡黃河的情況，我們以為今后作戰(zhàn)，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于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我處南北兩敵之間，北面作戰(zhàn)帶陣地戰(zhàn)性質(zhì)，需要準備兩個月時間。不停止南敵，將使爾后處于不利地位”，仍然在部署“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仍然在期望：“待敵前進時消滅其三四個團，即足以停止南敵矣”，“在南敵確實受嚴重打擊后，第九軍從中寧渡河”……[]。

　　直到次日凌晨時分，得知了徐陳決心和“朱張”部署的毛澤東、周恩來才不得不無可奈何地“追認”了這個“既成事實”!但同時，他們也再次強調(diào)了“先南后北”的方針，以及紅四方面軍已渡河部隊向中衛(wèi)前進“準備襲取定遠營”的戰(zhàn)役意圖：

　　甲、三十軍、九軍過河后，可以三十軍占領(lǐng)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并準備襲取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

　　乙、等二三日后如真實胡敵無北進之意，再以一個軍渡河不遲。目前，瞬[封]南村敵應取擊破手段，僅取抗擊手段不夠。[]

　　這里可能需要說明的是：中央之所以一直強調(diào)紅九軍暫不渡河，是因為除了紅三十軍外，紅九軍是紅四方面軍的兵員最多戰(zhàn)力最強的另一支主力部隊，這樣的主力部隊理所當然地應用于“打擊南敵”這一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上。

　　10月26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告以“即遵二十五號收到總部一五八字批準二十四號提議之電示，決以三十、三十一、九三個軍迅速渡河”，“今十七時我們即出動過河指揮[]”——連方面軍總指揮部也要過河。而這個決定顯然是在已獲悉了毛澤東、周恩來日前電報內(nèi)容后作出的，而且并未對為何置中央意圖于不顧作出任何解釋。

　　這里有一個問題，是所有企圖把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說成是奉“中央及軍委命令”的當事人和史學工作者必須面對和作出解釋的：如果徐陳首長24日當天及次日并不知道中央及軍委“先南后北”、“準備在海、靖以南與北進之敵決戰(zhàn)”的意圖，那么紅四方面軍主力“奉軍委命令渡河”之說從何談起？如果徐陳首長當天及次日已經(jīng)得悉中央及軍委“先南后北”、“準備在海、靖以南與北進之敵決戰(zhàn)”的意圖，那么就會產(chǎn)生另外一個問題：為什么不執(zhí)行毛、周這個電報最核心的這個內(nèi)容，而一門心思只想渡河，而且不僅是“三十軍渡河”？

　　要想把毛澤東、周恩來1936年10月24日10時對彭德懷的指示電說成是中央及軍委下達的令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的命令，那就必須面對這樣一柄雙刃劍!而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解不開的扣，或者深陷其中無法自拔的邏輯悖論!

　　而當年發(fā)生的事實是：徐陳于1936年10月25日提出的有悖于中央意圖的建議張國燾立即照準不誤，同時也在當日17時致徐、陳首長電中再次對“去中衛(wèi)”提出疑義：“首先查由一條山經(jīng)中衛(wèi)去奪寧夏地區(qū)，或由中衛(wèi)去取定遠營，一般地形條件如何，一條山、五佛寺一帶糧食情況如何，是否允許用四個軍去打中衛(wèi)、北關(guān)須考慮”，“你們應以一部在靖遠下游陡城堡、東海[灣]一帶，收集渡河(船只)，控制這些渡口，虎豹口船只將來亦可同夜趕到陡城堡，四方面軍（后衛(wèi)）將來從該處渡河”[]。

　　遠在保安的毛澤東瞅明白了：張國燾無意于寧夏，他仍然孜孜于“西進”。試想：如果“四個軍去打中衛(wèi)”不成，那么還調(diào)這么多部隊過河去干什么哩——而且連“四方面軍(后衛(wèi))”都要過河?過河后又用于哪個方向哩?當然就只能是一個邏輯指向——西進!

　　當晚21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提醒道：“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

　　27日5時，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之下，朱德、張國燾作出了如下部署：

　　徐、陳并報毛、周：

　　甲、毛、周電令目前作戰(zhàn)重點，系注重擊破南敵，停止追擊。我各部應即遵照這一指示執(zhí)行。

　　乙、為擊破南敵，德懷已令第一師在郭城驛東北待命，必要時第一、第二、七十三，三個師都可參加戰(zhàn)斗。

　　丙、四方面軍除三十、九兩軍及指揮部已過河外，其余各部應停止過河。

　　丁、四方面軍部署：

　　⑴三十、九兩軍，即由你們中去一人指揮，迅速占領(lǐng)大蘆塘、眼井堡、大營盤、三塘驛、五佛寺地區(qū)，以一個軍向中衛(wèi)延伸，一個軍準備奪取戰(zhàn)略要地定遠營。

　　⑵四、三十一兩軍即以一部逐漸遲滯敵人，準備于郭城驛附近與敵決戰(zhàn)，消滅敵之突進部隊，而停止其前進。

　　……

　　朱、張

　　十月二十七日五時[]

　　同日，彭德懷向中央報告：

　　甲、大帥(指張國燾)以各種方法使我不能與徐陳見面并破壞打擊蔣敵停止追擊的計劃，更企圖將總部移乾鹽枱堡使育英不能與其他干部會談。

　　乙、西北局有劇烈斗爭，朱德、傅忠(鐘)、陳昌浩三同志擁護中央，張全無進步，代表了一條明顯的取消主義道路。

　　丙、本日決去徐陳面談。

　　丁、前廿五日間以朱張彭三人發(fā)電給徐陳賀任，發(fā)后才給我看，一種陰謀強奸式的，以后聯(lián)名電報作為無效。

　　彭[]

　　彭德懷當然不可能“與徐陳面談”了——當天，徐、陳已從大蘆子趕往河堡口。

　　——彭德懷的這個電報，仍然被人無視或藏匿了！

　　那天向中央告狀的還有時任紅一軍團政治委員的聶榮臻——

　　張以各種方法破壞打擊追敵計劃，此點不僅是證明他怕胡宗南，更包含著繼續(xù)向甘涼肅以至新疆逃跑之實質(zhì)及一貫路線。[]

　　同一天，在從大蘆子趕往渡口前，徐向前、陳昌浩又進而要求“四方面軍全軍西渡”：

　　朱、張、彭、毛、周：

　　甲、敵如先知我已渡河，估計其企圖一面增兵蘭州，施行攔頭政策，一面從西南方向我壓迫，飛機朝夕擾亂。現(xiàn)船只十六只，船釘用完，不易隱蔽，西岸掩護部隊至少須三個團，如渡河時間延長，渡河點恐有被敵切斷，船只有彼敵破壞之可能。

　　乙、為著迅速實現(xiàn)寧夏戰(zhàn)役計劃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軍渡河起見，提議四方面軍全部渡河，以一個軍對待蘭州之敵，四個軍迅出中衛(wèi)、寧夏，并放船到大廟及中衛(wèi)，迎接一、二方面軍。

　　丙、如果一、二方面軍可單獨完成寧夏戰(zhàn)役計劃，無須我們在技術(shù)力量上配合時，提議四方面軍亦須全部渡河，準備（在）蘭州、平番間與敵部分決戰(zhàn)，亦乘機占蘭州之線死守均較妥當。

　　丁、四方面軍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護顧此失彼，不但開路、掩護、決戰(zhàn)都難完成，甚至根本影響戰(zhàn)役計劃，望重決速示，萬勿坐失良機。我們已至大蘆子，三十軍除一個團今晚渡河外，余部已全渡河、二十七師一部及軍直明晨前可渡河。

　　徐、陳[]

　　這個電報的口氣如何，語氣如何，筆者不予置評。不過在中央已經(jīng)三令五申而且紅軍總部朱、張首長已經(jīng)有了“遵從中央指示”的部署后，還在“三軍過河”的建議上更進了一步，不光是要“四方面軍全軍過河”，而且還是不管什么情況我們橫豎都要“全部渡河”這般咄咄逼人的強硬態(tài)度，還要中央“重決速示”，請問，這還像不像是下級在向上級提出建議和請示工作?

　　顯然，這封電報至少已經(jīng)部分給出了 “三軍競渡為哪般?”的歷史答案。

　　自然，也回應了李先念那個被某些人煽情放大且廣為流傳的“憤怒責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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